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坛回忆录

一片祥云

第一章 走上讲坛

由于我平时爱唱爱跳，比较活泼，一九五五年临近初中毕业时，老师对我说:“根据你的性格特点，兴趣爱好，你报考师范比较好”。当初我对老师这个职业认识并不深，常听民谣传说“家有半斗粮，不当孩子王。”但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和家庭的经济状况，高中、大学将来不知能否考上，即便考上，家庭也供不起。同班同学杜国香和我同样情况，便相约一起报了北镇师范，没想到我们还真考取了。通过三年的学校专业教育和专业学习，以及与师范附小学生的交往、实习，自己逐渐对老师这个职业产生了兴趣，觉得学生们是那样活泼可爱，校园是那样美好，有朗朗的读书声、欢快的歌声以及学生们天真活泼的身影。自己憧景着将来回到家乡，成为一名教师，十分开心。在从济南干校回来的路上同学们憧景着未来，猜想着自己所去的学校，大概你去……，你去……。

1958年8月我回到家乡，到广饶县教育局报上到，我被分配到大王公社后屯完小，让我去那里任教。当时全县教师正在县里集训学习，开展向党交心活动，我向党表示一辈子干教育、当教师的决心。集训的后期学习普通话，我还是一名热情的辅导员。那些长期在乡村任教的老教师学起普通话来还真不容易。普通话中“人、然、肉、热”的发音还真难住了他们，由于广饶方言中把“R”发成“L”的音，舌头太直，我一个一个的教他们口形和发音，几天时间我和老教师们就熟悉了，他们那认真劲，真使我受感动，为练准一个音成几十遍甚至上百遍的练。培训结束后我便去了大王公社后屯完小学校，那里“戴帽”成立了两个初中班，我任初中一班班主任，上语文课，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现在我回忆起那个地方，我很想念它。

刚走上教师岗位的我。

一、大王学校是我教学生涯起步的地方。

后屯完小原有一至六年级6个班、另招两个初中班的完小戴帽学校，我任初一班的语文课兼班主任；虽然这样分了班，但没有到班里去，因为这是大跃进的年代，公社指示：让初中班与小学高年级的师生编成一个连，去离校五里之外的陈官洼安营扎寨，参加公社组织的深翻土地大会战，四个班的女生编为女生排，我是女生排指导员。在深翻土地的日子里，我们睡在用高粱杆搭成的窝棚里。吃的主食是地瓜，还有白萝卜辣椒做的大锅菜。公社要求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干活，晚上夜战到十二点，土地深翻一尺半。谁要是不执行就给你插上白旗游街。开始第一天学生们干的热火朝天，干了一天，第二天就败了劲，第三天怎么叫也不起来了，学生们太疲劳了。我们几个老师偷偷商量了一下，晚上天黑下来就叫学生们到窝棚里睡觉，几个老师把灯笼支在地里，边干活边说话，应付检查。因为我们翻地的地方离大兵团远，不容易被发现。有一天下起了雨，刮起了东北风，秋季下雨刮风气温下降，天有点冷了，我和四十多个女孩子在窝棚里避雨，不大一会孩子们喊：“老师，俺这边漏雨了”，“快来这边”，几个孩子挤过来，“老师俺这边也漏雨了”，一会，全窝棚都漏雨了。孩子们说：“老师，俺冷”。“来穿上我的衣服”。我从身上脱下一件衣服给一个学生穿上，我穿着三件衣服脱下了两件给学生，但仍有四十个学生解决不了问题，“来，我们抱成一团挤紧点就不冷了。我给你们讲故事听”。讲第一个故事学生们很高兴，但雨淋，天冷，讲再好听的故事也无济于事了，有的学生哭起来。好歹半天时间总算过去了，天渐渐晴了起来，孩子们从窝棚里出来，又活跃起来。几天后有个学生跟我说:“老师，俺家离这很近，就是前边那个村子，俺回家拿点干粮吃吧。”我想：是啊！十几岁的孩子正长身体，天天吃地瓜，也喝不上汤，回家拿点干粮也未尝不可。我准了假，让他快去快回。学生一边答应一边高兴的走了。见一个走了，那些学生都想走，好歹远一点的没让走，只走了两个近的。但是，那两个走了的学生，却一去不复返。两天过去了不见回来。这时一个学生又来说：“老师，我去叫他，我知道他的家”。经验缺乏年轻的我，又信以为真，说：“好，你去看看，叫他们快回来，如果病了或者是有别的事情，你快回来说一声。”“哎！”这个学生又答应着跑了。又是一去几天不见回来，这样人数越来越少，工作也越来越难做。二十天总算熬过去了，任务完成了，队伍带回学校。师生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强壮的男同学，由男青年教师带领，大炼钢铁。成天砸铁锅，垒炉灶，白黑干。我们几个女教师领着女同学及身体弱小的同学，白天上坡搞复收，拾地瓜什么的。晚上老师们再去炉灶上帮着炼钢铁。每天睡眠四、五个小时，还得轮班睡。吃的饭、菜、汤全是胡萝卜做成的，晚上拉风箱又饿，又困，拉着拉着就睡着了，扑通倒在地上，摔醒了爬起来再干。有时自己心想：吃的差点不要紧，什么时候能睡上一宿安稳觉就好了。初冬时节，传来了毛主席的一封给党内的信，批判了刮五风，大炼钢铁活动总算结束了。学校开始正式上课，我走上讲台看着我的学生，大的比我还大一两岁，个子比我高不少，小的十三四岁。虽然上了三年师范学了不少东西，但开始正式上课，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课备了好几页纸，但我登上讲台心情仍然紧张得很，感觉题目也看不清了。我的学生还是很谅解我，没有给我出难题，尽管我讲的结结巴巴不连贯，但学生们听的还很认真。下了课，几个大点的学生围过来和我说话：老师你太紧张了，你放松点讲一定比这好的多。我慢慢地冲开了胆子，再讲也就自然多了，当时上级也是要求教改，要用启发式教学。我年轻没有经验，但也没有旧框框的束缚， 我一方面向其他老师学经验，一方面摸索着教改方法。经过一段时间和学生们的相处关系融洽了，上课也不拘束了，课上和学生们讨论问题，有的课还试着分角色讲，有的编成小剧目形式，由师生扮演着讲。学生学着很有兴趣，很有劲头。不久，教育局长李德旺带着教研员来听我的课。开始我也有点紧张，但是到了课堂上，一见到我的学生，我也就忘了后边坐着局长听课了，学生们用他们那诚实信任的眼睛看着我，鼓励着我。我记得讲的那一课是《一个苹果》，讲的是上甘岭战役中的一个真实故事。我被战士们的事迹感动了，几乎含着泪花讲完了课，学生也是含着泪花听，课讲的比较成功。受到李局长的好评和鼓励，后来那个去听课的教研员，写了我的报道登在《广饶大众报》上。题目是《教育改革的新兵》。 学校搞勤工俭学，办起了理发等几个小组，买来了推子、剪子，梳子，但没有披布，我把自己的白床单扯下来做了披布给学生披上理发，同时我也学会了理发。进入初冬天气更凉了，学生们都穿上了棉衣，唯独刘知道同学还穿着单裤，他也常常迟到，我把他父亲叫来办公室一问，才知道他母亲去世好几年了，父亲顾不过来。我就把我的绒裤改了一下给他穿上了。虽然我少了一条绒裤，可我的学生再也不冻得发抖，我的心里很是欣慰。 冬天到了，我住在小东屋里，这间小屋原来是开小店用的，墙是用高粱秸打的簸竖起来，再抹上一层泥，窗户是甄木棱子用纸糊着，天一冷就冻透了，夜里盖上二层被子还是很冷，冻的睡不着。多亏代课教师李承云带上棉被、暖被窝的温罐和我挤在一张床上睡，晚上用温罐暖被窝二人挤起来暖和多了。手冻坏了，脚也冻坏了，生了冻疮，手上包上了纱布，脚一瘸一拐，我照样给学生上课，课余时间还给学生排练节目到各村去演出，我的脚不能走路，学生们用自行车推着我，学生们的演出很受群众的欢迎。 春天来了，学校开始建设新校舍，每天课余时间领着学生们劳动，运砖、运土、整平地面，秋天学校盖起了一排教室，一排宿舍，我们两个初中班搬过去了，当时是广饶县第九中学，现在的广饶二中。当时宿舍还没安上窗户，学生帮我挂上布帘挡风，几个女生和我睡在一个床上，分不出老师还是学生。当时的学生大部分在附近的村里找的宿舍，早晨起来，一批批学生到我的房间里洗脸、梳头，师生间亲密极了。一天，我领着学生去延集村给生产队拔地瓜地里的草，收工以后在村中休息，我坐在学生中间，我的个子不高，学生长的也不矮，村干部围着学生找了几圈也没找到老师。到了一九五九年，学校让我做团的工作，当少先队员辅导员，我虚心向有经验的老师学习，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积极的引导学生开展活动，带领学生到三贤村等村庄访贫问苦，三贤村是被日本鬼子烧光的一个村，幸存的老人给学生们讲敌人进入村后烧、杀、抢、强奸妇女等罪行，师生们很受教育。因教育教学成绩突出，这年被评为省先进教育工作者，出席了县、地区、省文教卫生群英会，团省委授予了我“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的称号。省妇联授予我“三八红旗手”的称号。正在我干的得心应手的时候，突然校长叫我谈话，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见校长，校长说：“局里来调令调你去牛庄三中工作，可能是做教导工作。”我的心激烈的跳起来，久久没有说话。校长风趣的说：“去当主任了高兴吧！”说真的，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舍不得这个学校，不愿离开像亲兄妹一样的学生，我才干了两年，教学刚刚摸着点门路，教导怎么干？我说：“校长，你去局里给我说说，我不愿意去当主任，我还在这里干吧！”校长说：“说真的，我也不愿你走，但组织决定你走，我得服从。”我红着脸从校长办公室里出来，像丢了什么一样，细心的学生看出来了，问：“老师，你怎么了？不舒服？”“不，我没什么。”“你挨批评了？咱们班出什么事了？你怎么那么不高兴。”我说不出话来，还是校长去做工作。他说：“同学们，接到调令，邵老师要调走了，去牛庄中学工作，她个人也不愿离开这里，我也舍不得叫她走，但是上级的调令咱们得服从。”学生们的脸由红变白，个个低下了头，几个年令小的哭了起来，我心里也很难受。校长走后我压了压情绪，对同学们说：“同学们，我走了之后，有更好的老师来教你，希望你们和新来的老师配合，好好学习，努力向上。”第二天一早我没敢再去向学生告别，直接去教育局报到了。

光阴荏苒，时间过去五、六十年了，我教的最小的学生现在也七十多岁了。2016年春节前夕，我女儿打来电话说，有一位姓刘的朋友给我送快递，让我开门迎接。不一会来了个六十来岁的男士，问我：“大姨，你还想着有个叫刘淑贞的吗？”我说：“想着，她是大王人，是我教的第一批学生。”他说：“我是她的弟弟，叫刘福民，我姐从淄博发来一个快递，叫我转给你。”我接过快递拆开一看，是一条艳丽的红色羊绒大披肩，里面夹着折叠成三角形的一封信。信的原文：

尊敬的邵仪匀老师： 我还是用原始的通信方式跟您说一下吧。自一九八四年底见过之后算到今年已是三十多年的时间没见到您了。往淄博调动时您曾让我的同事捎信给我让我去您所在的学校，当时手续已经办齐了，只能去淄博了。 给您这封信的同时，让我想起了初中生活的一幕幕，您像慈母般的关怀照顾我使我终生难忘。给我以后继续学习和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虽然这些年忙于工作和照顾家庭没跟您联系，但始终没有忘记您。现在退休闲在家时时想起您，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日日夜夜。 老师我单纯用语言说不尽我对您的感激，花多少钱也买不到我对您的情意，我想给您买一件羊绒衫表示一点心意，又不知您的胖瘦只好给您买件披肩，快递过来托我的弟弟交给您。从2012年开始我们就跟儿子住在上海。老人不在了很少回来，在新春到来之际祝您健康长寿！阖家欢乐，全家幸福！ 您的学生：刘淑贞

刘淑贞出生在广饶县大王公社，在学校时，她年龄最小，诚实可爱，当时她的字写得很小，像蚂蚁一样，我和她说：中国字是方块字横平竖直写滿格，她很虚心买来方格本有空就练。今天她用手写信给我，是想让我看看她已经改了写字小的毛病了吧。她给我的披肩大气而艳丽质量很好，我很喜欢，披上很温暖，很自豪。我很感谢她，但我更在乎的是她对老师的这份情感。四十七年过去了，我的学生都当上奶奶了，她还如此把我放在心上，太激动了。我看着她给我的礼物流下了眼泪，再次谢谢她。由此我想起了那时的许多学生：如班长李佃奎，他是我的得力助手，有些事想的比我还周到，马德英上学晚年龄和我一样大，我们是姐妹，小调皮丁广祥特可爱，还有张秀荣、李爱兰、李桂兰、韩祥松、李默德、杜振玲、周玉敬、杜兰英、李好英、孙爱华……，他（她）们都七十多岁了吧，他（她）们一定过得很好，祝他们健康幸福！

