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66

葛春光

       1966年，我17岁。这一年对我来说，是命运的转折点：一是再也不用去上学读书了，二是我参加工作了，有工资收入了。1966年是令我欣慰的一年。

      在我的自传《与共和国同行》里详细记录了我的这一年活动。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一是前言，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采取组织措施；二是列举“二月提纲”10条罪状，逐条批判，提出一套“极左”的革命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三是结语，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学停课闹革命，写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和许多中学生一样被迫中断了学业。对我来说，却是熬到了头，终于要离开这个学校了。7月初，学校放暑假。从此，我十分愉快地离开了这所位于吴屯乡的崇安第二中学。

       后来，同学们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复课闹革命，竞相组织、加入红卫兵组织。复课闹革命的同学们根本不用读书，荒废了学业，在学校里整天都在闹革命，他们成立了一个叫“金猴野战军”的红卫兵组织，把“崇安第二中学”的校名改为“崇安抗大中学”，冲杀在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战场，他们把当时的校长卢时金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整得他九死一生。同时，他们破坏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组织大串联，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号，北上南下东走西进，参观革命圣地，学习观摩各地革命造反派的先进经验。返回学校后，把这所新兴的老区中学搞得鸡犬不宁，乱七八糟，体无完肤。

       随后，他们认为崇安二中在吴屯乡下离革命的中心太远，他们便离开位于吴屯乡下的崇安二中，集中吃住在城关的崇安一中，成了职业革命家，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后来，他们发展到参与城关地区两大造反派组织“遵义公社”和“红委会”的打、砸、抢、抄的一系列革命造反行动，砸烂了县委会、县人委会和县“公、检、法”机构，组织和参加这两大派别之间的争斗，直至响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文攻武卫”的号召，打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旗帜，拿起枪杆参加崇安县两大造反派组织对立“文攻武卫”的大型武斗。有几位同学到一九二疗养院慰问解放军返回县城途中，在玉女峰遭到另一个造反派的伏击，在枪林弹雨中死里逃生。但是，还是有几位同学身中枪弹，付出了鲜血的代价，造成终身残疾。

       这时，我因十分厌恶上学读书，不愿再去学校，也不愿意加入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要求父亲给我找个工作。父亲见我要求参加劳动的心情急切，又考虑在学校整天搞运动，打打杀杀，反正学不到文化，还是参加劳动好。

       一九六六年八月，父亲到森工局劳工科给我要了一个当工人的名额。同时，建议劳工科把我安排在森工局下属的星村林区养路段当养路工人。当时，按我父亲的职务和影响，他完全可以在县城给我找个好工作。可他从来就是一个原则性强的人，不谋私利的人，当然不会在城里给我安排工作。那时，星村林区养路段是福建省森工系统活学活用“毛著”的先进单位，我父亲想叫我到那里锻炼锻炼。

       许多人对葛书记的儿子要去乡下当养路工人扫马路十分不理解。曾有一位姓刘的姑娘问我：“春光，你怎么去乡下扫马路？”可是，我却傻乎乎地十分高兴，找到制材厂的木工郭立泉，叫他帮我做了一个装衣物的小杉木箱，做好了到大山深处去当养路工人的准备。这年，我十七岁。

       1966年9月7日早晨天蒙蒙亮，我冒着毛毛细雨，独自一人挑着衣被行李步行三里地到县汽车站乘上开往程墩村的班车，汽车行程一个多小时到达曹墩村停靠站。当客运班车途经星村公社黄村路段时，我在车上见几位工人正在公路上扫马路，不觉一阵激动，还从座位上站起来朝他们挥手致意。因为父亲叫我直接到曹墩道班报到，我想他们肯定是曹墩道班的工人。

       在曹墩村停靠站我下了班车，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停靠站离曹墩道班还有二里路，我便挑着行李按他们指点的方向赶到曹墩道班。谁知，到了曹墩道班，这里空无一人，转了一圈才见从食堂里走出一位工人（后来才知道他叫莫孝生）。他问我干什么的。我说：我是来干工的。他叫我把介绍信给他看。他看了一会说：“我也看不懂，还是等杨班长回来再说吧。”原来，他没有文化不识字。中午他给我多蒸了一盒午饭，他说今天杨班长带领全班的人到黄村地段修路，中午带饭吃，要下午六点多钟才收工。他叫我耐心等待。中午他给我打了3分钱的一份青菜。吃过午饭，我在曹墩道班四下游览了一番。

