申廷贤老校长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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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廷贤老校长二三事

文/张书平

一个优秀教师宛如一束光，会照亮学生的一生。而一个优秀校长会促使更多的教师走向优秀，并以更多的光束，去照亮更多的学生的一生。这就愈加突现校长的社会责任。

就像官员对属地老百姓的生存生活是有责任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是有责任的。尽管大家的责任都是有限的。然而，正是各自有限的责任，经过长期作用，才形成了整个社会的生态。

近年来，教育成了众矢之的，学生厌学以及校园霸凌酿成的恶性案件频发。让人细思极恐。

现实使得我不止一次想起申廷贤老校长。

申校长是我50年前上刘家垣高中时的校长。但是我们这些学生却习惯称他申老师，叫申老师比叫申校长更有一种亲切感吧。

50年后的今天，当年的刘家垣高中早已在时代进程中消失，当年的许多老师甚至有的同学也已经作古。十多年前，我专程看望过申老师。前几年又邀请申老师史老师等几位同城的老师、同学小聚过一次。

现在申老师的情况又如何呢？

凑巧，前一段我在老家生态公园里偶然遇见了他。面对年近九旬，依然步履矫健、神采奕奕、依然健谈的申老师。我欣喜而又感叹地说，您老人家真是仁者寿啊！

一般男士的职业生涯大约是40年左右，而申老师在洪洞县的刘家垣中学、赵城中学等几所中学担任校长将近30年。在各种世俗风气不断冲击教育的情况下，一个坚守育人至上、耿直不阿的人，能担任近30年校长，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1970年代初期，也是文革后期，各级各类学校由多年的停课闹革命逐步恢复了教学。部分高中、中专、大学恢复招生后，实行推荐选拔制。一些初中生甚至小学生也有被推荐到大学的。

1971年春季，洪洞县高中招生停止5年后的新一届高中生通过推荐选拔正式入学。

1972年春季，洪洞县实行了高中招生恢复后的第一次招生考试。我们这一批学生有幸成为通过考试被录取的高中生。那时没有所谓的重点学校，没有填报志愿的环节，录取不是按分数，大约是划片与随机相结合的录取办法。

1972年4月20日，我们按开学通知进入刘家垣中学，开始了渴望已久的高中学习生活。不知什么原因，申校长比我们学生是迟几天到任的。后来才得知申老师是县“一打三反”工作队队长，本来县上另有任用，因申老师家有年迈父母，他主动要求到离家较近的刘家垣中学任职。

申老师的这一选择，使得他本来前途无量的仕途发生了改变，却阴差阳错地让我们这些学生成为收益者。

当时的教学内容按上级指示是：“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

申校长到任后立即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正常的文化科教学。

没有文化科教材，就发动学生向文革前的老学生借。我的《三角函数》就是在韩侯村亲戚家借的。

我印象深刻的是贾松林老师、刘振德老师的语文基础知识，那样新颖，那样诱人；张修温老师的数学，敏捷的思维，整板的演算，滔滔的解说；段志毅老师的物理，用各种自制的教具，演示电学、力学的神奇；史书绩老师的化学，一个可以手提的木制浅盒子装着药品仪器，演示化学实验，讲解化学反应的奥秘；杨怀中老师的生物，当时叫农技课，培育菌类肥料，揭示植物生长的原理；陈国民老师、孔繁雄老师的俄语，“哈拉硕乌齐嚓”。（我们听过课的还有语文毛栖俊、任养心老师；数学史洪民，刘本初老师；政治张志英、焦国元老师等。）

当时的教材不够规范，教学资料奇缺，老师们就亲自刻腊板，油印资料，发给同学们学习。那是多么难得的学习机会啊，我们上课、自习、作业、复习、考试、榜示成绩，一环扣一环。

学校搞教学不是天经地义吗？但是，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氛围下，大张旗鼓抓教学，尤其是榜示考试成绩，是要冒风险、担责任的。我们与其他学校的同学交流得知，他们的数理化生根本没有开，实验课的影子也没有见过。

果然，我们上高中的第二年，上面又批判“智育回潮”。批判归批判，有申老师的执着，我们的文化课程仍然按计划进行。

那个时候国家还没有恢复高考，学校没有升学的压力，是什么力量驱使申老师那么有远见、那么执着的抓文化科教学呢？多年后回想，我们刘家垣中学的学生一直没有人抱怨那崎岖的山路、纵横的沟壑，却充满了庆幸与感恩。原因就是我们遇到了一个注重育人，勇于抓文化科教学的申廷贤校长，以及一批敬业爱生的好老师。

我们在刘家垣中学的学习，一定是学生们人生最有价值的奠基与记忆。

申老师抓的第二件事情是师生的生活。

刘家垣一带是个非常缺水的地方，刚去的时候，师生们饮水是在大约100多米深的井里人工用辘轳绞水，吱钮吱钮好半天绞上来一桶水，仅仅30来斤，相对于几百人的学校，真是杯水车薪。师生们的正常喝水都成问题。大家每周在学校没有洗过衣服，都是周日带回家里洗。

