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崇安第二中学

葛春光

                    就读崇安第二中学

     

       1965年8月31日，我与许多考上二中的同学一样打着背包，带着衣物和生活用品乘班车到坐落在吴屯狮子山窝的崇安第二中学报到。

       在欢迎新生的晚会上，我还给同学们吹奏了一首笛子选曲，再加上我是领导干部子弟的身份，受到新老同学的注目。（当时，县城里几乎所有领导干部的子女都考上了一中。）因为与我同到二中的几位制材厂工人的子弟，是他们传播了我的家庭背景。当时，一个工厂的党的书记在人们的心目中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到学校不久，我的脖子后正中间生了一个毒疮，险些危及生命。我回制材厂治疗了一个月，回到学校后很多功课都跟不上了，特别是代数课，根本就听不懂老师讲什么，老师、同学给我多次补课也是白费心机。本来我在读小学时数学基础就差，代数课程一环扣一环，一天一个样，步步深入。这代数课又有一个多月没上，上代数课听老师讲课，就像听天书似的。做作业时，同学们讨论代数作业的气氛十分热烈，我却什么也不懂，所以我的代数作业几乎没有交过。因此，当时的班主任、教代数课的刘庆平老师见我如此，对我也不过问，放任自流。我干脆破罐破摔，连代数课都想不上了，上代数课时尽做小动作，扰乱课堂秩序，使得刘庆平对我十分恼火，我便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其他课业因没有什么连续性，勉强还可以应付。但是这样总不是办法，再这样下去我在中学是没有办法混下去的，因为当时学分制还是十分重要的，不及格就要留级，再说当时我虽然只有十六岁，在班上也算是“大龄”的学生了。这样，也就造成了我十分厌恶上学读书。

       我父亲得知我的情况，常说“你不好好读书，就送你到农村去放牛”。

       我完全曲解了父亲的意思，一心想着赶快脱离学校到农村去放牛。我想象着在青山绿水，小桥流水，竹篱茅舍的农村的广阔的田野上，牧童驱赶着一群水牛和黄牛在草地上、山地上放牧的情景，牧童们骑在牛背上吹着笛子，或卧在草地上，或骑在小树杈上看着小人书的诗一般的生活。想象归想象，书还是要读的。可是那个时候的我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没有一点在学校里读书的心思了。

       正在我万般无奈的时候，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红色风暴，《（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横扫一切文化和知识，大老粗、文盲成了香馍馍，成了主宰社会的主力军，文化与知识成了臭狗屎和罪过，写书的作家们都被打成了反动文人，老师们也都成了小资产阶级的臭知识分子。那时候学习根本就不重要了，课也不用上了，整天都是在学习中央文件、上街游行、写大字报。学校成了批斗反动学术权威的战场。也算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救”了我，不用念书正符合我的意愿。

       那时候，县委会派来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进驻学校，鼓励、动员学生给校长老师写大字报，批判他们的反动学术思想。我也没少给过去经常在课堂上当众批评我，叫我下不了台的老师刘庆平写大字报。比如，我还记得当年我就写过一张《把刘庆平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大字报。当时也只是为了泄愤而已，因为他过去对我的态度也实在是令人发指了。（对此，刘庆平老师耿耿于怀，80年代初，我找他为我开一张我在二中读书的证明，遭到拒绝。当时他就提到我写他大字报一事。） 对我来说，当时的政治运动我一点不懂，也不感兴趣，因为我当时实在只是一个头脑简单、顽皮捣蛋、不知天高地厚的、只知道赶快离开学校到农村去放牛的傻瓜蛋。在崇安县二中，我只读完了初一年段，说白一点，是混了一年。却也得了一个“老三届”毕业生的光荣称号。从此在我的履历表上的学历一栏中我光明正大地填上了“初中”两个字。

在吴屯崇安第二中学的时间虽然很短，没有学到文化，但是在崇安二中的生活还是值得十分留恋的。

       当时崇安二中只有四个班级，初一年段两个班，设初一（1）班、初一（2）班，两个班约有一百一十名学生。初二只有一个班，约有三十多人，初三班也是一个班，约有三十多人。当时在校生只有一百八十多人，加上老师还不足二百人。

       这所学校是“大跃进”的产物，当时，鉴于在全国开展的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教育战线也不甘落后，为了发展革命老区的教育，在吴屯狮子山上创办了崇安第二中学。生源主要来自吴屯、岚谷、洋庄和城关以南几个公社的部分小学毕业生。我们入学时，这所中学已初具规模，但是一切都还在建设之中，教室和宿舍十分简陋，食堂也十分破旧。从宿舍区到教室要从山腰处走到山脚约走二百多米的黄泥路，晴天还好，要是遇上下雨天，道路泥泞，弄不好就要滚一身黄泥巴。操场也是新挖的，晴天还好走，可一到下雨天，到处都是烂汲汲的黄泥巴，拔不出脚。进入崇安二中后，我们与初二、初三的同学一道发扬抗大精神，艰苦办学，边学习，边劳动，继续学校的建设。我们常常被安排挖操场、开路、挖水井、建宿舍，或到河里搬鹅卵石、挖沙，或搬运沙石料，或挑砖块、抬木头。二中校园里处处流下了同学们辛勤的汗水，布满了我们劳动的痕迹和成果。

       二中的生活条件虽然十分艰苦，可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很高，二中艰苦创业，奋发向上的精神鼓励着同学们努力学习。同学们都很团结，不分年级吃在一个食堂、住在一座长长的土木结构的二层宿舍，下面两排宿舍住着一百多位同学，上面空空荡荡，是学校搞大型活动的所谓礼堂。春天，我们一起到山上采集青叶，踩踏进农田为农民积肥。秋天，我们一起到各大队（村）支援秋收，帮助农民割稻子。虽然帮农民割稻子很辛苦，但是我却十分喜欢，因为在农村可以放开肚子吃饱饭，农民家的小鱼干炒辣椒、霉豆腐霉豆子和一些家常菜很好吃。只可惜，到农村支农的时间太短了。

