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

葛春光

       多年前，我与一位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小学同学商议组织小学同学聚会，旁边的一位小女子问：你们俩怎么会是小学同学？我说：怎么啦？不行吗？她说：他的年龄好象比你小了很多。我说是的，我比他大5岁。我调侃说：因为我是“留学生 ”，在小学留了四个年级，所以才与他是同班同学。

       说起我的小学经历，有些离奇，从1956年9月到1965年6月之间我从山东苍山县到福州市，从福州市到南平市，从南平市到崇安县（今：武夷山市）共上了5所小学校，读了9年小学，一年级读了两次，二年级读了3次，直到1961年9月才在崇安县实验小学读三年级，1965年6月才完成我的小学学业。

       现将我的自传《共和国同行》中有关我的小学经历摘录展示给我的朋友们。往事虽然不堪回首，如今却成了调侃和娱乐的材料。

       

                                     我的小学

     

       一九五六年九月，我年满七周岁，母亲把我送到山东老家的山南小学读书。

       这所学校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它与我家只有一路之隔。在这以前，我的幼年基本上也是在学校里度过的。当时，因为父亲长年在军队里奔波，母亲在家要下地干活，哥哥要上学读书，而学校离我家只有几步之遥，所以母亲下地干活时我只得跟着哥哥在学校里游玩，还常跟着比我大一岁的、二爷爷家长吉叔家的春荣姐到小学的教室外玩耍或听墙根。所以，我早就知道上学是怎么回事。也目睹了哥哥在学校里调皮捣蛋，带着一群学生到村西北的大汪（塘）游水，被涂学镇老师揪着耳朵罚站的情景，哥哥与他的同学们被涂学镇老师叫到操场上训话，当时涂老师说：“你们这些小学生还没有大人的大腿高，就去北大汪玩水，掉到汪里淹死了叫我怎么向你们的家长交代。”涂老师还特别叫住我哥哥，说他与我父亲是少年时期的同学，叫我哥哥千万别一个人去北大汪游水。我与同在学校里玩耍的堂姐春荣觉得涂老师很“坏”，没少在背地里骂过涂老师。

图为：我梦中的北大汪。与我当年老家的北大汪一模一样。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位于村西北角的北大汪很大，它东边紧靠着西北面象小山坡一样宽厚的土围墙，汪边北部和靠土围墙的部分长满了芦苇。春夏之际，汪沿上的芦苇开满了芦花，在春风里摇曳，煞是好看。我与小同学们常摘下几片芦叶卷成小喇叭“呜哇哇”地吹着乱叫；或砍下一条粗壮的芦苇，在每一节的上端开一个小口，伸到井里往上提水喝。还有大一点的小同学用它掏躲藏在围沟璧洞里的螃蟹和黄鳗。

       夏天，大汪的水面上铺满了荷叶，荷叶下成了神秘世界。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探出娇艳的面容，吸引着我们常到汪边观赏。初秋时，大人们站在齐腰深的水中，用脚在污泥中掏崴出一条条雪白的莲藕。那可是个热闹的场面，汪沿上站满了观赏挖藕的男女老少，每当一个壮汉从水中掏出一条莲藕，举过头顶从汪中走到汪边时，汪沿上便是一片欢快的惊叫声。大汪的西北部分是个神秘地带，很少有人涉足，据说那里有很多泉眼，不断地往外吐着冰冷的凉水。而且，那里面还有一些或鬼或神或怪的传闻。记得有一年夏天，还从北面的芦苇荡里窜出一只饥饿的老狼，被一伙村民拿着家伙追地四下逃窜，结果那头饥饿的老狼成了一部分人的盘中美餐。

       冬天，大汪上结成一块厚厚的冰，成了我和同学们玩耍的一个场所，我跟着大一点的同学在冰面上溜冰奔走，常常摔得四仰八叉、鼻青脸肿，乐而忘忧。那时候三弟春秋出生，母亲还会带着我到大汪的冰上凿一个窟窿，母亲把衣服或尿布塞进冰窟窿，沾湿后滴溜出来在冰面上揉搓捶打。冬日里，还有人试着在冰面上凿开一个小洞，试着钩钓汪里的鱼虾、螃蟹，但是一无所获。