       这个道班坐落在武夷宫至桐木三港的林区公路十六公里处的三岔路口，道班背后是座木结构的斜拉式梁架的曹墩大桥，过了大桥就是桐木关方向。这边桥头的另一面正在开辟一条新的林区公路，直通远处一个叫东北源的大山深处。这里离曹墩村很近，曹墩是一座规模比较大的古老的村庄。

       道班里的政治氛围很浓，墙上贴满了毛主席语录和图像，还有许多学习心得和决心书。

       直到夜色降临，才见一伙穿着破衣服的工人推着一辆手拉车走进道班前的坪地上。他们见到我感到好奇，都走过来问我是哪里的，来干什么。我说：“我是来这里当工人的。”我又掏出森工局劳工股的介绍信。

        一位身材高大的工人接过介绍信，看了看说：“这是劳工股给你开的到星村养路段段部报到的介绍信，你怎么跑到我们曹墩道班来了？”

       我傻乎乎地说：“我也不知道，我父亲就叫我到曹墩道班报到的。”

       那人问：“你父亲是谁？”我把我父亲的名字告诉了他。他听了十分惊讶地说：“哎呀，你是制材厂葛书记的儿子？怎么到这里来养路？”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父亲说叫我到这里锻炼锻炼。”

       这时，从人群里走过一位个子矮小的工人拉着我的手说：“葛书记的儿子？我看看。”这时，有工人点亮了马灯，把灯光移过来。小个子工人打量了我一会说：“是。是葛书记的儿子。”

       他告诉我，他在我家吃过一顿饭。他说他5月份利用休息日到制材厂作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经验的介绍报告。我父亲还请他到我家吃过一顿饭。听他一说，我也想起好像是有一个外单位的工人在制材厂作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报告后，我父亲是叫他到我家吃饭，还特地叫我母亲包了饺子。（那时，不兴公家请客，上面有人来一般不安排吃饭，如要请客也是领导人自己掏腰包。我父亲可能见他是我们山东老乡，才叫他到家吃饭的。）他指了指高个子工人说：“这叫杨兴寿，是曹墩道班的班长，我叫王家宝，是工会小组长。”

       杨班长告诉我，“你应该先到星村养路段报到，养路段安排你到我们班，你才能到我们班工作。”

       我傻乎乎地说：“我也不知道，我父亲就叫我到曹墩道班报到。”

       杨班长说：“那就先住下吧，明天我和王家宝到养路段看看陈段长怎么安排再说。”

       第二天，杨班长和王家宝一早就带着我的介绍信骑自行车到星村养路段段部去了。星村林区养路段的段部当时设在星村公社所在地的星村道班内，养路段管辖着武夷宫至桐木先锋岭、黄溪口至程墩、大安至陶关、大安至浆溪、洋庄至长滩路段的林区等级公路，约二百公里，设十余个道班。当时星村林区养路段的段长是陈能彬。

       中午，杨班长他们从段部回来说：“陈段长说他早就知道你要来养路段工作，原先想安排你到星村道班的，既然你已经到了曹墩，那你就在曹墩道班工作吧。”

       从此，十七岁的我走进了社会这所大学，开始了我真正的人生旅程。

       上面的相片就是我们班部分工人和家属1966年秋天在道班的空地上的合影。后排站的是：扶红旗的小个子是我、依次是潘乞成、杨兴寿、马邦贤、付同和、刘荣鑫、陈伙泉、王家宝。前排的家属是周述伟的未婚妻周桂梅、莫孝生的老婆、陈宝相的老婆、马帮贤的老婆，另一位是调到桐木道班当班长的刘德天的老婆。

       曹墩道班当时有八个工人。他们是班长：杨兴寿（江西人），工会小组长：王家宝（山东人），工人：陈宝相（本地人）、莫孝生（福清人）、付同和（浙江人）、陈伙泉（惠安人）、潘乞成（惠安人）、马邦贤（福清人）、周述伟（福清人）、刘荣鑫（本地人）。

       曹墩道班养护的路段是：从黄村十公里牌至黄溪口往桐木方向的二十公里牌的十公里路段。当时，曹墩道班是福建省森工系统学习毛泽东著作先进班组，是崇安县森工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典型，这个班的政治气氛十分浓厚，人人读毛主席的书，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人人争当先进。所以，所养护的十公里路段的路况很好。班长杨兴寿、周述伟、王家宝还分别多次到森工局的所属单位介绍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的先进经验。我到这个班没过多久，南平专区森工局还于十一月在曹墩道班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现场会，我们还给他们表演了自编的节目，我演的节目是说快板书。

