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的往事

新疆 贠红

天下有些事真是巧极了，巧得让人难以置信，我真怀疑是不是有什么玉皇大帝或者观音菩萨在精心安排似的，要不为什么那么巧呢？

我多少年郁结的一块儿心病，就是想凭吊一位已故的老战友，但因公务缠身，始终未能如愿以偿。现在退休了，时间全归自己支配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该自由行动了。

香港回归后第一个清明节，我不远数千里来到三河口，也就是黄河、渭河、洛河汇合的地方，找到一座占地十多亩的公墓，按照坟前石碑上雕刻的名字，找到埋葬柳胜尧的坟堆。我按老家的风俗，摆上各种水果和点心，打开一瓶西凤酒，一杯一杯地敬着。我心情极其沉重地祭奠着，表示对老战友的哀悼。

我陷入痛苦的往事中……..要不是身边传来两人的对话声，我真会躺在坟前进入梦乡，和死者会面。

“你看，这人像不像老安？”

“哪个姓安的？”

“安玉堂嘛。”

“有点像。”

“就是他！”

“老安!老安！你也来呀!”

我认出他们来了,我们惊呼、握手、互致问候，接着我们都想急于了解另外两位这几十年是怎么过来的。

我们三人在五十年代，都在渭河下游一个县工作，而且都是那里的中层干部。我当时任一个区的区委书记。第二位姓雷名清栋，是个膘肥体壮的虎将，解放前是附近一个县的武工队队长，后调任这个县的公安局局长。第三位，姓崔名大虎，是个文弱书生，当时任县委办公室主任。我们虽然来自四面八方，经历也各异，但却是好友，每逢县上开会，总要团聚团聚。可是六十年代初，我们却依依不舍地分手了，我调兰州市，雷清栋调西安，崔大虎调乌鲁木齐市。调动原因不明，后来隐隐约约地听说，是因为当地干部骂我们是不得人心的极左派，再在那里待下去很难开展工作，所以组织上出于爱护我们，才采取这种果断措施。

我们分手三十多年，从未通过信，更没有见过面，我们各自在陌生的岗位上工作着，在异乡生活着，还在不断地重用着、提拔着，如今都是正县级了。我们退休后第一件事，就是想看被我们整过的人，看他们是怎么活过来的，并了解他们目前的处境；就是死了，也要在他们坟前深深忏悔一番。这大概是积国内外历史的经验教训，促使我们良心发现吧。

在五十年代“反右”期间，我们都担任各自单位的“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都因一句错话，一条不正确的意见，或者尖锐地批评，给周围一些同志戴过右派分子帽子，我们每人整过一人，而且都定为极右分子。巧就巧在被我们整的这三人，经我们了解，没有一个人活下来，全都英年早逝。连当面负荆请罪的机会都失去了。这是我们最痛心的事。我们只好在清明节补上这一课。这是我们三人不约而同的共同心愿。

我们前两天一进县城，就找熟人了解过他们戴帽子后的种种遭遇，以及死亡的原因。我们越听越难过，我们都沉痛地感到，是我们亲手害死他们的。

我们愁眉苦脸地、唉声叹气地，在马云成坟前低声交谈着，各自倾吐着自己的不可饶恕的错误。这时，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跑来，大声喊叫着:

“爷爷,找到了,吴佑民的坟墓在最后边，我把供品都摆好了。”这个爷爷就是雷振栋，他是专门带孙子来接受教训的，吴佑民就是他亲自批准戴上帽子的。

我们一同来到吴佑民坟前。老雷竟扑通一声，跪在那里痛哭流涕地喃喃着：“佑民呀，我对不起你，我有错，是我害了你，……”

老雷没完没了地唠叨着，他的孙子小雷站在一旁迷惑不解地提出一连串问题：“爷爷，吴佑民是什么人？他是怎么死的？和你有什么关系？怎么能是你害的？……”小雷怕爷爷心情激动而犯病--爷爷患有脑动脉硬化和高血压，他是受全家人的嘱托，专门护理老人来这的。他从背后抱住老雷的腰，边扶边哀求着：

“爷爷，别哭了，快起来！”

“滚到一边去！”

“爷爷！”

