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远别

谢安国

　　我将远别这座，住了十五年的“民族街二段26号”“红楼”。那是1969年12月13日的早晨，我不情愿地看着两辆“大解放”将载着五十年代办公室特有的旧式家具，离开“红楼”。我默默的站在楼门前，轻轻地摸着楼门前粗糙的白石墙壁，酸酸的泪水从眼角涌出。我转过脸，任寒风吹着脸，在寒风中闭着眼。十二月的沈阳，真冷！

我们是三天前被通知要下乡的。父亲在一个月前，才从辽宁省五七干校（当时称为一〇五高校）的盘锦回到沈阳，被定为要“上山下乡”，走“五七道路”，加入到“五七大军”的行列。但去的地方，迟迟没有定下来。这次搬离“红楼”，也只有两天的用草绳打包时间，我和妹妹也草草告别当时的“一〇八中学”的老师和同学。葛老师不无伤感地说，你家下乡，我们学校走了两个“排长”！我是含着泪离开的学校。

我心里在问，为什么诺大的沈阳，容不了我们？为什么把我们“撵”到那么远的地方？ 心里想着，这意味着我将与沈阳永别， 与“红楼”永别了！

其实我家不是第一家离开“红楼”的。我家邻居董慧家比我家离开的早，她家去了岫岩县的哈达碑，而三楼的曹军家比我家晚走了一周，但他家去了新民的巨流河。十二月份，掀起了“逃离”“红楼”的热潮。此后的“红楼”失去了往日的“温馨”和“喧嚣”！

在前年，离别“红楼”五十三周年的日子里，写了一下回忆我家离开“红楼”的情景！将这篇文章拿出来让大家读一读。

走“五七”那天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别梦依稀咒流年，

故园五十三年前。

“解放”载走故乡情，

“五七”斩断邻里缘。

临别同学泪眼含，

嘱语祝愿入心间。

千山万水路阻断，

挺胸阔步别畏难。

天地广阔路迷山，

老农再教学种田。

霾心乡愁任苦酸，

往事连连何以堪？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清晨，我在楼上的家里，看了一眼最后一件物品被抬下了楼，心里一阵酸楚，两行泪水不由地流到脸颊。这个屋，这个楼，从此不再是我的家。我就要离开了这里，屋里屋外，楼上楼下，承载了多少童年的欢乐和愉悦，承载了多少生活和情趣，承载了多少友谊和嬉闹，承载了多少幸福和回忆。我的童年和少年都在这座楼里度过，这里一直有我的家。从有记忆开始，这里就是我的家，十五年了，从没离开过它。

父亲让我和妹妹安颖在楼上看东西，他和伯父负责在楼下装车，妈妈和二弟安宁照顾小弟安业。东西都搬走了，四壁空空了，只有北面的窗户，下面缺了一块玻璃。父亲没来得及换，用一块塑料布订上了。屋子显得很空旷。看了最后一眼，走出屋。在经过邻居董慧家时，门上已经上了锁。她家是走得比较早的一家。我眼前闪过董斌叔叔那黝黑而慈祥的面孔，董叔和父亲是好朋友，小弟出生时，是父亲找董叔用自行车把妈妈推到医院的。董慧和妹妹安颖也是好朋友，她经常来我家玩。

我下楼后，眼看着汽车开走了。二伯和大伯家的哥哥安民，去沈阳站送我们乘火车。走在去车站的路上，我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我羞于和他们打招呼。我和弟妹们要随父母去农村走“五七”，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马路显得很宽，我不由地回头看看我居住了十五年的“红楼”，脚步变得很沉重。堂哥安民接过妈妈抱着的小弟，走在后面。

十几分钟的路，觉得走了好长时间。我们上车了，随着开车前车笛的一声长鸣，火车开动了。我在心里默念着，再见了沈阳，再见了故乡，再见了亲人朋友邻居老师同学们，我将奔赴“广阔天地”那个陌生的地方！这时我通过车窗看到二伯转过身躯，安民哥在用手抹泪！第一次经历了送别的痛苦场面！

二伯对我如同亲生儿子。我还在幼儿园时，他周六经常接我到他家玩。他饭菜做得很好吃，我从小就习惯地叫他“爸爸”，长大后也没改口。后来他有孩子后，我不好意思叫了。

安民哥从北航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新华电器厂工作。文革期间分配到沈阳，他二叔三叔都在这儿，也算有两家亲人。周天，他经常到我家和我们玩，我们也很崇拜这个北京来的大哥哥。可是，来这儿一年多，我们就离开了沈阳，我也特别遗憾。

