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西北（二十三）：敦煌的“根”

涂伯伯

莫高窟秋色（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不详）

——记莫高窟的树

在西北和新疆，随处可见高大的白杨。（2023年6月 笔者拍摄）

在西北旅游，最常看到的树是白杨。它们一行行并列，或侧身于沟渠两岸、或矗立在道路两旁。头顶蔚蓝的天穹、脚踏苍黄的泥土，一个个都挺直胸膛，骄傲地横亘在天地之间。和白桦不同，白杨的皮肤灰黄而粗粝，仿若西北的汉子，豪爽而粗犷；白杨的树叶儿，精致而独立，仿若西北的婆姨，泼辣而端庄。一阵风吹过，千万只叶片同声歌唱，如花儿般婉转、如信天游般奔放。

从敦煌到莫高窟的20公里路，大都是这样的荒滩。这张照片的远处，应该是鸣沙山。（2023年6月 笔者拍摄）

在所有的白杨中，最让我惊艳的，是莫高窟的白杨。

那是从敦煌往莫高窟的路上，二十公里的路上，一片望不到头的荒滩，除了砾石就是沙碛。我坐在车上，望着这片寸草不生的沙漠，心想：当年，张大千、韩乐然，以及常书鸿们就是骑着骆驼，从这片荒滩上，一路颠簸着到莫高窟去的。

这是我第一眼看到的莫高窟：宕泉河河床裸露、三危山坡陡沙滑。但沿河一带却绿树葱笼。（2023年6月 笔者拍摄）

从宕泉河西岸拍莫高窟保护区，树木高大浓密，几乎遮掩了洞窟。（2023年6月 笔者拍摄）

1908年3月，伯希和探险团随团成员努瓦特拍摄的莫高窟窟前景象。（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不详）

赭黄色的三危山在远处兀自独立，倏然而起的风，霎那间，把远山近物遮掩得无影无踪。不经意间，汽车向左边转了个弯，眼前突然一亮，猛然间发现：前面横亘着一条河。河的对岸，分明是一溜石砌的栏杆，石栏的后面，是单调土黄的沙丘。——我知道：莫高窟到了。然而，眼前的莫高窟，和我从历史照片中获得的印象，又是那么地不同。在斯坦因和伯希和拍摄的照片中，我看到的是，河面宽广、江水欢流。而眼前呢，河床裸露、水流干枯，仿若非洲母亲皱褶的乳房；在斯坦因和伯希和的照片中，我看到的莫高窟，只散落着几棵树，仿若国画山水中的点缀，零落而柔弱。但眼前，分明是一片葳蕤的树林，浓密而俊美。

“莫高新桥”东岸桥头的白杨，绿意盎然、生机勃勃。（2023年6月 笔者拍摄）

随着人流，走过“莫高新桥”，人们都迫不及待地往“小牌坊”涌。而我，却被河边的树深深吸引，迟滞了脚步。这是莫高窟保护区的入口，左边是“藏经洞陈列馆”，右边是“新桥广场”，一片葱蔚的树林环抱着它们，林木掩映，韵味十足。走近一看，除了少许的榆树，大多数都是杨树。

“莫高新桥”东岸，下寺门前的白杨树。（2023年6月 笔者拍摄）

和茅盾先生笔下的杨树不同。莫高窟的杨树，粗壮而繁茂，显示出旺盛的生机、优雅的姿态、和别具一格的风度。从树形看，它们既不挺拔、也不伟岸。却像谦恭的君子，佝着身子向人打拱；从树叶儿看，它们更加浓密、叶柄更加短促，仿佛紧扣着的千万只小手；海碗般粗的树干和虬屈的枝桠，显示出它们经历过磨难和沧桑，也因此使它们显得更加坚韧、顽强。

“莫高新桥”东岸，虬屈多姿的白杨树。（2023年6月 笔者拍摄）

在河岸边这一大片树林里，最吸引我的，当数紧邻桥头的那几株。兴许是正当风口，它们已经被吹得偃伏，那旁逸斜出、虬曲盘旋的姿态，犹如黄山崖畔的劲松，透露出历尽岁月的沧桑。我深信，宕泉河畔这些健硕而俊美的树，不是因了闻道的开悟，也必然有身世非凡的来路。