       北大汪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一年夏天，我在汪西中部的浅水区捕捉小蝌蚪时，一不小心从光滑的汪沿上滑到汪里。当时，我才六七岁。用小学校里涂学镇老师的话说是个“还没有大人的大腿根高” 的小小子。我把涂老师教训我哥不要到北大汪里游泳的话全当作耳旁风，小小年纪一个人跑到汪沿上玩耍，结果不慎滑入深水中。正当我在水中挣扎着无望时，从远处跑来一个大人，跳入汪中，把我从水中滴溜上来，使我死里逃生。事后，也不知救我的是何人？俺娘说：这是老天的报应。你救过一家人，人家也来救你了。俺娘说：有一年，有一家人把卖了一头牛的钱弄丢了。恰巧，我在路上奔跑时瞌倒了，见前面有一卷花花纸捡起来拿回家交给俺娘。原来这卷花花纸正是那家弄丢的卖牛的钱。当俺娘带着我把那些钱送到那家人的家里时，那家人正抹脖子上吊乱作一团，闹得满村风雨。那家人见我们把他们丢失的钱送到他家里，真是喜从天降，千恩万谢。那家人对俺娘说：多亏是你家的“亏”（“亏”是我的小名）拾到了。要是别人捡倒是不会送给我们的。

       记得，上学的第一天，班主任叫大家选一位班长。我高举着一只手站起来大声喊着“起立！坐下！起立！坐下！”想引起老师重视。因为我常见学校里的班长在课堂上喊“起立！坐下！”。我觉得当班长很了不起，我也想当班长。我以为当个班长只是在上课时喊喊“起立！坐下”就行了。果然，我的叫喊声引起老师的注意，他说：葛春光，你再喊一遍。我站起来也真地喊了一遍“起立！坐下”。老师说：“葛春光，那就你当班长了”。可是，这时我却畏缩了，说什么也不当班长。结果，老师只得叫另一位同学当了班长。也就是从这天起，我穿上俺娘给我缝的衣裤，开始上学读书，成为山南小学1956年级的小学生。（当时，在我们老家，学龄前的男孩女孩在上学前都是一丝不挂、赤身裸体满街跑的。）

谁知，这一年级我留级了。

      一九五七年，我第二次上一年级。这年，我耳闻目睹了反右派的斗争，暑假期间，我们山南小学的老师都集中在磨山镇上办什么学习班，开学以后有几位老师没有回来，据说是有的调到别的小学去了，有两位老师跳井自杀了。

       一九五八年，我又经历了公社化、大炼钢、“大跃进”。记得当年在墙上到处都是用白石灰水刷着什么“大炼钢铁，十五年赶上英国！”“超英赶美，钢铁超万吨！”“三面红旗万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类的大标语。

       从懂事起，我和农村的孩子们一样，参与了许多农家的活，如：每天放学后必须到野外去割青草喂长吉叔家的小毛驴，或牵着小毛驴到野外去放牧。在山东的农村，我们的食品是以煎饼和窝窝头为主，所有的粮食必须磨成粉或浆才能做成食品。我们家只有一台大磨，没有毛驴，因此，我们家要常常借二爷爷家长吉叔家的毛驴给我们家拉磨。否则，我母亲要半夜起来推磨。除了割草，我还要到土围子外的杨树林里用竹爬子扒拉树叶、捡柴火，再就是到南湖（田）去捡人家收割时遗弃在地里的麦穗、地瓜、花生、大豆什么的。星期六和星期天还要背着筐子到处去挖野菜，（记得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挎着篮子在离家较远的一条干旱的沟边找到一片长满小白刺的野菜，采了满满的一篮子，回家受到母亲的夸奖。）或是到地里帮助干些农活。反正什么活都得要做。农民的儿子，从小就要为家庭分忧。当然，我也有许多农家孩子的快乐时光。最令我难忘的是，每逢过年前，我母亲会叫我到村里去领慰问解放军军属的物资。大年初一，我也会与母亲在家门口迎接那些敲锣打鼓到我们家给光荣军属拜年的村民和学生们。每当这个时光，我会和母亲一道十分慷慨的把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炒花生、炒黄豆大把大把地往他们兜里装。