祖孙俩在纠缠着，双方谁也不让谁。最后还是老雷回过头来，在小雷屁股上拍了一巴掌，厉声说：

“别管我！快把吴爷爷的坟墓扫一遍，再在坟头上压上一张黄表纸。”

双方暂时休战了，老雷仍跪在那里哭诉着，小雷在忙着扫墓。

老崔早已看过被他整垮的人，他不厌其烦地询问着我的家庭状况。周围全是上坟的人，他（她）扶老携幼地，各自在亲人坟前，跪着或跪着烧纸币，低声或放声啼哭者，喃喃诉说着家人的境况，或者披头散发地扑在死者的坟上大哭，寄托着对亲人的哀思。

天空的风云和人世间的事物一样，是变幻莫测的，清晨还没有一片云彩，真是晴空万里，阳光灿烂，不到中午，不知从哪儿涌来的大块大块云层，先是乳白色的、浅灰色的，后来慢慢变为深褐色的、黑色的，接着乌云压顶，天色暗淡下来，空气湿漉漉的，似雾似雨的，后来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地，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清明时节雨纷纷，这似乎是个不成文的规定，我们都不足为奇，不过糟糕的是，我们都没有准备雨伞、雨衣和雨鞋，不一会儿便都成为落汤鸡了。这不要紧，我们能忍受，春雨贵似油嘛。

午后，雨越下越大，简直变成倾盆大雨，而且没有停止或变小的迹象。我们全身都淋透了，冷得直打寒颤，老雷伤心得悲痛欲绝，他实在支撑不下去，终于躺倒昏过去了。小雷掏出急救药，让爷爷服下去，又按摩着他的头顶、太阳穴和胸口。

等老雷苏醒过来，我们劝他回县城去，但他仍坚持要和死者多待一会儿。我们只好动武了，架起他离开坟地。

我们三老一少，在乡间泥泞的小道上艰难地跋涉着，我们来到附近一个小镇，走进一家小饭馆，拧干衣服，擦净脸上的水珠，要了一桌饭菜，还破格地买了一瓶二锅头，以便活血祛寒。

我们都心情极其沉重地吃喝着，个个都少言寡语的，默默地在心中检讨着自己的过错。小雷年少气盛，好奇心很强，他要解开这个谜，再三询问我们，为什么要整人家?是怎样整的？这三个人受过什么罪？他们是怎么死的？等等。

我们都心烦意乱，谁也不理睬他。后来还是老雷看着我说：“讲讲吧，让第三代人记住这个教训。我带他到这来，就有这个目的。怎么样？老安，是你先说呢，还是我先说？”

“既然是这样，你就先说吧。”

我知道老雷健谈，就让他给我们领好这个头。

老雷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又好像在理顺思路。他清清嗓音，准备要谈了。

窗外春雨哗哗地下着。到这饭馆吃饭的、避雨的、喝茶的络绎不绝，人群熙熙攘攘、吵吵杂杂的。使我们很难畅谈下去。我喊来一个年轻女服务员，请她给我们找个静些的地方。她答应了，随即带我们来到一间普通的雅座。这里没有干扰和噪音，我催老雷快些开口。

“从哪儿说起呢？”老雷疑惑不决地沉吟着。

“就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开始吧。”我提示着。

“好，那一年冬季，我们单位搞大鸣大放，大家都谨慎小心地，十分策略的提意见和建议，没有什么过火的批评，可老吴这个炮筒子，在最后却开炮了，他说农村合作化太快了，农民在土改中刚领到土地证，就搞什么初级社、高级社，他们还有什么积极性呢？这条意见现在看来算不了什么，可那时候却是大逆不道，恶意攻击，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正好，前天县委一个领导在大会点过公安部门的名，说我们思想太右，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右派分子。我着急了，就把老吴的材料整出来报上去，并提出应定为极右分子。那时工作效率高，第二天上午批下来，下午我就开大会宣布了。从此老吴就戴上极右分子的帽子了。真的，我没有想到问题那么严重，没有想到这顶帽子就把他压死了。老吴是我战友，我们的关系很好，我当时只是想，根据形势需要，先把帽子给他戴上，以后再想办法摘掉。我真糊涂，我没有说真话，我没敢顶，我想当那个不得人心的“左”派，我这不是错误，而是罪恶……”