掩映在古树名木中的“石室宝藏”大牌坊，意韵悠长。（2023年6月 笔者拍摄）

我的猜想没有错。

据原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孙儒僩先生回忆：1947年，他来到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时，“大牌坊”——也就是现在九层楼大佛洞窟对面、由郭沫若书写的“石室宝藏”牌坊——对面的土地上，已经有一小片苍老的古榆树。前些年，敦煌市园林局的专家对园区里的树木进行考察，测算出这一片古榆树的树龄，约为两三百年。除了这一片资格最老、却不知来历的古树林，莫高窟景区内，排行第二、有名有姓的古树，就该数“王道士”——王圆箓先生在“下寺”周围种植的那几株白杨了。

这就是下寺周围的白杨树，西北荒漠中的绿荫，令人着迷。（2023年6月 笔者拍摄）

所谓“下寺”，是莫高窟景区内曾经的三座寺院之一，依据“上、中、下”从南到北排名的顺序，被称为“下寺”。据孙儒僩先生回忆，已故敦煌研究院老职工吴兴善先生曾经告诉他：下寺外的毛白杨树（当地人称作“鬼拍手”，意为每当风吹树叶发出哗哗的响声，好似拍手的声音），是王圆箓从新疆哈密引进的树种。下寺前东南角的一片果园，也是王圆箓所种植的。下寺，是王圆箓居住的地方，王圆箓又是湖北人，看惯了山清水秀，不习惯莫高窟的萧索荒芜，于是，动了在“自家屋前”种树的念头。

我不知道，下寺门前的这几棵树，是否就是王圆箓种下的？（2023年6月 笔者拍摄）

孙儒僩先生还说，吴兴善先生原本是甘肃武威人，因为家贫难活，从小就外出打工，以后辗转到月牙泉当了干苦力的道士。1953年，经过师傅同意还俗，到莫高窟文物研究所当了园林工人。他为人诚实忠厚，是莫高窟保护区绿化的功臣。他的话，值得相信。

掩映在古树名木中的“石室宝藏”大牌坊，意韵悠长。（2023年6月 笔者拍摄）

因为没有专人的指点，我不敢确信，我在大牌坊广场拍的这几颗老榆树，是否就是那几位“祖师爷”？我也不敢确认，我在“藏经洞陈列馆”门前拍摄的那几株遒劲粗壮的古树，是否就是王圆箓先生手植的白杨？

1908年，伯希和拍下的大佛阁（现九层楼）景像。（图片来自网络）

然而，莫高窟树木的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

1943年3月24日，年届不惑的常书鸿，带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的六个伙伴，经过一个多月的颠簸，从兰州来到了莫高窟。第二天一早，常书鸿就急不可待地前往洞窟探查。在惊喜与意外中，常先生失望地发现：莫高窟，这座被斯坦因誉为“亚洲十字路口”的艺术宝库，历经千年的自然灾害、兵燹战火，早就遍身疮痍、凋敝残破，好多洞窟甚至已经被流沙掩埋。更让他难过的是，当地的老乡，还有人把洞窟作为了居所，当地的牧民，还把自家的牛羊，赶到这里来放牧。他们任凭牲口啃食洞窟区内的树木，全然不知道这些树木对防御风沙、保护洞窟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1907年3月16日，斯坦因第一次看到的敦煌莫高窟。（图片来自网络）

常书鸿心急如焚，驾着牛车赶到县城，希望能在县长的帮助下，组织民工修筑围墙、把洞窟保护起来；同时，请县政府发布通告，禁止老乡在洞窟区的树林里放牧。谁知，国民政府委派的“陈县长”却尖声笑了起来，说：这里满眼都是沙，你让我到哪里去弄土？没有土，修筑土墙，“真是比修筑万里长城还要难的事。”还说，“这儿的牧民都是睁眼瞎，没有文化，哪个认得了字哟？恐怕贴了文告也无济于事，……我真是爱莫能助，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

