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记往事》(三)——重返草河边

红杨树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1974年春,林彪事件后,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少许变化,开始落实解放老干部政策。这样,我家在离开草河整整五年后,接到组织通知,又从黄岭子搬回了草河边的农村实验中学,由农业户再次改为非农业户,从吃农村口粮改为吃商品粮。而且还搬回了原来的老房子,只不过从东边把头,搬到了西边把头。这原来是文叔家的老房子,他家在五年前也下放了,去了平安大队的门家堡子,而且再没有回来。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当年文化大革命,那气势汹汹的阶级斗爭架式,我们离开这里时,心里只有河东,哪想到还会有河西?以为当年背井离乡,黄岭子将是永远的归宿,哪会想到还有回来的一天?</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五年前是两挂大马车,把我们拉到了黄岭子,如今是一辆大汽车把我们接回了草河。 离开黄岭子那天,社员们都赶来送行,同样是泪眼相送,但这眼泪是对我家的不舍和衷心的祝福。想起五年前离别草河,邻居们也是泪眼相送,但眼泪是对我家的同情和未知的担忧。从偏僻的黄岭子,回到热热闹闹的草河,生活环境从相对封闭到相对开化,刚滿17岁的我,如同换了一个天地和空间。我又回到了草河岸边,又与儿时水上乐园——大泡子日夜相伴,又和儿时的伙伴们重新在一起了,只不过走时是少年,归来巳长成。</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五年后,当我们再回草河时,实验中学和农科所己被丹东市征用,门庭虽依旧换了新主人,这就是时代产物——丹东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共大由丹东市很多所老中专组成,以市农业学校.蚕业学校、卫生学校为主体。设立了农学系、蚕学系、医疗系、畜牧系、政治系、农机系等,规模很庞大。教师以原校老师为主,学生均为基层选送的下乡和在乡青年,坚持社来社去的原则。校部设在农科所,农学系设在实验中学,系书记是黄金(原岫岩县委副书记),我父亲任农学系主任,主抓教学。这样,我家走时是实验中学家属,回来又成了丹东共大家属。</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搬回草河后,我继续在草河中学上学,读九年的下半学期。家离学校路程也大大缩短,大约需半个小时,中午还可以回家吃饭。上学也不再独往独来,与我天天同行的同学有姜军、佟圣军、姜延宽。我们四人家都离得不远,从小就在一起玩,只是因我家下乡离开了。五年了,他们三个人都长成了大男孩,姜军1米85,姜延宽1米80、佟圣军1米75,四人还同为学校篮球队员,关系非常密切。我们每天约定时间,上学抄近路,先是走大路经过保卫五队、六队,然后折入一个山沟,穿过文革前父亲带领学生,为朝鲜队栽下的一大片栗子林,再上个坡、越过小山梁后,步入一段田间小路,就到了学校。我们同行了半个学期,那真是天天风雨无阻,心心相印,结下了少年时期纯真的友谊。</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1973年,丹东共大农学系开始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农学系校址是原实验中学,系里把靠近公路旁的一块校园,开辟成了篮球场。农学系的这批新生大都是20岁左右,比我们大不了多少。有些学生爱打篮球,我们住在附近的几个小同学也爱打篮球,于是由姜军、佟圣军、姜延宽、田忠达和我,组成了一支业余小篮球队,放学后常与农学系篮球队打友谊赛。虽然我们年令比他们小,但个子不小,体力和智力也不逊色,尤其是场上作风、意识和技战术,都是他们所不及的,我们这支队伍总是胜多负少。观看的人很多,有学生、有教工,还有周围的老百姓,因此,每场球都很热闹。我妈年轻时在满州国女篮打过篮球,所以她一有时间就去看,那时,我小外甥宏扬还不会走,她就背着外孙去看,回到家时妈妈还给予点评。往往是今天打完后,再约时间打下一场。我的篮球技术,也在频繁的实战中不断得到提高。</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在这段时间,四姐已在草河中学九年毕业了。