       当时，村里的文化活动搞得很活跃，各村都互相串联演出，夜晚我常跟着演出的队伍跑了这村奔那庄，很是快活。我还常到东山上抓一种叫“水牛”的甲壳虫，做斗“水牛”的比赛，还经常抓一种体形很大的蚂蚁，把它的肚子拧下来吃，因为这种蚂蚁的肚子是酸酸的。我也常到青纱帐里捉蚂蚱，到刚翻过土的豆子地里捡拾收割前从豆叶上钻入土地的“豆虫”回家炒来吃，特别是豆虫炒辣椒，味道美极了。也常与小伙伴们到树林里捉“姐溜猴（尚未出壳的知了）”和“姐溜”（知了），到“围子”外的围沟里掏螃蟹，抓“泥里狗（泥鳅）”、钩血鳝（黄鳝）。有时候，我也会带着小伙伴们到离我们村只有二里多地的磨山镇去赶集。我还会与小伙伴们到很远的一座山上找寻石笔。因为，当时我们在学校读书时每人都使用一块30乘20厘米的石板，用石笔在上面写作业。

       1959年1月，父亲把我们带到他工作的福州空军司令部随军。因时间紧迫，匆忙中，连我的转学手续也没办，在学校读的课本也都没带。    

       这是一九五九年的春天。这年，我十岁，在山南小学读三年级。  

图为：2012年4月我回老家时拍摄的山南小学旧址。

图为：山南小学从村西头迁到村东头了。

       到福州城后，福建前线的形势十分紧张，天天都在准备打仗。时任福空高炮指挥部作战处雷达参谋的父亲整天都在忙于防空工作，他早出晚归一天到晚不着家，难得见到他，更是很少管我们。后来他又常到泉州、厦门、漳州一带前线出差，几个月难得回来一次。我像一只从乡下跑到城里的兔子，没人管束，整天无拘无束地跟一伙小朋友到处乱跑乱窜。那时候，我显得很有文化，好不容易从母亲那里弄到的一点零用钱都叫我买了小人书，我的口袋里装满了一本又一本的小人书。

       再说，有我大哥在招待所当招待员，我常到招待所里乱窜，到空军招待所住宿的军人们都喜欢我这个既顽皮捣蛋而又活泼的小鬼，我差不多与到这里出差住宿的军人都能混成一片，他们常带着我到福州城里去玩。有时候还不回家吃饭，跟着那些当兵的什么吃的都有，坐公交车也不要买票，有时还不回家睡觉，玩迟了怕回家挨打，常常钻到停在招待所的汽车里睡觉。害得母亲晚上都要喊着我的小名“亏、亏！”到处找我。

       那时候，位于茶园山的空军司令部礼堂每星期都要放电影，司令部所属的官兵都整队去看电影，各部门、各单位的官兵在礼堂里互相拉歌斗歌，煞是热闹，吸引着我们大院的子弟。茶园山空军礼堂离我们家不远，每逢礼堂放电影，我总是瞒着母亲约一伙小朋友去看电影。虽然礼堂不让我们进去，可我们还是那里的常客，想着法子溜进去看电影。有时候为了能进入礼堂，还在下午就爬到礼堂的顶篷上藏起来，到放电影时再下来。我记得当时在这里看过印度片《二亩地》、国产片《笑、笑、笑》和《西藏叛乱》等许多影片。

       这种愉快的时光一直持续了半年之久。终于有一段时间父亲出差回来在家多待了几天，见我整天调皮捣蛋，东溜西窜，招惹是非，父亲说要送我去上学。父亲把他的一个旧帆布公文包找出来，叫我母亲拆开给我和弟弟分别鏠了两个书包。

       由于春天匆忙离开家乡时小学放假，没到山南村小学办理转学证明，连读的书本也没带来，我父亲带着我先在空军招待所附近找了几所学校，因没有转学证人家拒绝接收。后来又找到西湖边上的湖头小学（现称湖滨小学），学校校长见是空军司令部的军人子弟，勉强答应收我入学。由于没有转学证，老师问我在山东学校念几年级，我说三年级。老师出了几道语文和算数的题目叫我考一下。结果，老师说我成绩太差，只能念二年级。我从1956年开始读小学，按说到1959年下半年我应该读四年级了，没想到在这里还要返回头再从二年级读起了。

