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钢“山头” 伫结之情

里严

三钢位于闽中西北部，福建最大的省属企业，最大的钢铁企业，占地2.7平方公里，职工近二万人，加上家属，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五脏俱全”的小社会，主要生活区集中在“山头”，“小高炉”两地，“山头”紧靠市区，是三钢政治，生活中心，也是职工心中的三钢“北京”。

“山头”除职工生活区，还有总厂办公楼，俱乐部，招待所，医院，公安分局，一中，一小，一幼，二幼等机关，后勤设施。八十年代初，总厂办公楼就是一座三层高，很不起眼的红砖毛坯房，条件非常简陋，三楼是厂办及厂级领导办公地方，生产副厂长，总工与生产处在二楼，八二年我从学校毕业，先到一楼组织部找洪本贤科长办完手续，然后被分配在生产处总调度室工作，报到时，袁良石主任热情的安排我具体工作，并自豪地介绍总调的光荣发展史。总调每天早上的生产调度会是严肃，重要的短会，李恩想厂长住在列东，偶尔也会参加，但基本不表态。主要生产工作是由李泉生副厂长负责，那时，每天钢产量不到1000吨，铁，钢年产量不到三十万吨，那还是计划经济年代，建设规模，生产计划都是根据省里的安排进行组织生产的，只要完成产量就行，对成本的控制并不是太严。李副厂长常带我们去现场解决，协调问题，并指出要当好调度，必须腿勤，手勤，多跑多记，而他自己也是身先士卒的，为调度员起了带头榜样作用。调度是要轮流值班的，当时的厂办张成华副主任，单身职工，以厂为家，晚上会喝点小酒，佩了把短枪，没事常到值班室聊天，为人随和，很关心总调人员，有好事，总会被想到。至今我还没搞明白，张老头怎么容许佩枪？，也许是老革命？也许三钢保密等级很高？因我听说文革三钢军管期间，有“三军五师十八团”之说，就是说曾经有三个军级（田世兴，李干，颜红），五个师级，十八个团级干部在三钢担任过领导，传说当年分厂，车间的团级干部，一接到总厂电话后，立马跑步到总厂办公室听令，军纪非常严明。原总调度室洪永世主任在改革开放初期，作为“四化干部”被提为总厂分管运输，安全的副厂长，并很快提为总厂党委书记，他了解到我是学采矿的，就找我谈话，想调我到岩前石灰石矿任生产科长，但当知道我党，团员都不是时，只好作罢。没多久就调到福州任市长了。生产处朱心富处长知道后，赶紧暗示我要向党组织靠拢，并指定专人对我重点辅导，培养，从此让我的人生轨迹走向通畅的轨道。多年后，就在老办公楼的对面，由土建专家，基建处吴水健处长主持自行设计的新办公大楼，拔地而起，当时算是高等级的，但还是受艰苦朴素思想的影响，没有内装修，没有空调，没有太多的粉饰，只是在大门口放了两头石狮，原本狮脸是相向而对的，但据说有高人指点，按反向摆放，一头面朝医院，一头面朝公安分局，据此，方可避刑事，病痛之难。

新办公楼的右边是老招待所，住宿条件较差，但与三钢有长期业务的采购员，业务员图方便，就包房长住，久而久之，这些外单位驻厂代表，还误为是招待所工作人员呢。三钢安装第一台进口连铸机时，为接待来厂服务的德国技术员，匆匆赶建几间高级客房，稍为包装一下，才使老招待所落后的条件得到第一次的改善。招待所食堂伙食不错，价廉物美，有段时间为省事，我常去就餐，陈镇和所长是名符其实的劳模，工作兢业，常亲自站台打饭菜，与我是晋江老乡，有些交情，每次去打菜，总有对我“手下留情”的感觉。新办公楼左边是工人俱乐部，在八十年代初算不错的建筑，可与列东影剧院比美，更比母校中南矿冶那半露天，半室内工棚式的影剧院强几倍，年度的职工代表大会，节日的文艺演出，平时的电影放映，俱乐部都发挥重要作用。那个时候，文艺生活还是很丰富的，国家级，省级的文工团常带着任务，下基层慰问，留下不少大家熟悉的，著名的相声，歌唱家踪影，但转为市场经济后，就再难见到这样真挚，动人的演出，都往钱多的地方去了。在俱乐部左边，九十年代末新建的文体馆，有恒温游泳池，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室，是职工休闲，锻炼身体的好去处，尤其是连续举办二十多届全市“闽光杯”乒乓球比赛，更是把三钢，以至三明的群众普及体育活动，推向一个辉煌的层面。