我在大王中学被评为省劳动模范，出席了山东省文教群劳会，至今还享受着劳模补贴。

这是出席山东省文教群英会时的留影。

这是学生刘淑贞赠送的大披肩，我披着拍照留念。

二、重灾区的三中生活

广饶三中坐落在广饶县北部的牛庄公社，因此也叫牛庄中学。一九六零年八月份我带着教育局的介绍信和简单的行装去那里报到了。 这里是另外一番景象，学校没有院墙，到处冒着白碱，学生们个个面黄肌瘦，因为一九六零年遇上了自然灾害，牛庄这个地区是重灾区。我到学校办公室接待我的是一位女校长，胖胖的矮个子，态度非常和蔼，名字叫沈曦。她对我说：“你来了，非常欢迎，咱这儿是重灾区，主要是领导师生生产自救。你从大王来，那里条件比这里好，你对那边也熟悉，你就领着几个班去大王采地瓜叶当副食品吧。”我还是第一次当领导，怎么个领导法？不管了硬着头皮干，试着来吧！隔了一天，学校派了四个班与五名教师从牛庄推着小车、拉着地排车步行一百多里路由我带领到了大王。回到了老地方，学校领导很照顾安排住处，让师生住下，我到村里找负责同志联系，事情也很顺利村里给安排了好大一片地瓜地。第二天，我领着师生到地里采地瓜叶，当时肚里食少身体弱，师生干着没有劲，还有的老师发牢骚，我也不知道咋处理，和他们商量着干，七天过去了，收获还不小，采了不少地瓜叶，我们师生用带来的几辆地排车、小推车把采的地瓜叶拉上，就又徒步走回了牛庄三中。那个时候学校每天上午上课，下午老师学生去挖野菜、拾草种子，从这里我又认识了白曲曲芽，黄蓿菜等野菜，回校后再去伙房，把野菜摘好、洗净，蒸菜团子吃，生活苦极了。

到了十月份，因为刚刚提拔了教导主任，又派我到淄博干校去学习三个月，要求带着一袋子干野菜，在那也没学着多少东西，也是在那搞自救，度灾荒。年底回到学校，已经放假了，我跟沈校长汇报完学习情况，她让我回家过年，春节前腊月二十八，我和爱人去民政局登记了。当时他在教育局工作，局里还给办了个简单的婚礼，各自穿着平时的服装，盖着破旧的棉被，就这样结了婚。由于长期吃野菜，粮食甚少，缺油少盐，不久我身上浮肿，四肢无力，这时很多学生辍学，有一部分老师也离开了学校。当时流传着一首顺口溜：一级工，二级工，教师干部都稀松，不如回家栽上两沟葱。当时我还是没有别的念头，一方面去医院治病，一方面拖着病身子和老师们走东庄串西庄，走访学生家长，动员学生复学。家长们十分感动，有的家长说：老师你放心，你对孩子这么关心，就是拖着棍子要饭吃也得让孩子上学，学校的学生渐渐多了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困难总算度过去了。

这是调往牛庄中学任教导付主任时参加的淄博地区教育干校培训班留影。

我和爱人一九六一年二月份结婚后到了夏天拍照留念。

三、杜疃完小的深刻记忆

一九六三年春，我被调到广饶县石村杜疃完小任校长，这时生活开始好转，身体也恢复了健康。课外还领着学生育树苗、搞野营活动，学校生活也很活跃，我们教师之间、师生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那时的学校是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的时代。学校大都是在村庄的家庙里，这所完小也不例外。校舍十分简陋，没有一间像样的教室。老师的宿舍是些低矮的小偏房，我身为校长刚去的时候，同志们很照顾我，给安了个小单间，大约有6平米，两窗一门，后窗外是一个小园子，学校种上点麦子。窗户上没玻璃，挡着个破雨打，透风漏气的，偏窗户只有木框，没有玻璃用纸糊着，门是用向日葵花杆扎的架，下面是纸箱子挡着，上面糊了报纸，没插销，风一刮就开，四周无邻。当时虽是春天，但还是很冷，又加上自己怀孕，夜里又怕又冷，一夜没合眼。第二天干脆搬到女老师宿舍，和另一个女老师挤在一个床上，比那个单间好多了。

那时的领导和其他老师一样都给学生上课，我给二年级上数学课，孩子们在小黑屋里光线黑暗，即使是冬天也要敞开屋门，要不就看不见黑板上的字。孩子们坐在高低不齐的破凳上听课，但都很守纪律、认真听课，样子很可爱。下了课围在我的周围什么都和我说。冬天几个靠门坐的小学生手冻得握不住笔，我就用手给他暖一暖。

学校后边有块空地，有些老坟、土堆没人种，给了学校，种什么呢？我和大家商量一下，种树苗吧，把地整平划上小畦，秋后到大杨树上砍些小枝条截得一段一段的，斜插上浇足水。第二年春天都长出了小嫩叶，我们还种了核桃树、刺槐树，课余时间师生们去松土、拔草、浇水，长得还不错，成了一片小树林。到了秋天，老乡们收完棉花，我们师生去捡落地棉卖了买办公用品。日子过得很清贫，但老师们都很敬业，学生们也很用功。

1963年10月份我休产假，那时的产假只有54天，产前休了十来天，产后40天我带着我的第一个孩子——长虹，到校上班了。当时没人给看孩子，孩子的奶奶在她爸爸六岁时就病逝了。只有爷爷，还带着小叔子出不来。我的父母年老多病，我和一个女老师住在一个小北屋里，里面只能安开两张床。屋前有个西屋，把屋子挡的很黑，白天只有中午能看见光。我把出生两个月的女儿用小被子包好，用带子捆起来，再盖上大被子，我和同事都去上课，下课了就跑回来看看。有时女儿的两支小脚丫把大小被子都蹬光了，光着小屁股睡着了，眼角挂着泪珠，嘴角还流着白沫，显然是哭了一阵子累了才睡着的。我好心疼赶快把她包好，抱在怀里暖一暖给她喂上口奶，上课铃响了，我只好又得放下她走了，为了更多的孩子，我只好委屈自己的孩子。1964年春节过后我姐姐看我实在困难，带着两岁多的小女儿来给我照顾孩子，我才得以安心工作，我永远感谢我的姐姐。

1964年春，我们组织了一次春季军事野营活动至今记忆犹新，那是青年教师和三年级以上学生参加的一次活动。目标是进军小清河，学校在小清河南边大约七八里地，吃过晚饭，师生准备好野营用品，餐具和背包，来到学校集合，唱歌讲故事，到晚上九点钟在各教室的桌凳上宿营，凌晨三点钟哨声响起，以部队编制的各连、排集合，别说学生们有多兴奋、多高兴了，就连年轻的教师也兴奋不已。队伍霎那间集合整齐。天还没亮就出发了，一路上“战士们”悄悄的传着口令，一会走大道，一会走崎岖的小路，我们有纪律路上不许喧哗，不准踩老百姓的庄稼，不准拥挤，小战士们可认真了，一路鸦雀无声只听到脚步沙沙得响。到了正在施工中的预备河前休整了下，作了渡河动员。当时河里没有水，只有高低不平，大小不一的土丘很难走，大家你帮我、我帮你。过了100多米宽的河道，爬上岸天亮了，放眼望去满坡的麦田一片葱绿，小清河岸上的柳枝挂满了嫩绿的丝绦，摇摆着向我们招手，师生们高兴极了，很快到了小清河岸。在河滩上以班为单位准备早餐，“战士们”挖坑架锅点火做饭，一个个忙碌着，小脸上抹了一道道的灰，吃过早饭在河滩上做了一会游戏，我对这次拉练做了总结，队伍回到了学校。过去多少年了，师生们回忆起来还津津有味说个不停。

1965年春，石村区委决定学校要迁往辛河公路西的张庄村，在张庄村前划了一块地，新校舍开始动工。老师们课余时间轮流去参加建校劳动，当时我已怀上了第二个孩子身体很不方便，但总是觉得自己是领导处处事事应带头，我还是在工作之余挺着大肚子拖着疲惫的身子抢先去干些体力活，搬砖、淋灰、筛沙子等等，等到秋天新校舍建起来了，学校刚刚搬进去我又随爱人调到了北镇。

杜疃完小任校长时与毕业学生合影。

四，北镇之行

——地直二小、三小的点点滴滴

1964年我爱人从县武装部调到北镇军分区工作了，为了照顾夫妻关系在1965年底我也调往北镇---惠民地区行署驻地，当时地直小学有两处都很难进，领导班子配置已满员，要么在这里当一个老师，要么改行出教育系统，要么下去到十几里或二十几里以外去的学校仍做领导工作。很多人劝我，改行吧干个售货员什么的比当老师哄孩子强多了。但我觉得自己当初上的是师范，学的就是教育专业，干了七八年了，也摸着了点门路，再改行很不情愿，我还是选择当个普通教师这条路，到地直二小任教，和老师们在一起办公很亲切，给孩子们上课很有滋味，我上过音乐、算术、语文。1966年春地直第三小学又建成开班，我又调到了三小，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老师们分了派孩子们“杀”出了课堂，学着大人的样子造反闹革命。年轻的老师大多数出去串连了，我们几个女教师，因家里孩子小出不了远门，留在学校坚持教学。我总以为小孩子不上课，荒废学业是不应该的。我们走东门，串西门找家长做工作，动员学生回课堂上课。当时有些学生受外界的影响，认为谁反对老师厉害，谁就是造反能力强，就是革命派。在院子里写上大字报“打倒邵仪匀”“邵仪匀挑动家长斗学生罪该万死”，我专门找反对我厉害的学生谈心做动员工作，同时做家长的工作，不要对孩子们用武力，不要给他们施加压力，只有耐心教育，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大部分学生回到了课堂，开始了学习，家长很是感激，自己也很欣慰。 当时我给四年级上语文课任班主任，这个班男孩子多女孩子少，男孩子特别活跃，一个个像小老虎，他们大多是煤建公司的孩子，父亲大多是司机，外出运煤整天不在家。孩子独立性强，也很难管理。我没有用约束的办法管理他们，而是开放式管理。 他们爱活动我支持他们，领他们做游戏，春秋外出组织他们采花拔草比赛，看谁采的样子多。更让他们高兴地是军事游戏，带领他们到黄河大坝攻高地，看谁先攻到坝顶。半坡上用纸条写上五个或十个错别字当敌人埋在几条路线上，分小组，看哪个小组先找到并把错别字改过来再往上冲，然后分出胜负，他们既高兴又认真，这样他们和我的关系很融洽。我再管他们，他们也很乐意接受，我就给他们提了两个条件:一、上课时间要遵守课堂纪律；二、下课后到院子里活动，可以跑、跳等，但不能伤害同学，不能损害公物，注意自身安全。结果他们很高兴的接受，课堂纪律很好，下了课像一匹匹小马奔出教室，满院子跑、跳，有的老师们说：“邵老师，你看满院子都是你班的学生，你不管管他们？” 我说:“下课了，我让他们出来玩，他们都是孩子，为什么课余时间不让他们活动。” 还有一件事让我的记忆很深，有个女孩子，她叫杨春，常迟到，课堂上打盹，作业往往完不成。我找她谈话，她不大爱说话，我提什么要求，她就答应着，但情况并没有好转。我就去家访，到了她家一问才知道：她爸爸是司机，天天开车拉煤。她妈妈四胎生了七个孩子，老大男孩叫杨津，杨春是老二，第三胎是一对，四胎是三个。每天早上她妈妈天不明就起来做饭，杨津看三个小的别从床上掉下来，杨春要给双胞胎弟弟穿衣服。吃饭时，妈妈怀里抱一个，杨津怀里抱一个，杨春怀里抱一个。吃完饭，杨春还得刷锅洗碗，所以她经常迟到。半夜里她还要帮妈妈喂三胞胎弟弟，她太累了，上学太不容易。所以我就把她的情况向同学们和其他任课老师讲了，她迟到不要责怪她，作业做多少我都夸她，说她努力了，下午下了课让她早回家帮妈妈，她和她爸妈都很感激，杨春更刻苦努力了学习成绩跃到了上游。

五、回到故乡

一九七零年爱人由军分区调回广饶，我也随着调回到故乡。当时教师成了臭老九，朋友们劝我趁着调回广饶快改行吧，别教那个破书了。现在的学生们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老师欲教不能，欲罢不忍。当时我也考虑过改行，但考虑来考虑去，干什么我也觉得不如干教师顺手。于是我被安排在广饶县城关公社二村小学任教。当时学校没有明确负责人，真是够乱的，上下课分不出来，办公室学生随便出入，乱哄哄的。我一看确实有点发愁，我分到五年级教语文任班主任，我首先从自己的班级抓起，另一方面和其他老师研究办法。在学业上我认真备课、上课，很快收到了孩子们的喜欢，课堂秩序逐渐好转。我首次在这个学校召开了家长会，向家长介绍每个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学校采取什么措施对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希望家长能够配合。家长们非常高兴的接受学校的要求，高兴的说：“俺还是第一次参加学校的家长会，以前认为把孩子送到学校就没俺事了，孩子在学校啥样俺也不知道，这样通气真好。”这样一来效果好多了。慢慢的课堂有了秩序，办公室也安静多了，学生们也开始懂礼貌守纪律了。我又给他们讲战斗故事，排节目，领他们做军事游戏。他们十分高兴，师生关系也越来越近乎了，老师的话也就灵多了，班级秩序好转。其他老师也比以前抓得紧了，学校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群众对学校的反应也好起来了。