       当时，二中的食堂和宿舍都是比较简易的土坯墙，三合土的地面潮湿起土，窗户很小。一间不足十平方的宿舍里摆了五张架子床，住着十位同学，再加上每位同学的日用品，使宿舍十分拥挤。我与刘助民抢先选择了一个靠窗户的架子床，开始我睡下铺，他睡上铺，后来他因体弱多病上下铺不方便，我也嫌他们常把我的床铺弄得乱七八糟，他与我调换了上下铺。 

       这座土木结构的学生宿舍十分简陋，有校友陈支平曾撰文这样描述：学校初办不久，教室，宿舍及其他应有设施，无不因陋就简。记得当时全校学生不过百余人，全部住在一座单层土房子里。居室与居室的隔墙，是用毛竹编成再糊上黄泥巴。同学们晚上睡觉的时候，要特别谨慎小心，尤其是隔壁如果住着女同学，那晚上睡觉非得管住自己的脚不可。有些难于自我管制的同学，睡梦中偶有闪失踢到篱笆土墙，隔壁的黄土应声而下，不幸的女同学就要与黄土同眠了。幸好其实男女同学混沌未开，还没有意识到深更半夜隔壁有音是否意味着传递如何重要的爱情信息或不良信息，否则事情就有许多麻烦了。

       宿舍上面是一个十分开阔的空间，堆积着各种杂物。同时，还是同学们晾晒衣服的地方，同学们横七竖八地扯着绳子，挂满了衣服，像是挂满了万国旗。宿舍上面，还是二中的所谓礼堂，有许多重大活动都在上面举行，当全校师生爬上去后，楼板咯咯作响，宿舍里常有尘埃落下。

       食堂的饭菜很简单，每人饭票可以买一份土陶罐蒸饭，八个同学领一份大罐子的菜，一开始同学们站在桌子周围同吃一份菜，后来弄得饭没吃一半菜就没有了，我们只得把菜分开吃。食堂的菜很单一，除了冬瓜就是海带、笋干之类，要是新的蔬菜上市，几天都是吃一样的菜。那时候，学校的厕所里经常弥漫着洋包菜或某一种蔬菜的气味。

       刘助民家庭条件比较好，再加上他常年体弱多病，他与老师们一起吃小灶。老师们的伙食比我们好多了，常见他们吃荷包蛋、红烧肉之类的菜。有些同学反映李衍华老师（他当时是学校的总务）克扣我们的菜金，补贴老师的伙食了。到学校不久，学校领导在大会上宣布，我们按户口供应的粮食提价，由原来的每斤0.09元提到每斤0.14元。我的饭票不够吃，而刘助民的饭票则经常吃不完，我们还建立了买卖关系，他经常以四斤饭票一块钱卖给我。在二中，我与刘助民的关系很好，他体弱多病，又比较娇气，我都让着他，经常帮助他。记得有一天晚上，他钻进被窝不久就大叫一声：“哎呀！疼死我了！”我赶忙问他哪里疼，他不搭理我，一直在大声喊“疼、疼、疼！”喊着喊着又大叫一声：“疼死我了！”痛苦地在床上翻滚。我们也慌作一团，以为他得了什么重症，束手无策，我与另一位同学赶忙摸黑往离学校有二里多地的公社卫生院拼命奔跑，叫来卫生院的医生。医生检查了半天也没有效果，他还是一直喊“疼死我了！”医生问：“你到底什么地方疼？”他还是一直喊疼说不清楚。后来，医生掀开他的被子，见他大腿根部和肚皮上有好几块红肿的厉害，同时还在他的被窝里发现了两只被他辗转反侧捻死的马蜂。原来是他今天下午晒被子，收被子时把两只马蜂裹在棉被里。这两只马蜂分别在他的大腿根部和肚皮上蜇了好几口，使他痛不欲生，也吓坏了我们。事情过后，同学们乐了很久。从此，晒被子时也多了个小心。

       在二中期间，也发生过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有一次住在另一间宿舍的王闽生同学的钱和粮票被盗，弄得同学们人心惶惶，生怕被当作怀疑对象，最后查出是某同学拿的，叫他退还给王明生才平息了这个事件。这个王闽生平时与我关系不错，可是有一次我却因为给我开了一个玩笑与他大打了一架。那天，下午从宿舍到教室的路上，他恶作剧地把一个写着葛春光之墓的木板插在一个小土丘上，我发现后，就追打他到教室，我们俩打得天昏地暗，你死我活，谁也拉不开。不过，后来我们还是玩得不错。这年元旦，学校里要举办文艺晚会，要求每个班都要出节目，刘庆平老师安排我与林光长准备一个相声。谁知我们俩准备了好几天，可是元旦晚会却没让我们上台演出。1966年的元旦晚会办得很成功，初二班的熊性伟同学表演的一个反映一九四九年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老兵思乡的活报剧表演非常出色，许多年后我们还会唱。其中有这么两句：“大头兵张老三，两眼泪不干，被困在台湾岛，整整十六年。……” 