位于一中北面的一座有栏杆围墙的小楼房，是科技处小楼，这里环境优美，树影婆娑，恬静怡然。在还没设环保部门时，这里有水，空气的监测站。一楼是阅览室，二楼是图书馆，刚进厂时，我常去一楼阅读全国各钢铁厂的报刊及科技杂誌，为弥补专业不对口的缺陷，凭借书证借了几本有关炼铁，炼钢的专业书籍，以便工作中作为学习，参考之工具，至今我还纳闷，怎么从来没人催我还书，几十年了，这几本书还躺在我的书橱里，可见三钢对职工的专业学习是何等的重视与大气。

老办公楼的北面是小车班，行政处办公室，党校，连接一条马路，就是山头澡堂，大冷库，冷库储存大量丰富的食品，即要保证各分厂的食堂供应，还要考虑职工每月，及节日的福利供给，记得好几次过节，三钢利用切头切尾挑次坯与浙江的经销商互换美味的野生黄瓜鱼，往往是几个冷冻车皮直接被送到三钢专用线，然后车队派大卡车不停的搬运到冷库，接着以分厂，处为单位领取，再分到职工手里，条条都是二，三斤重，每个职工一份，双职工的小家庭，人少鱼多，，那时又没冰箱，一时也吃不完，只好油炸了做成鱼松，慢慢享用。现常常回想起，当年三钢人是不是太奢侈了。

“山头”商业，服务业配置非常齐全，银行，粮站，邮局，理发店，百货商店，马路两边繁荣的农贸集市（还没建农贸市场）应有尽有，在山头生活的职工可以足不出厂，自由自在的生活，偶尔周末才到列东市区潇洒走一回。职工子弟上幼儿园，小学，中学非常便利，只是举步之劳，基本不愁接送问题。我儿子回想往事，并联想在深圳带孩子的艰辛，无比感叹；三钢“山头”其实就像今日深圳一个大的生活小区，是一个令人向往，无比温馨的方圆几百米的简约，捷便生活圈。

“山头”那时还有很多平房，大都是年轻家庭过度简易住房，夏日夜幕降临，家家都在门口的水泥地洒水降温，摆上小桌，板凳，短裤光膀，摇着巴蕉扇，泡茶乘凉，人们无聊时，四处走走，随时可以驻足下来，这家喝点小酒，再到那家喝茶，聊天，好不惬意。八二年进厂的一百多个大中专生大部份住在一舍，相互之间都认识，基本都是快乐的单身汉，经常会成群结队地聚在一起打球，玩牌，喝酒，聊天，玩得不亦乐乎。“山头”就像是一个“钢铁村”，除了厂区烟囱不息的冒烟，同时还能感受到浓浓的人间烟火气，并且有一股很强的专业凝聚力，形成一种团结，协作，和谐的氛围。个个都是能工巧匠，谁家有事，众人齐心协力，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三钢职工多，房子少，分房是要评分排队，一旦分到房，纷纷忙碌起来，有的开单领来油漆，沙纸，刷子，有的利用倒班休息时间，大伙七手八脚共同把房子油漆，装饰一遍，灰色的地板，草绿色的半墙，好像是三钢的统一“装修”版本。夜幕下，还能买到农民挑着吆喝的廉价的白坯饭桌，菜橱，自己动手，漆上光油，公家再借二个床架，一副床板，一张办公桌，几张椅子，一套廉价，坚固，实用的家俱就配齐了。那年代，双职工每月近100元收入，还有厂里丰厚的福利支持，除品种多样的副食品內供外，夏季还有繁多的清凉饮料供应，冰藏的日月星啤酒，三钢自制汽水，冰棒雪糕，是厂里大人小孩防暑降温最爱，一，二十斤一个的大西瓜堆满了客厅角落，鲜甜带叶的蜜桔，脐橙，黄花梨一箱箱往家搬，大家戏称是吃爱国桔，爱国梨，爱国瓜，三钢人既爱厂也爱国。家家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幸福感满满。三钢人日常生活也非常简单，记得每年春暖花开时，家家户户都是一大锅的春笋炖酸菜，价廉物美，鲜美又入口，一吃就是一个春季，年复一年，不厌其烦，百吃不厌。这就是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的三钢人日常。

“山头是三钢的一份子，与三钢一起成长，从一个光秃秃的荒野土堆场，变为今天繁荣，美丽，多功能，生活，工作的钢铁小镇，是历代三钢人几十年的砥砺奋进，用双手描绘出来的一副杰出画作。一草一木，一点一滴都深深地留在三钢人的脑海里，“山头”情结是三钢人工作，生活的结晶，“山头”情结是三钢人栉风沐雨，不懈奋斗的历史，“山头”情结是一种伫结之情，即便是离开了三钢，远在异地，时不时还会迸发出连绵不绝的无尽思念，难以忘怀......

三钢是我的第二故乡，这挥之不去的情感依然是另一种魂牵梦萦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