       由于我玩了半年多，野性难改，在湖头小学我根本就没有心思读书。再说，老师上课时常讲本地话，我听不懂，跟不上教程，整天还是想着玩，常常逃学。与学校只有一路之隔的福州西湖和动物园的墙头不知被我翻越过多少次，篱笆也不知叫我钻了多少个窟窿，因为那是我逃学后常去的地方。

       在学校，我还常与同学们打架，因为我刚入学湖头小学时，这里的同学经常欺负我这个从山东农村来的新生。记得有次打架我还拿出了削铅笔的小刀子飞舞，吓得同学们四下逃窜。结果，学校领导还把父亲叫到学校里教育了一番才把我保出来。当然，通过这次打架也确立了我在这伙福州同学中的地位，再也没有同学敢轻易欺负我了。那时，我的成绩很差，根本就跟不上班里的同学，常常完不成老师布置的作业，经常被老师留得很晚。至今，我还记得当年放学后被老师留校的情景，有几次母亲很晚才把我领回家。这个学期，也可能我“坏”到了极点，下学期我开始好转，在学校里表现不错，虽然成绩不好，可规矩多了。老师为了鼓励我，还发展我加入了少先队。

       可是，这年二年级我还是留级了。

图为：重返福州湖头小学。如今改为湖滨小学了。

       1960年2月，福州空军司令部在茶园山开办空军子弟小学，我便转到茶园山空军子弟小学读书，还在这个礼堂里聆听了当年的知识青年先进代表邢燕子在这里为我们做的中学毕业后自愿下乡当农民的报告。大会上她向我们介绍了她中学毕业以后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先进事迹。她在台上做完报告后，还下台与我们坐在边上的同学一个个握手，当她走到我面前，伸出手要给我握手时，我吓得缩到桌子下面去了，邢燕子笑着越过我与后面的同学握手去了。

图为：调皮倒蛋的我。

       当然，在茶园山小学还是念二年级。这是我第三次念二年级。比我小5岁的三弟春秋也开始读书，他上一年级。但是他是全托的，吃住都在学校里，星期六下午才回家。而我却是每天都要来回走去上学。在茶园山空军子弟小学，我们只读了一个学期。在这里，我的“野性”再次暴露，在班上是一位非常调皮的、不服管教的学生，常与同学们在课堂里捣蛋。记得，当时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从东北来的军官家属，姓沈，我们都叫她沈老师。我记得她常说，我们班的这么多同学在一起就像装在一只篓里的鲜桃。（她把我比喻成这一篓鲜桃中的一个烂桃，）她说因为有了一个像我这样的烂桃，把一篓好桃带坏了。因为，我和班里几名调皮捣蛋的同学常常把沈老师弄得无可奈何，哭笑不得。那时，我虽然是少先队员，可他们很少叫我参加少先队活动，平时我也没戴红领巾，因为我觉得我实在是不配做一名少先队员了。

       记得，有一次少先大队组织少先队员到义序空军场站活动，没有通知我，可是我还是戴上红领巾跟去参加活动，我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记得那天早上的雾很大，迎面难辨人影，我冒着大雾一大早就赶到学校集中，也没有老师阻止我上车。大客车先是把我们带到仓山区的仓山小学参观，还与那里的学生联欢，当时仓山小学在福州很有名气，我们司令部有许多军官的孩子在这里念高年级。中午，仓山小学招待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使我久久难忘。

       下午，我们又到义序空军场站参观，我们爬上战斗机，听飞行员给我们讲解飞机的性能和操作。随后，两位战斗英雄还驾飞机飞上蓝天给我们表演了几个飞行动作。飞机落下来后，我们还与飞行员合影留念。我挤在最前头，还拉着飞行员的手坐在他身边合影。

