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的方式说说甲午海战

小迪🌸

战争只是一个结果，很多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在战争之前就已经分出胜负了。就比如说1894年的甲午海战，同样是搞洋务运动发展海军，但是中日双方的那个决心和态度，尤其是对待这件事情的认知程度完全不一样。

任何重大的变革都必须首先在思想文化上做出充分的准备。假如目标还没有明确路径还没有清晰仓促，改革失败的概率是非常大的，而代价也是极大的，因为那个时候，西方列强已经打开了中国和日本的国门。

（致远”舰下水典礼）

就在这同步的50年里，双方的差距越来越大，不仅是国力上的差距，还有认识上的差距。从一开始，中日两国在视野上就不在一个层面。

我们先来对比一下两个国家的代表人物。

对于西方文明的认识。中国，我们以李鸿章为例，李鸿章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看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他的看法呢？说中国必须要有造船厂，并且向外国人购买造船机器，必须先造轮船，然后再造军舰。这样我们在海洋上说话才有底气。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以李鸿章的视角来看，当时清朝变革的着眼点就是在发展技术，我们再来看看所谓的洋务运动，其实强调的呀就是这个物字，也就是说，你要学习洋人的先进事物，但是在思想和制度这个层面上，清朝上上下下都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动摇。也不敢有所动摇。

作为洋务运动的领袖之一，李鸿章甚至直到签署马关条约的时候，才第一次走出了国门。而且当时如果不是伊藤博文坚持。李鸿章原本是打算派遣一个洋人去谈判的，可见即使是战败了，天朝上国的这个架子仍然放不下。

（“靖远”舰官兵）

再来看看日本，日本的启蒙思想家叫福泽谕吉，他对于如何向西方学习，就表现出了和李鸿章完全不同的态度。这个人很早就开始了出国考察的工作。

在开眼看世界之后，三观尽毁的福泽谕吉开始著书立说，宣传西方文明。他先后出版了日本启蒙思想的代表作，“ 劝学篇 ” 和 “ 文明论概略 ” 他开始批评中国的儒家思想，宣扬个人的自由和国家的平等。

而这些主张都是在为日本确立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地位和西方列强平起平坐，不过千万别以为福泽谕吉他真的讲什么平等。实际上他就是要和西方人讲平等，希望日本能够跟列强平起平坐，但是对于邻国，福泽谕吉的主张就变成了控制和占领。

所以说，中日双方在认识上的差距就已经决定了。

（日本联合舰队东乡平八郎）

在清朝统治者眼中，其实西方国家始终是蛮夷番邦，他们的科学技术终究是一些妖魔怪术。就拿外交来说，清朝对于平等的互派使节这件事一向是非常不满的，我是一天朝上国，你们不来万邦来朝，称臣纳贡吗？还跟我们说什么平等了？

举个例子来说，1876年，郭嵩焘授命出使英国。郭嵩焘是中国以平等身份派驻海外的第一个使节。然而，不仅朝廷上屡屡指责他的行为有辱国格，民间对他也是口诛笔伐，他的湖南的同乡还专门送了他一副这样的对联。上面写着：乎其泪，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世人，焉能世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翻译成现代化的意思是说你郭嵩焘有点能耐了你不想着报效朝廷，却去伺候洋鬼子，你还要脸吗？

再来看看著名的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是一个日本通，他曾经把日本人的性格归纳为盯人根性。意思是属于底层商人阶层的性格特征。这跟我们熟悉的武士道传统不太一样，我们可以把这个盯人根性归纳为节俭警惕和算计，日本人很快就放下了所谓的面子问题。

（被日军占领的威海卫北洋水师司令部—海军公所。它原来在旅顺，旅顺被日军占领后迁往威海卫的刘公岛。）

外交事务其实只是双方态度对比的一个方面，而在最终双方直接交锋的海军层面，这种对比就更加的明显了。根据史料记载，1887年7月，明治天皇发出谕令。

谕令大概的意思是：“ 本天皇以为在国家各项事务中加强海防是一天都不能放松的事，而国库里却没有拨出足够的钱发展海军。所以本天皇决定从自己的小金库里拿出30万银元资助海军，希望各位大臣能够的理解支持”

1893年，明治天皇又决定此后六年，每年从自己的小金库中拿出30万银元用于海军建而这已经超过了皇室开支的十分之一，天皇都掏钱了，那其他人还能袖手旁观吗？于是，日本政府的议员们都主动捐出1/4的薪水来造军舰。

在反观中国这边，最初海防经费预算是每年200万两银子，但是从来没有如数收足。再往后呢，舰队每年的预算降到了每年不到130万辆。再到了1891年的4月，户部建议停止购买舰上大炮，裁减海军人员。这些建议，得到了朝廷的准许，这使得舰队及其装备的更新事实上就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回到当前，然后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了。

为了发展海军，日本明治天皇率先垂范节衣，缩食全民，勒紧裤腰带捐款买军舰。而大清呢，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兴建颐和园，操办60大寿。所以双方军事力量此消彼长，也就可以理解了。

（“经远”号水兵在洋员指挥下装填鱼雷）

如果把发展海军当作一棵树，那么日本其实差不多就是重新种植了一棵，而清政府则只不过是嫁接了一枚叫海军的果实到原来的树上。而且这个嫁接还不太成功，出现了明显的排斥反应，结果就导致这枚果实长畸形了。它不仅没能够从树干中汲取足够的养分，甚至还被树干注入了足以致命的毒素。比如腐败的官僚系统，废弛的军纪，林立的派系，地方主义，甚至朝堂上的权力斗争，都让这支军队的成长变得非常的艰难。但我们仍然要说一句公道话，尽管这支队伍所展现出来的面貌和理想状态差得太远。可仍然是中国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军队，它和已经完全失去战斗力的传统绿营兵（清朝传统的官兵）相比这支军队的建制，思想，训练理念和战争理论等等都遥遥领先。

这也为后来袁世凯的小战练兵积累了经验。而那批以邓世昌，丁汝昌为代表的中国军人，在这场失败的战争中仍然展现出了作为中国第一代现代军人的风范。

再看看这场战争，用历史学家袁史伟的话来说，这是一场双输的战争，日本输掉了未来，虽然在发展海军这件事情上日本比中国表现得更坚决，但是，在学习西方思想观念和道德的事情上，日本和中国半斤八两，中国的策略是中体西用。日本呢，改了个说法，叫和魂阳财中体西用，所谓合魂，就是以大和民族的精神为主导。洋才呢，就是洋人的才艺为补充，也就是说，日本的变革也拒绝进行观念和道德的现代化。

所以当日本获得巨额的战争赔款之后，他们就把其中绝大部分投入了军事，而不是民生，而且巨大的胜利还冲昏了日本民众的头脑。军队成为了最被拥戴的群体，军方则借机绑架行政机构（1936年著名的“ 二. 二六兵变 ” ）发生了成为国家命运的操控者，其结果就是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福泽谕吉在他主编的 “时事新报” 上说：“ 我感到不可思议的幸福，思前想后，恍如梦中，我唯有感激而自弃。”

最后，我觉得福泽郁集应该庆幸当时他不是年轻小伙或者说他的寿命还好不是特别特别的长让他只能够看到故事的开头，而看不到故事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