那时学校很穷，上级号召学校勤工俭学，我们几个老师商量根据学校和学生的情况，搞什么呢？几个民办老师说：俺这个村里几乎家家户户扫碱土熬硝，硝可以用来制药、装鞭炮用，熬硝还可制卤水，也能卖钱花，本钱又少，俺也会操作。“好，咱就搞这个吧”。学校从群众家借来几口大缸，两口大锅。学生自己带扫帚、小筐。学生分成组有老师带领出去扫碱土。碱土得早起来去扫，晚了就叫别人扫去了。那时我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大的七岁、小的一岁半。小孩的爷爷看着他们，孩子的爷爷已经六十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冬天我早上五点多钟起来领着几个大点的学生拿着手电筒，到各个厕所周围去扫碱土。土里含不含硝得放在嘴里尝一尝，开始我不会尝就请教学生、请教老乡，逐渐学会了。扫一早上，天亮把土送回学校，学生回家吃饭，我得急忙赶回家去做早饭，饭后把老人和孩子安排好再赶到学校上班。时候长了，老人累得慌就不叫我去干，朝我发脾气，就要走，不给我看孩子，我还得哄老人，就这样在二村小学干了一年多。虽然累但也觉得干的顺手顺劲，日子也很充实。

到了1971年，县城要分片建立初中，也就是那个时代的各村联办中学，又把我抽调了过去。 这所学校是由城里1村至8村加綦许、闫李、司家、张寨、黍河十三个村联办，校址暂设在城里二村的一个家庙院里，现在县实验中学的前身。共设两个班，一百来个学生，大殿里安着大班六十多个学生，两口东屋都不大，稍大一点的那个安着一个班40来个学生，小东屋就是我们的办公室。我们从老乡家借来一个条山几当办公桌。从二村小学借来两条凳子，当时有我们五个人担任老师，于风俊同志担任领导，他还兼上政治课。我任两个班的语文课，兼一个班的班主任。张继栋任两个班的数学课，一个班的班主任。靳荣华任理化课，尹桂林老师管财务兼上史地课。尹老师的办公桌是膝盖，座位是石头，垫上几本书。学生没有桌凳，有的学生从家带个小凳子，大部分是坐着几块大小不等的砖，在双膝上写字。课余时间或周日，我们几个教师分工到各个村去为学生凑桌凳。不知道跑了多少趟腿，说了多少好话。好点的村，就用从旧坟墓里扒出来的棺材板做成桌凳，气味非常难闻。许多村连这样的桌凳也没有。教师上课，领着劳动，不管多渴多累连杯水都没有，实在忍不住了到邻近的群众家里要杯水喝。尽管如此艰苦，教师们都尽职尽责，教学非常认真。那一年县教育局从社会知识青年中招了一批教师，充实了教师队伍，到学校让我给他们上示范课。大多数的学生也都非常认真的学习，不少的学生初中毕业以后升了高中，那个时侯还没有恢复高考，大多数学生回到村里务农。也有些贪玩调皮的学生，想起来也很有趣。在学校的东边有一个大湾即原来的东北圈，据说当年县城修城墙时用土挖了四个大湾，也叫四个大圈。每到冬天就是四个天然滑冰场，学生课余时间常去滑冰。有个叫王俊臣的学生，每天早饭后先去滑一阵冰再到学校，常常迟到，谈过几次话也不见效果。这一天已经上课多时了他气喘吁吁的跑来。“报告。”我正讲到课程的关键部分，一看是他，我非常不高兴的问他:“你干什么去了？”他不以为然地说：“玩去来。”我更生气，说：“去玩吧，玩够了再回来”，我以为他一定站在门外，等我讲完那一节再处理他，可我一看，人不见了。一会他又回来了，我质问到：“王俊臣，玩够了？”他爽快地说：“玩够了。”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多调皮的孩子啊，我真是无奈了，说了声：“玩够了就进来吧。”他做了个鬼脸，坐到了他那一摞砖上。现在他自己开了家汽车修理店，成了店老板了，每次看见我可亲切了。1972年7月我在这所学校实现了我多年的愿望，由于风俊、刘敏英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2年春节后，经过多方努力，这十几个村同意建新校舍，各村凑钱、砖、石灰、沙子、木头等物品，校址在北环路北边，县鞋厂西边那个地方。正在盼望新校舍快点建成，快点搬进新校舍的时候，1972年麦后又把我调到了城关公社抗大农中学校去了。

第二章 难忘的岁月

---在城关公社抗大农中工作的十二年

　　抗大农中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所学校，学校设在城关公社十三村的阎王庙殿院内，1972年夏天我调入时，周冠勇同志任主要负责人，高科文同志是二把手，我是三把手分管教学工作。当时学校的师生在花园公社申盟庭村，东边开了几亩荒地，“抗大农中”的校名由此而来。

学校分前、后俩院，前院是初中班，后院是小学班，即城关完小。１９７３年秋天，公社领导决定把初中班和完小合为一处，让我负责领导，我成为学校一把手。周冠勇调往广饶第五中学任总务主任。１９７９年学校被确定为县重点学校，校名由“抗大农中”改为“广饺镇中心学校”。我在这里工作了十二个春秋，对这片热土，我的同事、学生十分的思念，甚至对这里的乡亲十分眷恋，几十年过去了，但许多往事、趣事时常在脑海中浮现。

　　一、创业的艰难

当时学校的条件很差，初中班的教室是两座大殿，里面还有好多大柱子，每个柱子上面还画着龙，上课挡着学生看黑板的视线，而且年久失修，到处有裂纹，房顶常常往下落土，濒于危房。后边小学的房子，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盖的简陋房，破门子烂窗户四处透风多处漏雨十分危险，师生们在里面上课非常担心。１９７６年周冠勇同志又调回学校，我任校长他任副校长兼总务主任，自此我们俩个常常去公社委员会找领导反映情况要钱维修学校。公社也很穷，当时县直机关的孩子都在这里上学，公社领导鼓动我们两个去县财政局要钱，我们跑了无数趟，县财政局好几届领导对学校还是挺关心，但那时县财政也是资金紧缺，我们跑得趟数多了，领导就从别的项目中挤一挤，给拨个三千五千的救救急。然后我们再一趟趟去县计划委员会找领导要钢材、木材、玻璃指标，有了点钱和指标，我们就从前排教室开始翻盖。用扒下的旧砖瓦、木材为主要原料，要来的钱支付工钱，十几年共盖了房子百余间。虽然房子还是不标准，但是没有了危房，还有了理化实验室，仪器室。小修小补都是师生自己动手干。记得有一次学校的一段墙塌了，我们去公社反映情况要点资金修墙。分管教育的领导说：“你们反映的情况很真实，但公社没钱给你们，这样吧，村里正清理古墓，分两个古墓给你们，扒点旧砖垒吧。”于是公社分给学校在十五村西的两个旧坟，星期天我和老师们带着两个初中班的学生去扒坟。男教师负责扒，女教师和学生负责运，有的用小车推，有的二人用扁担抬，也有的用手搬，就像是蚂蚁搬家。就这样把砖运回了学校。又用了一个星期天的时间，老师们自己把墙垒了起来。

学校后面还有一块小菜园，周围垒着土坯墙，年久了有些地方塌了，我们自己动手脱坯修墙，男同志和泥抿模子，女同志抬泥兜子运泥。菜园地里有口土井，时间久了底下沉积了许多淤泥，水就不旺了，所以要淘井，也是利用星期天。民办教师贾培松、于守忠、岳洪奎等借来淘井用的轱辘、到筲。淘井要有人下去挖泥，他们几个老师轮流下井，井底很冷，时间久了受不了。我和周老师在上面，给下井的老师准备了点酒，以解寒气。当时我的心真是掉在嗓子眼，万一井塌了，下边的老师就没有逃路，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就直喊下面的老师：“快上来吧，咱不淘了。”下边的老师倒是挺大胆说：“不要紧，淘过好几回了。”就这样把井淘好了，可把我吓了个半死。过后想想还是后怕。万一出了事。老师的一家老小可怎么过啊！我这个当领导的怎么担待的起啊！ 我们还经常轮流去劳动基地参加劳动，基地与学校大约五华里远，师生都是徒步往返，我也去参加过几次劳动，打夯、浇地、除草。记忆最深的是给冬小麦施肥——划氨水。我们女教师在前面拉耧，男教师扶楼，有时下氨水的管子堵了，就要把管子通一通，再用嘴把氨水吸出来。有一次，又堵了，我说：“我来吸吸试试。”用力小了吸不出来，我猛的一吸，吸了一嘴的氨水，好不是滋味，赶快用清水漱口，现在回味起来还挺有意思。

后来申盟庭的劳动基地被收回去了，公社又在朱家村西给划了块窑洼地，离学校更远，十多里。地很碱，种别的不长。只有种点苘麻。一九七八年秋，我们十几个老师领着二十来个年龄大点的学生去收苘麻。干了一个上午，快收完了。我们到烧窑师傅那里，要点水，吃带着的干粮。饭后天气十分闷热，有个老师说：“咱快点收完这一点吧，天太闷，不太好。”我们就下手干。刚到地间，霎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老师们领着学生赶快往烧窑工棚里跑。男师生刚到工棚，我和几个女老师领着几个女学生跑得慢，没到工棚就铜钱大雨点夹着核桃大冰雹下起来了。幸好前面有个小桥洞，我们挤进去，没怎么淋着。等雨歇的片刻，我们急忙跑到工棚，天又下起了倾盆大雨，足足下了一个多小时没见小。老师们分成组，每个人领着几个学生，有的讲故事，有的说笑话，稳定学生们的情绪。我可是心急如焚，这些人困到这里咋办？吃什么？喝什么？那时又没有电话，家长肯定急坏了。大约到了下午四点来钟，雨下得小了，但还是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我和老师们商量一下，决定趁天不黑往回走。前面孙桂起老师领头，其余老师与学生间隔排队，便于保护学生，我走在最后面。头顶淋着雨，脚下趟着水，好难走。走到半路上，我的老伴抱着从四邻八舍借来的雨具和学生穿的衣服迎来了。我们把雨具、衣服分给学生穿上，继续往家走。我们到家了，天也黑了，雨也停了。周冠勇老师和学生家长到学校门口迎接我们，家长说：“可把我们急坏了，原来去了这么多老师，校长也去了，这我们放心了。” 我们师生还时常利用假期割青草，捡麦穗搞点收入，连同农场收入的资金来买办公用品和添补建设学校。

二、奋斗的甘苦

那个时代的学校条件极差，是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学校不是设在庙里就是场院屋里，没窗，木门关上很黑，桌凳有的是土坯垒的，有的是水泥板的，孩子们夏天出汗，扒在泥桌子上就成了泥孩子。记得有一天当时的县委书记穆长胜的家属来到学校找我说：“邵老师，怎么俺家建军五天穿烂了三条裤子，咋回事啊？叫来穆健军的班主任老师，问了一下，原来穆建军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他穿的衣服都是哥哥们穿不上了经过修改、缝补过的，本来已经不结实了，学校的课桌是用砖垒的垛子支起来上面搭上的水泥板，再加上穆建军坐在上面不老实，蹭来蹭去，砖磨加水泥板磨，裤子烂的怎么会不快呢！听完老师的汇报老师家长都无奈的笑了。

教师也是多数来自周围村里的民办教师，他们在学校辛勤工作，可村里给他们记得工分很低，有的还不如一般的村民多。因为此事，我经常到各村委交涉协商，给老师们合理的报酬。效果虽然有，但不大，老师们生活的很艰难，但都很敬业，从不因生活艰难而动摇从事教育工作的信心。如当时的民办教师岳洪奎，后来转为公办教师，家中有年迈多病的老母亲，还有三个不大不小的儿子。老大是先天性脑瘫，十几岁了躺在床上不会动，吃饭还得喂，后来病逝了。家属天天在家照顾生病的儿子，照顾老人，上不了坡、下不了地，挣不了工分，只靠岳老师挣得工分当然多不了，分粮分柴也自然很少，更不用说分钱了。日子过得很清贫，可是他天天到校上班，从不缺工。再如民办教师于守忠老师，当时他所在的生产队收入是周围村子中最低的，工分本来就不多，分值又低，更分不了多少东西。于老师白天在学校教书，晚上在家编篓筐卖几个钱补贴生活。代课老师孙桂起每月26元代课费，家里有六十多岁的老母，家属体弱多病，不能劳动。四个孩子，女孩最大，本可以帮忙干点家务，可是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但不能干活，还得天天吃药花钱。家里无人挣工分，工资又少，交不上口粮钱，生产队不给口粮，真是揭不开锅。同事们看了很着急，可是工资都不高，还都拖大带小，只能这个三元那个五元借给他救救急。发工资了，孙老师领下26元钱，还一圈帐就没有了。重新再借，就这样一天天挨过去了，后来转为正式的了，工资多了起来，家里的日子慢慢好起来。虽然他们生活困难，但他们的工作没有因此消极过，兢兢业业教书育人。

就是公办教师日子也不好过，一个个工资低的可怜，二三十元，都拖大带小一大帮，还得自己出钱租房子住。好的租不起，大部分租的是老百姓家的偏房或简陋房，透风漏雨、泥糊了再用报纸糊，生活十分艰难。如赵开祥老师，虽说是双职工，可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不到70元，四个男孩子，还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岳母跟着他，他在十七村租了口小西屋，门是谷秸草绑制的，冬天没钱买炉灶和碳，连炉子也烧不起，大孩子看着小孩子，拖拉着过。家属在蔬菜门市部工作，天天卖菜，一家老小却很少吃菜，没钱买。还有张景春，周冠勇等等老师都一样。

