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和我

yueyue

母亲整整100岁了！

当我想用文字为母亲画张像时，却感觉，脑海中母亲的形象突然变得并不十分清晰了。恰恰在组织画面的过程中，一个不小心，又把自己多年收存的照片在转存电子版后，全部误删掉了，是那种无法恢复的删除。那些几十年的老照片，就这么在我自以为是的一番操作下消失了。我能做的就是对自己说：算了，只当不曾有过。就如同父母保留的那些亲人们的照片，虽曾一直陪我长大，但是突然一天说见不到了，就见不到了。幸好那种独特的，在时间轴上，立体的，包含我真实情感的，有温度、有色彩的记忆是不可能删除掉的。说实话真正美好的，只可能保存在记忆里。在记忆面前，一切物质的东西充其量也只是帮助记忆的辅助工具。说这些话时，我越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阿Q。关于母亲的记忆，也许我能描绘出的很少，线条少到勾勒不出一副素描，但是我依然期待去尝试。

就从几件印象比较深的小事说起吧！这里的照片是凑上去的，和我说的事不一定有关。

记得1976年我在上海上大学，暑假和朋友一起回西安看望外婆。在那个凭票吃穿的年代，我们竟然还给外婆背了一袋大米。一路上的各种糗事儿，就不在这儿展开了。从上海坐火车（真的是坐了一天一夜）回到西安。人困马乏的我刚到家门口，正好遇上表哥，他告诉我：正当我们在火车上的时候，唐山地震了，比1966年的邢台地震还严重。我对邢台地震仍有印象，记得北京也有震感，新闻报道了震后的邢台，房倒屋塌，人员伤亡，损失惨重。那时周总理还亲赴邢台视察、慰问。知道唐山地震的消息我恨不得马上赶回北京和家人们在一起，我太担心他们了。与家人联系后，母亲就是不让回，还告诉我，北京余震不断，大家都不住在家里，在外面搭地震棚住。父亲让她也马上带着怀孕的二嫂，和我的大侄子一起到西安来避一避。就这样母亲带着王家的未来，离开了北京，聚到了外婆家。母亲总是说她应该和父亲一起留在北京，可又实在不好意思，把一家子扔给年迈的母亲。那时西安家里没装电话，通讯联络很不方便。也不知是盼着北京的电报，还是不盼着。就这样揪着心，希望形势好转，等父亲叫我们回北京。直到快开学了，才盼来父亲“可以回北京”的指示。我高兴的蹦了起来，没想到乐极生悲，外婆家屋子里面套间的门框低，我又蹦的太用力，立马磕晕过去——我脑震荡了。醒来后，我的头枕在母亲的腿上，她在抹眼泪！我想她一定是看我生病难过。那年我二十四岁。在这之前我只记得见她哭过两次。一次是因为她的小妹妹，我的八姨因公牺牲。还有一次是因为她的堂妹病逝。看着母亲流眼泪我有些慌，安慰她说我没事，说我心目中的她是不会因为这点儿小事儿哭的，因为她在我心里很坚强。和别人的妈妈不一样，我们家是慈父严母嘛。她更像是爸爸。原本以为是在夸她、是在安慰她，可听我这么说，母亲反而更伤心了。她委屈的很，边哭边说，她把太多的时间放在工作上，才导致在孩子眼里她不像个妈妈，她是真的很难过。那天虽然我说的话可能让她有些失落，但通过那次，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敞开心扉的聊天，我发现我开始有一点儿了解她了。她轻轻抚着我的头，慢慢道来的样子，让我深深切切地感受到了，她那鲜为人知的温柔。

我之所以觉得妈妈像爸爸，还因为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母亲在丰台区做副区长时，经常因为工作很忙，长时间住在单位里回不了家，过一段时间父亲就带着我去丰台看她。母亲会边数落我脖子脏的像车轴，边给我清洗车轴。在我身边多有妈妈带着孩子去看爸爸的事例，而我们家则不同。

我很好奇二哥鼻梁上那个不大的疤是怎么落下的。二哥笑着告诉我，那是小时候在延安的窑洞里，让老鼠咬的。他说生完他，母亲还很贪玩，她曾是一个出生在大家庭里的大小姐。她为了自己的信念，不怕艰苦，毅然去了延安。也是为了她的信念，还有和父亲爱情，她留在了延安。由于年龄偏小，加上她活泼好动，所以只要有热闹就要跑去看。二哥说就是因为这，放在窑洞里的他才被老鼠在鼻子上来了一口。这事儿我信了很多很多年，可这会儿，写着写着觉得哪儿有点儿不大对劲儿。