       每逢星期六下午，是我们最兴奋的时候，家住城关、兴田、星村、洋庄方向的同学不论年级，不论男女，数十人结伴而行，沿吴屯吴边村的一条崎岖的古老山路，翻山越岭穿过一片茂密的森林行程四十多里，经小寺大队出口上公路步行走到城关。一路上，同学们有说有笑，四十多里的路不知不觉就到家了。大家相约星期天下午在某一地点集中，再结伴沿小路返回。返回的时候，大多数同学都带着够一个星期吃的一罐又一罐的咸菜、咸鱼、辣椒酱。那时候很少有同学有钱坐汽车。有时候我父亲会多给我五毛钱叫我坐班车去吴屯，我舍不得花五毛钱坐车，与同学们一起翻山越岭走回学校。有好几次我没赶上同学们的队伍，一个人不敢走山路，只得一个人沿公路步行五十多里走到学校。

       1966年的暑假到了。我们离开了学校，告别了狮子山，从此，结束了我的学校生涯。后来，党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我因8月参加工作没回校闹革命。      

       同学们回校后并没有复课，而是响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 ”的号召，在学校里闹革命，组织成立了革命造反组织“金猴野战军 ”走出崇安县，到祖国各地大串连，学习各地造反的经验。大串连结束后，他们把崇安第二中学的校名改为“福建省崇安抗大中学 ”，冲杀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 ”和“ 横扫牛鬼蛇神”、“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攻武卫 ”的战场。

图为：方德星同学保存至今的学生证。

图为：当年我们班与初二班部分同学们戴着红袖章、手捧红宝书的合影。第二排右一是邹老师。

        1969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的原因，崇安县革委会下文取消崇安二中和崇安一中的建制，将两所中学合并为崇安县中学。原崇安二中校址改为吴屯公社中学，只吸收吴屯乡内的生源。为此，创建十一年的崇安第二中学，结束了她的历史使命。

       虽然，到1969年，创建十一年的崇安第二中学，结束了她的历史使命。但是，被世人称为“老三届 ”的我们66、67、68届毕业生对崇安第二中学有着深深的眷恋。

       1990年12月由我提议、与刘助民等同学组织了分别24年后的全校同学首次聚会。

       图为：1990年12月，我与刘助民同学组织全校同学重返崇安二中时在狮子山上的合影。时过24年，学校的旧貌已不存在，合影背影的教室是吴屯中学后来在我们原来宿舍的旧址上新建的。

       活动结束后，我编制了纪念册，并撰文记录了首次全校同学聚会的文章。

       后来，我又牵头组织举办了三次全校同学聚会。第二次组织同学聚会，是1995年9月。这次同学聚会是由67届陈支平同学建议并资助举办的。活动前，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陈支平同学回武夷山度暑假，我们商议再次组织全校同学聚会，他包揽了活动的全部费用。

图为：1995年第二次全体同学聚会。

       我是这次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经办人。第一次同学聚会后，我编写了一本通讯录和纪念这次活动的小册子。2015年9月组织第三次同学聚会，活动后，我编制了一册集纪念文章、早年旧照片、历次聚会活动及本次活动的图片、通讯录的画册。

                      五十年的情谊和眷恋（代序）

     

       金秋爽送，丹桂飘香。

       2015年9月12日，我们原崇安第二中学100多位“老三届”的同学和老师聚集的在吴屯乡中学，纪念我们相识五十周年。1965年9月，我们走进崇安第二中学，“老三届”在这里相识。五十年过去，当年风华正茂的青春少年，如今已是满脸苍桑。聚会期间，同学们共同经历的“文革”的狂风骤雨、风刀霜剑，上山下乡的辛酸苦辣与绝望，工作的艰辛拼搏和功成名就，曾经的苦难都已成为笑谈。昔日同窗攻读学习、艰苦的校园生活、建校的劳动和同学们的轶事趣闻仍然记忆犹新。一天的相聚，虽然短暂，却浓缩了同学们五十年的情谊和对母校的眷恋。

       本次聚会，源于2014年9月26日尹元明同学邀请部分同学餐聚。席间，葛春光同学提议：2015年是我们68届入学崇安第二中学五十周年，建议搞一个纪念活动。得到同学们的响应。今年5月9日，刘助民同学再次宴请68届20位同学座谈，讨论要不要组织9月纪念入学崇安二中50周年的同学联谊活动。同学们一致认为要组织这个活动，并决定邀请与我们同甘共苦一年的66届、67届的同学共同聚会。同学们推举葛春光为总召集人，负责这个联谊活动，推荐范志联、范孟丰、李衍瑞、左成昌、张有志、陈忠紫、叶玉珠、尹元明为各片区各班级的召集人，孙永生老师、刘助民同学为顾问。

       为了这次聚会，筹委会的同学多次召开筹委会，探讨了活动的方式和内容，落实活动的时间和地点。由于许多同学已经几十年没见，联系甚少，过去的电话号码都已过时，仅联络各班同学就花费了很长时间。经过多番努力，终于联系到分散在四面八方的九十多位同学。今日的欢聚来之不易。在第一次筹备会上，葛春光同学倡议召开筹备会期间的费用，实行由筹委会成员AA制负担，不花筹集的活动经费，得到筹备会同学的响应。参加活动的90多位同学的也表示了极大的热情，支持组织这次“老三届”联谊活动，主动交纳了每人200元的活动经费。筹备会上，葛春光同学提议赞助资金为原二中老校址上的、现在的吴屯乡中学捐赠书籍和物资，孙永生老师建议在原崇安第二中学校址竖立纪念碑，得到部分同学的响应、理解和支持，他们慷慨解囊，筹集了立碑和捐赠所需要的资金。陈支平同学为这次活动捐赠了由他主编的价值4万多元的书籍。孙永生老师也表示向吴屯中学和老同学们赠送了他的新作《平民说事》。

       通过这次聚会，进一步凝聚了同学们五十年的情谊，这次聚会活动的圆满结束是与同学们的积极参与是分不开的。圆满结束是下一次聚会的开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让我们期待下次聚会！

                                                          （尹元明）

 