       这里还出现了像工人陈伙泉那样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断改造世界观，吃苦耐劳、像老黄牛一样干活的典型。政治指导员谢长荣给他创造的一句名言是：我是一粒铺路的小石子，要为通往共产主义大道贡献出我的一份力量。当时，他们安排我与陈伙泉住在一不足十平方的那间房里，他们还为我们拍了一张在煤油灯下题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陈伙泉带领新工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相片。实际上，他的头脑好像有些不清楚，是大家嘲弄的对象。记得有一次付同和与他吵架时还骂他：“你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好个老屌。”

       实际上，曹墩道班当时并不像宣传的那么好，班里的工人照样很落后。记得有一次，我发现他们的记工有问题，周述伟明明没出工，去干他个人的事情，记工员马邦贤却给他记了出工。我指出这个现象，遭到马邦贤、周述伟、刘荣鑫、付同合一伙的围攻和谩骂。我在一篇日记里记载了这件事，并指出他们是一伙的，想搞垮曹墩道班这个先进集体。后来付同和被视为表现不好的工人，在班里开展的“一帮一，一对红”的活动中还被当作典型。

图为：我1966年的笔记本。

图为：杨班长为落后的付同合做思想工作。

       “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到来之前，这里和全国一样氛围祥和，政治氛围十分浓厚，被树立为全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班组的曹墩道班更是备受上级领导机关的重视。县森工局还专门派政工科科长周大兴、武装部长范和相、政治指导员谢长荣到这里蹲点，抓典型，树标兵。组织我们进行各种形式的学习，还组织我们进行军事训练，说是能文能武。道班的墙上贴满了我们班的奖状、学习心得和决心书。满墙还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贴满了领袖的语录。

       当时，周大兴还为我们拍了许多在各种场合学习毛主席著作情景的相片。下面的图片是我们军训的照片，王家宝手里好像握着一个手榴弹。左起第四位是我，第六位是新调来的刘子贵，第七位是王家宝，第八位是杨兴寿。

       当时，局里的领导还指导我们还排练了很多文艺节目，我除了表演对口词外，还排练了一个说快板的节目。森工局还安排我们到县城街头演出，还列席参加了全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还在大会上给参加大会的人们表演。也就是这次，我第一次住上了县政府的招待所。至今，我还保留着那个列席大会的小胸牌。

       这些相片是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从在杨兴寿的女儿手中得到的。据她说， 2002年林区养路段因养路经费问题无法解决，单位解体。这是养路段处理这些旧材料时， 她从废纸堆中捡来的。

 

       图为：军训。记得当时森工局武装部长范和相到曹墩班指导我们军训时被班长安排与我同床共同寝，有几粒掉在床上，我收藏起来，他一直不放心，叫杨班长看着我朝山上的树林开枪放掉了。当时，我们班有好几杆三八式步枪，范部长教我们如何使用步枪。我也学会了拼刺刀和用枪托打击敌人。

图为：陈伙泉在指导我学习 “毛著”。

图为：陈伙泉在介绍他活学活用 “毛著”的体会与经验。

图为：杨兴寿班长在演讲他活学活用 “毛著”的经验。

       当时，县上办了一所半耕半读的农业中学，就在我们道班东南面的山边，我们与他们建立了友谊，我们工人和家属常去与他们联欢，与他们一起劳动。

       在曹墩道班，我全身心地投入了热火朝天的学习和劳动之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写学习笔记和心得（这些笔记和学习心得至今还保留着），积极参加劳动。在他们眼里我虽然是领导干部的儿子，可是没有一点“当官的儿子”的优越感，却“土”得比他们还要“土”。我从来都是穿着我母亲用手工给我缝的衣服，或带补丁的衣服；整天不穿鞋，打着赤脚，光着头，顶着烈日，在公路上使劲干活，从不偷懒。段部发给我一双劳保鞋都舍不得穿，只是晚上才穿一双从制材厂带来的有五公分厚的木拖鞋。当时林区公路全是沙石路面，而且还有许多有棱角的小石子，修铺路面时我光着脚在乱石路面上行走自如，硬是练就了一双铁脚板。

