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长地久有时尽，唯有思亲无绝期，（十）

浣女嬉沙

（19）五年好景

　　自从1961年夏天我父亲从北京回到南京，一眨眼5年就过去了。

　　1958年研究生学业夭折后，父亲先被分配到合同战术教研室当教员，后来又去北京写了一二九师战史。1961年夏天，父亲回到合同战术教研室，立刻就“扎进”了日常工作中。教员们都说，父亲的工作态度简直就是个“拼命三郎”。他在读研时以及编写一二九师战史时积累了大量知识和经验，所以就比别人知道得多一些、想得也深一些。

　　作为一个年轻教员，父亲不仅担任常规战术课程，还负责讲授了“毛ZD十大军事原则”课程，参与编写了《合同战斗概则》，并主持编写了《教学参考战例》5本。在6位编者中，他自己就承担了三分之一的战例撰写任务。这套战例的出版是建国后军队院校的第一个战例集，内容非常丰富，军队院校和战斗部队都纷纷索要，一时间竟“洛阳纸贵”。

　　我父亲的敬业精神和卓越成绩在教员中有所耳闻；甚至有人说是发现了一个“杏坛三杰”，其中我父亲就是“一杰”。因为工作出色，4年后父亲又被调入训练研究部研究处担任研究员。了解父亲的人都说，让我父亲调到研究处任研究员，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与此同时，1961年我母亲大学毕业后也进入了江苏省锡剧团担任编剧。母亲经常跟着锡剧团老编剧们下乡体验生活，一下去就是半年几个月。母亲不仅跟着老同志们学习打磨传统经典剧目，在深入农村时还提炼了一个歌词《五唱好队长》，被中国音乐家协会江苏分会选入《创作歌曲》第一集出版。

　　没过几年，母亲又在老编辑指导下挖掘了一个农业中学的题材，参与创作了一个现代戏剧本《常红花》。这个剧目是省委陈书记主抓的，已经排练成熟，获得很大好评，长春电影制片厂正在把这个剧目拍摄成电影舞台剧。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1961年到1966年初这5年，世道是比较祥和的、内心是平静清朗的。父亲参与撰写的战史已经完成了；母亲毕业后很快就“扎根、发芽、开花”了；而我虽然因为“免体”而没有体育课成绩，但其他方面的成绩都是“优秀”。

　　记得有两三个暑假，父母还带我们去了杭州、上海、苏锡常等地游玩，真是大开眼界。1962年暑假我们还到老家拜见了我爷爷，以及很多亲戚。我的大伯一大家子住在一个大院子里，爷爷独自住在一个小院子里。爷爷的小屋子黑黢黢的，每一面墙壁上都用木板密密麻麻地打成了高高低低的搁板，全都堆得满满的书籍，大多是爷爷自制的线装书，可见我爷爷真的很有学问。

　　我那酷爱舞文弄墨的爷爷还对我和弟弟进行了语文考试：端来一盆真的小红花，要求作一篇五绝或七绝。那年我刚九岁、弟弟七岁多，在爷爷和父母的“监督”下，我们不一会就交了卷（具体词句都记不清了）。我爷爷是“判官”，说我眼中的小红花会笑，属于李白的浪漫主义风格；弟弟眼中的小红花比较严肃，属于杜甫的现实主义风格。一听到爷爷的评论我就开心地笑了，弟弟却突然大哭起来，说“小红花才不会笑呢”！

　　那几年间，没有那么长时间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没有那么多持续的“YD”。老百姓都很安逸，期盼着国家兴旺、小家美满，大人安心、小孩安康。

（20）特殊年月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是共和国的一段特殊年月。

　　特殊年月初期，学院领导和群众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很快社会上就铺天盖地地“JL”起来了。随后全国局势更加JL，人人不甘落后，“大Z报”铺天盖地。

　　1967年1月中旬的一天，是我有生以来最感“ZJ”的日子：随着超高音的震耳欲聋的海防大喇叭音乐，从远处缓缓开来几辆解放牌大卡车，第一眼我就看见了我父亲头上戴着一顶用报纸糊的高帽子，红领章、红帽徽都不见了，胸前挂着一块大木牌……恍惚中我明白了：父亲被“打D”了。

　　紧接着，锡剧团的“ZFP”头头屡次光顾我家，翻来覆去地让我母亲写交代材料。考虑到全国形势的“波G云J”、两家单位的“起伏不定”，父亲就让老阿姨把我和弟弟送到她老家去，暂时规避风头。

　　再往后，我们就成了“窝家”两年多没有学上的“逍遥派”，父母也都“沐浴”了“凤凰涅槃”般的体验。但父亲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关心国家大事，必须跟上领袖的步伐。因为我父亲是我军最早的战史研究生之一，挖掘历史颇有经验，就要求父亲负责整理大事记等资料，而父亲也乐得可以埋头看书。在那个特殊年月里，我父亲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始终恪守自己的底线，对党和人民问心无愧。

　　1969年2月，中央军委下发了撤销军事学院的命令，在北京新建了一所精干的军队院校——军政大学。在当时军事学院近两千名教职员工中，很多人被疏散到全国各地，而父亲却被选进了新组建的军政大学。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