做为女性老师，更不容易大都是拖大带小。代课老师毛日兰，26元代课费，家里种着地，还有两个孩子都不大。天不亮起床下地干活，回到家还得做饭、洗刷。她常常是顾不上吃饭，一边吃着东西，一边往学校跑。可她从不叫苦喊累，笑呵呵的很乐观，工作干起来很认真。再如贾春英老师，她是个非常受学生喜欢的老师，工作起来特别认真能干，对学生耐心关心。可她的家务并不轻松。他的爱人在油田工作，不常回家，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大的男孩六岁，小的女孩四岁，带着两个班的数学还当着班主任。学校看她带着孩子，困难多，给了她一间六平方米小房子做宿舍，她满足的不得了。她从不把孩子带到办公室，大孩子领着小孩子在院子里玩，小女儿四岁就帮着妈妈择菜，土豆不会刮皮就用砖来磨皮，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公办老师李俊兰带着吃奶的孩子，婆婆看孩子没处住，在艺体组办公室的墙角上安张床。冬天屋里透风撒气也没有炉子，老人家没有怨言，等孩子稍大一点就断奶带回老家。李俊兰做班主任工作很好，她很爱学生，不管多乱的班到了她手里很快就管理的井井有序，多难办的学生到她手下就变好了，她被评为省级优秀班主任 。闫凤兰老师，她低年级语文课教得很好，是学科带头人，她教的班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可是家里也有难念的经。四个孩子，还有两个老人，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公爹，住着两间小屋。两个老人不和睦，经常闹矛盾，不是这个跑了，就是那个走了。我经常去给他们说合，可是闫老师从不因此耽误工作，她被评为省级模范教师。

崔桂英是个不爱宣扬埋头苦干的人，她是小学部的带头人，虽然家里有老有小家务很重，但从不影响工作，早起晚睡，学校的事她从不耽误。她年龄大，事事带头，威望高，谁家有难处她帮，谁有急事请假课她替上，同事间有点小摩擦她调解。卞金婵老师也是如此，不言不语念真经，哪个班到她手都是宝贝，托付给谁也不放心，虽然四个孩子家务重，从没影响过工作，她不忍心放下学生请假，尽量利用周末和晚上干家务。还有活宝李金芳老师，她是个快乐的女强人，爱人在派出所工作忙的很，从不顾家，四个孩子不大不小，但从不叫苦喊累，总是乐哈哈的工作着。还有吕曰芹也是实干家，年轻老师张秀芬、张玉莲、蒋庆玲、张建国等都勤奋好学，不怕吃苦受累，都干的很好。所以小学部的工作一直很出色，很省心。我自己也是如此。女同志，下有三个孩子，上有一个年迈多病的公爹，爱人是军人，工作十分认真，很少顾及家里。我自己里里外外一把手，又得顾学校的大家，又得管自己的小家。常常是起在三更睡在半夜，撇家敬业办学校，废寝忘食干工作。有三件事记在脑海中挥之不去。记得１９７３年冬季的一个星期日，吃过早饭我去公社开会，老公爹慢性气管炎，一到冬天起不了床，三个孩子和爷爷在家。女儿10岁，大儿子8岁，小儿子5岁。上午11点我散会走到家大门外，女儿正在等着我，看见我哭着说：“妈妈，小健磕破头了。”我忙问：“怎么磕的？严重吗？”“他去拿碳，被一块草绳绊倒，正好磕在石台角上，流了好多血，我给他抹上红药水，用纱布盖起来了，他哭了好半天睡着了。”我一听就急了，拉着女儿往家跑。到家把李健叫醒，李健看见妈妈回来了又开始哭。我一边掉眼泪，一边哄孩子，给他穿上衣服，背着去医院包扎。孩子爷爷心疼孙子，一个劲的埋怨我，星期天开什么会啊，我先背儿子到了公社卫生院，那里近，可是值班大夫一看伤口太深处理不了。县医院比较远，我找了个人帮忙用自车带着俺娘俩去的。治疗室的大夫很好，赶忙消毒，给儿子缝合，缝了五针。每一针缝在儿子头上，也缝在我的心上，又痛又难过又自责，觉得对不起儿子。伤口正好在左眼角上，差一点就磕着眼睛，真让人后怕。从医院回来已下午1点多了，一家老小还没吃饭，赶快做饭，给儿子煮了两个鸡蛋吃。这件事至今难以忘怀。再就是１９７５年冬天，儿童得甲性肝炎的很多，我的两个儿子无一幸免，先后染上此病，十岁的大儿子先得的。这病传染快，赶快把他送到周村148医院，那是部队医院，五岁以上儿童不让家长陪床。我爱人把他放在那里回来了，我真的是不放心，走时孩子一个劲的呕吐，吃不下饭一点劲也没有，放在那里能行吗？我爱人说：“医院的护士都很好，好多孩子在那里，还有李健的一个同学，应该问题不大。”牵挂大儿子的心还没有放下，六岁的小儿子又病倒了，也是甲肝。赶快找医生给他治疗，怕传染给女儿，又赶紧给女儿熬了大枣茵陈药汤预防。药汤很苦，开始女儿不喝，但看着两个弟弟都病倒了，她就捧起了大碗喝，还真管用，她没要紧躲过去了。军医每天来给小儿子打针，吃药，他爷爷在家和小儿子做伴，我和爱人还是天天认真地去上班。都说那时候人傻，想想倒也真是。一周后，我去周村看望大儿子，他好的挺快，基本上好了，起床和小病友玩了。三周后我去接他出院回家了。

还有一次是１９７７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女儿、大儿子都去学校上晚自习 ，孩子他爸爸出差了，八岁的小儿子和爷爷在家。走之前我把刚晒好得被子铺好，嘱咐小儿子要听爷爷的话，困了就睡觉。可等我们回来，走到门外看见屋里红彤彤的。我们急忙进屋一看，真吓死了！屋里全都是烟，床头上冒着火花，如果再晚回来几分钟就酿成大祸了，孩子和老人都很难逃出来了。那个时候没有电视，小儿子没什么玩的，就好奇的找了块蜡烛头点上看小人书。后来困了吹灭了蜡烛睡着了。蜡烛虽吹灭了，可蜡花落在枕头上，慢慢点燃了枕头皮，蔓延到了床单、褥子及孩子的衣服、帽子都点着了。孩子觉得热乎就往下挪，幸好枕头装的是谷秕子，燃点低没起火苗。回想起来真是害怕死了，再晚回来一点就坏了，出大事了。作为女人想干点什么也不容易，有个电视剧的片头曲唱的好：“做人先把泪擦干，走过去前边是晴天，从来女子做大事，九苦一份甜。”我算真体会到那味了，我常常以此鼓励自己战胜困难勇往直前。学校有几个青年教师住在学校的简陋房里，冬冷夏热，学校里没有食堂要到一里地外的公社食堂就餐。可常常是等他们放学后赶到食堂，早已开饭了，不是没有汤就是没有菜，他们就凑合着吃点，从来没有怨言。想想学校也太对不起他们了，穷得连个烧水的炉子也没有，他们渴了到附近的老师家要点水喝，后来学校规模越来越大，老师越来越多，连开水也喝不上了，这怎么行呢？可是学校没有钱买大点的茶水炉，就近找了个老乡，用砖垒了个土炉子，买点碎煤和成渣子晒干烧水，这样总算解决了喝开水问题，老师们高兴得不得了。文化大革命把老师排成了臭老九，老师地位很低，工资又低，年轻老师想找个对象也难。不管小伙子长得多帅，一说当老师，姑娘们就摇头。朱德泉老师专科毕业，工作积极，业务很棒，小伙子长得也不错。经过多方努力给他找了个在童装厂工作的女朋友，谈得差不多了。一个周日，朱老师去会女朋友，带着一摞学生的作业去批改。女朋友一见翻脸了。“当老师的就知道批作业，谈恋爱还忘不了批作业。”就这样吹了。我去找那个女同志谈，想把他们撮合起来，也没撮合成。

三、追求的执着

1974年冬，社会上又刮起了“反复旧”的歪风蔓延到县城，以刘赢、苗德忠为首拉起了两个山头，分别占了县招待所的南楼和北楼，大喇叭不住的叫喊着，都称自己是革命的，有时还武斗，砖头瓦块满天飞，真是吓死人。有人跑到学校来串联，一少部分学生年纪小不明真相，模仿大人也在学校拉起了帮派。学校开始乱，学生减员，有的今天来，明天不来的，学校三个领导走了二个，一个回老家躲起来，一个随派走了不知去向，我和老师们一直坚持到学校。招待所门前的路是我去学校的必经之路，常有武斗发生，很危险，老公爹担心我的安全，不让我去学校，我耐心说服他，还是坚持每天按时到校，我和老师们说：学校不管有多少学生我们都按时上课，有一个学生我们就教一个，有两个教两个，学生都不来，我们也要给学校看好门。闹革命的红卫兵们，天天找我谈话，跟我要刻字的钢板、油印机，纸张笔墨等，他们要印传单，要“革命”。我一方面耐心说服教育，学生以学习为主，闹“革命”是大人的事，一方面应付他们的闹。说学校穷东西少轮着用，他们要买新的，我说没钱，就说我不支持他们闹“革命”，就威胁打倒我，砸烂狗头等等，我的办公室周围贴满了关于打倒我的大字报，还把一张大白纸写一个字的大标语“打倒邵仪匀镇压学生闹革命”，贴在公社院内大会堂的墙上。说来还有一段趣事，1975年春天我的女儿长虹在学校读五年级，大儿子李健读三年级，和我同在一个学校，我怕他们不理解，在家叮嘱他们俩说：“红卫兵给妈妈贴大字报你们不要理会，妈妈不会有事，很快就会过去的，你们在班上好好上课，守纪律，和同学团结好，别的什么也不要管。”他们答应着，可是有一天中午放学女儿早回来了，好大一会不见儿子李健回来，他们的爷爷直催我快去找孩子。我骑上自行车顺着去学校的路找，一路也没看见孩子，心里真有点慌，赶快蹬几步到了学校，望校院里一看李健正拿着瓦片趁着学校没人在大字报前垫起脚用力刮我的名字呢！我又心疼又好笑，我走到他跟前说：“健，干什么呢，不赶快回家吃饭。不是告诉你不要管这些事吗？”他说：“我就是不让他们打倒你，妈妈没有罪。”我听了孩子的话好感动，儿子九岁长大了，知道保护妈妈、疼妈妈了。我一把把儿子拉到怀里，紧紧的抱住他，眼泪刷刷的流了下来“好孩子，妈妈没事打不倒，咱们快回家吃饭吧。”说着把他抱上自行车带着回家了。

那时候，虽然老师们的日子过得很清贫，很艰难，工作条件也很差，但个个都很敬业，对教研、教学有执着的追求。学校只有几块刻字钢板，一台破油印机，老师们要给学生们印制复习题或学习资料，需要轮流用。有的老师晚上带回家刻板，白天轮着印，也有的出去借油印机，年轻住校的老师黑夜起来印，老师们想出了各种办法。几个住校的老师黄少孟、杨德华等主动提出来，夏天早上时光好，凉快让附近的学生到校自习便于辅导。他们说：“你家有老有小早上就别来，我们自己上就行。”虽然我说不去，可老师们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很使我感动，我还是早起一步，把蜂窝炉子提开，放上锅馏上干粮到学校走一趟。老师们说：“你不是说不来吗？”我说：“早上凉快，我已做上饭了，误不了事。来看看你们，我也心安”。大家笑了。

我们学校的老师人人都是好手，个个都很能干，语文组长李曰恒，不言不语念真经，扎扎实实搞教学，学生非常尊重他。于守忠、岳洪奎、朱德泉、王淑华都是骨干。数学组聂士武、张秀凤、马茂森、韩光明、秦宝安、马金峰、黄桂兰、贾春英、王兴远都干得很出色。黄桂兰当班主任非常耐心，她爱学生，也很受学生爱戴。王兴远也是个细心耐心的好教师，特别是对待成绩差点的学生，从不嫌弃而是耐心辅导。理化组的赵开祥、王玉珩是带头人，工作自觉认真。杨德华、孙时会、刘占元也干得很好，成绩很突出。杨德华老师给我的小儿子上物理课，一天小儿子对我说：“我自从听杨老师讲课，就喜欢上物理这门课，特别是电力。”后来他考上大学学的电力专业，工作也干了这一行。 我们的老师不但教学认真，还非常关心爱护学生。班主任们十分负责，哪个学生病了，自己掏钱买东西上门探望、补课。学校大门前地势低洼，每当下雨学校门口汪洋一片，有三条水沟在此汇合，有些地方水很深而且流得很急，小学生被水冲得东倒西歪，很危险。老师们搬来凳子，搭上小桥，把学生们抱在小“桥”上，自己扶着学生在水中来回护送。记得一个夏天的午后快两点时分，天突然阴云密布，电闪雷鸣，我正在睡午觉下意识地站起来，“坏了，天要下大雨！”学生们正在上学路中，我赶快骑上自行车往学校赶，连雨具也没来得及带。不到半路雨就下大了，好急的雨，我，还有几个赶来的老师，边走，边安顿学生，把他们安排到就近的门市部里，农户门底下，叮嘱他们下着雨千万别走，迟到了没有关系。我赶到学校后，住校的老师冒雨把早到校的学生，集中在几个牢固的教室里。我们浑身上下淋得透透的，真像个落汤鸡。住校的老师拿来干衣服让我换上，可我还是冻感冒了，发高烧好几天，但没有淋坏学生，心里非常欣慰。那时没有暑假，学校只放麦、秋假。暑天我们除了对学生不断进行安全教育外，还致信给家长配合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管理。老师们轮流到湾边值班，保护学生。我们每一个暑期都安全度过，没出过事故。 还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学生家长，对孩子要求太高太严，放学后从不让孩子外出活动，除了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必须超额完成外，家长还超前教育，让孩子提前完成下一学期的功课。孩子完不成就罚跪、罚站。孩子受不了了跑了出来，家长往家拖，孩子说什么也不回去。我正碰上，说服家长，我把孩子领回家，征求孩子意见，孩子愿意到学校和住校老师一起住。范琪亮、纪俊刚两个老师就照看着这个孩子，白天买饭给他吃，晚上同睡一张床。我们一边给孩子做工作，一边给家长做工作，等他们沟通好了，孩子才跟着家长回了家。 李俊兰当班主任的班里一个学生脚扭伤了，不敢走路，学校搞活动，学生很愿意参加，又不能走路，李老师就背着她去参加。学生非常高兴，家长十分感激。