       在劳动中，我什么脏活、重活都抢着干，很快就学会了养路工所干的技术活，如扫沙、铲除路上的“波浪”、平整路面、补洞等工作。特别是铺路面时提着土箕撒沙，不但撒的面积大，而且还撒得均匀，受到工人们的众口称赞。像在公路上扫沙这种活，他们一般都不愿干。因为它要一步一步、一下一下或前行或倒退，拿着自制的大大的竹扫把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把被汽车辗压到路边的粗沙扫到路轨上，而且要平整均匀，还不能有波浪。往往一个半天就要从道班（十六公里处）扫到十公里牌，或从道班扫到通往桐木的二十公里牌，返回时还要路轨中推着沙走。来不得半点偷闲。每天扫完沙回来，满身、满头、口腔、鼻子里都是灰尘。他们常安排我扫沙，我也从不推脱，常与另一位工人一起上午从这道班扫到黄村十公里牌，下午又从那道边扫到百叶坪的二十公里牌。所以，我扫沙技术日益提高。那时候，我们除了养路，还要自己到河滩上备沙石料，把沙石料从河滩上挖出来再分类筛成石料或沙料，然后再挑到公路上。末了，还要一铲一铲地装到汽车上，运到指定地点，再一铲一铲地往路边上卸。通过劳动，练就了我的胳膊肌肉。那时候，我天天都在注视着我的胸脯和胳膊肌肉的发展，因为比我大两岁的工人刘荣鑫的胸脯和胳膊的肌肉特别发达，他显得体魄健壮，胸脯鼓鼓的特别壮实有劲。在他面前我自愧不如，可以说我还是一个未发育好的小孩子，个头小，细胳膊细腿，胸脯干瘪平平，可以清楚地看到肋骨，我想通过用力劳动锻炼我的肌肉。

图为：我们在十七公里处的河滩上备料的情景。挑着河沙往上走的是刘荣鑫、王家宝、杨兴寿、付同和，我正在河滩上筛沙。

        到曹墩道班不久，我们还全班搬到黄村，吃住在一个叫“张矮”的家中，为的是抢修十公里至十一公里路段。这段路破损严重，几次修补都解决不了问题，报请段部批准，这一公里路面全面大修。在这段时光，我显得十分开心，尽管劳动很累，但是我很快乐，时时可以听到我扯着嗓门欢快地大声歌唱。有一次，周述伟说我唱得不对调，我说管他对调不对调，想怎么唱就怎么唱，能唱出来就行。有几次星期六晚上收工后，因为拦不下拉木头的汽车，我还多次从黄村徒步行走二十五公里回到制材厂。

       记得当时开展“亦工亦农”活动，班里在道班北部的河滩山边开垦了几亩荒地，下面这张照片是我们在新开垦的地里劳动的情景。其中穿白短袖的是我，边上是陈伙泉、刘荣鑫、付同和。

       由于种植农作物需要大量的肥料，当时没有化肥，只有农家肥，大粪是主要的肥料。有一次，我们班决定到驻在新开的四新公路十三公里开路的工程队处去拉他们排泄的大粪，我抢着要去。这天的天气十分寒冷，新开的公路边的路肩上长满了二三公分的冰花，踏在上面冰花发出“喀咋，喀咋”的响声。装满大粪的手拉车我也抢着拉。

       谁知返回的路上，在九公里处下坡时我一个人肩扛着粪车的车把往下滑行，不巧遇到刚从公路上方倒下的一棵大树，我来不及刹车，一下冲撞到树干上。我跌倒了，大粪车也撞到树干上翻了，弄了我一身大便。

       那时，我还没转为正式工人，是临时工，每月的工资是24元，除了四个星期天，平均每天0.94元。下面的这张工资表是1985年夏天为落实我当年在养路段工作的工龄，我骑自行车到新搬到曹墩桥头的养路段，找到当时的会计占功祥，在他的帮助下在会计档案里找到1966年12月份的曹墩道班工资表凭证。

       在曹墩道班，我们每天的伙食费是0.30元。就伙食而言，还算吃得不错，还能经常吃上猪、羊肉，班里还常到新公路二公里处的开路工程队里购买些他们从上饶市运来的鱼、肉之类食品改善生活。我的饭量很好，当时还没转正，口粮只有24斤，只得常买些地瓜放到食堂里蒸着补充着吃，或到附近村里买一块钱四斤的高价大米。因此，在曹墩道班时期，我的身材急速增长，过去的衣裤越穿越短。有一次我回制材厂，工人子弟欧孝民几个月没见到我，一见面就惊讶地说，怎么长成竹干了？

       这时，我也开始发育，青春勃发，满脸长出了红豆豆，长了一茬又一茬，一有空闲，我就忙着挤压熟透了的青春痘。班上的工人们也常拿我开心，问我底下长毛了没有，我掩饰着不肯说。有一回，他们便几个人上来压住我脱裤子查看，然后笑作一团。我恼羞成怒，穿好了裤子便与刘荣鑫打了一架，因为他也参与了脱我的裤子的行动。这次事件后，我的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不想在曹墩道班工作了，提出要调换一个道班。段长陈能彬听说我想调动，说要把我调到桐木的先锋岭道班。我一打听，这个道班在桐木的大山里，离县城约有八十多公里，我拒绝了。因为，那时交通不便，我常利用星期六下午下班的机会走路回家，星期一一大早，再到林业车队找一部到里面伐木场拉木头的便车赶来上工。如果到了桐木，就很难得回家了。