家里有一张照片（我以前用过），是母亲在窑洞前抱着二哥，搂着大哥。身前围了个被子照的。小时候我们一起翻看相册时，母亲就会指着这张照片说，因为当时延安生活很艰苦，脚上的鞋子太破旧，所以用被子遮挡一下。不知拍照时的二哥是不是已经被老鼠咬过了？

我觉得母亲和父亲都是那种讲究以理服人，不会打孩子的家长。我来到这个家时，家里的大孩子们已经过了挨打的年龄，是否曾经挨过打现在也无从考证了。小时候的我在家里倍受宠爱，又乖巧，挨打似乎与我无缘。而我却在记事后挨过一次打。那时我已经上小学了，可是过一段时间就会尿床。我去上学，家里人就会把被褥晾在阳台上，就像被褥上的地图清晰可见一样，地图是谁家的哪个孩子画的同样一目了然。我不想给自己做广告，甚至不想让家人知道这种丢脸的事，所以就不叠被子，想遮掩起来，可这种事怎么能瞒过大人呢。妈妈发现后，气急败坏地使劲儿给了我屁股一巴掌，很疼的那种。她说了很多气话，其中有一句：“你晚上湿着睡，是要生病的”！原本怕被发现，就是知道在做一件错事，可没想到严重到要挨打。疼让我感到很委屈。多年后我突然理解了母亲生气的原因。这一巴掌我记了一辈子。

1969年我们面临上山下乡。到了该报名的时候我居然找不到商量的人。父亲去了河南五七干校，肯定一时半会儿联系不上。母亲虽然就在北京郊区，但是由于是走资派，所以根本不让回家，联系也很不方便。大哥住在学校里，不怎么回家。二哥更是不见踪影。于是我就自作做主报了名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原定国庆节后出发，眼看就要过节了，不知什么原因，突然通知节前就要到达目的地兴凯湖农场。只能请邻居家的大哥哥帮我把打好的行李运到学校。我想就不和家里人打招呼直接走了。身边的朋友再三劝告，说这一走可能就再也见不到家人了，如果他们没人知道，我一定会后悔一辈子。虽然我不懂后悔一辈子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但我确实觉得问题很严重。于是我赶紧想办法联系上了母亲。记得我要出发的前三天，母亲都回来了，不知她是怎么请下的假，每天早出晚归。想帮我收拾东西吧，行李都运走了，想和我说说话吧，等我忙完，她已经累的早就睡着了。她每天都会说：“假不好请，你走之前就不回来了”。可是每天她都会回来。我要走的前一天，她说：“明天我就不去车站送你了，没请下假来”。第二天她不仅去了车站，还一直目送着我们火车远去。在那个看不到未来的年代里，在我眼里的一次简简单单的出行，可能在她历尽沧桑的心里，就是生死离别。我怕母亲会难过，从早上起床开始就不停的找碴，找别扭，居然整的那么一位经历过世事变迁的母亲，有点儿看不懂自己的乖女儿了。火车开动的瞬间，所有人不由自主，不约而同地发出“啊”的一声。声音振聋发聩，随后就是哭声一片。我站在车窗前，让抬起一半的车窗框挡在自己和母亲的目光之间。我知道我一早上的折腾都白费了。抑制不住的泪水一涌而出。

母亲也和别人一样，希望能有更多的孙子承欢膝下。大哥二婚后，为了让大哥夫妻俩能很快再要一个孩子，母亲做了很多准备。虽然工作很忙，还是坚持把大孙子放在自己身边，让儿子儿媳享受他们的二人世界，也好尽快再抱孙孙，因为在她心里，再多几个孙子她也能管得了。可万万没想到，结婚一段时间后，新媳妇就提出不想生孩子。原因是：自己有心脏病，生孩子会有危险。当大哥把这些告诉母亲时，母亲立刻傻眼了，私底下怪我，不了解清楚情况就把人介绍给大哥。我还有委屈说不出时，却发现母亲像变了个人：不仅不再提要孙子的事儿了，还发动自己的熟人为儿媳寻医问药。得知儿媳妇的身体问题不大，不想生孩子是因为：害怕疼，害怕生孩子的过程，所以不要生。那年月谁不希望自己儿孙满堂呀？母亲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摆在母亲面前的，是尽快调整思路，接受现实。她没有埋怨媳妇欺瞒了病情，也再没有对我表现出不满。而在媳妇不接受劝告，坚决要做人工流产后，母亲在百忙中抽时间，亲自陪媳妇去医院做手术。很多年以后，有人说母亲是怕后妈对大孙子不好，积极让媳妇做人工流产的。母亲只是苦笑而未做解释。其实母亲从来就没想过让她最疼的大孙子和继母一起生活。她就是希望家里添人进口，所以我知道她心中有多委屈。在盼孙子彻底无望后，发现大儿媳还有癫痫病，她当着全家人的面只说了一句话：“我倾家荡产也要给她（大媳妇）治病”。这就是面对失落和委屈的母亲发出的声音。