       第三次活动结束后，我在纪念册上写了一篇名为《半个世纪的情怀

——入学原崇安第二中学五十周年联谊活动侧记 》的文章。摘录如下：

                               葛春光

 

       2015年9月12日，100多位原崇安第二中学老三届同学和老师怀着对母校的眷恋，再次走进距市区25公里的吴屯乡中学。50年前，这里曾是原崇安（今：武夷山）第二中学。

       1965年9月1日，68届100多位新生怀着对知识和美好未来的向往，走进位于吴屯乡狮子山下的崇安第二中学，开始了初中的学习生涯。在这里，我们结识了66、67届的同学和老师。在这里，我们共同生活、学习、劳动，度过了一年的时光。1966年下学期，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同学们被迫中断学业，离开了崇安第二中学，卷入十年浩劫。

       50年过去，我们忘不了这个地方，忘不了当年在这里与同学们结下的友情。忘不了，我们同在一座简陋的、拥挤的寝室里生活的情景；忘不了，我们在破旧的食堂里10位同学围着一钵头菜吃饭的状况；忘不了，星期一共享同学们从家里背来的咸菜、咸鱼或辣椒酱的滋味；忘不了，为了校园的建设，我们共同挖操场、修教室通往宿舍的泥泞道路、下河挖沙、河卵石、搬运砖瓦和木料的劳动场面；忘不了，入学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卷着铺盖一同到生产队大队帮助生产队收割晚稻的快乐时光；更忘不了，星期六的午饭前，我们围在食堂的蒸笼前，急切地等待着开饭的情景；忘不了，我们急急忙忙吃了夹生饭后，一呼百应，数十位同学沿着吴屯公社通往县城的千转百回的羊肠小道，翻山越岭步行四十多里路赶回家的情景；忘不了，星期天下午同学们在预约的地点聚集，肩背着母亲为我们准备的咸鱼咸菜辣椒酱和衣物，又沿着这条小路艰苦跋涉返回学校的艰辛。

       忘不了，在那个荒唐的1966年的初夏，我们在县委派来的工作组的鼓动、诱惑和“不写大字报就不革命”的压力下，写老师的大字报，批斗我们曾经尊敬的老师和校长，破坏了校园秩序，人为地造成了老师和学生的裂痕。忘不了，受领袖号召的蛊惑，我们也曾为了“信念”而变得疯狂，戴着“红卫兵”的袖标，冲向社会，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为武器，盲目地 “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打、砸、抢、抄，把一个正常秩序的社会搅得体无完肤，一片混乱，人心惶惶。

       忘不了，我们响应领袖号召，十三、四年级就告别父母结伴走南闯北大串联，我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千里闹革命、四下大串联的征途中同学们又结下的患难友情。忘不了，为了捍卫所谓的“真理”和“思想”，同学们参与了社会上的“文攻武卫”，与对立派唇枪舌剑，拿起刀枪参加派别武斗，最终付出了鲜血飞溅和终身残疾的代价。

        忘不了，虽然我们只读了不到一个学年的中学，却被冠于了“老三届”毕业生的待遇，成为新一代“知识青年”，1969年4月被迫响应领袖号召到偏远的农村去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经历。有的同学插队长达10年之久，在那里翘首期待，招生无望、招工无望、招兵无望，青春年华虚度，前程命运渺茫，挣扎在无底深渊。那段人生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苦难却像是一条感情纽带，把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虽然半个世纪过去，当年同学们结下的情谊仍然存在。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相继走上工作岗位。十年浩劫后百废待兴，为了更好地生存，我们各奔前程、各从其志，为事业、为家庭、为孩子忙忙碌碌，交往甚少。但是，在吴屯乡狮子山下的生活记忆和同学们结下的友情却难以忘怀。

       难忘1990年12月，第一次“老三届”同学的联谊活动，时隔24年后同学们相见时动人的情景，令人悲喜交加，感动久远。如今，我们年过花甲，完成了人生的历史使命，退出工作岗位，步入“年青的老年人”阶段，没有了名利的纷争和牵绊，却还有同学们纯洁、高雅、温馨、温情的感情。在颐养天年，含饴弄孙之际，我们更加怀念少年时期的那段短暂的学习生活，更加怀念在吴屯乡狮子山下曾经留下的那一串串感人的青春乐章，更加渴望联谊同窗校友。

       “老同学，你还好吗？”同学们发出了“趁着有空、趁着还走得动，我们聚聚吧！”的呼声。很多同学难忘同窗之情，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再看看几十年未见的老同学。经过近两个月的筹备，今天，我们又走进狮子山，重温我们的学生时代。真是岁月不饶人啊！同学们感叹离别近半个世纪后，当初的青春美少女已经成了奶奶和外婆，昔日英俊少年也变成了爷爷和外公。看看如今的我们，个个满头的花白头发，满脸横七竖八的皱褶，有些蹒跚的脚步，略微弯曲的腰背，有些啰唆的言语，大家真的都老了啊！望着昔日的老同学，同学们都不禁红了眼眶，纷纷感慨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再次相聚在一起。一场50年后的同学聚会，一群头发花白的“年青”的老年人，相聚在一起，共同缅怀曾经的青春岁月，追忆青少年时期的同学情谊。提起学生时代，每个人都会对那段美好的时光有着不同的回忆和感慨。聊起学生时代，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题，当年在这里的每一处，每件小事都使同学们充满了深情的回忆。

