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故人

宋红

　　7月2日，畏友桥本秀美（乔秀岩）在微信中告曰：他的老师，我们共同的朋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丘山新先生于2022年4月25日在京都本愿寺研究所他工作的寓所内于安眠中往生，享年74岁。得知这一消息，很震惊！于他可谓仙逝，没有受到病痛的折磨，一直身体健康地工作，最后无疾而终，这是高僧大德才有的造化；但作为他的朋友，我感到非常遗憾和痛心！

他是我大三时认识的朋友，年长我九岁，当时是日本文部省选派的特别研修生，在东京大学博士研究生课程期内，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季羡林先生学习印度哲学，我们共同选修了汤一介先生的“道教与中国文化”课程，并在课下组成一个互助小组，每周一次我帮他补课堂笔记，他教我学习日语。课程结束了，我们的小组却一直延续到他学习期满归国。下图就是他即将归国时我请他和几个留学生楼的朋友一起到我家吃饭，为他践行。那可能是1982年的夏天，因为七七级是冬季毕业，我大约已经在人文社工作，而他将在暑假时回国。除了照片中人，还有照片的拍摄者谷野典之，后来成为日本研究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知名学者。他们一行四人到我家，与我的父母和小弟共进午餐。图片中，我们正走在即将进入小区大门的路上，左一就是丘山新。记得他最爱吃我做的番茄扁豆，用油事先煸熟、碧绿鲜嫩的扁豆，放到酸甜咸鲜带有胡椒香的番茄汁里，色味俱佳，丘山樣把盘底的汤汁都倒在了自己的饭碗里。

拥挤的餐桌。左二是丘山新，谷野典之拍摄。

　　分别后的日子，我把他的一篇论文《“菩提心”汉译考》译成汉语，因篇幅过长，又加压缩后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的《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2期。

他则把二人课后小组里我们共同读过的任继愈《中国佛教史》译成日语，在日本出版。版权页显示，他是第一译者，译者中还有他的学生兼挚友桥本秀美。

图片中用来镇纸的佛像也是丘山樣所赠，佛像身后背光被我不慎弄损，又用胶水粘接过。

　　 重逢已是数年之后，他和多名日本学者来北大哲学系参加佛学研讨会，会期三天，我应邀旁听了他们的研讨会，晚上则借宿于留校同窗的宿舍，恰值中秋假期，她回家过节了，只有她的同屋在。于是和丘山樣有三天畅谈的机会。相见很愉快，可惜没有留下照片。

另一次就是1997年3月，他先打电话到出版社，不巧我那一周是在电脑公司上班，没有接到；他写信到我父母家，又被邮递员错投到邻门的邮箱，幸好邻居给我送过来，才终于联系上。下图就是我请他和他的学生桥本秀美在皇城根的一家云南菜馆餐叙。那是我和小乔的初见，以后我们成了合作愉快的朋友。那家饭馆的特色菜是“一蛇五吃“。不知他们对蛇有没有忌讳，所以餐前我特地征求意见，用日语问：“想吃蛇吗？——蛇を欲しいですか。”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欲しいです。”——想吃。不过我把日语中的“蛇”读成了发音相近的“虾”。虽然餐馆的蛇是按条论价，但我还是让服务员给我挑一条小的，因为小蛇的肉更嫩些。我们三人各把着桌子的一边聊天，只听身后服务员说：“小姐，这条蛇行吗？”我还没有回身，就见丘山樣一声惊叫几乎要跳起来，脸已涨得通红。回头看，一条一斤多重的大蛇正在服务员手中翻卷扭动。我问：“你们不是说可以吃蛇吗？”小乔笑曰：“宋老师你刚才说的是虾 e bi ，蛇是 he bi 。”“诶呀，只怪我日语学得太马虎，根本没注意二者发音上的区别。那怎么办？不吃蛇了，换虾？”他们说：“不用换，就尝试一下蛇吧。”等菜时，他们还是很不安心地问：”蛇肉什么味道呀？“我说：”没有特别的味道，比较清淡，类似鸡肉吧。“于是就有五彩蛇丝、清炖蛇骨鸡汤、椒盐蛇皮和蛇血酒、蛇胆酒陆续排上桌来。也点了虾泥面包托，店里的虾只有这款。丘山樣说：“回去可以炫耀一下，我吃过蛇了，还喝了蛇胆、蛇血酒。这是印象深刻的一餐。”