参加省教学研究会时广饶代表团在青岛栈桥留影

四、团结的力量

我们的教师队伍不但是个艰苦奋斗、积极能干的集体，而且还是个非常团结、非常和睦的大家庭。先说我们班子的几个人 ，经常为了工作争得脸红脖子粗，可到了大事上，都很顾全大局，很一致。周冠勇军人出身，工作雷厉风行，十分较真。他是副校长兼管财务，学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装在他的脑子里，算计着建设学校。学校的费用更是把得严，该花的他不含糊，不该花的谁也不行，一分钱也不行。管教学的张景春老师毛笔字写得很好，学校开大会写个横幅、标语什么的都是他，有一次有个卖毛笔的来校推销，有一支大狼毫五元钱，他看中了想买，周老师嫌贵就不给他批，我这个一把手说情也没说下来，他为了学校的财产就是这么“抠”。但我们谁也不怪他。张景春同志分管教学，主任教务员一身挑，还上着毕业班的政治课，承担着招生、安排课程表、教师调课、作息时间制定更换的任务等等，还有编排、刻印都是他自己干。他不急不躁，什么事也误不了。放学回家还得挑水做饭。爱人是服装厂工人，工资不多，班很紧，中午晚上常加班，还有四个孩子、一个老人跟着。他从不叫苦喊累，是头老黄牛。赵士德同志，分管小学部的工作，腿脚有毛病，行走不大方便。家中有一个常年住医院的老娘，四个男孩子都上学。坡里地里，修墙泥屋全靠着孩子他娘干。他工作起来风风火火的，态度十分严谨。小学部的老师都很维护他，工作很出色。五年级一班被评为地区级“模范班级”。李俊兰被评为省级优秀班主任，闫凤兰被评为省级优秀教师。 教师之间也很团结、默契。哪个老师病了或有什么急事，老师们能帮忙的帮忙，能兼课的主动兼课。那时学校很穷，教师什么福利待遇也没有。每年年终工会为困难教师发放困难补助。各片负责人先把家庭困难老师报上去，工会再评比审批。我每次都去为学校老师争取困难补助，但困难的教师家庭多，困难补助费少，分到每个教学片也就是百儿八十元。补助金到学校再评，我们学校每次评都很顺利，大家虽然都不富裕，可都很尊让。都说自己能克服困难，把钱给更困难的。最后就给几个家里有老人、病人的教师，他们都对大家的照顾很是感激。我们虽然很清贫，但我们过的很快乐。年上节上的，相互邀请到一块坐坐，炒上个花生米，拌上个白菜心大家喝一杯。我做的酥锅还是蛮受欢迎的。“三八”节，姐妹们利用晚上，各自做上拿手菜，聚在一起，欢度节日。每年春节前夕，我总觉得老师们辛苦忙碌一年，很该去慰问一下，看望下老人。可学校又没有钱，我们班子的几个人骑着自行车，赤手空拳地挨门走访附近的老师们。老师的家人们还是很领情，很感激。我们那份情，那份意都储存的很深很深。

我们班子的几个人，除了干好自己的工作外，其他事也都争先恐后的干，如：每年放寒假轮流护校。周冠勇说：我家有做年夜饭的年三十是我的。我就占了年初一。张景春说：初二走亲串门我不去，护校是我的。赵世德排初三。正因为我们有这样团结的集体，有吃苦耐劳，责任心强的教师队伍，尽管我们条件差，我们的教学质量并不差，学校的声誉很高。

1981年8月参加省总工会组织的文教卫生系统优秀教职工疗养活动时留影。

五、丰硕的成果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由于我们学校一贯坚持抓教学，学校的升学率在全县名列前茅。据不完全统计： 1978年学校毕业两个班，80名学生升入高中，12名升入中专，升学率78%；1979年升入高中、中专的学生占毕业生的90%以上；1980年和1981年升学率为81%，1983年46名学生升入高中，4名学生升入中专，升学率64%。

由于学校声望很高，许多慕名而来的学生从四面八方赶来求学。因学生太多没处安排成了我们学校最大的难题。

我们不但重视文化课学习，教学成绩突出，更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和素质教育。我们经常请老党员、老战斗英雄到学校作报告。请过战争年代的老英雄刘百贞、刘乐读等，请过对越自卫战英雄徐曰东给学生上课，请县法院领导、看守所领导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六一” 儿童节、“ 五四” 青年节、清明节等节假日我们都组织有教育意义的活动。还组织学生春游、野炊活动，开阔学生视野，锻炼学生意志。让学生们开展读书、读报活动，我们的第二课堂开展的很活跃。1984年1月，我校王莉、李强、刘晓峰三名同学代表东营市参加山东省中学生“飞向明天”智力竞赛，取得第四名的好成绩。为此，东营市教育局在广饶县召开了全市中学师生代表参加的表彰大会，授予我校“坚持三个面向，开辟第二课堂”锦旗，以资鼓励。 我们学校虽然没有操场，也没有多少器械，但体育课，体育活动开展得并不差。体育教师孙贵起、商玉杰认真执教，带着学生到广饶师范借场地上课，没有器械出去借，或自己制造。每年我们都坚持开春、秋两季全校师生运动会，还根据不同季节、不同年级，开展许多小型体育比赛，如跳绳、拔河、球赛、踢毽子等。每年全县中小学运动会，我们的成绩都名列前茅，涌现出一批批优秀运动员：彭家胜、彭家义、崔洪香、崔洪梅、崔洪星、孙利军、孙利华、程春兰、孙健强等等。他们在运动场上那矫健的身姿，顽强的拼搏精神，崇高的集体荣誉感，至今在我心目中留着深刻的印象。1976年学校被评为惠民地区“体育工作先进单位”。1983年学校被评为惠民地区“输送体育人才先进单位”。1984年学校荣获东营市中学生女子足球冠军，1984年学校被确定为东营市“体育传统项目（篮球）学校”。1984年学校女子足球队代表市参加省女足赛获“精神文明先进集体”称号。

我们学校的文艺活动开展也很活跃，音乐教师范琪亮非常热心这项工作。他克服种种困难，冲破种种阻力开展活动。为了编排节目经常加班加点忘了吃饭。他到县文化馆、剧团借来了扬琴、月琴、手风琴、小提琴等乐器，又动员学生自带二胡、京胡、笛子等乐器，成立了几十人的小乐队。利用课外活动、节假日教排，演奏了不少乐曲，还都很象个样，受到领导的好评，得到群众的称赞。自己编排许多舞蹈、小演唱，都很精彩。1975年参加惠民地区文艺汇演儿童剧目《捉老鼠》，获得二等奖，张爱军饰演大公鸡、延新梅饰演小白兔、郭红丽饰演小花猫、陈鹏饰演小老鼠。学校的小乐队伴奏。1977年参加惠民地区文艺汇演，孩子们的民乐小合奏《欢庆胜利》，获得优秀节目奖。记得小乐器手们有魏红光、张国兴吹笛子，魏红玉、赵娟拉手风琴，西立明拉低胡、张广青、李红滨拉中胡，张静、赵盈盈、郭红丽、冯江红、康春玲、薛燕拉二胡，李长虹拉小提琴，陈纯清弹扬琴，彭惠真、岳敏燕弹月琴，隋伟育弹柳琴。这帮孩子们的精彩演奏轰动了惠民地区行署----北镇，大人、孩子争相到剧院观看他们的演出。当时惠民地区舞台上都有我们的精彩演出，小演员们还有周军、刘瑞生、李健、王小波、鞠迎春、王红、郭新春、崔秀芳等，我们的演出队演遍了广饶大地。每一届地区、县文艺汇演，我们都拿最高奖。那些可爱的小演员，演奏手，长大后都成了各单位的文艺骨干人才。 学校团支部、少先队工作也很出色。1982年学校少先队被团省委、省教育厅授予“红花集体”称号。1983年范琪亮老师被评为山东省“少先队优秀辅导员”。学生王莉出席山东省“三好学生”、模范少先队员代表会议。 学校工作年年受到县政府、教育部门、共青团的表彰奖励。1981年我被推选为“优秀教工”，参加了山东省教育工会在青岛组织的“优秀教工暑期疗养”活动，时间近一个月。我知道，荣誉我享受了，功劳是全体教职工的，我感谢大家。 在那一段时间里，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学子，他们是学校的精英。如：1976年毕业本校的张国庆，医学研究生毕业，外科专家；山东省“十佳”青年。1977年毕业于本校的刘瑞生，成为医学博士后，在美国亨利福特医院任副教授、教授，现在在美国是博士生导师；朱洪波中央财经大学毕业，现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监事长；张旭东，山东大学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现在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任教授；1981年毕业生李民高中毕业后考上山东大学，到美国读博士、博士后现在美国工作。1985年毕业生王莉山东中医院毕业升入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生现在美国工作。我的许多学生，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辛勤地工作，有的当了领导，有的成了企业家，有的当了医生、护士，有的当了人民教师，有的成了种粮专业户、个体业主，各行各业都有学生们的身影。他们为社会做着贡献，为建设祖国添砖加瓦，我很欣慰，很快乐。每逢我走在路上，学生一声甜蜜的称呼“老师”，使我十分温暖，逢年过节，学生一声亲切的问候，使我无比快乐。每逢学生们集会，一杯杯感谢的酒，一句句感谢的话，都像甘甜的蜜汁流进我们的心田，使我们永远回味着这丰收的甜蜜。

附初中十级学生张国兴写的文章

《难忘儿时记忆》

----- 邵校长的眼泪

我十七岁当兵离开家乡，一晃已四十年有余。因父母早年去东营市工作和部队纪律的原因，我回老家的次数少之又少，儿时的记忆便淡忘许多。但有一个场景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那就是——邵校长的眼泪。

记的那是1976年9月的一天中午，我午休后去学校上学，出了大院门习惯性的从路西侧百货商店门口走过。突然，从商店窗口不经意间发现，我们平时非常敬畏的邵校长在里面痛哭，那发自内心、撕心裂肺、泪流不止的场面，惊的我在大热天中直冒冷汗。心想，是哪个坏学生做错了事让刚毅坚强、不苟言笑的校长如此伤心？

来到学校后才得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无论是开大会还是组织悼念活动，邵校长极其痛苦的样子又一次次再现。她对人民领袖发自肺腑的热爱，深深的打动、影响和教育着幼少的我。

都说为师之道“身教重于言教”。上学期间有多少教育、教学都渐渐忘去，但邵校长的一次真情流露，却让我难以忘怀。是她用自已的身教让我知道了什么叫热爱、什么叫感恩，让我懂得了爱需要传递。

邵校长，谢谢您，祝您永远健康快乐！

学生 张国兴

1977年全县中小学文艺汇演后合影。

抗大农中红小兵文艺宣传队1976年国庆节合影。

这是与受县表彰的班集体优秀学生合影留念。

这是一九八四年学校女子足球队参加东营市比赛时的合影。

六、分别的思念

1984年，我四十六岁，可能是更年期吧，身体感觉很不舒适，多种疾病相继而来。心慌腿软，支撑不了学校一大摊子工作。向教育局领导反映一下情况，局领导很关心我，随即给我调换工作，把我安排到县教育工会任副主席。这年的8月我去教育工会报了到，离开了我工作了十二年之久的中心学校，很是恋恋不舍。工作之余常常跑回学校看一看，找着同事们啦一阵子，叙叙旧。一九九六年五月，二零零一年十月，我们搞了两次“老中心”教师集会，每次都到六、七十人。我们常搞十人八人的小集会，大家聚在一起，叙说过去同甘共苦奋斗的往事，介绍着学生们的去向、成绩。都说那时虽然生活艰苦但很快乐，同志间的真情厚意值得回忆。有的老师亲密地抱在一起，有的激动地放声高歌，有的兴奋地挥笔作诗，场面十分动人，回味无穷。