当时农科学因时代需求,也因缺乏劳动力,成立了知青点,接收丹东市的一些中学毕业生和丹东共大的子女,于是我四姐就成了农科所的一名知青。二姐在公社上班,三姐在沈阳读书,在家吃闲饭的就剩我一个人。搬回草河后吃商品粮、烧煤,即不用打柴火,也沒有自由地,所以我的业余时间就非常多。由于我已从少年长成小青年了,小时候的游戏和许多爱好也都不能玩了,可心里总是驱之不去。见到别的小朋友在大泡子垂钓,我会靜靜地蹲在他的身边,看魚咬钩,看魚膘抖动,看提竿把魚钓上来。有的小孩弹玻璃球,溜鸡毛键,“占国”,我也会在旁边看他们玩,自然而然会想起我的童年时光。我已长大了,篮球和乒乓球巳成了我的最爱。</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还是1974年,沈阳体育学院一个班的师生,来到草河公社,推广“小排球活动”。这项运动虽然也是打排球,但球网比正常球网高度要降很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成建制的大学生队伍,很是羡慕,心想:我怎么就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呢?我怎么才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呢?那是七月的一天,小排球场设在保卫小学的操场上,体院的全班同学分坐在操扬两侧的大槐树下。先是体院的同学示范演示,然后从我们草河中学的学生中,挑出多名进行一个小时的示范教学。七月流火,我们虽然被晒得汗流浃背,他们教得认真,我们学得也认真。通过这堂示范课,我们粗知排球,知道打排球是怎么回事?从那时起我开始接触排球,还成了业余球队的二传手,也打得有模有样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1974年,我们本应春季毕业,可批林批孔开始了并如火如荼,接上级通知,我们延时毕业参加运动。运动刚开始批林彪极左,又来又说是极右,我们也不懂这些,老师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听,怎么信。唯一收获是知道古代有个孔子,他克巳复礼,开历史倒车。古代还有什么法家儒家,我们要当法家,现在想想真是可笑之极。虽然快毕业了,我仍然保持德智体全面发展,政治上紧跟形势,还是文体活动的积极分子,参加了校文艺队,演出很多积极向上的小节目。</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在学习中我数理化比较突出,语文有些缺腿。教我语文的老师叫王秀红,她是农业大学毕业的,原在农校是教农业的。她和丈夫一起到草河走五.七,丈夫何学连在农科所放牛,她则进了草河中学改教语文。她个子较矮,板书时必须踮着脚,写一手工整正楷板书。王老师写字速度快,语音清脆洪亮。但毕竟是半路出家,语文功底不深。讲课都是一个套路,每课都是中心思想、段落大意、重要词语、经典例句和生僻字。这两年我的语文成绩一般,特别是作文写得不好,语言青涩,想像力不够,写出的东西干干巴巴,自已都不满意。</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草河中学首屈一指的语文老师是马熙忠。他原是国家中学一级语文教师,解放初期,在沈阳工农速成中学教语文。1957年被错化右派,1962年虽然摘去了右派分子帽子,但在阶级斗爭为纲的年代,沈阳学校无人敢要。我父亲惜才,亲自去沈阳征求马老师意见,将他请到草河实验中学任教,他的国文功厎无人能比,讲课风趣生动,书法造诣很深,做他的学生真是三生有幸。但文革旧账重翻,与我父亲同住牛棚,又挖出他是国民党、大特务,打得死去活来、九死一生。1969年继我家遗送后,他家也被遣送到山东沟大队,在生产队劳动改造。他在下放时曾以诗言实“下放山村修地球/省心歇脑无忧愁/踩格撒种能扬粪/垫圈扶犁会赶牛/破裤补裆称扑素/长髭诟面似猬头/茅屋躲进成一统/梦里乾坤有自由”,这是他在文革中厄运的真实写照。1971年成立草河中学,因缺师资,随即将马老师调入学校。1974年我家搬回草河后,经我父亲帮助,他们家就从山东沟搬到黄岭二队,住进我家的老房子,这样马老师上班就能近一些。我还记得那年夏天,我家前几年栽下的桃树结桃了,马婶摘了些桃送到我家,真可谓前人种树后人摘果。</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马老师当年教九年语文,我们常听到九年级教室里传来笑声,我们不少同学会去扒窗户,听马老师讲语文,特别是枯燥的古文,听他一讲妙趣横生,筋筋道道,下课铃响学生们还要求他再讲一会儿。