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旧事

谢安国

一座民族街和北三马路街口西北角的“红楼”，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被时代的发展所摧毁，缓慢地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住过这座楼的人，能清晰地记得门牌号，沈阳市和平区民族街二段26号。 图片这座“红楼”，原来位于沈阳民族北街和北三马路的交叉路口。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右侧二楼第一个窗，是小时我家住过的房间。我用文字，记载一下它和早年我家的关系。 　　一 五十五年前，我的家就在这座楼里。它几乎承载了我的儿时和少年时代的全部家庭生活。记忆中，街口的东北角是辽宁省新华书店职工的家属宿舍楼，再北面是新华书店机关楼。再向北是六安路口和“红旗大楼”；街口的东南面是“煤建一营”的煤场；街口的西南是铁路局宿舍的“九趟楼“的楼排；往西是原来的吴淞幼儿园，过胡同口是北三副食商店，再西是“粮店”。沿北三马路向东，可达“邮局”，“医药公司”，过了太原街是“前进歌舞团”，“秋林公司”，过了中山路就直达“医大”正门了。太原街小学（后改为太原一校）在我们“红楼”的北面。在民族街和六安路口往东不远就是“一〇八中学”。我的小学在“太原街小学”，而随父母下乡前，就读于“一〇八中学”。沿民族街向北，过北四马路有一些日式的住宅，那一带有日伪时期原来的 “关东军司令部” 及 “日本特派员公寓”等旧址。到北六马路是民族街的北口，正对原来的“铁路医院”。街口东转到太原街向北，就是著名的“太原街1号”，“太原街二号”了。 这是网上找到的1969年的一张记录太原小学的一张航拍照片。照片记录了我家住的“红楼”位置。” 这是网络地图上现在“红楼”的位置。与以前相比，真有天壤之别的感觉。 　　这座“红楼”距沈阳站非常近，步行十几分钟准到。这里距沈阳繁华的商业街太原街也近，父母买菜喜欢去“圈楼”，买物品去老“联营”和“一百”；我们看电影去“文艺”“新闻”和“东北”，买食品去“秋林”和“沁园春”，甚至于记忆中方便常去看书的著名的太原街“新华书店”；大家看病去“医大”，遛弯经常去“中山广场”。记得那时踢球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前进歌舞团后院的“沈部足球场”。住在 “红楼”一直到69年底，我跟随父母举家搬迁下乡，去了辽宁东部的桓仁县插队。 这座“红楼”具有独特的“L” 型外形结构，中间拐角处为等腰三角的底边切面，并为两个圆形弧面相冠，与拐角大墙面相切，圆韵而自然。整个拐角部分砌有碎白石的水泥罩面，与主体红砖墙的颜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美观而大方。正对街口中央的是带有台阶的，宽大而厚重的，实木质暗红色楼宇正门，庄严而气派。楼的两个端墙宽度不等，西向的窄而北向的宽。因为西向的是外走廊具有一排房间，北向的是内走廊具有两排房间。因此可见，这是座非对称内结构的“筒子楼”。 这是“红楼”的“门面”，原来看上去造型别致，美观气派。可照片上的图像临近拆除，已经面目全非了。门脸上二楼左边的窗，曾经是我小时候的家。 　　这座三层的“红楼”内部是中间楼梯“大走廊式”结构。西向走廊是外廊，北向走廊的西面是卫生间、水房和大厨房。“文革”前的两年，楼内安装了煤气，厨房的房间也成了住户。我家这年从二楼的西拐角挪到了原来的“厨房”，不长时间又搬到了二楼的东北角房间。卫生间是男女混用的，有严密分割的大小便池间；水房是两排“集体宿舍”式带有多个龙头的长水池，“集体式厨房”的炉灶公用一个通道和烟囱。上煤气后，水池“缩减”，改为厨房，而楼北端的两户改为在走廊尽头“立灶”。总之，楼的总体设计，酷像日式的高级宾馆或“兵站”。有说“红楼”是日本人所建，具有“荷兰式建筑”风格，细细品味，确实相符。 二 这座民族街二段26号的红楼里面，最早居住着辽宁省商业厅系统的机关干部，堪称该系统的“白领阶层”。那时拥有这座楼居住权的人，都具有幸运感和自豪感。后来由于系统和机关的机构调整和改革，人们被调整到各个部门和基层单位，似乎居住楼的管理权调整到商业厅系统下设的基层公司。再后来，有系统外的人，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搬进楼来，增加了楼内人员的复杂成分和无序性，人们的幸运感和自豪感逐年下降，直至“文革”浪潮掀起的“走五七”下乡运动，楼内的环境招到了极大的破坏。楼的管理权交到了房产部门后，这座曾经具有“辉煌历史”的“红楼”，损坏到“破烂楼”的地步。现在这座“红楼”，已经不复存在了。住过这座楼的人，回想起来过去的红楼旧事，无不具有深深的感慨而兴奋不已。