       在学校，我与同学们常常玩敌我双方战斗的游戏，有一次我装扮敌方的军官，叫几个装扮匪兵的同学冲锋，他们趴在地上不冲，我从腰里解下父亲给我的一条皮腰带抽打他们，叫他们冲锋，结果一个同学被我打哭了，告到老师那里，沈老师问我为什么抽打他，我说电影里国民党的军官就是这样抽打国民党兵的。弄得沈老师哭笑不得。

    在茶园山小学，我们还经常与周边农村的孩子打群架。后来，1969年4月我到大布大队插队时，一位从福州西郊区到这里插队的周弟弟，他就是住在茶园山附近的农民子弟，我们一聊，他居然是当年与我们打过群架的其中的一个孩子，那是后话。

如今，茶园山小学已交地方转为公办民用小学了。

       1961年初，父亲转业到地方工作。安排到省卫生厅属下的南平制药厂工作。

       1961年春节过后，我们举家迁移到南平市。当我要离开茶园山小学时，沈老师显得很高兴，记得她说：终于把这个“烂桃”拣出去了。

       虽然她说我不念书，调皮捣蛋，被视为“烂桃”。可是，我在这个时候，已经迷上了文学作品，开始阅读长篇小说了，读小说使我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许多知识。同时，我还看了许多父亲购买的历史上重要事件和人物的书籍。当时从福州搬家时父亲嫌东西太多把许多书当废品处理了，当时，我年龄很小，无法制止父亲把那些书籍处理掉，只是心疼了半天。但是，我耍了个小手段，扣住了一册我爱不释手的书。至今我还保留着。那是父亲在军队读的一本部队高等教育语文课本。因为上面有几个短篇小说，我不知读了多少遍。

       到南平后，父亲就把我和三弟春秋安排在南平师范附属小学读书。由于学校离制药厂比较远，我和三弟春秋就离开家，俩人住在学校下面距离不到50米远的制药厂仓库的一间房间里。在这里，我念二年级下学期，弟弟念一年级。星期一至星期六中午，我们用自备的饭盒在学校的食堂里用饭票量米蒸饭，那时候国家给我供应的口粮是每月21斤定量，一顿只能量三两米，再花五分钱买一份青菜吃。星期六下午我和三弟就步行回制药厂，星期天下午再步行回来上学。

       在制药厂没住多久，父亲为了照顾我和弟弟上学校，就在市区南平汽车站西侧的大桥边上一个什么军事机关联系了一间房子，我们家就搬过去住了。这里离学校很近，大约有100多米远，学校在坡顶，我们的新住宅就在坡底，我和三弟也结束了住医药仓库的生活。

       在这所学校，我与弟弟春秋大约只读了一个学期。记得我第一次在师范学校举办的一个晚会上听到了催人泪下的“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这首歌，使我对万恶的旧社会有了一定的了解。当时，我也很能唱歌，常把从茶园山小学学来的一些军队里唱的歌在校园里大声歌唱，引起老师和同学的注意。记得有一位女老师还问我是不是刚从部队上转来的。

       在南平，我们只住了半年。可有一件事，我记忆犹新。有一天，我与一伙同学在通往火车站的南平大桥下的河滩上做游戏，只见下游一群白色的游鱼摇头摆尾地往上游冲，一条大鱼不慎冲到沙滩上。这条鱼约有一尺多长，我冲上去一把就抱住它，它足有我的上半身长，在我怀里摇头摆尾拼命挣扎。同学们见我抓住了一条大鱼一起跑过来。突然，一个同学跑过来不由分说，一把抢过就跑，我追了一阵没追上。他东躲西藏跑得没影了。

       当时，我们在南平市区只住了半年时间，后来我父亲又要求调到崇安县（今武夷山市）工作，我们随父亲到武夷山市定居后，有19年没到过南平，后来有事往返福州市也是匆匆路过这里，在这里下了汽车赶火车，下了火车赶汽车，没有在南平停留过。80年代初，我在崇安县清产核资、扭亏增盈办公室工作，常到南平地区开会，休闲时常去看看少年时期在这里就读过的南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我家曾住过的南平制药厂和我们家曾借住几个月的某军事机关驻地，还有当时我与三弟在师范附小读书时住过的仓库。当时还可以看到南平市区的一些旧址旧貌，可是现在这里早已是面目全非，找不到旧时的模样。