也许正是因为外祖父读的书不多，所以母亲从小就得到了非常良好的教育。喜欢读书、写的一手好字。要不是因为战乱，说不定也能成个什么家呢。从小母亲教我背古诗，练毛笔字，和她一起读一些世界名著等等，与她相处，能感受到她是个肚子里有很多很多墨水的人。她教了我很多，让我喜欢上了读书，也读了一些书。尽管我能记住的已经十分有限了。对了，我的名字就是母亲的创意。当我问起我的名字是谁起的时候，父亲笑着说：当然是你妈妈，咱们家最有文化的人！事实上，我们兄妹几人的名字都是母亲起的。母亲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她的文学功底连进过大学门的父亲都十分佩服。母亲小时候在读书时就是学校里的活跃分子，她喜欢参加戏剧演出，她好像是演过《柜中缘》里的淘气儿。我小时候家里有个留声机，她过一段时间就会放秦腔《李慧娘》，碗碗腔《借水》什么的，边听边哼唱。文革中不知是哪个朋友的一架旧手风琴丢在我家。只要会唱的歌，母亲不用看谱就可以演奏出来，她时不时的会来上几段。我知道她和大哥拉过小提琴，但是不知道她会拉手风琴。母亲说她学过钢琴，所以对键盘不陌生。她小时候的钢琴老师是王炳南先生的德国夫人王安娜。当然，那一定是1936年12月以前的事了。妈妈是有故事的人，她老说要写小说，拿个大本子记这记那，可最终还是没有写成。而那些大本子也不知道哪里去了。

自从母亲嫁给了父亲，她就认认真真做起了我们王家的媳妇。父母是1942年7月7日在延安结的婚。直到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因为工作原因，母亲才有机会第一次在北京见到了自己的婆婆。据说就是那次为了填补家中的亏空，母亲将我外婆给她的值钱的东西都贴给了婆家。解放后父母从西安调到北京工作，搬出中南海后，就把我奶奶接到家里一起生活，为其养老送终。在我印象中奶奶从旧社会过来的，虽然尽力与媳妇处好，但她规矩多，母亲总有些不习惯但她从不计较，她们婆媳永远都是客客气气的。记得奶奶去世，父亲在外地出差赶不回来，从生病住院到料理后事，都是母亲一人张罗的，为了让奶奶安心上路，她答应奶奶不火葬。其实她知道，他们夫妻俩作为领导干部，是不可能办到的。她不想让父亲为难，所以她在奶奶面前说了谎，并做好了承担一切说谎带来的后果的准备。

在家里母亲不仅孝顺双方的长辈，疼爱双方的弟弟妹妹，照顾那些有求于她的亲朋好友。无论是工作中的问题，还是感情上的，亦或是生活拮据，她都会尽力帮助他们。这一点她很像我的外婆。小时候我们家就像是一个小旅店，她总是有源源不断的亲戚来家里住，上学的、工作的、看病的、来北京玩儿的……。那时工资不低的他们，生活上却总是捉襟见肘。

有一次妈妈和好朋友聊天，探讨做家长的一般最惦记的是哪个孩子？我原本以为她会说是我，因为我是最小的，又是唯一的女孩。可结论却不是。她认为，做母亲的一定是和老大的感情最深，因为相处的时间最长，也是陪她吃苦最多的那个，其他孩子都比不了。还说了让我一句印象很深的话：如果有一天，她走了，最让她念念不忘的一定是那个最不省心的孩子！虽然那时这两个我都不沾边（后来我是不是升级成了最不让她省心的那个，已经无法知道了），但作为自恋达人的我，始终坚信：母亲最爱的一定是我——她的心之所悦。