1908年，伯希和拍下的莫高窟旧貌。（图片来自网络）

天助自助者。在失望和灰心之余，常书鸿想起了这句话，重新振作起来，决定另想办法。眼见着四月初八的“佛诞日”到了，一向沉寂的莫高窟却出乎意料地热闹起来。千佛洞一霎时成了人山人海的世界。有赶着车马的买卖人、有骑着毛驴的香客，还有挑着担子的补锅匠、剃头匠，还有走村串乡的草台班子，以及无数步履蹒跚赶过来的信众或老乡。他们或者在破庙里安家、或者在洞窟里烧饭、或者在树林里放马、或者就地铺一块布歇息。熙熙攘攘热热闹闹，整整折腾了七天！

上世纪初，居住在莫高窟上寺的“西藏喇嘛”。（图片来自网络）

这是让人揪心的七天，也是让人心如刀割的七天！庙会散了、香客走了，可莫高窟却像遭受了又一场劫掠，一片凄怆：牲口屎尿、生活垃圾，满地狼藉、不忍卒睹；往年已经被熏黑过的洞窟，再一次被柴烟熏染，让人好生心痛；更伤心的是，杨树林中，原本活着的树木，被牛羊啃成白花花的树干，只有静等着死亡！常书鸿出离愤怒，却又无可奈何。他知道，情绪改变不了现实，当务之急，是必须尽早修建起土墙、保护好白杨。

这就是常书鸿先生和“第一代敦煌人”千辛万苦修建起的“千米土墙”。（笔者翻拍于常先生著《愿为敦煌燃此生》）

所幸的是，就在这场庙会上，他从一位饭店老板那里得知，只要用富含盐碱的宕泉河水和沙，就可以垒出“土”墙！

心动不如行动、求人不如求己！常书鸿，再次腆着脸皮找到“陈县长”，软缠硬磨，并附赠一幅自己的画作，才“打动”了陈县长，决定在“教育部”专款下拨之前，组织一批民工，协同常书鸿修建莫高窟的保护围墙。

1956年，莫高窟上寺南面外景，图中仍可看到常先生和“第一代敦煌人”当年修筑的土墙。（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不详）

就这样，常书鸿和第一批来到莫高窟的六位同事，在一百多位民工的协助下，清流沙、运黏土；修栈道、种树木；前前后后忙碌了十个月的时间，终于修筑起一道长达千米的“土墙”，把莫高窟和杨树林严严实实围了起来！当常书鸿先生看到围墙内的树苗抽出新芽、游人在安全牢固的栈道上游览参观时，内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拍摄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敦煌研究院全体职工合影。（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不详）

洞窟和树林被圈护起来了，然而，人们的“习惯”，却难以改变。“四月八”的庙会仍然在继续、游牧民的牛羊，也会时不时地闯入。常书鸿们不得不苦心地劝阻，或者，利用乡民的宗教热情，发挥职工的专业特长——绘制佛像赠送乡民，以激发他们参与到保护洞窟、保护树木的行动之中。

上世纪五十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职工在莫高窟北区植树。（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不详）

自从有了1943年垒土墙、种树木的成功经验，常书鸿和他的同事就像患上了种树的“魔怔”。

从1944年开始，常先生就组织“第一代敦煌人”在保护区内大力植树。仅仅过了三四年时间，到1947年，孙儒僩先生来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时，石窟前，已经是杨树茂密、浓阴蔽日。“虽然石窟寺崖壁呈现的是残垣断壁、流沙成丘的荒芜景象”，但这片绿地，却给贫困与动荡中的“敦煌人”带来了生活的快乐、生存的希望。

上世纪五十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职工在莫高窟保护区内植树。（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不详）

种树，保护了洞窟；种树，美化了环境；种树，愉悦了心情；种树，还提振了生活的信心。从1953年到1954年的春天，研究所的职工们都热情地投入到种树的集体劳动之中，而且，还见缝插针地自主种树。

而今，七十年过去了，位于宕泉河东岸、集体栽种的小叶杨，虽已进入老年，却仍显得生机勃勃。由史苇湘和孙儒僩两位先生于1955年左右在中寺北侧种植的三株毛白杨，更是长成为合抱的大树。

八十年代末，常书鸿先生（左三）携妻子李承仙（左二）回敦煌看望吴兴善师傅（右一）和“窦妈”（老职工窦占彪遗孀）（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不详）

1956年，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职工，在给果木喷药治虫。（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不详）