       1961年9月初的一天，我们离开南平，举家迁移到武夷山下的崇安县。

       到崇安县后，父亲就把我和弟弟送到县实验小学读书。这所小学是“大跃进”的产物，县委、县人委许多领导干部的子弟都在这所学校读书。学校有两排教室，一排是老旧的平房，据说在多年前这里曾是红军的医院，一排是两层小楼，下面是教室，上面是小学办公的地方和老师们的宿舍。楼上的墙壁是用劈开的木板和毛竹片外涂上夹带的碎稻草的烂泥巴和石灰的假墙，木地板的质量不怎么好，走起路来会发出声响，这也是“大跃进”的产物。

       在这所小学，我开始念三年级。按说我从一九五六年秋天开始念书，到这年我应该是念六年级，但是由于随父亲北南迁移，耽误了学业，而今却还在念三年级。

      在实验小学三年级，我受到班主任余庆旦老师的喜爱，原来余庆旦老师刚从南平师范学校毕业，我在南平师范附属小学二年级的女班主任是余老师的同学。我一到这个班，余老师看到我转学证上班主任的签名，对我顿生爱意，对我百般呵护。余老师对我的热情也激发了我的自尊、自爱。

　    这年，我十三岁，也开始懂事了，增强了自爱、自信和自强的信心，我决心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这所学校里。很快，我的学习成绩遥遥直上，居然成了班上的学习尖子。我的作文写得好，余老师常把我的作文当作示范文章在班上宣读。很快，我担任了班上少先队中队的学习委员。后来，又担任了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的卫生委员。至今，我还保留着当年我担任少先大队卫生委员的三条杠的肩章。下面的少先队大队干部的三条杠是我从1963年保存至今的。可见，从小我就想“当官”和对这份荣誉的留恋。只不过，管不住那颗调皮捣蛋的心。

    记得，我担任大队干部后，有一次讨论我三弟入队的时候，我还在会上表示不同意。结果，其他大队委员一致举手同意我三弟入队，他们还以为我大公无私举贤避亲昵。实际上，我在家里常和三弟争吵打架，互不相让，我想利用职权不让他入队，却弄巧成拙了。现在想来，实在可笑至极。   

       到崇安县后，我曾给福州玩得最好的赵德民同学写过一封信，一直沒收到回信。我记得我写的地址是：福州市茶园山小学赵德民同学收。后来我猜想那是个军事机关，地方邮电局是不知道有个茶园山小学的。我想：收信地址应该写上“福州空军司令部茶园山小学”，他才能收到。我曾多年思念这位小同学。人海茫茫，不知他在何方？后来，我父母亲带着我到机场老战友潘政委家作客才了解到，我们离开福州半年后，福建前线形势突然紧张，战争的风声很紧，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为了应对战争，福州空军部队所有的随军家属都被送回原籍。茶园山空军子弟小学也就随之撤销了。原来，空军司令部叫我父亲转业时，我父亲对他从1939年开始就为之奋斗了二十多年的人民军队恋恋不舍，我们也不愿离开福州城。现在，我们反而感到父亲从军队转到地方工作是件大好事，为我们家避免了即将发生的大战而被送回原籍的噩运。否则，我们又要回到那个离别两年多的山东老家。

       在实验小学的三、四年级，我确实是风光了一阵子，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当时学校开展“学雷锋，做万件好事”活动，我都是争着做好事，表现很突出。还常常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

    就在这一时期，我读过多部建国后出版的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甚至还看了《官场现形记》和《一千零一夜》。记得一本描写抗日战争的《新儿女英雄传》，我是花了一个晚上看完的。这些书籍主要是班上的同学倪吉那借给我看的。当时他的父亲倪学凤是副县长。倪吉那还有个姐姐倪春梅也在我们班上，因此他们家是我常去的地方。在他们家，我发现他们的父亲有许多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后来几乎都被倪吉那借给我看过。当时我们学校的洪聪老师是一位很能讲故事的老师，《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就是先从他的口里知道的。他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可后来我弄了一本来看，却是味道大减，我从小就不爱看外国的书籍。