申老师到任后，维修深井，配备柴油机，当时没有水泵，是用柴油机带动卷扬机吊水，麻绳换成了钢丝绳，小桶换成了大桶，提水效率大为提高。

当时学生除了交伙食费也没有其他学费、杂费。据说国家的教育经费几乎是零，因此学校开支捉襟见肘。

申老师组织师生搞了一系列勤工俭学活动，我们男女同学在深山里担过焦炭，用于师生食堂与冬天取暖。我们还在山上砍过把子，买给供销社换取一些经费。

在大山的羊肠小道上成天挑焦炭的滋味，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讲，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崎岖陡峭的山路，光滑的鹅卵石，带刺的灌木，浑身的臭汗，红肿的肩膀，打了血泡的双脚，还有精疲力尽、饥渴难耐的煎熬。

砍把子的时候，在“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深山老林里攀爬寻找合适的目标，再用使惯了笔头的手挥舞笨重的斧头，砍下一根根较为粗直的灌木。山里的同学教大家用黄芦柴拧成树条子，把十几根把子捆一起。女同学手劲小，男同学帮助她们捆。然后吭哧吭哧扛下山。

虽然很苦，但是师生们热情饱满，干劲十足。

每次出发前，申老师都召开动员大会。申老师讲话干净利落、慷慨激昂、感召力非常强，有居高临下的领导风范。与他平时和师生一起打篮球打乒乓球、一起劳动、一起拉家常的亲民形象，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后来，我听一些代表国家形象的人讲话，嘟嘟哝哝、结结巴巴，能把听众、能把记者急出汗来。我就想起了申老师。

申老师主持下的刘家垣中学，难得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学校定期召开师生大会。申老师就是师生大会的主角。他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娓娓道来，把那种“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思想情怀，如涓涓细流，渗透到师生心田。

刘家垣中学的体育课上，安全有老师带霍州味的普通话以及他矫捷的示范动作让人佩服。安老师的毛笔字楷书很有功力，他给我们书写的奖状犹显品位。学校一年一度的运动会规范热烈，参与率极高。

课余的篮球场是最热闹的地方。史洪民老师带领学校篮球队曾获得过全县中学生篮球赛的冠军。

刘家垣中学的文艺队有20几个同学，乐队的六七个人全是学生。记得我是板胡，陈果元张建中是二胡笛子，刘兰是二胡。许爱英独唱的陕北道情曾引起轰动，还有王灵仙樊梅达陈苏梅石香风陈克贤等同学是演员……文艺队曲艺歌舞丰富多彩。我们把节目送到田间地头，还在刘家垣公社的舞台上演出。记得当时戏场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当时，上届的孙彤云、陈果元同学、同届的张建中、贾金平、李德善、刘国保等同学，在校团委会、班委会、墙报组、文艺队各项活动中经常发生交集。大家忙碌而又非常充实。

在申老师管理下，学校把学生的德育融化在教育教学各项活动中。校级班级的墙报黑板报定期更换。全校虽然没有硬化的道路和场地，但是一直保持窗明几净。那时我们没有睡过木床，直接打地铺或土炕上铺麦草，麦草上面铺被褥。我与史甲元同学冬天钻过一个被窝，好暖和。我们的主要伙食是粗粮、高粱面、土豆、萝卜、白菜，还是定量，基本上没有吃过白馍，大约是上山砍把子的时候吃过一次肉，经常性的感觉就是饥饿。然而，师生们没觉得苦，课间的校园经常欢声笑语。

记得1972年4月开学后不久，天气突然降温，山垣上风大，我冻的直发抖。贾金平同学毅然把他的毛衣让我穿上。这件事让我温暖了一辈子。

申老师从不搞特殊，他与全校师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诸多因素带来的是校风清正，师风、学风优良，师生关系密切，决没有校园霸凌的存在。那时的学校真是学生们热爱和向往的地方。同学们来自平川山区四面八方，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借助的交通工具，上学完全靠徒步，好多同学包括有的老师，要走三四个小时甚至更长才能到校。然而我们班48个同学从开学到毕业，除两个同学转去他校，其余无一辍学。

我有幸从事了四十年教育，也当过十几年中学校长。但是我觉得，申老师做校长比我好。因为校长不同于任课老师和班主任，校长客观上不与学生直接打交道，可是，申老师却能叫出当时大部分学生的名字。

当然，我也努力地传承申老师最良好的品质。我当校长的时候，高考竞争已经非常激烈。学校规模达到四千余人。有一次市教育局局长去我校视察，忽然问我高三模考前五名学生的名字，我当时就凭印象瞎凑，反正局长也不认识。恰恰相反，我知道最后面的最有问题的那几个学生。有个大家公认的所谓双差生、刺儿头，曾经泪流满面地与我倾诉。作为校长，既要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你不可能关心到每一个，但必须努力面向每一个。

无论怎样，我的成长，与刘家垣中学短短二年的历练是分不开的。并且，由申校长，我深刻地体会到，校风、学风就是校长的作风。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后来好多年间，在临汾市洪洞县文化教育各类平台上，总能见到当年刘家垣中学学生们活跃的身影。

回首往事，回想申老师领导的刘家垣中学的火红岁月，让人感慨不已！

反观现在的教育，中小学生最不想去的地方竟然成了学校。一些有识之士强烈呼吁教育回归本真，别让资本裹挟教育。题是做不完的，知识是学不完的。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个性化的健全的人格，培养良好的思维方法和实践能力。

衷心地感谢申老师！他老人家的故事给了我们更多的启示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