       今天天公作美，秋风送爽，凉风习习。同学们一走进老校址，就聚集在为这次联谊活动新竖立的“原崇安第二中学校址”的纪念碑前。活动发起和主持人葛春光同学向同学们介绍了根据孙永生老师的建议在这里树立的纪念碑。筹备活动期间，孙老师提出在原第二中学的旧址上建立纪念碑，他说让世人记住这里曾经是老崇安第二中学的校址，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职责。孙老师的建议得到筹备会同学的响应，并征得市教育局和吴屯中学的同意和支持。在热烈的掌声中，各班级代表和孙老师为纪念碑揭碑。季中强、王丽萍同学代表“老三届”同学向吴屯乡中学捐赠了由陈支平同学赞助的价值四万五仟多元的书籍，孙永生老师也向学校赠送了他的新作《平民说事》。同时，筹委会成员代表“老三届”同学向吴屯中学捐赠了一台立式空调，为充实、改善吴屯中学图书室的藏书和环境献上同学们的一份爱心。吴屯乡中学校长左雁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热烈欢迎原崇安第二中学“老三届”同学时隔50年重返母校旧址。感谢前辈对吴屯中学的关心，为老校友热爱母校，关心母校的热情深受感动，表示要以此为契机，号召在校的同学们向老前辈学习，热爱学校，珍惜如今良好的学习环境，努力学习，掌握知识，做好接班人。同时，他还介绍了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的情况以及近年来取得的成就。

       同学们参观了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吴屯中学，观赏了唯一尚存的当年的水井，为学校发生的巨大变化和近年来取得的成就感到无比地高兴。 

       捐赠仪式后，同学们在老校址的新教学楼前合影留念，留下了对母校的情怀和眷恋。离别数十年后又重聚在这里合影，许多同学都叫不上名字了，许久同学似曾相识却叫不上名字，握手后只得先自我介绍，再尴尬地问他是哪届的，叫什么名字。甚至还张冠李戴的叫错了好几位同学的名字。五十年后的重聚，邹金宝老师感慨万千：久别重逢不相识，笑问影中是何人？

       午宴后，同学们聚集在学校会议室召开座谈会。首先，每位老师和同学都作了自我介绍。这次聚会的总召集人葛春光同学代表筹委会向同学们汇报了组织这次活动的动议和筹备过程。范志联同学代表筹委会向同学们报告了这次活动费用的收入、支出情况。随后，师生们即兴发言，回顾往事，展望前景，并表达了对这次活动的支持和感激之情。希望今后经常组织这样的活动，进一步联络同学友情。活动期间，再现了当年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情景。当孙永生老师走进课堂时，新当选的临时班长左承昌同学喊：起立！我们喊：老师好！孙老师说：同学们好！接着，孙老师以说“三”道“四”为命题，系统地介绍了我国的天文地理和人文文化，使我们又增长了新知识。

       这次联谊活动，再一次把50多年的老同学又联系起来了，找到多位失联多年的老同学，甚至还有65届、69届的同学也加入了我们的聚会。通过联谊活动，再度激发了同学们的热情，同学们似乎又回到青春年代，重新燃起了青春之火，对晚年生活充满了信心。相聚是缘，相逢是一首歌。我们要珍惜这个缘分，要珍惜缘分就必须拥有真诚的情怀，我们每一位同学都要用真情，真心，真爱，真挚的感情对待我们的同窗情谊，把这首歌继续唱下去，携手共同度过我们健康、快乐、幸福的晚年生活。

同学们：2020年9月再聚会！

活动由我主持。图为：与吴屯中学左校长。

为崇安第二中学旧址纪念碑揭碑。

我向同学们介绍碑文。

       座谈会上，我们再现了孙永生老师为我们讲课的情景。当孙永生老师走进课堂时，新当选的临时班长左承昌同学喊：起立！我们喊：老师好！孙老师说：同学们好！接着，孙老师以说“三”道“四”为命题，系统地介绍了我国的天文地理和人文文化，使我们又增长了新知识。

       座谈会结束时，我要求同学们要少吸烟、少喝酒，迈开腿，好好保重身体，争取在座的同学都能参加今后我们组织的同学聚会。

图为：全校同学与老师合影。

图为：66届同学与老师合影。

图为：67届同学与老师合影。

图为：68届（1班）同学与老师合影。

图为：68届（2班）同学与老师合影。

       吴屯中学的校门前实际上是我们当年二中的教室所在地中间的广场。两边的教室多年前被乡办企业占用。

还有一排旧教室残存。

       2020年9月，根据陈支平同学的提议和经费支持，再次组织全校同学聚会，这次聚会我是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活动结束后，我历经一个月又编制了一本这次活动的纪念册。把30多年来同学们的各种活动的纪念文章和各种图像和老照片集中在这本纪念册中，为原崇安二中的纪念活动画上了一个句号。

       这次活动结束时，我明确告诉同学们这是最后一次组织全校同学的大型聚会，因为同学们大都过了古稀之年，没有精力再组织大规模的同学聚会了，建议同学们今后自发性地搞一些规模小的聚会。

      在我编制的第四次全校同学聚会的纪念册中，全文登载了孙永生老师在八十高龄时撰写的《一所让历史眷顾的学校 》的崇安第二中学办学的历学的历程，洋洋洒洒三万字，全面记录了崇安第二中学的办学历程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具有极高的史存价值。

       我与孙老师等同学先后把第三次、第四次崇安第二中学同学聚会纪念册分送市档案馆、市志办、教育局、市一中、吴屯中学保存。

     摘录孙永生老师撰写的《一所让历史眷顾的学校 》的章节：

     

      崇安第二中学虽然从开办到结束办学只有260名、八届毕业生，却是辛勤耕耘，硕果累累。功夫不负有心人，二中师生的努力，终于赢得满园春色，春华秋实。

       下边让我们共同盘点一下从一九六一年的第一届到一九六八年的六八届的优秀毕业生。他们毕业离校后，经过自己的奋斗与打拼，最终取得辉煌，为自己的人生点亮前程，为已逝的崇安二中争了光，为崇安的教育事业添得值得点赞的一页。