1993年我女儿的爸爸从美国回来，那是他第一次回国，也将是我们离婚后第一次见面。在他回国的前一天。母亲突然跑到我的家里。这是她唯一一次来我家。平时只要有事她一招呼，我就会马上回她的身边，更何况我的住房条件也比较差，所以从没想过她会亲自跑来。

妈妈认为我的婚姻生活是不幸的。别人说我是遇人不淑，可母亲则认为我是识人不善。别人在替我解脱，可母亲只用了四个字告诉我，问题出在我这儿。她评价说，在不掺杂感情因素时，悦悦看人还是很准的，反之有感情的参与就全废。她从来没有埋怨过我，更不会埋怨带给我不幸的人。她无视这种人的存在。以前每次，她都是静静地听我说，帮我分析，从不干涉。聊着聊着偶尔会用一种极其独特的方式，表达她与我的亲近，她会对我这个从不抽烟的人，发出邀请：“来，陪我抽根烟”。她比爸爸更理性。这次她的突然造访，让我很是意外。后来大哥告诉我，母亲太怕我感情用事，再受到伤害了。记得那天她还发着烧。她腿不好，在我家上厕所都蹲不下去。即便如此，她还是和我聊到深夜，只为叮嘱自己的女儿，不要任性，不要太感情用事，要学会爱惜自己。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住在了我的家里。如果那晚我在家里给她做的饭不算我请她，那我只能遗憾的说：这辈子我确实没有请父母吃过饭。不久后因为低烧不退去医院看病，母亲被确诊为肺癌四期。

母亲走了三十年，我为她没有看到我后来的经历感到庆幸，也为她没能分享我的生活态度而遗憾。

虽然我没有按照那晚母亲叮嘱的做到：“不要任性，不要太感情用事，要学会爱惜自己”。但是这些话和她写给我的：“亲爱的孩子，要坚强，要坚强”！代替母亲守护了我的后半生。

记忆中文革前父亲和母亲的感情非常好，虽然那时我小，可回想起来会感到家里的空气都很温馨。那时他俩只要有空（虽然空很少），就会带我们出去逛公园，划船、看电影、看戏。周末一家人聚在一起，每个人出节目联欢，还会在家里把两张写字台拼起来打乒乓。后来院子里砌了一些水泥台子，我们全家就上那儿排队去了。装水果的篮子挂在走廊两端的窗框上打篮球，结果发现投进去的球掉不下来，因为篮子有底儿。

记得妈妈和爸爸存放了很多他们的往来信件 ，那就是他们相爱的见证。从延安—西安—北京—东北—北京—延安—西安，直到在北京安顿下来，几乎走到哪儿这些信就被带到哪儿，因为每一次出发都不一定有机会回到原地。他们太怕丢失了。文革来了，造反派开始抄家。他们一直舍不得把那些信处理掉，就用衣服裹起来藏在箱子里，有的分放在很多衣服的口袋里。我看到过那信的台头，都是当时很少有人用的，甜蜜且热烈称呼。文革时期批判的封、资、修，至少占个资字。后来他们了解到抄家者是什么都不会放过的，不得已才恋恋不舍地，把他们共同的珍藏烧掉了。那时的我以为天下的父母都是这样，永远的甜甜蜜蜜，永远的夫唱妇随，或者妇不随还有夫随。

我也喜欢存信件，存了很多很多，不时地会拿出来翻看，2002年以后就看的少了。直到2017年，我有了自己的锅炉，才花了很长时间把大批的信件烧了，我不是怕别人看，是自己不想看见那些难辨真伪的语言，和一点儿都不好笑的笑话。最终只保留了一些能给我带来美好记忆的人写的信，虽然不多，但是内容却都很值得品味。

母亲喜欢笑，是那种爽朗的大笑，我有点儿像她，但不如她放的开。笑的不如她那么有感染力。因为她性格直爽，待人真诚，所以在她去世三十年了，仍会有人提起她的那些过往，提起她的笑声。

有人说：“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生命都是在独自吟唱”。

即便如此，我依然怀念有你的那些岁月，可以向你倾诉心中的各种感受，只有你可以全方位的为我答疑解惑。现在，已年过七旬的我仍会时有迷茫，太想把头放在你的腿上，闭上眼睛，享受着你的抚摸，听你说些随便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