“红楼”不在了，早年居住楼的主人们不在了，当初各家的孩子们，很多已进入古稀，甚至有的到了耄耋之年。“红楼”也必然逐渐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这是“红楼”拆除前几年的照片。从表面上看，此楼破损不是很大，但是颜色旧了很多。 　　三 我家在“红楼”里，住了15年，都在二楼，算是这座楼里的老住户了。那时我们都小，全楼如同一个三十几个“小家庭”组成的，具有一百多家庭成员组成的大家庭。而每一层楼大家的关系更融洽一些。我家最早是从二楼西向走廊端数起的第二户。这是一个“里走外”的小型套间。里间和外间的大小差不多，虽然不宽敞，感觉家里很规整，很温馨。那时我和妹妹都小，住商业厅幼儿园“长托”，每周回家一天，辽宁省商业厅的通勤大客车负责接送幼儿园的孩子们。爸爸常出差，家里就是妈妈否则我们俩休息日和节假日的起居生活。单位负责房产调配的人找到妈妈，说为解决有“多代同堂”的职工住房困难，要我们搬到二楼拐角西侧的单间去。妈妈同意了，从此我们在这里生活了四年。记得幼儿园毕业后，上小学时在这个房间，二弟也出生时，家也在这个房间。这个房间的优点是视野较宽，早晨阳光较好。同时通过拐角窗，可进入楼宇门上端的雨搭阳台。二弟出生后，感觉家里一个房间比较挤，正巧1964年楼里上煤气，我们家搬进了倒空的旧“厨房”。这个家虽然宽大，却朝向西，冬冷夏热。没过多久，大概是1964年底，家搬到东北角较宽大的房间了。这是在“红楼”中最后五年生活的房间，也是在“红楼”居住过程中，记忆往事最多的房间。 这是根据记忆，所做的60年代末的“红楼”二楼住户房间位置的手绘图。住户从拐角处开始顺时针旋转做了编号。红色标记是我家不同时间搬迁居住的房间。 四 在楼里，虽然搬迁的房间比较多，但是我们家一直一直没有离开二楼。在西向走廊端第二房间住时，我和妹妹都小，住商业厅幼儿园的“长托”。每周去幼儿园乘“刘叔叔大汽车”或“秋叔叔大汽车”回家，非常高兴。这个时期记忆更多的是幼儿园的生活。家搬到到“拐角房间”时，我上小学了。“文革”前的小学生活，淡然而记忆深刻。放学回来，和楼里孩子们有太多的“玩耍”。跳绳、踢毽、打口袋、占城、撞拐、打衙役、弹玻璃球、打“piaji”、斗蛐蛐、打“冰嘎”、打冰滑子……，无所不有。家搬到西面屋时，我已上了“高小”。不过没住多久，我家搬到了东北角的房间。这时，文革即将开始，这五年，也是我在楼里记忆最深刻的时期。 楼里的孩子都大了。但是，二楼除了刘家的宝林和对面屋王家的树丽树艳外，没有和我同龄的孩子。和妹妹同龄及稍小点的女孩太多了。董慧，赵璐，淑云，马红，宋慧，李辉，孙英，孙晶，都是女孩。在二楼跑闹起来，热闹非凡。有时在楼里“藏猫猫”，更是惹得大人们不断地“亮红牌”。打扑克，讲故事，看小人书，听收音机，也惹得大家聚东家，进西家。楼的后院更是大家玩闹的地方，跳“煤堆”、打“口袋”，跳“大绳”，打“出溜滑”……，百般花样玩法应有尽有。文革期间跳“忠字舞”，聚集“奏乐”，挖“防空洞”，养鸡“放鸡”，练“骑车”，“烧锅炉”，更是创新“玩闹”的好地方。说起“后院”，楼里的孩子们都有欣喜的回忆。 我小弟是在文革开始时出生的。六六年的五月一天凌晨，我妈突然临产，爸爸急敲邻居董斌叔叔的门，他和董叔用自行车托着妈妈去了“医大”，生了小弟，二人脱险平安。小弟聪明乖巧，很招邻居们的喜欢。三楼肖巨峰叔叔文革时总在饭后端着大茶缸，到我家和爸爸聊天，逗小弟翘腿“装大爷”。印象最深的六六年的十月末，我和同龄的曹军，克南还有几个同学一起去北京，参加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活动。曹军在同楼三楼住，是小学和中学的同学和朋友，克南原来也是和我同幼儿园的小朋友，也住在三楼，我们一直是要好的朋友。 “文革”期间，楼里发生了很多事，至今难忘。楼里印象深刻的除了二楼外，还有一楼的人称“张经理”的张复生大爷家，能写一手好字的刘家祯大爷家；三楼的人称“牛处长”的牛大爷家，海军退役的陈大叔家和和蔼可敬的陈学忠叔叔家。往事如烟，回想起来心里真是甜涩酸苦辣五味俱全，萦绕脑海中的思绪久久不散。 记忆中，60年代中末期二楼13家住户的位置及家长姓名。 五 随父母下乡后，每次回到沈阳，都想看一看住了很长时间而记忆深刻的“红楼”。这座楼不仅承载了童年和少年时代我的家庭生活经历，同时对我的成长具有深深地影响。记得后来回沈，每每来到楼前，看到楼的南墙上父亲用红色“铅油”写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大字标语的痕迹，心头涌上无限的思念。人不在了，楼拆掉了，可是在楼里生活的景象已经深深地烙印在心里，那些朝夕相见的邻居叔叔大爷们，那些朝夕相伴亲如兄弟姐妹的朋友们，那些见面微笑活波可爱的弟弟妹妹们，影影绰绰在心里，时而闪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