火车从沈阳站出发，开往吉林通化。由于是慢车，开到通化站已经是该吃晚饭的时间了。下了火车我们被安顿在“东方红旅社”休息。第二天吃过早饭后，带上午餐，换乘大卡车，披红戴绿在通化市里绕城一圈。据说这是辽宁省在促进吉林省的“上山下乡”运动。下午，汽车奔向桓仁县四河公社。到公社时，天已经下了黑影。公社派人指引，我们向大甸子大队驶去。这段路是山石路，足足走了一个小时。车晃得厉害，妈妈在半路呕吐了几次，我被晃得头晕脑胀。两个小弟，手脚都冻肿了，真正感受到东北山区的寒冷。汽车给我们拉到村南头的村民家。进屋一看，对面炕，两家要住十二口人，我们只能住北炕。本来很旧的家具已经被汽车晃零碎了。小弟哭闹着不进屋，要“上楼回家”。我无奈地抱着小弟安业去看河冰上小孩们划冰爬犁，看生产队散放的牛。小弟不哭了，好奇地看着这些。北风吹来，卷起了地上的雪花，扑打在我脸的侧面，小弟冻哭了，不住地喊：“哥，上楼！哥，回家！”。我流着泪，心想，你说的是沈阳的“红楼”吗？小弟用冻肿了的小手，搓着我脸上带有冰碴的泪水，轻声地说：“哥不哭，咱回家！”。我看着四周高耸的山石和黑黑的松林，望着黑如锅底的夜空，听着远处山林的刺耳的呼啸声，瘫坐在地上，妈妈出来把我们拉进了屋里。

我心里在想，这“五七”的道路 太难了！这只是头一天，今后的路怎么走？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夜，一点星光都看不见，好黑呀！

下面是“红楼”的老邻居家董慧，看了我的文章后，写的回复。其中，有她家下乡的情景详细描述和表达了对“红楼”的怀念之情。她写到：

看了你的这篇文章，我感同身受了。

文中所说的情景与我家的经历惊人的相似。唯有不同的，是我当时没有你对26号楼留恋得那么深。这方面我是在到达农村后才逐渐感受的，也许是年龄小，也许是走得很匆忙，懵懵懂懂的就走了。

大概是六七年底，我爸妈去了盘锦五七干校，当时他们是带着董昕去的，把我和董丽送到了大连姥姥家，69年底我记不清详细日期。，一天我舅接到了妈妈拍来的电报。让我速回沈阳，舅舅把我送上了火车，到家后看到家里全变了，马文峰（马驹他爸，我们小时候都这么称呼）帮我们在包装家具，他当时是我妈单位的仓库保管员，打包装挺有一套，我问我妈这是要干啥，我妈说我们要下乡，当时只听说过学生下乡，现在说到我们要下乡，我根本就没理解。只记得我问了一句：“下乡是不是有熟苞米吃？”妈妈只是茫然的点点头。

大概是两三天后的凌晨，天黑黑的就开始装车，虽然没有多少东西，我记得我们楼的家具都是公家的，但还是来了两辆大解放，后来才知道是为了坐人，本来我还想去告诉一下安颖和安国，因为这两个人是我在大连时就时常想念的，但家里没让，说太早了，人家还没起床。就这样忙活完天就亮了，大约七点多钟我看到安颖背着书包领着小宁（先送幼儿园，再去上学）过来了，我马上迎过去，安颖看了看装好的车说：“慧儿到了别忘给我写信”。我点点头。安颖带着小宁头都没回就走了，我一直看着他的背影，这时眼泪止不住的流了下来。

从小到大我一直很软弱，安颖一直是我的依靠，有时我对她的依赖胜过父母。她教会了我很多。做饭，买菜，带孩子，甚至我上学报名都是她帮我办的。不知道安颖当时的心情，我想他一定也很难过。

我们坐上了大解放第1站，是市府广场，虽然是土生土长的沈阳人，但我还是第1次到这儿，我们到时广场上搭着大台子，已经有很多装着家具的车。整齐地排列着。有几个人上台讲话，因为我太小，心情不好，也没听明白说些什么，只是听说是誓师大会。9点整准时出发，我们换成大客车，我们这辆是4家，据说是两家去岫岩，两家去庄河。我们坐定后又抬上来一个担架，是一个患病的老奶奶，年龄大约七八十岁，就放在过道上。从上车到下车没看见老奶奶动过一下。誓师大会时间不长就结束了。