       结果，陈能彬把给我打架的刘荣鑫调到先锋岭道班去了。先锋岭道班的刘子贵调到曹墩道班来了。第二年，刘荣鑫搭乘一辆便车从先峰岭道班回县城时，汽车刹车失灵，翻入山涧，他在桐木的公路上翻车身亡。

       1967年春节，上级指示不放假，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我只得只身在这里过年。同时，国家内乱真正开始了。

附：我2000年写的一篇文章，曾刊登在闽北日报上，反映了当时的情景。

 

                         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1967的春节，我在崇安县（现武夷山市）星村林区养路段曹墩道班度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1966年6月，我所在的崇安县第二中学停课放假后，我再也不想再走进这所学校读书了，我缠着在林业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父亲给我找一个单位当工人。父亲见我想当工人的心情急迫，又见学校里整天搞运动搞大批判也学不到什么文化知识，就叫劳工部门把我安排到距县城有60多里的星村林区养路段曹墩养路段当养路工人。

       当时，曹墩道班是全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班组”，这里曾产生了像陈伙泉那样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模范人物，他的一句名言是：“我愿做一名通往共产主义大道上的一粒小石子，为共产主义大道奠基铺路。”当时，省、地、县领导机关多次在这里召开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现场会。各级媒体展开了铺天盖地的广泛宣传，县森工局还派一位政治指导员干部常驻曹墩道班。曹墩道班是崇安县“活学活用”的一个典型，一面旗帜，在全省有很高的知名度。我父亲说要让我到哪里去锻炼锻炼。

       1967年春节前，中央“两报一刊”号召“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移风易俗，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因此，我们春节不放假，坚守工作岗位。记得大年初一这天，我们和往日一样一大早就出工。当时，我们响应毛主席“亦工亦农”的伟大号召，在公路边开垦了几亩荒地种上了小麦。今天班长杨兴寿给我们安排的工作是给小麦施肥，我们挑着人粪尿和晾烧的草木灰在小麦地里愉快地施肥劳动。我们在过“革命化的春节”，星村邮电所的邮递员也在过“革命化的春节”，他从星村公社骑自行车给我们送来了前日的《福建日报》。杨班长便组织我们在地头上展开报纸学习“两报一刊”社论。让我们惊诧的是这天《福建日报》面目一新，头版赫然刊登着省上某个造反派总部在“五一”广场批斗我省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叶飞和福州军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韩先楚大会的新闻。《福建日报》上转载的“两报一刊”的社论是《革命委员会好》。我们感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了，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战火就要烧到远离省城的崇安县城了。

       跟随我们一起过革命化春节的森工局的政治指导员，摄下了我们在地头上阅读学习《福建日报》的瞬间，他还叫我们作秀似地坐在公路边学习了一阵随身携带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那天他拍下了我们大年初一边劳动一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一组镜头。他说他要写一篇曹墩道班工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年初一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大破旧习俗，大立新风尚，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的报道。

       虽然，那年春节的大年初一我们要上工劳动，而且我的午饭只是一大碗蒸地瓜和花一角五分钱从食堂打来一份大蒜炒羊肉、一碗三分钱的小白菜，我并没有觉得苦和累。

       因为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那时我们的精神十分充实，一个“主义”、一个“思想”、一本“红宝书”、一场如火如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充实、武装着我们头脑，激励着我们投入火热的斗争生活。

下面发几张当时森工局政工科长周大兴为我们拍的照片。

在公路边学习毛主席语录。

在亦工亦农的田地里学习报刊上的文章。

铲路肩草。

河边捞木材。

河边捞木材。

用小石子铺路面。

在星村养路段开完批斗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陈能彬大会后徒步9公里回到曹墩道班。当时，我们道班成立了一个叫：燎原战斗队的造反组织。

在星村养路段开完批斗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陈能彬大会后徒步9公里回到曹墩道班。当时，我们道班成立了一个叫：燎原战斗队的造反组织。

在星村养路段开完批斗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陈能彬大会后徒步9公里回到曹墩道班。当时，我们道班成立了一个叫：燎原战斗队的造反组织。

修路。

公路边学习毛主席语录。

       虽然，1966年9月至1967年2月我只在曹墩道班工作、生活了半年时间。可是我十分怀念1966年在那里度过的时光。数十年来，我曾数十次到这里怀旧。

       特别是近20多年来我骑自行车挑战武夷山西部的大山途经这里都会停下去瞻望一下曾经住过的曹墩道班的老屋。

       近三年未去，可能房倒屋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