这是退休后中心学校老师们的一次集会留影。

这是二零零一年中心学校在校老师和退休老师集会时的合影。

第三章 重返讲坛---走进县直第一小学

一、产生重返学校的念头

离开中心学校之后，于1984年8月，我去县教育局工会报了到，开始了教育工会工作，教育工会主席是韩学信同志，他人非常好，工作十分认真，为人真诚，一年多的时间跟他学了不少关于工会工作的知识，这里还有一位年轻的杨德军同志，工作主动勤快，我在这里工作很平稳，生活很有规律，有的同志对我开玩笑说：“你算找到了个好岗位，好好歇歇吧。”可是从沸腾的学校环境一下子到了安静的工会，气氛、工作对象、工作特点大不一样，我还真的很难适应。刚刚开始的几天感到不错，真清闲，什么事也不用操心，有主席领着，干点事很轻松，还有得力的助手。可是过了不长时间，就感到寂寞。做惯了学校工作乍改工会工作觉得很不顺手，看不到学生的影子很不是滋味，特别是1985年6月1日那天，少先队员们敲锣打鼓排着整齐的队伍，佩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去广场过节日，对我触动很大。噢，今天是“六一”节，往年的今天我早和孩子们一起过节了，那是多么快活啊！自此，重返学校工作的年头又浮了出来。工作之余和同志们聊天，把自己的感受与想法透露给了几个知己朋友，他们多数同情我的感受，支持我的想法。但也有的说我有福不享找累受。但我不敢和领导表露，为了照顾我的身体给我安排了这么好的岗位，再提出来回学校工作，开不了口。1985年夏日的一天，广饶县直一小的鲍校长，身穿破背心，一根裤角卷到膝盖，一根卷到脚腕，头戴破苇笠在教育局院子里等领导有事，我叫他进办公室坐会，他没去，我和他在院子里聊了会，看着他疲惫的样子，我说“鲍校长，你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教学，里里外外那么累，不找个助手吗？”他说和领导说了多次了，到现在没找上。我说：“我去给你当助手吧！”他说“很好啊。”这样半真半开玩笑地说着。可我去学校的心更强烈了。借着向张建温局长汇报工作的机会，鼓了鼓勇气向局长透露了我的想法。他很关心地说：“那你去学校不是又很累了吗？身体吃的消吗？”我说：“经过一年的调养，身体好多了，再说有鲍校长主持，我给他当个帮手，应该问题不大。”张局长缓了缓说：“我再考虑一下，和其他局长商量商量，你也再好好考虑考虑。咱再说吧。”

二、到县直第一小学工作，重返教坛。

时间过了一个来月，经过局长们的讨论同意了我的要求。1985年8月25日，政工科长赵象华同志亲自送我去一小报了到，还给我挂上了三个头衔：党支部书记、副校长、工会主席。就这样我就重返教坛，干起了老本行，开始了在广饶县第一实验小学的八年工作。鲍校长分给我一套住房，住在学校里工作生活都很方便，我非常高兴。当时的一小是广饶县一流的校舍，一流的教师队伍，一流的教学质量。广饶县第一实验小学，原名县直第一小学，起初设在广饶师范学校校园内，有两个班。1985年新校舍刚刚建起来，在城关十一村西边，校舍虽然不是楼房但比较标准，一口教室三间，一排三口教室，一共建了五排房子，四排教室，一排办公室。前边有小广场，有花坛，旗杆，校园不大很整洁，后边还有伙房，东侧是教师宿舍，西侧是运动场，当时在全县是一流的。一小的教师个个是精英，一部分是从各小学抽调的骨干教师，如：闫凤兰、蔡文香、蔡艳华、蒋建英等。一部分是从县进修学员中挑选的高手，如李俊兰、刘慧梅等，还有一大部分是从广饶师范（后为东营师范）毕业生中挑选的尖子，如燕丽云、宋景夏、宋玉珍、张清香、郑金丛、候国成等等。年龄大的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中年教师既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有年富力强；年轻教师既有专业知识职业技能，又年轻好学，积极能干。因此一小的教师队伍也是一流的，我来到他（她）们中间，可以再学习，发挥我的余热了，因此很高兴。 一小的领头人鲍以隆校长四十来岁，年富力强是从天津调回家乡的一位办学、教学高手，为人实在，工作扎实，他决心把这所学校办成一流的。他有丰富的办学经验，对教师、学生都有一套管理办法，他是个实干家，生活简朴，从外表上看他倒像个老农民，因为学校刚刚办起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校园绿化，道路修整等他都要亲自抓。教学上他也很内行，经常到课堂上听教师讲课，了解师生教与学的情况，以指导教学、教研工作，提高教学质量。教学工作上还有一个得力助手教导主任刘玉芬，后提为副校长。她工作十分认真、泼辣，干劲十足。她亲自给五年级上数学课，有空就去课堂听老师讲课，教研工作抓的很紧，所以一小的教学成绩名列前茅，教学质量也是一流的，当时我想，我能来到这么一处学校，融到这样一个集体中，我一定向他们学习，努力工作，不管叫我干什么，我也一定奔一流。

到一小报到后，鲍校长对我很客气，他说：“你来这里工作我很欢迎，学校刚刚建起，很多地方不完善，还要处理，教学上有刘主任抓，你除了抓好党支部工作和工会工作，学校工作你就抓第二课堂开展一些活动吧，另外学校资金不足，你在这县城熟，和我跑跑单位，集点资金。”我说：“好。” 党支部工作主要是组织建设，原来和师范一个支部，分开后支部刚建起来，党员不多，这里这么多优秀教师，抓紧发展党员壮大组织，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我就对已写了入党申请的同志进行谈话、外调、向机关党委汇报，对要求解决组织问题的许多优秀教师组织学习党章，加深对党组织的认识。工会工作，我因为在教育工会工作了一段，比较熟悉这方面的工作，学校年轻教师多，女教师多，我从关心他（她）们的生活开始，做到多走访、多交谈。哪个教师遇上困难了，身体不舒服了，青年教师的婚姻问题了我都要访问、了解情况进行帮助。如有的老师孩子去幼儿园有困难，我帮助联系，接送有困难的我帮接送。有个从东北调来的女老师叫王希凤，自己带着三岁的孩子，爱人工作没安排好，一时过不来，在十一村租赁了间小房子，又得上班，又得接送孩子，又得买菜做饭，困难很多，常掉眼泪。有的老师说：王老师太难了，一步三滴泪。我了解情况后，常与她交谈，鼓励她克服困难，联系她的房东帮她看孩子，我又把她的情况向鲍校长汇报，当时学校教师宿舍有限，房子少，等着住房的人多，人人都在学校住房也很难，经校领导班子研究把一间小南屋原是伙房的储藏室大约6平米，倒出来给了这位老师，这样她住在学校里，可以在伙房打饭，上下班在院内也方便，孩子老师们帮助照看，她很高兴，眼泪换笑容了。再如年轻教师张建军和在本校代课的教师刘春霞相爱了，可刘春霞的户口还在农村，张建军的父母很不同意，常叫他回家谈话，让他另相亲，经常半宿半夜的谈，张建军思想压力很大，本来胃就不好，这样吃不好，睡不好，小伙子瘦的不像样子。我找他做工作，支持他俩相爱。我说只要两人真心相爱户口在哪里不重要，父母工作慢慢做，不要有负担。张建军更坚定了决心与刘春霞的爱情，做通了父母的工作，成了一对美满的情侣，结了婚，生活的非常幸福。少先队大队长辅导员来庆平老师，工作十上分能干，但是她也有难处，她的父亲原来在供销部门工作，很认真很能干，是全国劳动模范，最后工作岗位在西刘桥乡供销社，退休后和老伴住在那里的两间旧房子里，生活很不方便，特别是吃水很困难，村里无水井，村民在村外挖了口土井，要一蹬一蹬下去，用水瓢把水刮到桶里再提出井，运回家，年轻人都感到吃力，两个老人根本弄不了水来。来庆平要定期回家给老人提水。少先队工作又离不开她，越是节假日她越忙，要排练节目，训练鼓号队等。我要想办法帮她解决这个困难，我和闫凤兰老师冒昧地去找闫君山县长反映情况，求援解决困难，我们怀着忐忑的心情见到闫县长，他态度非常和蔼，很平易近人，耐心的听了我们反映的情况，他说：“这样的老模范很应该照顾他们的老年生活，你们反映的情况很好，这个忙我帮，你们先回去吧。”很快接到县社的通知，同意把两位老人接到县城住，县社一时解决不了房子，先在附近村里租赁房子，费用由县社承担，为了方便照顾，来庆平为父母在学校附近的十一村赁了两间房子住下，困难总算解决了，她也可以安心工作了。 因为大多数教师住在学校里，我也住在学校里，走访交谈很方便，周末老师们回家探亲回来都和我说说家中的情况，带来什么好吃的让我去品尝。暑假里我和他们一块做手工卷纸筒串帘子，我设计的图案“美人蕉”、“江南风光”还蛮受她们喜爱，抢着使用。那年暑假各家的房门上差不多都挂上了自己动手串的帘子。都觉着很好看，心里美滋滋的。我成为他（她）们的老年朋友，我十分高兴。我在1987年被市总工会授予“优秀工会积极分子”，县总工会1991年评我为“优秀工会工作者”，县教育工会多次授予我“教工之友”，“优秀工会干部”。 我的大量工作还是用到开展第二课堂上。当时，由于教师的短缺这方面的工作显的好像差了点，只有一位体育教师，又得上课，又得组织活动，建运动队忙不过来，音乐、美术没有教师没开课。我了解到郑金丛老师很全面，能歌善舞，征得鲍校长同意，让她教音乐，把课开起来，郑金丛老师语文、数学教的很出色，其实她本人并不怎么喜欢教音乐课，通过谈话，她很顾全大局接受了教音乐课的安排，她不但课上的很好，还编导了很多歌舞等文艺节目，很精彩。学校有了歌声，有了舞姿，学校显的更有生气了。 1986年、1987年从广饶师范分配过来好几位音、体、美老师，宋拥军、张建军、来庆平、张金铭等同志，他们都聪明好学，有活力，个个都很虚心，肯吃苦。再加上团支部的侯国成老师和教导副主任分管第二课堂工作的燕丽云老师也很热心这方面的工作。刘广文也是很能干的体育教师，还有热心这方面工作的省模范教师闫凤兰也来当“参谋顾问”，学校的音体美课不仅全开起来，还建立起了田径运动队、合唱队、舞蹈队、鼓号队，红领巾广播电台等第二课堂活跃起来。学校共青团、少先队的工作开展的很好，团支部书记、办公室主任侯国成、副教导主任分管第二课堂的燕丽云工作非常热心、主动，他们都上着语文课当着班主任，从不嫌累，处处带头干。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来庆平工作十分认真，为人中肯，虚心好学，吃苦耐劳，少先队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获得许多荣誉称号，如：省金星大队，全国红旗大队、全国读书读报先进单位，全省青少年劳动实践基地。1989年组织开展的少先队活动“为了人民的利益”获省少工委“最佳活动奖”，少先队被誉为“全省功勋大队”，“全国雏鹰大队”，获全国“五自”活动先进单位等等。来庆平本人也获得了许许多多的荣誉和奖励。1988年12月获县“优秀辅导员”，1991年获“体育先进工作者”， 1992年获东营市“学赖宁，做党的好孩子”，“红领巾传递活动”最佳指导奖，1993年获团省委“青春立功”活动三等功，1994年获县“新长征突击手”，2014年被评为山东省优秀教师。 宋拥军老师话不多很能干，认真学、苦钻研，音乐课上的很好，歌咏队、鼓号队他是辅导员，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张建军体育老师工作扎实能干还很技巧，不仅自己舞跳的好，很多参赛的舞蹈、韵律操、健美操都是他编导，鼓号队的队列、图案、串花变幻队形也是他编导，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张金铭老师心灵手巧，画、剪、刻、做样样拿手，工作脚踏实地。除了认真上好他的美术课外，学校的宣传栏，少先队的宣传板面，鼓号队、歌咏队的、文艺队的道具都少不了他的功劳，在建设少先队活动室的过程中他收获了爱情，少先大队辅导员来庆平看上了这位心灵手巧，心地善良，思想进步的帅小伙，二人相爱、相恋结合在一起，建立了美满幸福的家庭。

在广饶县第一实验小学校园内与小学生的合影。

和少先队员一起过六一儿童节。

三、一小首任校长鲍校长不幸去世。

就在学校各项工作蓬勃开展，蒸蒸日上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987年暑假到来了，县教育局、教育工会利用暑假组织教师到北京旅游，给了学校一个名额，鲍校长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说你不去我去。我说你去了咱那楼怎么盖，我可不懂。前几天我们去教育局争取了十万元钱，在东排教室后边盖栋二层楼，上下两层六口教室，以备扩班用。鲍校长说：楼已打好地基，灌上水泥了，须要五天凝固，我趁这功夫去，几天就回来了误不了事。我说：“好那你就去吧，别的事我能办。”就这样7月23日，他和石村乡的郑老师提前先走了一天，其他人员晚去一天。他走了之后，我也接到通知，部分学校的领导和各乡镇教育领导人由教育局王王民局长带队去东营市开会，学习关于教师职称评定的有关内容，7月26日这天我们正在学习文件，王局长接到教育局的一封信，他看着看着脸由红变白，结结巴巴的说：“一小嘞”，我一震问“怎么了？”他说：“鲍校长心脏病突发，病逝在北京去八达岭的旅游车上。”当时我听了头嗡的一下象要炸开，难以置信，学习也没有了心绪。我说：“王局长我先回去吧，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明天学习就结束了，咱一块回去，现在局里已有了安排。你明天回去也误不了事。”王局长说。之后的学习也不知道学的啥，整晚也没睡着觉。第二天回到广饶，回家放下东西便去了学校。鲍校长的家属老李抱着鲍校长的骨灰已回来了，那场面太让人难受了，鲍校长的家属哭的死去活来，两个孩子也不住的哭，鲍校长还有一个身体不太好的老母亲，怎样安抚好他的家人，是一个难题。多亏工作经验丰富的郭可兴副局长，我们一块做家属的工作，好歹没出什么事。在一小校园内，为鲍校长开的追悼会，我主持的。就这样送走了一位扎实能干，办学经验丰富，教学有方的、可敬的老校长，太惋惜，太叫人心痛了。