       光荣的崇安二中，您将流芳百世。

       看到崇安二中历届毕业生中有这么多的优秀学子，人们就会清楚这所办学时间不长的老二中，竟为社会培养了如此之多，如此之优秀的人才。

当年去二中读书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没有背景，更        没所谓靠山。他们父母均在社会底层，稍微有点社会地位的家长，都不肯把子女送到二中去。但这些到二中读书的孩子，都很争气，肯用功，他们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用现在的话来讲，都非常懂事。所以读书十分认真，个个奋发向上。他们在校时间不长，短短三年却学到不少知识，打下扎实基础。他们离校后经社会大熔炉炼造，一个个出类拔萃。回乡务农的，战天斗地、面朝黄土背朝天，踏踏实实修地球。干的十分出色，成为大队、公社乃至全县劳动好手、能手。他们的努力，不仅改变自己人生，创造美好生活，而且赢得社会认可与好评。如63届的江书文、67届的衷培章（他们两人都曾担任大队支部书记）66届陈明横、68届林福良他们扎根农村干出一番新天地，成为二中众多回乡知青的偶像。还有的毕业生，更是干一行，爱一行。为自己的事业献出青春。被评为省劳模的，如67届祝荣茹，毕业后到吴屯乡邮政所当邮递员，一干就四十年。爬山涉水，走遍吴屯乡所有地方，把报刊杂志、包裹信件，送至每家每户。四十年，没骑过自行车，所有信件都用双脚翻山越岭，肩背肩挑，艰巨而光荣地送到群众手中。真不愧为人民的好邮递员。还有不少同学，毕业离校后参了军，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磨练自己。他们不仅学到本领，而且一个个成长为优秀军人、五好战士，受到部队嘉奖，转业（复原）后，在地方又干得十分出色。如65届毕业生吴启松、66届罗生宝、67届邱炳友及68届陈兴祥、朱炳华等等。吴启松转业后，一直在金融系统工作，后升至地区农发行行长。陈兴祥转业后在公社武装部，后到景区管委会当部门领导，并能抓住改革开放大好机遇，开辟茶山发展茶产业，且将产业做大做强，成为转业军人的楷模。

       毕业生中，毕业回乡务农的，吃苦耐劳，成为劳动标兵；入伍参军的，艰苦磨练，发扬雷锋精神，成为优秀军人；更有毕业考上高中中专学校的。毕业后也一样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以65届为例，二十八人毕业，四人考上高中，6人考上建阳师范。这些人建师毕业后，都回到崇安任小学教师。且都在偏僻乡村任教，但毫无怨言。老师当得十分成功。由于他们自身努力，干出成绩，都赢得极好回报。这些人个个成了骨干教师，评上高级职称，当上学校领导。如熊方保、李祥富等，为崇安的教育事业立下汗马功劳，作出积极贡献。有的人，如叶启华，王建桂、余大厦还被组织部门委以重任到公社、科局当领导干部，为武夷山的发展立了新功。

       当然，二中毕业生中，更有成绩突出前程似锦的。他们回乡务农，当知青插队，一步一脚印，从田间走来，被推存上大学，学到知识，报效家乡，更有人从基层干起，逐年上一个台阶，从七尺柜台站起，从广播员起步，到科局长，乡镇书记，县委、县府主要领导。小小崇安二中，虽仅存短暂十年，共有260多名学生，却曾有过一个时期，全县科局长，二中毕业生竟占40%，这难道不是累累硕果吗？他们中有第一二届的杨承、祝生老；63届曾炳林，64届的饶天炳，65届的吴启松，余大厦、王建桂，66届的安飞雄、祝树菇、陈树明，67届的王莉苹、彭元升，68届的刘俊安，陈兴祥、姜观华、左承昌、方德星、叶惠华、李衍瑞、刘助民、赵胜涛、林光长等等，这些同学。他们没任何背景与后台，全凭自身奋斗，从最基层干起，扎扎实实硬是凭自己业绩让组织部门看中，让群众信服，当上了各级领导，充分展示与发挥自己才能，为武夷山苏区的发展注入心血，作出卓越成绩。

       崇安二中从一九六九年结束办学至今，整整五十周年。六九年之后，他们或回乡或当知青，或走上军营，或当学徒走入工厂，在不同岗位上经受锻炼，成为一代新人。五十年过去了，当年二中的同学，现在平均年龄都已近古稀，但依然朝气蓬勃，他们常相聚，而每每相聚，都会念念不忘谈起在狮子山那段艰苦而富有意义的学习生活，二中的一切总是牢牢扎根在他们心中。这些校友，还有不少人，现在还在发挥余热，不忘初心，多做公益之事，像61届的杨承，65届的巫振南、余大厦均是如此。

       中国有句名言，巾国不让须眉，在二中毕业生中，有几位女同学尤为出色。67届的俞夏英自己坚持冬泳，经常参加各种比赛，还兼当教练，虽年近古稀，依然如故。68届的叶惠华，插队推荐上大学，毕业后当了老师，后来当校长，再后来到财政局当书记。多次进京，为武夷山申报双世遗，不忘初心，奉献力量，功不可抹。与叶惠华同班的付国珍，在老体协里，常常领大伙锻炼身体，排练节目。每逢重大节日还要上台表演节目。她同班葛春光同学，是二中唯一加入民主党派的同学，担任市民盟领导、政协常委，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我市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贡献；他还坚持业余创作，著有《与共和国同行》、《骑驴走四方》等好几部著作，深受读者喜爱。68届的吴裕琪，是大国工匠，他是厦门工艺美术学校教师，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的大型国画武夷山水，就有他的功劳。还有陈志刚、陈忠紫两人坚持练书法，写得一手好字，名声在外，很有影响力。68届的范孟丰同学，也是一位特殊人物，是一名老师，但他教的是烹饪，专门煮好菜。他学生包揽了全市所有大小酒店。陈贺民当医生更是远近闻名。67届王莉萍同学，从商业系统底层干起到团委书记、市委宣传部长、市委副书记、到景区管委会书记，年年进步。特别是在景区管委会，为规范武夷山景区的管理和旅游业的发展呕心沥血，成绩显著，市民瞩目。与王莉萍同班的季中强同学，从学徒到技术能手，成为行业尖子，赢得人们赞许。六八届李秀峰同学热爱宇宙学，长年坚持探索天体宇宙奥秘，撰写论著，有独到的宇宙新说。