大客车起动了，我家走上了下乡之路。大客车在颠簸的公路上行驶，这是我第一次坐长途汽车，之前只做过火车去过大连。一路上翻山越岭，盘山路，只在电影里看到过。身临其境时，那种害怕和胆怯，真是无法形容，再加上早晨没吃饭也没带水。带队的人说中途不能停车，怕耽误路程太晚了走盘山路危险。所以车上的大人孩子就这么挺着一天，粒米，滴水未进。一路上连冻带饿，一直在瑟瑟发抖。

晚上8:30才能达上岫岩县，入住在岫岩县委招待所，这才吃了这天唯一的一顿饭。当热腾腾的大米饭酸菜炖粉条端上桌时，看着饭，我竟然抖的手都拿不住筷子。

第二天吃过早饭，全家人坐上自己的大解放，奔赴下一站，下午1点多到达了当时宏伟公社（哈达碑公社）爸爸和带队的下车去联系，我还以为到了。那时候的我跟本就不知道什么公社，大队，小队的。我们也都下车活动一下冻僵的身体和手脚，这时候我们才真正领略到什么是沒遮没挡的刺骨寒冷。大约20分钟爸爸回来了，还有一个带路的说这儿不是目的地，我刚刚充满希望的心又沉了下去。我们上了车继续前行，这时路越走越颠波，越走越慢，我坐在第一辆车的驾驶室，双手死死抓住把手，双眼盯着前方，突然我大声喊起来，到了到了，向导问你怎么知道呢？我说前面没有路了。走到头了。向导只是冷冷的说，早呢。果然走到山前又进了一个山沟，这时我才明白这就叫车到山前必有路。下午四点多钟我们到达了希林大队，上河北小队。

远远看到一群人扶老携幼，站在路上张望，当我们的车到达时，人群中有人高喊来了，来了。这时又有人从屋里跑出来，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干啥的，但我第一次看到和我从前所听，所见的不同的人，农村人，贫下中农。车停下来了。我们还没有下车就有几个半大男孩爬上了车踏板，隔着车窗向里张望，岁数大的用手抚摸着汽车，嘴里嘟囔着电车真好，他们是不是自发来迎接我们的我也不得而知。也许是来看汽车的。后来才知道这地方是第一次来汽车，他们不管多大岁数，也是第一次看到汽车。

在生产队长的指挥下青壮年帮助卸了车，把东西搬进了村口最东侧第二个村民的家。这是一个典型的满族民居，5间茅草房中间开门东西各两间，中间是厨房，每侧有两口一米直径大锅，我也是第一次见。我们家住的东侧房原来是放粮食及农具的，因为我们要来。几天前队里派人帮助收拾了。新的炕席新贴的窗户纸，炕上地下打扫的还算干净，火炕烧的也挺热乎。房东是老两口，带着一个比我大三岁的姑娘，现在想想安排的还是不错的。

生产队长是一个50来岁的大字不识的老党员，老贫农。当看热闹，帮忙干活的人们都离去后，对我爸说，我姓毛，是生产队长，大队委员。你们城里人从大地方拉家带口到我们山沟里来，实属不易，这里没啥讲究（指阶级斗争）你们来了别外道，这就是你们的家。我有四个儿子，五个女儿，有事就吱声，别犯难，老头没文化，但几句话说的我们心里热乎乎的，后来他给予了我们全方位的无私帮助，使我们在最艰难的时期有了一个依靠。我们全家感觉有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觉。天黑了他帮我们点亮了准备好的煤油灯说你们也累了早点睡，我明天来给你们送大柴，顺便再抓两只鸡，有活物才像个人家。说完就走了。

整整两天的奔波真是身心疲惫但却怎么也睡不着。房子四处透风，煤油灯的火苗在风中摇曳，把屋里搞得昏暗阴森，屋外漆黑一片，山风呼啸，像怪兽一样的嚎叫，这时我想起了沈阳的26号楼温暖明亮的家，现在我离那里是那么的遥远，在沈阳，虽然没有亲戚，但是那里有我最留恋的童年和安颖一家人，有我尊敬的谢叔，魏姨和安颖安国小宁小豆，今后我很难再见到他们了，我难过的用被子捂住了头，泪水再也止不住，一瞬间我仿佛明白了，这就是下乡，这就是我今后生活的开始，这一夜我无法入睡，下炕把从沈阳带来的蜡烛打开一包，一根接一根的点了十支蜡烛，直到天亮。这是1969年12月9日夜，我觉得我突然长大了，这年我爸40，我妈35，我12岁，我妹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