老雷泣不成声，说不下去了。

我们都沉默着，谁也无心吃菜喝酒。在这种气氛中，我发现小雷掏出笔记本，在唰唰地记录着。

略停片刻，老雷端起一杯白酒，扬起脖子全灌下去，抹掉眼泪说：“这以后，老吴的好日子就完了，厄运开始了，先是大字报铺天盖地揭发他的“罪行”后是没完没了的“小会批、大会斗、本单位批、县级机关斗，声势大极了，仿佛他真是什么现行反革命似的。老吴很固执，不是个识时务者，始终不低头，不承认那些是错的，就这样斗批了三个多月，最后把他连窝端，赶到农村交群众管制劳动改造去了。

“这种惩罚性的劳动，老吴实在受不了。每天天不亮起床，他和社员一起集中在村头，先听小队长训话、分配任务，然后由民兵押着干最脏最累的活，不准乱说乱动，不准走亲访友，没有一点自由，连文工团在地头演出，都不准他看，把他支配的远远地劳动，只能听到一点歌声，看不到演员的影子。吃的更别提了，他全家四口人——妻子、儿子、女儿，每天每人只给半斤粮，没菜，没肉，更没牛奶鸡蛋，全靠野菜度日。这样的日子怎么过？两三年后，心爱的女儿病故了，妻子被折磨得百病缠身，他自己也骨瘦如柴了。一次，他发高烧冒虚汗，四肢无力，浑身打寒颤，想请假休息，可民兵连长一巴掌打倒他，骂骂咧咧地说：“极右分子、黑帮，还想休息？快走，干活去，今天掏猪圈！”他尽量站稳身子，免得倒下去。他被民兵押着去劳动，干了大半天，最后终于倒在地上，。被猪踩得气息奄奄……”

“这哪是人过的生活？”小雷边记录边自言自语着。

“对，你说对了，小雷，可这是爷爷一手造成的，这点你应当刻骨铭心地记住。我说哪里了……对，这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老雷作为牛鬼蛇神被揪出来了，在这股恶浪袭击下，他被抄家、揪斗，戴高帽子、穿囚衣、挂黑牌子、游行……红卫兵天天摧残他。夏天，让他在烈日下敲着铜锣，高喊着“我是牛鬼蛇神”，满村满街的转着；冬天，让他顶风冒雪跪在村头，搞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有一年春节，造反派不让他回家过年，押到一辆大卡车上到邻村巡回批斗。这天下着大雪，一个坏头头在公社的广场上，用皮鞭抽着他问：“合作化是不是太快了？”你们猜他怎么回答，他仰起头说：“不，不，不是合作化太快了，是人民公社太快了。”你们看，老吴的骨头有多硬。这当然没有好结果，随即，棍棒、皮鞭像雨点般地抽打着，他的鲜血融化着积雪，脸色像岩石一样冷峻。没有丝毫讨饶的迹象，最后终于倒下去，咽气了，不过据我的一位老部下说，他那双眼睛却始终睁得大大的……他这就这么走了，真惨啊……”

老雷说不下去了，埋头爬在饭桌上抽搭着。我们谁也不愿意打破这沉闷的空气。窗外春雨霏霏。我们都静静坐着，只有小雷还在伏案记录着什么。

过了许久，小雷记完了，抬起头问老雷：“完了？”

“先说到这里吧。”老雷呜咽着说。

小雷看着我和老崔，俨然以小型座谈会主持人的身份问道：“下一个谁说？是安爷爷，还是崔爷爷？”