1973年6月,马老师在学校操场给全校学生上语文公开课,专门讲如何减少作文中的错别字。若在书信中写了错别字,可能意思相反,造成严重后果。所举的例子我至今记忆犹新。马老师说在古时候,有个书生进京赶考,行至半路天下大雨,也没有停的迹象,所以希望家人给他送一把伞,以解决眼前困境,不耽误进京赶考的行程。于是他马上修书一封,让行人带信到他家去取。他的信是这样写的“时逢老天下大两,可怜无命甚凄凉,家中有命快送命,无命送钱也相当”。家人读信后非常着急,以为他旅途中遭遇不测,遇到了土匪。邻居们赶忙过来问行人,天才知道这个官人把几个要害的字都写错了,一是把“雨”字写成了“两”字,把“伞”字都写成“命”字,这样就把整个意思整反了。同学们听后,在大笑中悟出语文是门重要课程,写字干万马虎不得。学好语文能说会写,在社会上才能游刃有余。使一些偏理科的学生也开始重视语文了,可惜马老师没教过我,这也是我今生的遗憾。</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马老师与我父亲同庚,都有很深的国文底子,经常一起用诗词交流思想、唱和频繁。1979年,我父亲调到省教育科研所工作,马老师也动了再回沈阳的心思,我父亲给他联系了省实验中学,那时虽然粉碎了四人邦,但左的流毒还在,有顾虑不想收留。我父亲对校长说,让他试讲一堂课,然后再决定去留。校长同意了,组织所有的语文老师来听试讲。马老师讲的是屈原的《离骚》,老师们无不惊叹水平之高,这样马老师就重返沈阳,调进了省实验中学,教书育人直到退休。马老师晚年还著有《伯良诗稿》,很多首是与我父亲的唱和诗,充满了对我父亲的钦佩与感恩。马老师把诗槁寄给了我的二姐,她读后落泪了,当即给马老师写了读后感:马老寄诗篇/ 读罢泪盈涟 /多少沧桑事/顷刻涌心间/ 一生履坎坷/ 几经风雪寒/ 精诚石不开/ 忠心难释怀/ 幸逢世道转/ 苦尽甜方来。感泣对吾父/ 情厚透云端/生前相追随/ 去后魂梦牵。草河共创业/ 桃李艳凤山/ 牛棚同沦落/ 坦然对沉冤。系铃终解铃/ 《离骚》惊奉天/ 老骥仍伏枥/ 杨枯故水边/ 和诗成绝唱/ 留给后人看/ 喜有子孙在/ 友情得承传。马老师以99岁高龄辞世,假如天上相遇,他们还会桌杯小酌,推心知腹和诗唱词。</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  1974年4月,大姐继在草河生下外甥小牛后,时隔6年,又一次从金县来我家,生第二个孩子。这是一个女孩,长得粉白水嫩、弯眉大眼非常好看,可惜生下仅21天就夭折了,姐姐哭成泪人,我们全家都很难过。姐夫闻讯后,于5.1节从金县赶到我家。为了安慰姐姐,妈妈让我随姐姐姐夫,同去大连金州石棉矿陪姐住上几天。于是,我随姐姐姐夫在凤城火车站,登上了丹东至沈阳的快车,这也是我长这么大小,第一次乘车出远门。到沈阳已是下午,去大连的火车要等到夜间,姐夫就抓紧时间带我先去游北陵公园。沈阳是我出生的地方,1岁离开,再次来到沈阳已过去了16年。这16年我一直生活在农村,是地地道道的小乡巴佬。出沈阳火车站放眼一看,那真是人流涌动、车水马龙、热闹非凡。街里无轨电车、公共汽车、大卡车、小骄车(数量较少)来往穿梭、川流不息,让我目不暇接。以前我去过丹东,看到有不少楼房就很惊呀了。可是沈阳比丹东大多了,楼的数量不仅比丹东更多,而且还有许多大高楼。 </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 姐夫带我乘公共汽车去北陵,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大公交,一切都感到很新鲜。到了北陵公园,只见道路两旁的杨树,即威武又高大,因为已是春天,树叶已经长出来了,叶子嫩绿嫩绿,在威武高大中又增添了几分秀色。当时北陵公园前有个牌坊,上书“北陵公园”几个大字。一张门票好像是5角钱,那时看在来还是挺贵。由于五.一节沈阳在这里搞了游园会,公园这时还没来得及收拾干净,游人不是很多,显得有些空旷。我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切都感到新奇,公园好大好大,有湖水、有亭榭、有古松,植被茂盛、修剪整齐。皇大极的陵寝在公园的最北端,从北陵公园大门要走好远的路,再买票才能进入方城。这里的宮殿楼很多,都是像北京故宫一样的古建筑,红色的墙黄色的硫璃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姐夫带我来到隆恩殿,门楣上有竖写的三行文字,中间是汉文、左右各是满文和蒙文。我看后感到满蒙文字都长得怪怪的。