       这个洪老师很爱吸烟，由于我常听他讲故事，很喜欢他，常把父亲的香烟拿给他吸。在那物资十分贫乏的年代，买一包香烟是十分困难的，他十分高兴的笑纳了我送给他的香烟，90年代初他因患肺癌去世，不知当时我常偷偷拿父亲的香烟给他吸有没有关系。

       从五年级后期开始，我的学习成绩开始下降，在班上常受老师指责。老师的指责，加剧了我抗争的情绪，我的“野”性再次暴露，一步一步朝“坏”的方向发展。我开始逃学，不遵守课堂纪律，与同学打架，欺负女同学，结果被撤销了少先队的一切职务。五年级，算术课的难度开始增加，由于我在课堂上不注意听课，已开始跟不上了。五年级，我们的班主任换成了梁廉洁，班里也来了一位从北大荒转来的新同学刘助民，我与他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而且经常到他家里玩。梁老师会吹笛子，他教会了我和许多同学吹笛子。在班上，梁老师先是安排了女同学卢金凤与我同桌，因为我常欺负她，她也不示弱，常与我争吵打架，后来梁老师又调整了女同学何丽红给我同桌。由于我看她比较顺眼，两人相处得还可以。虽然争吵打架少了，可桌子上的“三八线”不能少，谁也不能越界，否则就要动粗。在班上，由于我不服管，上课不注意听课，常破坏课堂纪律，而且屡教不改，被梁老师视为眼中盯，他多次到我家里家访也不能奏效。记得有一次上课，他在上面讲课，我却在下面专心致志地摆弄印刷厂吴水根送给我的用印刷边角料制成的一本很厚的本子，结果梁老师一边讲课一边走到我的桌前我都不知道，他一把抓过本子，从教室的后头一下子扔到黑板的前头。 

       一九六四年初，父亲调制材厂担任书记。我们的家也随之搬迁到制材厂。从五年级开始，我与三弟春秋天天风雨无阻地从制材厂步行四里多路到实验小学（今城镇中小）读书，中午在学校食堂蒸饭吃。每天我们来回约要走十多里的路。这年我十六岁。六年级期末考，我便借宿在吴宝根同学家中。记得当时准备报考中学时，老师叫我们填一个表，老师问我父亲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工作的，父亲写了一个条子叫我交给老师，老师一看说：“哎呀，原来葛春光同学的父亲是老革命。”我一听也觉得十分光荣和自豪。过去，我只知道班上吴济华同学的父亲吴伟是老革命，我们都很尊敬他，没想到我的父亲也是一位老革命。

      初中升学考，我考得不好。语文考题被梁老师猜中，他反复给我们讲如何写好这篇作文。后来听说，我们班考的作文都是一个模式，连形容词都一样。算术考试中，我有许多应用题都不会做，估计也是勉强及格。在以后升初中的分配中，我被分配到离县城二十五公里，设在吴屯公社所在地的崇安第二中学。说起来十分可笑，原来大家都以为像我这样的领导干部子弟一定会分配到崇安第一中学，我也满以为会考上一中。当时，工人子弟的吴宝根同学一直担心会考上二中，我还安慰他说：“考上二中怕什么，一样去念书。”结果我自己考上了二中，吴宝根却考上了一中。原来，这一年，县文教科在县城区域划分了一个升学片：县城水东门粮站以北的考生一律到县一中上学读书，东门粮站以南的考生一律到位于吴屯乡的崇安二中读书。我所在的制材厂正在此片中。

       同时，考上崇安二中的有我们班和五制班上的好几位同学。制材厂的工人子弟欧宝金、刘俊安、李秀峰、赵胜涛也一同在那里读书。 

      下面的相片是1965年6月我的小学毕业照。当时是与读五年制的一起毕业，这是两个班级的合影。背影是我们当时的教室。

      下面是小学毕业时，我与几位要好的同学交换的相片。依次是：我、陈志刚、赵胜涛、高向正、郭锐、倪春梅、潘汝敏、刘助民。

       这张图片是同学群里同学发的当年我们六年制班和五年制毕业班的同学参加运动会获奖的合影。个子高的是孙正老师，矮个的是叶扬声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