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留给我的

冯宝贵

奶奶留给我的

冯宝贵

中学毕业的1975年，我随堂兄大哥冯彦明-~-~他是来东北为生产队搞副业推销橡胶垫的-~~-回关里老家----河北省景县的小赵庄。

那是个盛夏季节，老家热得很。我和奶奶住在大伯房后的老屋里。奶奶时常拿出平时不舍得吃的花生还有存了许久的糖果给我。有一次，她打开一个苹果罐头让我在里屋吃，她坐在门口的枣树下摇着扇子乘凉。大伯家的堂弟彦刚（老六）光着腚从外边跑进来，奶奶拦住他，让他去后院子里看看有没有鸡在吃庄稼。我明白了奶奶的用意，可还是将瓶子里的苹果留了两块。

到了离别的日子，奶奶给我煮了鸡蛋烙了饼，让我带在路上吃。她颠着小脚，拄着棍子一直送我到后村口，临别时还掉了眼泪，我当时却没太在意。我并不是归心似箭，而是急着去北京，这也是我随大哥此行的主要目的。

接下来在北京的几天里，我白天去天安门广场、故宫、颐和园等处游览；晚上就在北京火车站前地铁口旁的水泥台上铺两张报纸，将书包带套在脖子上，枕着书包；一日三餐有时在景点买一份机器包的饺子，有时就着自来水吃奶奶给带的鸡蛋和饼。那饼是干烙的单饼，没有油，后来又没了水份，没等吃完就让我扔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愧疚的一件事。

从北京回来没过几天，我就和同学一起去滴道鸡场插队下乡，半年后返城工作----在新民煤矿下井。没过多久，老家来电报：奶奶病故。父母家人的悲痛之情无以言表，而我却在脑海里浮现出回老家时的那些情景，尤其是奶奶送我到村头的那一幕，方才明白了奶奶的眼泪为何而流。那是奶奶留给我的最后记忆。当然，奶奶留给我的还有我的名字。

我生于1958年。那时父母都上班。父亲在滴道（人民公社）新成立的炼铁厂当支部书记，正值“全民大搞钢铁”，整天没日没夜的在厂里摸爬滚打；母亲休了两个月的产假就又回九坑翻罐（正在建设）挑媒装火车，三班倒；姐姐大我四岁，尚小。为了照顾我们，奶奶千里迢迢从关里老家赶到东北。

小时候我的最早记忆是奶奶端着刚打好的甜面糊送到我的眼前，我高兴的摇动着两只手，伸着脖子张着嘴，等待着奶奶手中的勺子。后来听母亲说那面糊是用全面（小麦不去皮磨成的面）和苞米面混合后熬成的，再放点红糖，那香甜味在今天的任何食物中都是找不到的。奶奶有时还在粥里放上一些方形小粒的咸菜，现在一想很可能是芥菜。不过那好吃的滋味也只能在记忆中找到。

奶奶在东北呆了三年多，由于身体不好，又不适应冬季的严寒，常发哮喘，主要是我也长大些了，她就回了关里老家。

多年之后，也就是在上中学的时候，我突然对自己的名字发起了神经：“冯宝贵”----多俗气，小时候咋给起这名字？我问母亲，母亲说我这名字是我奶奶给起的。小的时候奶奶特别的稀罕我-----老实听话，只要饿不着就不哭不闹，从不讨人嫌。我家西邻的周凤熬家有两个儿子，老大比我大一岁，叫周宝贵，老二叫周宝库，我和周宝贵从小在一起玩。奶奶说：人家的孩子叫宝贵，咱家的孩子也叫宝贵。就这样，整天“宝贵”、“宝贵”地就叫了起来。这本来就是个小名，可是大人始终也没将给我起大名当个事儿，等到了上学的时候更是来不及起名了，于是就将“宝贵”前边加上了“冯”姓----“冯宝贵”就一直沿用了下来。参加工作之后，我曾试图改名，甚至无数次地翻阅字典给自己拟出了几个备选的名字，想在上师范之前找人将名字改过来。可是一打听，改名字的手续特别的麻烦，还有人说，成人之后名字根本就改不了，此事也就此作罢。

后来一想，名字无非就是一个符号，是先入为主的。“冯宝贵”就是我；我就是冯宝贵。如果改成了其他的什么名字，即使再“靓丽”也似乎与我毫不相干。

更何况，那“宝贵”是奶奶留给我的疼爱，与留在我心中的记忆一道，将伴随一生。

我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留影（1975年）

我刚满周岁（奶奶看我的时候，1959年）

我的奶奶和姥姥在滴道（1960年）

难得和父母一起重归故里，凭吊奶奶住过的老屋。（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