四、新领导班子成立

时隔不久，教育局派来了新的领导。校长是在县教研室工作的年富力强的纪宝国同志，党支部书记是在十中任书记校长的军转干部崔继舜同志担任，还有一位从大王中学调来的受到省“园丁奖”的梁明华同志分管后勤，我的工作轻松了不少。更有精力抓工会和第二课堂工作了。纪校长、崔书记两位领导作风很民主，善于集思广议，遇到事商量讨论，形成决议共同努力，学校的工作又掀起一个新的高潮。 学校相继建了一座三层的小楼，能扩六个班。楼上设上了图书室、仪器室、卫生室、会议室。在学校东南边建了阶梯教室，县教研室常在这里组织观摩教学，讲公开课等进行教研活动。以及校舍改造，这些工作主要是纪校长、崔书记两人抓的。1988年11月学校校舍改造，省市两级验收。由于纪校长抽去参加验收团验收，学校决定让我进行汇报，我和纪校长、崔书记商量了汇报范围、内容，拟出了汇报提纲。并印发了汇报报告，发给验收团的每位领导。崔书记、梁主任和我带领验收团实地观看了校舍改造情况，我脱稿对学校的校舍改造工作做了简洁全面，重点突出的汇报。教育局电教科的周玉刚同志随同验收团进行录像、摄影。他对我说：“校舍改造工作数咱学校搞的好，所有人的汇报数你汇报的好！”我听了心里美美的。

四、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在一小的日子里我和老师们共同努力，开展了许许多多的课外活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遵纪守法教育，艰苦朴素教育。现在回忆起来还觉的不错。那时每周一举行升国旗，唱国歌仪式。仪式上师生用多种形式歌颂我们的祖国，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化，祖国的光荣伟大。利用节假日对学生进行教育。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学校都认真准备开展适合儿童年龄特点，丰富多彩的活动，既让孩子们感到节日的快乐，又让孩子们从中得到教育。如1988年农历龙年，我们搞了“龙年游龙宫”活动，每个班各有特色活动各班相互参观、互相享受、共受教育。还搞过庆“六一”歌咏比赛等等。 1991年的“六一”节学校举行了“百花园活动”，效果很好，每位队员都是活动的主人。有的班搞文艺演出，人人是演员，个个是观众。有的班开故事会，人人都演讲，个个受教育。还有的班搞画展，人人是画家，个个是评委。侯国成老师班里别开生面的搞了“人人当厨师，个个献厨艺”的活动，侯老师把准备好的气罐放在教室外，找专人看管操作，以确保安全。小学生们从各家带来黄瓜、茄子、土豆等各式各样的菜，有的洗、有的切，有的穿上围裙，戴上套袖，掌勺当起了厨师，也有凉拌菜摆上花型。用课桌兑起来成了大餐桌，一会桌子上摆满了各色各样的菜和各色各样的饮料，孩子们坐在周围品尝着自己动手做的菜，甭提有多高兴了，还把我们几个领导、家长代表请了去品尝他们的菜，我们给他们评分点赞。周玉刚老师班搞了“讲红军长征故事，学长征精神”的活动，还模拟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抢渡大渡河，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每年的清明节我们都抓住机会不放。师生自己动手准备竹竿、树枝条、铁丝、纸张等给烈士扎花圈、写挽联，胸前戴上自己做的小白花到烈士陵园给烈士扫墓。扫墓前给学生们召开动员大会，讲明给烈士扫墓的意义、目的，强调组织纪律和要求及活动流程安排。所有老师都到各班和班主任一块组织保护学生，那时公路还没有红绿灯，每到一处十字路口老师们在公路两端手挽手拉成人网，保护学生过公路。到了烈士陵园我们庄严的向烈士肃立默哀，敬献花圈以表达对烈士的哀思，并进行传统教育。组织学生活动：在烈士墓前宣誓、擦拭烈士碑、给烈士扫墓、向烈士献花、和烈士说悄悄话等。蔡文香老师在烈士墓碑前向学生们讲：“同学们，看这位烈士是湖南人才十八岁，为了解放全中国南征北战，牺牲在我们广饶大地上。来，我们全班向他致敬！默哀！”李俊兰老师把学生们领导一个墓前说：“同学们，大家看，这块墓碑没名字，只有三个字，烈士碑，为什么?他是无名英雄，虽然为革命牺牲了，但谁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哪里人，谁家的孩子。来，我们全班向他致敬默哀！”我还向学生们讲，烈士陵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为悼念烈士而种植的，修建的，我们要加倍爱护。孩子们真听话，很动情，在烈士陵园内无一人大声喧哗，无一人折松枝、摘鲜花、踏草地。每次去都受到守护烈士陵园的烈属老大爷的表扬和夸奖。他说：“全县所有来扫墓的，不管是机关还是学校，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数你们组织的好，学生守纪律，老师负责任。”我们的活动也收到良好的效果，有的学生在作文中写到：以前我生在福中不知福，长在甜中不知甜，和烈士们比比，他们太伟大了，我太不懂事了，以后我要好好学习，严格要求自己，学好本领，把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中国建设的更美好。有的家长反映说：学校搞搞活动，教育教育孩子很管用，俺那孩子参加扫墓活动后不挑食了，不乱花钱了。 学校还请英模到校讲战斗故事，请司法部门的同志到校讲法制课，用实际例子讲学法、懂法、守法的重要性。我们还和交警队联手开展了“守交通规则，做小交警”活动。团支部、少先队在高年级中队挑选一部分队员，穿上订做的交警服，佩戴交警带，分成若干小分队由中队辅导员带领，周六、周日轮流上街配合交警执勤，很受欢迎，很见实效。

每年春天我们还到郊区搞春游野炊活动，丰富孩子们的生活，锻炼他们的意志，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的作风。最难忘的是1991年4月4日那次春游。事先我和侯国成老师、来庆平老师徒步去十里外的城东淄河滩考察行走路线、活动地点，及需要注意的事项。回来做好计划和安排。临行前向参加活动的3-5年级的师生做动员报告，让学生自愿报名，如有感觉身体弱的、不舒服的可以不用去。并且学校提出要求及须知事项等等。结果没有一个提出不去的。我们要求轻装，只带水壶、干粮和小菜，一律不准带钱。各中队带一口轻便的铝锅。我们以军事编制，整个大队为一个连，各中队为排，小队为班。各班主任为排指导员，副班主任为副指导员。各中队正副队长为正副排长。张建军老师为连长兼总指挥，侯国成老师为连指导员，来庆平老师为连副指导员。我是总顾问，崔书记是总后部长。上午七点三十分到学校集合，八点正式出发。学校去单位借来一辆大面包车，拉上水，药品，还有校医，崔书记在这里面坐镇，如果学生有不舒适的可以及时上车休息治疗，如果有走累了走不动的可以拉上。小战士们精神十足，走起路来齐刷刷的只听到沙沙的脚步声。一会队伍到了东门外的田间小道上，绿油油的麦苗在微风吹拂下，赶起了波浪，地头岺边的苦菜花、荠菜花、野扁豆花，黄的、白的、紫的点缀着大地美极了。队伍里的传令兵跑前跑后传达着各级指挥的命令，一会五分钟的快速前进，一会蹲下原地待命，一会传来抓“敌特分子”的命令，指挥员用道具设上假想敌藏在沟底路边或草丛里，让各排战士寻找。一会传来敌特分子抓获队伍继续前进的命令。小战士们甭提有多认真、多高兴了。上午十点钟左右队伍穿过梧一村村庄到达了目的地-----淄河滩。春天干枯了的河滩有许多沙丘、沙坑，岸边的柳树已长出嫩绿的枝条，在微风中摇摆向小战士招手致意。队伍在一大片沙滩上列队站好。连长发出“以排为单位，进行休整。”的命令，队伍刷的向四面八方带走，四面红旗扬，八面歌声起。小战士们追逐的，说笑的······，半个小时后连长派传令兵到各排命令道：“各排炊事班就地架锅做饭。”于是各排忙活起来，有的挖坑、有的支砖，有的向锅里倒水，有的捡柴，顿时炊烟四起。不一会各排的阵地上铺着报纸或纸板的上面摆满了各种小菜，咸黄瓜、咸鸭蛋、鸡蛋、火腿等，自己背来的干粮，放在锅里热好了，大家围坐在沙滩地上吃着真香，还互相谦让交换着吃，平时在家里挑肥拣瘦的小皇帝、小公主不见了。我和其他连长、指导员分别被邀请到小战士中间，把我们自己带来的饭菜也分给他们品尝，非常开心。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集合号吹响了，各排集合进行活动，做游戏、讲故事。期间还召开了排长和指导员会议对活动情况进行了汇报，并对小战士们的情绪及身体情况做了了解。最后大集合，连指导员做了总结，表扬了优秀的排队和好人好事，对大家进行了鼓励。然后我们踏上了回校的路程。那年我54岁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有的老师和我开玩笑说：“你这个老同志，盼着你上车休息休息，俺也偷偷懒，可始终走在最前头，哪来的这些劲啊！”我高兴的说：“越老骨头越硬，想偷懒没门。”大家都笑了。

带领师生去郊游。

给郊游的学生们做总结讲话。

学校每年都召开田径运动会，不仅展示了学生们矫健的身姿和健康的体魄。还从中选出成绩优秀的运动员参加县运动会，都取得优异的成绩。校体操队多次到市、县运动会上表演。张建军自编的韵律操参加省里比赛获得第三名，宋拥军排练的大合唱参加市级比赛获得第一名，校鼓号队从1986年到1991年期间，市县组织了五次比赛我们得了五个冠军。1986年“六一”节县里举行了第一届鼓号比赛，参赛的学校不多、规模不大，在广饶师范前边的灯光球场举行的。那是学校刚刚成立起鼓号队，鼓少，号也不多，宋拥军老师也是边学边教，经过一段紧张忙碌的练习和排练到了比赛时间，我们上去表演，鼓打的整齐，号吹的有声有调，鼓号配合的也不错，受到大家的欢迎。其他参赛学校不是鼓打的不齐，就是没配上号，也有的连支曲子也没有，光会吹嘟嘟嘟，甚至有的参赛学校只拿着鼓和号上去转了一圈，这样我们就轻松的获得了第一届比赛的第一名，取得了冠军。

