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长地久有时尽 唯有思亲无绝期（九）

浣女嬉沙

▲ 刘伯承元帅雕像。

（17）计划夭折

　　但是谁也没想到，1956年似乎同时也是一个“转折年”，一种特别的“FB”悄然兴起。

　　当年年底，有一位领导到学院检查工作，还召集了学员代表座谈会，说学院只讲军事不讲ZZ，只认考分不认其他……

　　从那时起，那股FB步步高升，全体学员停课一周，正在筹备选拔的第三批研究生计划被搁置。在JWKD会议上，FB变成了ZZ运动，足足持续了两年多。

　　刘院长身体不好，离开南京去北京治病了；导师们似乎一夜之间都变老了；研究生工作无声无息了；学员们都分散到各个教研室去了。虽然近3年的FB已经结束，但实施了4年多的副博士研究生制度全面“夭折”：第一批研究生即将完成的论文答辩不了了之；第二批研究生当教员的教员、该转业的转业；第三批研究生选拔工作被完全放弃；所有肄业的研究生们都没有被授予学衔。

　　据熟悉的叔叔伯伯们说，我父亲仍然不为外界风云变幻所动，一刻也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该学习还是学习、该认真还是认真，反而读了更多的书。我父亲也被留在学院当了教员，还在默默地践行着“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苦读生涯。他还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一些俄文文章，期待着有朝一日可以派上用场。我母亲太了解丈夫的性格了：少言寡语，内心澎湃，雷厉风行，不撞南墙不回头，坚信乌云过后必现蓝天。

▲ 1958年8月，计划已经夭折，我父亲还在用业余时间翻译俄文文章《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军事学术》，翻译成中文，实际上就是总结三大战役。

▲ 这篇译文写了61页，并请俄文老师批改，可见父亲是很用心的。

　　巴斯德曾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这句话好像就是为我父亲准备的似的。自从离开朝鲜战场、走进学院“殿堂”，父亲无时无刻不在汲取知识、积累经验、开拓视野、磨砺意志。将近三年的研究生学业虽然半途夭折，但他所摄取的“知识营养”却远多于辅导老师们所要求的。

　　1959年5月，在三年自然灾害刚刚发生时，我父亲就被选调到北京，参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委会”主编的《一二九师战史》，负责“抗日战争史”的编纂。这对于父亲来说是一次如鱼得水般的遨游，也是检验他7年来艰难求学的结果，更是他补充“营养”、扩大视野的绝好机会。

▲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全体同志合影，1961年8月1日于北京”。

（18）编史两年

　　父亲去北京撰写一二九师战史，工作非常紧张。前期工作要召开各种座谈会，要搜集大量真实的证人、资料和档案，还要仔细调研、反复核对、分工撰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重要责任。在我的印象中，那段时间父亲一次也没有回南京看我们，只有母亲有一个暑假自己到北京看我父亲去了。

▲ 这是关于全军战史问题的摘记。

　　1960年秋天我上学了，是军事学院的住校子弟小学，两个星期回家一次。不幸的是，开学一个月时学校给我们做体检，发现我患了肾小球肾炎。这一惊把我母亲吓坏了，虽然她不懂医，但也听说过肾炎是慢性病，如果不尽快治疗就可能贻误终生。

　　那时国家已经进入了自然灾害，病人多如牛毛，医院床位爆满。学院门诊部王主任为我们找到了一家安徽的部队医院，我就先住了一个多月医院，但效果不佳，只好又跟学校办了休学手续。那时我家里相当困难：父亲一直在北京忙活，母亲天天住校不能回家，家里只有老阿姨一个人照护着家，带着我这个小“病秧子”和我幼小的弟弟，期间还有亲戚的孩子来我家“托管”。因为粮食和副食都很困难，大人小孩都营养不良，学院就让把家属楼前面的草坪都开发成了菜地，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我们家里却只有老阿姨一个劳动力。那几年，真是“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苦涩……”

　　那时南京大学正在搞五年制教改，我母亲还有一年才能毕业。父亲心里非常焦虑，但他根本不可能丢下工作去看我。父亲就到王府井儿童商店买了一个很漂亮的大布娃娃，头发可以编辫子，眼睛可以一睁一闭，小衣裙可以穿脱，可爱极了。我知道，父亲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女儿的关切与愧疚呢。

　　我父亲在北京写一二九师战史写了两年零两个月，终于在1961年7月完成任务回到南京。与此同时，我母亲也顺利地从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了。

　　父亲回家后看到我的病还没有好，真是焦虑万分。听人说用玉米须子煎水喝可以治疗肾炎，父亲就骑着自行车到孝陵卫的农场去找玉米棒子。几十里路的丘陵地带，骄阳似火挥汗如雨，柏油路面都软绵绵、黏糊糊的，鞋底经常粘满了臭沥青油，父亲全身从头到脚都流淌着一条条“淙淙小溪”，终于驼回来满满两大麻袋玉米须……

　　父亲回家后，老阿姨就把玉米须摊在阳台上铺了厚厚一层，一有空就仔细地翻捡、晾晒、剔除杂物，每天都用砂锅煎汤煮玉米须子水，给我当药喝，足足喝了半年多，我终于能重返校园了。应该说，我的病情能被治愈，是许许多多叔叔阿姨的辛苦付出，最主要的是父亲和老阿姨的功劳，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