照片是请餐厅服务员为我们拍摄的，日期显示为3月25日。

　　这一次我也陪丘山樣去了国图，他是去送大礼的，想把他和小乔刚刚做成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全文影像数据库“无偿链接给国图，让中国学者不出国门也可方便使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汉籍资料。无奈国图的典籍数字化工作还没有起步，中国的互联网也不发达。百度了一下：” 九十年代中期互联网开始在中国创建；2000年在中国的城市主要以拨号的方式上网；2003年以宽带的形式上网；2007年开始使用光纤上网；2009年移动互联网开始广泛使用。“由此可见，丘山様的想法超前了岁星一周天的时间——十二年！直至2009年11月，中国国家图书馆才终于与东洋文化研究所签署了合作意向书，该所四千余种中文古籍将以数字化方式无偿提供给中国国家图书馆，提供网络访问服务。多家媒体报道了这一盛事，国图网自己的报道是：《四千余种中文古籍“数字化”回家——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签署中文古籍数字化文献合作意向书》，文中特别提到：” 为促成这次合作，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丘山新教授和北京大学历史系桥本秀美教授做出了突出贡献。” 四千余种汉籍的版本判定与数字化处理，加之随后的网站建设，这是何等艰巨繁难的工作，丘山、桥本两位本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玉成其事；又本着“众人成佛我后成佛”的奉献精神将成果无偿贡献给世界上的学人，他们的精神很令我感动。而“无偿提供给中国”，这德业从提出到实现，丘山新先生坚持了十二年！

好像就是去国图的这一天，本来还有庞大的活动计划，不过丘山様因花粉过敏而头痛，我们便一同回到他在友谊宾馆的住所，聊天，并等待桥本晚上过来一起吃饭。他想请我们吃大餐，问我吃没吃过生鱼片、鋤き焼き（鸡督烧）、龙虾，我都吃过，我说：“如果你不舒服就不要出去了，在宾馆餐厅吃也行。”忘记最后是在哪里吃的，只记得餐食中有烤鸭。

饭后又回他的房间，进了电梯，三人只顾聊天，忘记按楼层，过了一阵，发现电梯没动才反应过来。下图便是在友谊宾馆大堂茶座照的，我觉得那里的沙发式藤椅很漂亮。

　　四月前后正是北京的花季，知道他会花粉过敏，顺便为他带去一支红霉素眼药膏，涂眼睛的药膏，涂别处更没问题，涂在鼻孔里一可消炎，二可粘附一部分粉尘，原本想让他预防一下，不想真就必需了，他说很好用。

2003年秋，桥本様在邮件中告曰：他和丘山老师要在11月份请他们的老师户川芳郎先生到中国上海游玩，然后从上海到北京。下图便是丘山様和桥本様这次上海之行在黄浦江畔的合影，拍摄者则是我也曾有一面之缘的户川先生。

　　恰恰这个时候，出版署点名要我去为编辑职称考试集中判卷，而且要我提前两天报到，先试判一部分卷子，以便确定标准，然后当判卷组组长。因为上一年——即实行编辑职称考试制度的第一年，我在集中判卷时对标准答案提出过补充意见。“有司“一词，原来的标准答案是 “官员”，我提出“有司其职的官员”和“有司其职的机构”都可以叫“有司”，答成“有关机构”也应该算对，这条意见被采纳，给大批的试卷加了分。这一次我以要接待日本学者为由推辞了，怕领导和人事处长为难，还推荐了我的师妹当替身，她的水平后来也很为“有司”所认可。

虽然预留了时间，但最终只和丘山様通了电话，没有见面，托桥本带给他一方为他凑刀赶刻的佛像随形印章。

他则留给我一封信和一件他上年购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文创产品：那造型别致的镀金手链，想必是对博物馆藏画上所见某条手链的复制；信写在所住中关村酒店房间的便笺上，正面写完又写反面（为啥不用两张纸呢？两张纸盒子里也能放下呀），估计我肯定看不懂的句子很贴心地括注了汉语。

　　当时绝没有想到，错过当下，今生就无缘再见。虽然没有再见，也没有与他再通音问，但他的安好对我很重要，他的离去让我很伤心。

他离去的4月25号那天我在做什么？回看朋友圈，发现那天我发了两条链接，一条是“上海FY的八大死循环”，有五位朋友点赞，但视频已是红饼，无法观看；还有一个链接是闻一多写的《杜甫》（为不打扰朋友，已经刷屏或只作储存用的资料我都选择私密发圈）。而再向前推五天，4月20号是林东海先生逝世两周年的忌日，我重发了周年祭日时写的八十韵长律挽诗。“世上空惊故人少，集中惟觉祭文多”啊！！

2022年4月20日至25日我微信发圈的截图

　　——后来整理书柜时，还看到丘山様送给我的一本他的著作《菩萨之愿》，内页题款是：“给重要的朋友宋红”，落款为2007年，很可能是他托桥本樣带给我的。睹物思人，有太多感慨！

　　杜甫送别朋友贾至的诗句曰：“九载一相逢，百年能几何。复为万里别，送子山之阿。” 自北大毕业分手后的四十年间，我和丘山様只见过两次面（每次大约算是三回），比杜甫贾至的“九载一相逢”更大有过之。想到丘山様，我就会想起这几句诗。

“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在得知噩耗的那一夜，窗外电闪雷鸣，雨疾风骤。发一段忆旧文字和几张与丘山様相关的旧照，权作迟到的祭奠和永久的怀念。

我会铭记未名湖边我们共同经历的青春过往。

　　以新近学画的菊花，当作我的一瓣心香，献给往生彼岸的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