       杰出的校友很多，杰出之中还有更突出的。64届的陈惠德同学，虽然没上高中，毕业之后历经坎坷，后来当学徒，做木工，最后成为闽北赫赫有名的能工巧匠他创办了武夷山工艺制品厂。他制作的家具，精益求精，款式新颖，品质上乘，到了家喻户晓，人见人羡的地步。65届的陈云开同学，原先在林业部门工作，临近退休时，抓住大好机遇，发展水果种植，开辟上千亩果园，建立了武夷山双龙桔柚生产基地，组成武夷山市桔柚专业合作社。经过多年努力，把企业做强做大。注册了国家驰名商标，使其成为省桔柚生产龙头企业。多次受国家农业农村部、省农业农村厅的表彰。自己也成了行业标兵。为光辉人生谱写了浓重的一页。

       与陈云开同班的陈松章同学，正宗的苏区后代，生在岚谷长在岚谷，二中毕业考上建阳师范，毕业后回家任教。由于成绩显著被提拔为市实验小学校长、书记，而且被评上高级职称。中专毕业能评上高级职称，本身就是了不起的事迹。任教期间，自编校本教材，受全校师生欢迎。启迪效果十分凸显。退休后，更是不忘初心，任市关工委德育报告团副团长。经常下至全市中小学校作德育报告。报告作得非常出色，口齿清晰，底气十足，处处表现出共产党员的气质。曾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二中同学绝大部分来自农村，但都非常有出息。66届的陈树明同学，家住武夷吴齐黄竹源，那里是个极偏僻的小山村，中学毕业后，他毫无怨言且信心十足回乡务农。决心战天斗地，彻底改变家乡落后面貌。他每天起早贪黑耕耘在田间地头。当公社领导给他送去大学推荐表时，他还在深深的烂泥田里中耕。大学毕业后，他不忘农民本色，毅然奋战在农业第一线。他实干苦干，终于赢得人们认可。于是从一般干部逐年进步，当上公社社长、书记，直至担任市府主要领导，真不愧为回乡知青的楷模。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崇安二中狮子山的优良作风，也孕育了一代杰出的代表人物。67届毕业生陈支平同学更是一个典型。

       陈支平同学，出身在惠安县一偏僻乡村，那里是穷乡僻壤，没正规小学可读，只得在“民办”小学就读。读中学也不尽人意，居然在一不毛之地的小山头的初级中学。进校一年，听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政府不敢大意，为备战起见，劝导沿海部分居民疏散到崇安县。他随父母从惠安农村转辗来到崇安农村。从惠安排行老幺的中学转到崇安二中，当时的崇安二中其实还不如惠安的中学。但别无选择，只能插班学习。他穷苦出身，在校读书十分刻苦。与同学极为融洽。文革的67年，二中同学作为鸟兽散，他便回到农村蛰伏于田间。继承世代为农之家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了一名实实在在的农民。由于干事出色，不久便被社员选为大队干部，后来部队到公社征兵，他便弃农从军，当了一名炮兵。退伍回乡，又当上农民了。再后来又逢大学招生，他便有幸被推荐上了厦门大学。

       经历坎坷，方知这读书机会来之不易。于是他在大学，总是如饥似渴，每日孜孜不倦地吸收知识营养，苦读勤记，以惊人的毅力收集大量资料，撰写了一篇又一篇的学术论文。大学毕业后又留校当一名大学教师，这让他更有干劲，继续奋发读书。功夫不负有心人，陈支平同学的辛勤努力，使他不断地从本科生到硕士生，到博士生。从一般老师起步，潜心教学，逐步成为副教授、教授、导师、博士生导师。名声也越来越大。此时的陈支平同学，一边注重讲学，到东南亚、台湾、香港等著名大学讲学，还到欧洲讲学，收到极好效果。扩大他的视野，丰富他的讲学内涵，使他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名声漂洋过海，响彻世界著名大学校园。另一方面，他更注重收集资料，整理古籍。撰写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主编国家级重点文献汇刊。他主编的大型文献《台湾文献汇刊》共有100集，曾被胡锦涛主席作为礼物送给美国哈佛大学。

       由于学术上的独特见解与巨大成就，因而戴在他头上的桂冠越来越多。使他成为史学界的顶尖专家。他把史学研究推上更高境地。他成为国家教委首批全国52位“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工程入选者，是国家顶级专家。他先后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现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他兼任中华民族学与人类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明史学会会长，他还在许多刊物担任主编。如《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等，他还被好几所大学聘请担任教授或文化研究院院长。国家国学馆的国学部分，由他担任文稿撰写。他学术造诣深，学术成果多，成就高。近年担任朱子文化研究会会长，更是潜心朱子文化研究，为挖掘和研究朱子文化起了举足轻重作用。

       陈支平同学，是国家级文史专家，在国内享有崇高威望。但他朴实无华，平易近人，在厦大有极好口碑，是德高望重的博士生导师他与崇安二中同学，情同手足，同窗之情极深，他是崇安二中的骄傲，也是武夷山的骄傲。武夷山市能出一位这样人才，该引以自豪。