五、难忘的鼓号比赛。

以后的鼓号比赛一次比一次规模大，要求条件也越来越多，规格要求越来越高，记忆最深的是1990年秋季的比赛。那年暑假前夕接到教育局的通知。在今年的十月十三日少先队建队节，市教育局、市团委要举行一次规模大的鼓号比赛。各参赛队组成一支由八面大鼓、八面大钵，三十二面小鼓，三十二支小号、六十四人的花束表演队，加上指挥、旗手、护旗手、字牌队等共计一百四十九人。学校接到通知后，纪校长，崔书记都很重视，当即进行了研究组成班子，具体工作由我负责，侯国成、来庆平亲手抓，张建军、宋拥军负责排练，张金铭负责道具、字牌的设计。并制定了具体的参赛训练计划。到各班挑选学生，利用暑假训练。 挑选学生也有很大的困难，学生愿意参加但一部分家长疼爱孩子怕热着、累着、怕影响学习不同意参加，有的想带着孩子走亲戚、旅游等原因不同意参加，学校一方面上门做家长的工作，面科学安排好时间。比如根据夏天天气特点，趁早、晚凉快分组练习基本功，然后指挥、鼓、号、配合训练，最后加上乐器行走训练。气温上来后就安排学生写作业，这样训练到暑假结束。开学后，每天下午放学再进行队伍串花、摆图案排练。学校场地小我们到县体委的运动场上练习。附近没有锅炉学生累了渴了没热水，我家就在附近，我就利用中午在家烧好热水凉着，等师生训练时喝。学生年龄不大，大的十一、二岁，小的八、九岁，独生子女都很娇惯，在家都是小太阳、小皇帝，一家人围着他转。训练时背鼓的背鼓，打钵的打钵，不是这个掉了鼓棒，就是那个掉了号嘴，老师们还得帮着找，最后老师们想出了办法用线绳把号嘴和号体联在一起。到了后期队伍要穿插、摆图案，我和老师们边想边排，反复研究，反复排练，不知道排练了多少次，改了多少遍。年轻的老师住校吃食堂，回去的比其他老师晚一、两个小时，饭菜都是凉的，长时间吃凉饭本来就有胃病的张建军的胃病更厉害了，宋拥军，来庆平等其他老师也感到胃不舒服。我的老伴不会做饭，我不管回去到几点都得自己做饭。 参赛的服装也成了问题，原来的鼓号服装已经很旧了，且数量差的也很多，要购买这么多服装、道具得花不少钱，学校没有资金，教育局、团委钱也不宽裕，我们又跑市教育局、市团委要资金，到单位求援。七拼八凑集起钱来，我领着年轻老师到周村买了鼓号，又定制了服装、鞋帽，购买了手套袜子等用品。到了彩排的时间队员们穿戴整齐到广场演练，教育局张局长，纪校长、崔书记都到现场看效果，提出了意见指导改进。在多方努力下我们总算准备好了。这次参赛队伍庞大除队员外加上跟着服务的老师接近二百人，学校借来三辆大客车，提前一天到东营市的比赛场地进行适应排练。出发前根据学生们的情况特点我做了动员报告，我说：“同学们，我们冒着酷暑的炎热练了这么长时间，练出了成绩，练出了效果，也练出了你们这些小强人，你们在训练中表现的很好，不怕吃苦，不怕受累，听从指挥，训练认真，表现了很强的集体观念，我们就要去接受实际检验了。提前一天去住一夜到现场适应一下，吃的、住的不如在家里好，没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照顾，我相信这点小苦你们一定不怕，我们不仅要让市县领导和广大观众检阅我们的队伍表演的怎么样，同时还要让人家看看咱们广饶第一实验一小的少先队员，守纪律、懂礼貌，吃苦耐劳的高尚品格和活泼开朗、勇敢、团结的风采。现在给大家有点时间想一想有晕车的吗？有不吃肉的吗？有身体受不了苦的吗？报上名来可以不去，咱宁愿得不得第一，也要保证你们的身体。”其实学生们早就盼着这一天的到来，他们都有很强的自尊心，谁也不愿意落后，都表示不怕苦，不挑食，很快集合起队伍来，上车后服从安排，抢着坐位置不好的座位。一路上老师们给他们讲故事，说笑话，猜谜语，欢声笑语，一个晕车的也没有。到了东营市在组委会和师范学校领导的安排住下，下午三点后到比赛场地进行了彩排演练。针对出现的问题讲了讲。晚上每个房间都有2-3名老师陪伴。

我一夜没睡好，脑子里思来想去牵挂着学生们能休息好吗？明天有啥情况出现？学生们上场后发挥的怎么样？天刚亮我就起来了，老师们也陆续的起来了，我们开始给学生们化妆，哪个孩子先醒了起床了，就先给哪个化妆，老师们都是化妆师，有梳头的、有打粉底的、有涂胭脂的、有描眉的，连我也会化了，等孩子们吃完饭再涂口红，点上个美点，一个个小演员漂亮极了，咋看也看不够。然后他们背上鼓，拿上钵、号等所有道具，排好队、查好人数，老师们挨个检查一遍看看带子系的松紧合不合适，结不结实，衣服扣子系的对不对。然后我又给孩子们鼓劲：“孩子们！你们太棒了，女孩子个个象花朵，男孩子人人是帅哥，就看你们上场的表现了。”队员们个个精神抖擞，神气十足，到了指定位置等候比赛的开始。 主席台上坐着东营市分管教育的书记、市长、团市委书记、各县的教育局、团委负责人。东营师范的师生也坐在看台上。评委坐在前排。平常生龙活虎般的小队员们看来也有点紧张，一个个默默无言注视着前方，象是上阵前的威武小战士，我和老师们也都紧张的等待着演出的开始。随着主持人“比赛开始”的话音，第一支参赛队入场了，我一看还真有点发怵，人家的队员个头比我们的高出一头多，演奏的也不错，挺整齐的，串花、图案都不错，得到了热烈的掌声。主持人宣布下一个参赛队广饶县第一实验小学代表队。场上片刻寂静随着我们小指挥的棒利落的往下一落，鼓号响起我们的队伍入场了。真想不到他们的姿态是那样的神奇，步法是那样的整齐有力，个个抬头挺胸美极了，帅极了，可爱极了，还没等到队伍全部上场就迎来了阵阵喝彩声和雷霆般的掌声。他们自然从容地演奏着每一支曲子，表演着一个个优美的动作。我县教育局的张建温局长由坐着看成了站起来看，高举着双手鼓掌，表情由严肃到从容到笑容满面，我和老师们悬着的心慢慢的落下来，完全被队员们的精彩表演征服了。小队员队形变换的那么自然到位，图案摆的那么显赫，字牌光彩耀眼，最后全队摆满整个场地，“勇敢团结，严肃活泼，学习奋斗，振兴东营”十六个大字镶嵌在金黄的葵花之中，在指挥杆的指挥下刷地布满全场。全套动作让人难以挑剔，场上一片欢呼，掌声响起经久不息。我们以高出第二名1.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我和老师们兴奋不已太感谢我们的小队员了，到了真事上他们都是真人。

这是1990年10月13号参赛时的广饶第一实验小学鼓号队。

这是第一实验小学的鼓号队花束队参赛表演。

当时一小的鼓号、献花、献词表演成了家常便饭，市县各种代表会、欢送新军、接待外宾都少不了我们，爱看热闹的老太太们，一听见鼓号声就往街上跑。为此事我们得到了很多称赞，我也得罪过领导。记得有一年秋天，市里在广饶举办全市秋季运动会，开幕式上要我校的鼓号队、花束队到场表演，我们认真的做了准备。时已深秋天已变凉，且天下起了细雨，人们都穿上了厚的秋装，我们花束队的孩子们穿着短袖褂、短裙。开幕时间过了半个多小时了还不见动静，孩子们冻的两手抱着肩，我忍不住了就去问组委会的领导“怎么还不开始孩子们冷。”领导说：“天不好，定不住，市县领导都没来，再坚持一会吧。”我叫老师们把孩子们带到背风的地方散开，几个人相互抱成团暖和点。又等了半个小时还不见动静，我又去问领导还是如此说，我和领导说“那我把孩子们带回学校吧，让他们回教室暖和点。”领导不乐意怕误了事，我态度不好的说：“领导怕雨，我的孩子们就不怕雨吗？”说完带着队伍走了，领导很不高兴，其实那天也没举行开幕式。

1988年5月的一天，学校突然接到通知，团省委的一个检查团要到学校检查团队工作，我把团委书记侯国成和大队辅导员来庆平叫到办公室一块商量如何迎接、汇报。让他俩做好汇报工作。我和张建军宋拥军及各班班主任老师准备欢迎仪式。鼓号队、花束队在大门内侧列队，少先队以中队为单位分单双数两路站好，中间的广场上前边是韵律操队的表演，后边是舞蹈队手举彩扇翩翩起舞好像蝴蝶来回飞舞，美不胜收。鼓号刚停红领巾广播电台开播，甜甜的童声向检查团致欢迎词。我们领着检查团到鼓号室、少先队室参观指导并准备汇报，检查团的领导说：“不用汇报了，你们做的，我们都看到了，你们的工作做的很好，少先队工作开展的很活跃，你们是榜样，经验要总结推广。”后来纪校长风趣的说：“邵校长你把那欢迎场面画下来好以后用。”我也风趣的说：“在脑子里装着了。”因为通知很突然没有准备摄影、录像。

学校的活动开展的这么好，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除了领导的重视支持和做这方面工作的老师努力外，各中队辅导员、班主任功不可没，他们除了搞好教学外，对班级工作都做的很扎实各有特色。全校20个班集合升旗只需三分钟。学校无论有什么活动都离不开他们的努力，分给他们不管什么任务从不打折扣，挑选人才大力支持。想起来真是感谢他们想念他们。我记住名字的有：蔡文香、宋玉珍、张清香、张德才、李俊兰、侯国成、陶家孟、蒋积平、刘慧梅、张连芬、陈伯芳、周玉刚、杨雪贞、王晓岫、王培生、徐荣芹、闫凤兰、常虹、孙秀丽、李新英、吴晓霞、付玉明、张玉莲、温刚、宋秀玉、曹广利。办好家长学校提高家长素质，搞好学校、家长、社会三结合，也是提高教育教学的重要措施。我校自1986年办起了家长学校，开设了低、中、高年级家长班，独生子女班、后进学生家长班、爷爷、奶奶班等多种类型的班，由我任校长，闫凤兰、蔡文香、李俊兰、常虹等省市县级优秀老师为教师，各班主任为辅导员，每次上课老师都要认真备课，还要倾听家长们的意见和建议，使家长学校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得到家长的支持和好评。1987年我们办得家长学校被省、县妇联命名为“优秀家长学校”，1992年我退休了有时遇到学生家长对我说：“邵校长，家长会上没听到你讲课很遗憾。”2006年我退休十四年之后又被一小聘为第六届家长委员会委员。

由于一小的办学质量不断提高，各项活动的成功举办，学校的声誉越来越高受到县市省的重视。记得1989年的一个周日，我正在家洗衣服，学校的一位老师骑车去叫我，说：“接到县里的通知，宋法堂省长来了，要到咱学校视察，纪校长回西营老家了，崔书记叫你快去学校准备汇报。”一路上想着汇报内容，到了学校见了宋省长，他很和气的说：“来看看你们的学校，听听你们的做法。”我和崔书记陪他到学校各处转了转，看了看学生的作业本、老师的练字本、队室等，然后我向他汇报了学校的规模，学生的来源，教师队伍的组成，开展了哪些教研活动，教学成绩，开展了哪些课外活动，收到了哪些效果，他听了频频点头称赞说：“你们的做法很好，经验好好总结，值得推广。

市委书记张庆黎视察第一实验小学。

这是广饶第一实验小学课外文体及少先队活动拼图。

　六、评为特级教师。

1990年我被评为山东省小学特级教师，说来还有一段经历。特级教师评定之前教育局的领导和我说了这个消息，我说：我能报吗？他说：可以，你不是一直给学生上课吗？我说：这到是真的，不管在那里，不管干什么，校长也好，主任也好，我都兼课，我觉着不给学生上课就不了解学生，就离学生远，就和老师没有共同语言。当时我是给四年级上法制教育课。我把材料报上也没当回事，过了一阵子，说省教育厅来了位谭处长，考察小学特级教师的评定工作，还要亲自听课。通知来的很突然下午接到通知，明天上午第一节课听课。我也没紧张找了邻居学美术的大学生，给画了二张画，当时讲的是《私拉电网对吗？》通过几个小故事向学生讲法律常识。讲课的那天教育局的领导陪同谭处长到校听课，本校的老师凡是不上课的也都来听，教室后面坐的满满的。上台前几分钟还真有点紧张，我到不怕处长听了如何，特级教师评上评不上。我们学校的教师可有很多教学能手，听课行家。走上讲台天真活泼的学生们一声甜甜的“老师好---”，我什么都忘了，很坦然的开始讲课，和学生们互动。学校经常有教师来听课，不管后面坐多少人听他们也习惯了，一点也不紧张，反而更活跃，课堂上提问题、回答问题，争先恐后非常积极主动，所以我的课很顺利。下了课年轻的老师都鼓励我，说我讲的不错，我很高兴。1990年8月23日特级教师批下来了，给我发了荣誉证书。当年参加了省举行的教师节庆祝大会。

荣誉证书和奖状。

特级教师证书

七、光荣退休

1992年2月迎来了我55岁的生日，但教育局没通知我办退休手续。我继续在学校努力工作，到了10月份接到了退休的通知，学校为我举办了欢送会，记得会上我很激动，要离开学校了，要离开可爱的孩子们，离开亲如兄弟姐妹的同事，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掉泪了哽咽着和老师们说了几句告别的话：我在这里工作了八个年头，局领导、校领导、各位同事都很关心我，支持我，使我工作一路顺风，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得到了社会家长的好评，得到了省、市、县个级政府的认可和奖励。1990年被东营市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从1985年至1992年退休获得到的荣誉证书十几项，出席过市劳动模范座谈会，出席过省“教师节庆祝会”等会议和活动。教育局为我们这一批退休人员举办了退休老师座谈会，座谈会上教育局赠送每位离、退休教师一幅字。我的那一幅是这样写的：

三尺讲台献毕生，

许身孺子唯忠诚。

细雨润物桃李艳，

春风拂面杨柳青。

群星流落日月辉，

百态浓含雨露情。

粉屑染白青青发，

犹恋沙场岁峥嵘。

仪匀同志献身教坛三十四年，荣获省特级教师称号，功高德昭道逢荣退特赠句共勉。

广饶县教育局

一九九二年

我看了倍加温暖，这是上级对我从事教育三十四年的肯定，是对我的鼓励和安慰。一九九Ｏ年五月二日我参加了东营市委、市政府召开的“庆五一劳模座谈会”，会上让我发言，听完我的发言，市委书记陆仁杰做了总结最后他动情的说：“对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的劳模们党是不会忘记你们，人民不会忘记你们！”我听了很受鼓舞，真是热泪盈眶。二OO六年九月八日，第二十二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广饶县人民医院开展了“六十六位学生对六十六位教师的祝福”活动，我的学生当时任医院护理部主任的岳敏燕对我是这样说的：“抗大农中的邵仪匀老师：成功源自您的栽培，优秀出自您的耕耘，为今天喝彩的同时，我们永远铭记您当初的教诲和箴言。”回顾三十四年的教坛生涯，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在这里我对所有的人说：教师这个职业，我选对了。

退休时县教育局赠给的挂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