后来从事民族工作方知,原来满族是无文字的,是从蒙文演化来的,关于这两种文字还有一个形像的顺口溜:“中间一根棍,两边都是刺,加上圈和点,就是满族字。去掉圈和点,上下一拧巴,就是蒙古字”,我们从隆恩殿侧边的楼梯登上楼顶,过道是个大四方型,每个角都有一个殿楼,可以俯瞰北陵全景。我们延着四方型的路往前走,一直走到皇太极的墓寝下,园形墓寝像小山一样大,周边用青砖墙围住,墓顶还长着两棵缠在一起的大树。苍松翠柏环绕,十分庄严肃穆,气场强大。1978年后,我一直在沈阳学习和工作,家离北陵不远,常来此游玩散步,但总也忘不了第一次去北陵的印象。游完北陵后,我们又去了辽宁大学附近的沈阳铁路机械学校,去看我的三姐,她正在这里读书。</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 夜间我们乘上了开往大连的火车,天亮时到了金县,金县也称金州,它和凤城一样,是辽宁省的两个甲级大县,市政建设很好,有环城的柏油马路。县城不是很大,天刚亮城里很是安静。姐姐姐夫的工作单位是金州石棉矿,矿址在离县城30多里路的三十里铺。这是我国一个生产规模很大,比较著名的矿山企业。姐姐住的是平房,是矿山的家属区。在姐姐家的几天,我认识了一个叫梁超的男孩,他是我姐的学生,十四、五岁,长得胖胖的,皮肤略黑,一笑两个小酒窝,一口小白牙。姐夫领我和梁超一起去了趟海边,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大海,亲耳听见大海的涛声,看到小船在海上飘荡荡。我坐在礁石上,姐夫为我和梁超还照了张珍贵的合影。当时我想,姐姐每年都给我们带回很多的海产品,一定都产在这里,产于这片海。眼前的大海永恒的运动,无限的广阔,使我想入非非、流连忘返。</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 姐夫接着又带我去了大连,到了星海公园和老虎滩,参观了自然博物馆,很长见识。然后去大连师范学院函授部看望了他在这里工作的老父亲,也是我的李大爷。李大爷家住的是一幢小楼挺宽敞,见我来了,李大爷和李大娘十分热情。我李大爷是个老革命,为人忠诚正直,沈阳刚解放是沈阳市第一任财政局长。后调辽宁函授学院做院长,1958年因言获罪,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贬到草河实验中学任副校长。1962年甄别又官复原职,文革中遭批斗,后又下放走五.七路。这时组织上解放老干部,才把他分到大连工作。直到粉碎四人邦,李大爷彻底平反,才调回沈阳做省教育学院的院长。沈阳、大连一行,让我看见了外边更大的世界,真是世界有多大,脚底会告诉你。</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  时间在不经意间度过,当滿山遍野绿树葱笼,庄稼正饱吸营养和着阳光一起成长的时候,1974年的7月,我从草河中学毕业了。那天毕业典礼结束后,我依依不舍,一步三回头地告别了学习生活了两年半的校园。再见了!熟悉的老师、熟悉的同学、熟悉的教室、熟悉的操场、熟悉的篮球架。我在这里留下了少年的青涩、留下了求学的足迹、留下了建校的汗水、留下了纯真的友谊。</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 当我们走出校门,来到公路边的时候,同学们将在这里分别,各奔东西。大家都不由自主停下了脚步,互相凝视着,觉得还有许多话要讲,眼晴开始湿润了,从未有过的恋恋不舍之情油然而生。当大家天天在一起时,没有这种感觉,即便是暑假寒假农忙假,分别时间也不短,可还是没有这种心里的异样。而这次则不同,高中毕了业不能考大学,要直接进入社会,怕以后很难见面,未知的命运在等待着我们。二年半的同学情,顿时喷涌而出,拉着的手不肯放下,互道珍重挥手告别,盼望还有再见面的一天。自古人间伤别离,李叔同的《送别》正是这种感情的写照。告别了,我的母校!告别了,我的恩师!告别了,我的同学!告别了,我的少年时光!</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 那一年,丹东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成立,农科所和农校隶属于丹东共大,我也就成了共大子弟,自然也想起毕业后的出路与去处。务农是肯定的,就是在哪里务农?是像四姐一样在农科所青年点务农,不离开家?还是另有安排?前途未卜,也是一片茫然,我在家等待着命运的安排……</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