1954年，吴兴善先生来到了敦煌，莫高窟保护区终于有了懂行的专职园林工人。老吴不负众望，来了之后，就开始向宕泉河西——也就是现在的停车场和道士塔这边——扩展绿化。宕泉河西岸的地势高，老吴就筑起了一道三米高的拦水坝引水。没有黏土，也没有混凝土，老吴只能用沙石、树枝堆垒叠压。但这样的简易水坝，既不能防渗漏，还经常溃坝。倔强的老吴，一到灌水的时节，就拿着铁锨守在地埂边，来回巡视加固。晚上，就提着马灯，披着老羊皮袄，干脆睡在地埂边。

九层楼下，花木扶疏。让人不敢相信，这里是黄沙弥漫、缺水少雨的大西北。（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不详）

五、六十年代植下的树木，而今已经成林。（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不详）

1958年，老吴又在园区内种植了苹果、核桃、石榴、葡萄，以及柏树和无花果。莫高窟保护区里，从此出现了繁花似锦、果木飘香的喜人场景。残桥断阁、流沙肆虐的莫高窟，居然被打造成了春意盎然的江南园林。

今日莫高窟，环境整洁清幽。（2023年6月 笔者拍摄）

被树木花草包裹环绕的文物古迹。（2023年6月 笔者拍摄）

孙儒僩先生回忆，大概是1954年，因为下寺果园周围的几十棵白杨连年遭受虫害，日渐枯萎。行政组组长高瑞生和会计辛普德就商量：“干脆把它们砍倒，以利嫩枝发芽。”这个想法不无道理。但是，他们二人似乎忘记了这样一件事：自1949年以后，研究所里的各种修缮工程，都是在敦煌农村中购买木材，从未砍伐过莫高窟的树木。更何况，他们没有请示常书鸿所长就先斩后奏。为此常先生大为生气，高瑞生也因此受到了批评处分。

藏经洞和门前的白杨，不知这些树中，有没有王道士种下的一棵？（2023年6月 笔者拍摄）

宕泉河东岸的行道树，见证着几代敦煌人的坚韧和辛劳。（2023年6月 笔者拍摄）

也许，身居内地的人，会觉得这事儿有些小题大做。但是，如果你能把今天的莫高窟和百年以前的莫高窟做个比较、把绿宝石般美丽的莫高窟保护区和周围贫瘠荒凉的景象做个比较，你就会明白：常先生和敦煌人，为什么会这么执拗、这么“轴”？——因为，在敦煌人心中，这一草一木，都是莫高窟的“神”、是菩萨们的“魂”、是他们为之奋斗终身、希望永远存续下去的中华文明的“根”！

植树，是每一代敦煌人的自觉，仿佛基因决定的冲动。这是敦煌博物院第三任院长樊锦诗先生（右二）在参加植树活动。（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不详）

八十年代种下的树，今天也长成了小树林。（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不详）

莫高窟的树，是人与大自然较量的传奇。虽然这个故事已经讲述了八十个年头，但今天的敦煌人还在续写这段传奇：每一年的春天、每一批新员工上岗，植树，都是第一件大事。从这个事实出发，我们是否可以认定：敦煌的“根”，其实就是这一代又一代的“人”呢？

我喜欢这样的树，我崇敬种树的人。（2023年6月 笔者拍摄）

我喜欢这样的树，我崇敬种树的人。（2023年6月 笔者拍摄）

八十多年前，茅盾先生造访延安，曾经写下了著名的《白杨礼赞》。茅盾先生盛赞白杨树是不平凡的树，热情歌颂了它的朴质、严肃与坚强。以为它“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决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如果茅盾先生九泉有知，看到了莫高窟的白杨树，知道了这些树后面的故事。他又会为敦煌的守护者、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而献身的功臣们，写出一篇怎样的文章呢？

（全文完）

我喜欢这样的树，我崇敬种树的人。（2023年6月 笔者拍摄）

我喜欢这样的树，我崇敬种树的人。（2023年6月 笔者拍摄）

本篇主要参考资料：

1、叶文玲：《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

2、常书鸿：《愿为敦煌燃此生》

3、段兼善：《敦煌人生：我的父亲段文杰》

4、孙儒僩口述、齐双吉、杨雪梅撰写：《菩提树下》

2024年3月6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