       崇安二中从一九五八年秋创办，到一九六九年三月收官结束，历史极短，总共有8届约260多名毕业生，他们离校后不少人当了农民、工人、也有当教师、医生，还有当老板，当领导的，在不同的岗位上，尽心尽责，为国家，为人民，为家乡做出重大贡献。随着时间流逝，人们对二中的概念必将越来越淡，但她为社会培养的学生和他们辉煌的业绩，必将名留青史，必将使崇安第二中学真正成为一所让历史眷顾的学校。

       这是2013年武夷山市第一中学校庆，向我约稿介绍一下当年在崇安二中的生活和学习的情况。

       因1969年崇安一中、二中合并为崇安县中学，现在的武夷山市一中视我为校友。

       我写的小文章抄录如下：             

                 

             原崇安二中学习、生活记忆

                                     

       我是崇安县实验小学（1965年）毕业生。1965年9月1日，我与许多考上崇安第二中学的同学一样打着被包，带着衣物和生活用品乘坐班车到距离县城25公里的崇安第二中学报到。我们的学校是一所新兴的老区中学，校舍座落在吴屯公社办公大楼对面狮子山的腹部山窝和山角上。生源主要来自吴屯、岚谷、洋庄和城关以南几个公社的部份小学毕业生。

    　    我们入学时，这所中学已初具规模，但是一切都还在建设之中，教室和宿舍十分简陋，食堂也十分破旧。食宿区到教室要从山腰到山角约走三、四百米的黄泥路，操场也是新挖的，到处都是黄泥巴。进入崇安二中后，我们与初二、初三的同学一道继续发扬抗大精神，边学习，边劳动，继续学校的基本建设。在校期间，我们常常被安排挖操场、开路、建厕所，或到河里搬鹅卵石、挖沙，或搬运沙石料，或挑砖块抬木头。二中校园里处处都有同学们劳动的痕迹和成果。

       虽然，我们在崇安第二中学的学习时间很短，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但是，在崇安二中的学习生活还是值得十分留恋的。当时崇安二中只有四个班级，初一年段两个班，设初一（1）班、初一（2）班，两个班约有一百一十个学生。初二只有一个班，约有三十多人，初三班也是一个班，约有二十多人。当时在校生只有一百八十多人，加上老师还不足二百人。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文化大革命”期间，崇安二中曾一度更名为“抗大中学”，一九六九年，崇安县革命委员会下文取消崇安二中建制，与在城区的“红卫中学”（原一中）合并，正式成立崇安县中学。狮子山原校址改为吴屯公社中学。为此，创建十一年的崇安第二中学，结束了她的历史使命。二中的建制虽然很短，但是崇安二中为国家培养了500多位人才，崇安二中的学生遍布武夷山下和祖国各地，四十多年来在各行各业发挥着骨干作用，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力量。

       崇安二中的学习、生活条件虽然十分艰苦，可是老师教书很认真，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很高。二中艰苦办学，奋发向上的精神鼓励着同学们努力学习。那时候，同学们象是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我们不分年级高低同吃一个食堂、共住一座宿舍。当时，二中的食堂和宿舍都是比较简易的土坯墙，地面潮湿，窗户很小。一间不足十三平方的宿舍里摆了五张架子床，住着十位同学，再加上每位同学的日用品，使宿舍十分拥挤。但是，同学们生活的很愉快。由于当时在校的老师都是单身与同学们的关系也十分融洽，课余饭后常常看到师生同乐的和睦情景。虽然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师生关系，出现了同学们写老师的大字报，批斗校长的行为，那不是同学们的错，那是领袖的号召，形势逼人不得不为之。

       我们六八届的同学只在学校度过了一个春天和秋天。春天，我们一起到山上采集青叶，踩踏进农田为农民积肥。秋天，狮子山上的丛林中到处都有三五成群的同学们采摘野果的身影。秋收时节，我们一起到各生产大队支援秋收，帮助农民割稻子。1966年的元旦，学校为了丰富同学们的生活，决定举办元旦晚会，各班的同学都精心编排了许多小节目在晚会上表演，很成功很精彩。初二班的熊性伟同学表演的一个反映一九四九年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老兵思乡的表演唱非常出色，许多年后我们还会唱。其中有这么两句：“大头兵张老三，两眼泪不干，被困在台湾岛，整整十六年。……”

       每逢星期六下午，是我们最兴奋的时候，家住城关、兴田、星村、洋庄方向的同学不论年级，不论男女，数十人结伴而行，沿吴屯吴边村的一条崎岖的古老山路，翻山越岭穿过一片茂密的森林行程四十多里，经小寺大队出口上公路再步行十里走到城关。一路歌声一路笑，一路上留下了同学们的欢声笑语，五十多里的路不知不觉就到家了。大家相约星期天下午在某一地点集中，再结伴沿小路返回。返回的时候，大多数同学都带着够一个星期吃的一罐又一罐的咸菜、咸鱼、辣椒酱。那时候很少有同学有钱坐汽车。有时候我父亲会多给我五毛钱叫我坐班车去吴屯，我舍不得花五毛钱坐车，与同学们一起翻山越岭走回学校。有好几次我没赶上同学们的队伍，一个人不敢走小路，只得一个人沿公路步行五十多里走到学校。

       1966年的暑假到了。我们告别狮子山，离开了学校。下半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风起云涌，我们被迫中断了学业，结束了我们崇安二中的学生生涯。

      半个世纪过去。岁月无情同学们有情，岁月抹不去我们的记忆，崇安二中的学习和生活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葛春光）                                                                           

下面的图为2020年9月第四次同学聚会的各班级合影照片。全体合影太大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