我和老崔对视了一会儿，还是我提议让老崔先谈，他也点头答应了，并吩咐服务员倒茶水润嗓子。

别看老崔是摇笔杆子的，可他说起话来却啰啰嗦嗦，而且本地土话多，很难懂，连小雷也是记上一会儿又停下来，好像在猜测着什么，等弄懂了才匆匆记上去的。

老崔讲的大意是，被他整的对象是个老秀才，姓刘，人称刘秘书，能起草文件、报告，是县上有名的书法家，为人胆小怕事，忠厚老实。一九五六年春，他把“少说空话，多干实事，少说大话，多干小事”的条幅写出来，恭恭正正地挂在办公室中央。这本是他对自己提出的严格要求，是无可非议的，可这激怒了一位县委副书记，说这是影射县委领导，是别有用心的，是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是恶毒的攻击党。刘秘书过去曾给那个副书记提过类似意见，认为他说得多，干的少，这当然对方是不好接受的，从此双方不合、隔阂、矛盾、冲突就逐渐升级了。敏感的副书记是不会放过这个报复的机会的，于是他在反右初期，就勒令县委办公室主任老崔，一定要把老刘列到运动重点，给他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并提出要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押送农村监督劳动。小胳膊扭不过大腿，老崔顶不住，只得按那位副书记的指示办理了。

老刘孤身一人，没有任何亲人，他忧心忡忡地回到老家，被乡亲们另眼看待，始终抬不起头，只知道像牲口般的劳动。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造谣污蔑、黑白颠倒的狂风恶雨中，他被关进牛棚，吃的猪狗食，干的是最重的活，还要天天批斗、游街。有一次斗争会上，一个造反派指着他的鼻子喝问：“你是不是黑帮？是不是反党分子？为什么反对党的领导？”老刘没有被吓倒，他面对口号如雷响、拳头如海涛的会场，仍然巍然屹立着，用洪亮的嗓音吼道：“我的心是红的！血是热的！我怎么会反党？那些造反派恼羞成怒，一阵拳打脚踢，把老刘击倒了，嘴角鲜血直流。过了一会儿，他顽强地站起来，举起拳头高呼：“共产党万岁！”造反派们气得暴跳如雷，又把他痛打一顿，脱掉他的棉衣，并扬言要饿他七天七夜，看他承认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寒冬腊月，老刘躺在牛棚里，既冻又饿，欲哭无泪，欲喊无力，真是走投无路，痛不欲生。这低矮、潮湿、黑暗、寒冷的牛棚，连极普通的监狱也不如，哪是人待的地方！他在里边一个接一个地做着噩梦，一声接一声地呻吟，再加全身骨节剧痛，不停地咳嗽，使他几乎失去了人形了。一天夜晚，他盖着薄棉被睡着了，半夜，狂风卷着雪花在肆虐着，他冻醒了，顺手抓起身边的麦草向身上盖着，就在这时，他猛地发现有人在敲窗户，他既惊又怕，提心吊胆的，不知是吉是凶。还没等他爬起来，窗口打开了，随即两大包东西甩进来了，他挣扎着拿过来一看，是棉被、棉衣和干粮。他心里纳闷着，这是谁呢？天下竟有这等好人！

老刘饥寒交迫已到极点，他急忙穿上棉衣，盖上棉被，大口大口地啃着干粮。不知是精神因素，还是物质因素，他全身激起一股暖流，精神好多了，情绪也高了。他站起来，走到窗口，想看看这恩人是谁，这时，一声声威严吆呼声，一声刺耳的枪声，一声凄厉的惨叫声，又使他回到现实中来。他从窗外民兵们的对话声判断，这恩人是那个中年寡妇，家庭成份不好，是富农，在村里受人歧视。他早就发现，她人品很好，非常同情他的处境，现在终于冒险给他雪中送炭来了。当听说她已被民兵击毙时，他悲愤到极点，身子摇摇晃晃地站不稳，觉得整个天地都在旋转，他终于支撑不住，倒下去了。

天亮，专政组来人逼着他交待，他和那个寡妇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她对他那么好？他能说什么呢，他还和她没说过一句话。实在审不出什么，那伙人把他痛打一顿，搜走那个恩人送的东西，扬长而去。

老刘绝望到极点了，他感到活在这罪恶的世界上，简直是一种耻辱，他要以死来抗争这人妖颠倒的不公正的待遇，他把棉被撕成一条条，悬梁自尽了，跟着那个中年寡妇走了。

老崔拖泥带水地讲完了，回头问小雷：“都记上了？别写在本子上，要记在心里！我说的全是事实，没有掺一点儿假。”

