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记忆——我在东风小学的那些年

追梦东风

东风

妈妈

食堂

学校

幼儿园

我们

学生

孩子

阿姨

同学

作者介绍：
王颖，女，辽宁大连人，1959年10月1日出生，1960年到东风，1976年离开东风。 我的童年是在东风度过的。
1960年，我的母亲从志愿军育才小学调到东风工作，担任教导主任。我随母亲走进了浩瀚沙海茫茫戈壁，成为第一批进入东风的孩子。

东风小学北侧的宿舍楼 (2015年摄)

由于我妈妈一个人带我入场（当时我父亲在北京），学校人员少，她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照顾刚刚一岁的我，领导特批一岁零八个月大的我幼儿园全托（一般是三岁）。周一送去，周六晚上接回来，于是一岁多的我就开始了集体生活。
后来听妈妈告诉我，因为有时我晚上哭闹，幼儿园的阿姨轮流抱着哄我睡觉，现在想想依然心存感激。
学校的办公楼和教学楼盖好后，开始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还有住校的。我和妈妈也搬进了主楼（已拆除重建）二楼正对楼梯口右侧一个小房间，这就成了我们的家。
这个家里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一个脸盆架和我妈妈带来的皮箱，吃饭在学校食堂。有时周日妈妈有工作，就把我交给大点的学生，我便跟着哥哥姐姐们玩耍，乐在其中。
记得那年周恩来总理到东风视察，学校的师生要去马路两旁列队欢迎，应该是一个星期一，我妈没送我去幼儿园，而是带着我与学校的队伍一同来到欢迎现场，把我交给高年级学生，站在了第一排。
总理的车队就从我眼前经过，看到周总理向欢迎的人群挥手，当时就是觉得很热闹，但是长大后每每回想起我曾经见过周总理，而且距离还那么近，还是挺骄傲，挺幸福的。

妈妈与我，在幼儿园门口

1966年我上学了。在我入学那周的前一个星期六，我才办理了幼儿园的退园手续，可以说是一脚迈出幼儿园另一只脚迈进小学校，成为妈妈（时任副校长）麾下的一员。
那时，我爸爸也已调来东风，我终于结束了集体生活，可以天天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了。
早上妈妈牵着我的小手踏着朝阳去学校，我一蹦一跳地追着一长一短的影子，高高兴兴去上学。我背的第一个小书包是妈妈用花格布缝的，很好看，背上心里美滋滋的。但是当时并没有完全明白妈妈为什么不是给我买一个书包而是亲手缝制，直到我自己当了妈妈回想往事才感悟到小小书包倾注着满满的希望。
成了小学生，学习从背着手唱儿歌变成了捧着书本“a、o、e”，从数数变成了数的加和减。那时候上学作业很少，也没有课外班，一下课上百个一年级“小豆包”冲出教室，跳皮筋打沙包，满操场的嬉闹声，无比快乐。
学校有学生食堂，大多数同学在校吃饭。在学校西侧的学生食堂空间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里面是一排排方桌，没有凳子，桌子是按班级小组固定的，每桌八人。
我们吃饭前要先在操场上按年级班级站队，然后排队进入食堂奔向自己的饭桌。每张桌子上放着一个脸盆大小的菜盆，食堂的叔叔阿姨事先把菜盛好，米饭或是馒头是用一个大木箱子推出来，自己去盛。想象一下三四百个孩子一起吃饭，得多热闹，现在的孩子是享受不到了。
放学后同学家互相串，晚饭后同楼的小伙伴一起玩捉迷藏。楼里灯全关闭，楼上楼下各家的厨房，锅台上水池底下，厕所里都是我们的藏身之地。找的人先面对墙大声数十个数后就开始找，看谁最后被找到。
现在想想是多么的幼稚，可又是那么的欢乐。

