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我家的房东

小甩辫

1973年，父亲在外县的一个镇中学当校长。因为学校管理工作好、教学质量高，县上指名奖励给校长配偶一个“国供”指标。由于我未成年，也跟着母亲转了户口，当年10月，我和母亲兴奋地背了两个包袱去找父亲。

父亲在靠近学校的一家农户租了一孔窑洞。那窑很大，屋深足有四五丈，高有三丈多，进门是一铺大炕，炕头就是灶台，满炕通着烟道，冬天非常暖和。窑里除了几副铺盖、锅碗瓢盆和一个水缸，没有任何家具，窑后还放着房东的一堆土豆和萝卜。母亲是持家能手，她在炕周围糊了报纸，墙上挂了几幅样板戏剧照画，窗上贴了自己剪的红红绿绿的窗花。家里虽然简陋，但我们和父亲终于团聚了、安家了。

房东叔叔是个5O岁左右的瘦高个，听说患有哮喘病，天气冷了很少出门。房东阿姨身材矮胖，镶着满嘴金（铜）牙，说话嗓门特别高。喜欢抽纸烟，每当有人从兜里掏出烟盒，她那灌满汽油的打火机便“吧”地打着迎了过去。老两口子非常热情，见我家缺啥或需用什么，二话不说就主动送过来。我家有了稀奇的吃食，也不时地送点给他们尝鲜。

这天，阿姨到我家闲坐，母亲赶紧寻找父亲放在家里的纸烟。阿姨打火机着了半天，母亲也没把烟找着。她“噗”地吹灭了打火机，指着窑后存放的土豆萝卜说：这些都是自家地里产的，又卖不了啥钱，咱们俩家伙着吃。临走出门又转过身说：家里有啥困难，给我说！

镇的西北住着上百户人家，只有一口水井，生产队每天都要派4个专人用辘轳从几十丈深的井里往上提水，然后挨个灌满排着长队的水桶。村民早上都把写有自家名字的水桶排队摆在井边，随后各自去干活，下地回来时顺便就把水挑回家。

房东家有个儿子比我大两岁，那年他已上了初二。他得过小儿麻痹症，走路一只腿有点瘸。可他非常勤快，每天早上不仅把他家的水缸担满水，还给我家门口放两桶水才去上学。母亲于心不忍，对我说：哥哥身体不好，不敢让人家给咱家担水了，你明天去担水吧。

第二天，我便早早地把水桶在井边排上队去上学去。可是到中午放学了，那两只桶还是空的，并且被挤放在一旁。我重新把水桶排上队，自己跟着水桶一步步向前移。轮到我接水时，那几个摇辘轳人却故意把桶放在一边。我气愤地问：为啥不给我接水？其中一人伸手说：外乡人掏钱！每担三分。我身上没装钱，便哭着回去找母亲说了经过。

阿姨听见了我的哭诉，一句话没说，拉着我到了水井旁，指着那几个打水人说：为啥不给娃灌水？刚才那位要钱的人指着我说:他不是咱村人。阿姨两手叉在腰间，厉声问道:他爸在咱这教了十几年书，连你和你爸都是他爸的学生，还敢说不是咱村里人？那人听了慌忙掏出纸烟递给阿姨，嘴里还赔笑着说：不敢、不敢。说着，那人双手提着灌满水的水桶，跟在阿姨后面把水送到我家门口。从此，我家的水桶总是早早地被灌满。

在那个年代，我头一回感受到当老师的荣耀。当然，我更感谢房东阿姨的仗义相助。一年多后，父亲调到县上工作，我们一家人依依不舍地告别房东，搬家到了县城。至今过去50年了，我一直没有机会回到那个偏远的镇上，再也没有见到房东叔叔阿姨和那个给我家担水的哥哥，但心里却经常挂念和感恩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