在家里的我

有一天下午放学前老师告诉我们，第二天要“演习”，要坐火车去比较远的地方。每个同学要带一条毯子、一个白单子和水壶。晚上妈妈给我把小毯子打成一个小背包，第二天背着去学校。记得好像是低年级学生乘大卡车，高年级学生徒步去火车站。
车站站台上除了学校的学生，还有幼儿园的小朋友。在一些工作人员的协调指挥和老师的带领下，我们上了闷罐车，车上铺着稻草，男女生各一边。
我们好兴奋呀，从来没坐过闷罐车，还是和这么多的小同学一起，我们可以尽情地玩耍。新鲜好奇，盼着火车快点开，我们就可以开始“疯”了。
可是，不一会儿，老师叫我们背起背包下车，我们一个个瞪大眼睛问：“去哪儿？”还以为要换个车厢。老师说：“回学校，演习结束了，”“啊？唉！”我们从高度兴奋跌落到了失望，像霜打的叶子蔫了。
有个手快的男同学都把背包打开了，老师赶紧给他收拾起来绑好，我们回到学校已经有家长等着了。
多少年后才知道，那是进行首次“两弹结合”试验，怕有不测让我们这些祖国的花朵做好快速撤离准备。
那时候的孩子没有现在这么好的物质条件，没有动画片看，没有电子玩具玩，但是我们有更多时间亲近大自然。暑假一帮大班的孩子去东风湖游泳，寒假带着自制小冰车去东风湖滑冰。
现在想想我妈妈真是给了我充分的自由空间，我说要和同学们去游泳，立马给我买了游泳衣，嘱咐几句注意安全别去深水区就不管了，我们是一群八九岁的孩子呀。现在的我肯定做不到，一定会跟着去看着。
一次去游泳，看见一个小孩趴在一根大枕木上，漂在水面上很好玩。那小孩走了我也去试试，刚爬上去不会找平衡，“咕咚”一下就翻到水里了，当时脑子一闪“完了，我要淹死了！”好在不是深水区，脚一触地马上站了起来。

1969年，家门口

有时下午放学，我就去大食堂找妈妈，等她下班一起回家。妈妈和她的同事陈阿姨喂完猪一般会在休息室里织毛衣，陈阿姨是南京人，手很巧，织出的毛衣很好看，我妈妈跟着学。
我现在还记得，给我织一件绿色的毛衣，中间还加了三道乳白色的“V”型线条，领口中间钉了一小排珠光白小扣子，穿上感觉很漂亮。
大食堂里空荡荡，放着一辆拉饲料的三轮车。她们边聊天边织毛衣，我就练习骑三轮车。我个子小，坐在车座上够不着脚蹬子，我就站在脚蹬子上骑。开始的时候三轮车也不听话，左右乱拐，好在场地大，还没有障碍物。慢慢地我掌握了要领，可以在大食堂里贴边绕圈骑，走我想走的路线。
下午的阳光从玻璃窗照射进来，偌大的食堂里两大一小三位女性，喃喃细语合着车轮碾压地面的“唰，唰”声……
后来由于形势需要，东风的孩子都要尽量送回内地投亲靠友。大部分的孩子都被送回到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叔叔姑姑、舅舅姨妈家了。
当时我奶奶姥姥没有能力收养我们，其他的亲戚条件有限，我妈妈也舍不得让我和弟弟离开她。于是，妈妈选择了带着我和弟弟去五七干校，我们乘着专列离开东风，离开了东风小学，奔向陕西省眉县，将要开始不知道什么样的生活。
坐在车窗边，我看着窗外向后闪去的一根根电线杆、一撮撮骆驼刺和一望无际的大沙漠，心中突然感慨万分，不舍的情绪油然而生……

2015年我回到东风小学

后来再次回到东风，看到儿时记忆里的教室，感受到东风的生活气息，心中不免感慨，无论走了多远，经历了多少风雨，在东风的那些年永远不会忘怀。 作者：王 颖

转自：“大漠问天”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