小雷没有停笔，只是‘嗯嗯’地回答着。

服务员撤走冷盘，开始上热菜和面条了，并提醒我们趁热吃。我们都没有食欲，但还是强制自己细嚼慢咽着，我们都心情抑郁，情绪低沉，雅座里缺少那种好友重逢的欢乐气氛。

春雨小些了，好像下累了，我估计等休息一会儿，积蓄好力气，还会大下一场的。我们边吃边听着窗外传来的沙沙声。

“下一个轮到安爷爷了，您老开始吧，我吃完了。”小雷呼噜呼噜地吃完两碗面条，放下碗筷，点我的名了。

这是不能推托的，我燃起一根香烟，狠狠吸了一小口说：“我整的那个人叫柳胜尧，一个年轻的大学生……”

“知识分子？”小雷疑惑地问。

“对，刚从北大毕业。”

“担任什么职务？”

“我那个区的副区长。”

“好，接着谈吧。”

“区附近有个小学，校长是个大老粗，对教育一窍不通。学校有个老师叫黄英，是个地主的女儿，曾给校长提过教学方面的意见，反右中被定为右派分子，理由是她散布‘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言论，是反党行为，被驱逐出校门。这老师身患重病，家已破产，处境艰难。一天，柳胜尧在县城百货大楼门旁发现，黄英呆呆地跪在地上，面前摆着一大张纸，上面写着：我是肺结核患者，无钱治病，请求帮助。他停住脚步想，这么年轻漂亮的女孩，本该在父母身旁撒娇，怎么在这里乞讨？是谁剥夺她享受人间幸福的权利？这不是丢共产党的人吗？他掏出一个月工资送给她。从此两人相爱了。就为这件事，经我批准，柳胜尧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和公职，原因是他同情、包庇坏人，比坏人还坏。他和那两位的遭遇一样，先戴帽子，后批斗，然后送农村劳动改造。这似乎是一种规律，你们说是不是？这就算第一阶段吧，对不对？”我问我的两位好朋友。

他们都点头表示同意。

“那第二阶段呢？”小雷提问着，“是不是文化大革命？”

我说“不，第二阶段是被村长打残。柳胜尧曾批评过这村长，两人积怨很深，他一回家，村长就登门训话，规定他一天干十二小时农活，连早饭、午饭都由父母送到地头。他累病了，血压升高，胸口经常剧痛，但仍不准请假，一天，那位黄老师偷偷把他从田间领走，找一个老中医看病，这事被村长知道了，便用锄把打断他的腿，还给戴上乱搞男女关系的坏分子帽子。”

“第三阶段呢？”小雷问。

“这当然是文化大革命了。”我说“那是个十级龙卷风呀，吹得全国天昏地暗的，人鬼都分辨不清。柳胜尧和你们那两位一样，什么罪都受过。有一次，造反派开全区群众大会，给他戴上巨大的乌纱帽，脸上抹着白粉，嘴角贴着八字胡，穿着长袍马褂，脖子还挂着二十公斤的铁牌。那伙人用棍棒打，逼他交代自己的罪行，他硬顶着，就是不违心地乱说。棍棒像雨点般地袭击着，他铁骨铮铮地挺立着。造反派实在没办法，想让他呼几声口号好收场，一个红卫兵领呼：“打倒某某某！”他毫不犹豫地跟着喊：“打倒柳胜尧！”“柳胜尧罪该万死！”当那些家伙清醒过来，意识到他在戏弄人时，又是棍棒齐下。打完了，有人问他：“你为什么死保他们？”他说：“他们是好人！”“什么？再说一遍！”“他们是老一辈革命家。”为这句话，又给他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那次批斗完，他起不来，爬不动，还是深夜黄老师把他背回来，藏在家里精心调养着。”

“还有第四阶段吗？”小雷又问。

“有！他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后，被法院判刑八年，送陕北一个劳改农场劳动。那里生活有保证，可没有自由呀，特别长年戴着脚镣，经常朝着北京方向跪着请罪。”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把雅座里搞得烟雾腾腾的，呛得老雷老崔一声接一声地咳嗽。我打开窗户，向他们保证，再不污染空气了。我喝了口香茶，抹抹嘴唇，接着说：“柳胜尧始终坚持他没有罪。是啊，他有什么罪？是我有罪！是我害了他！这家伙倔强得像头牛，不管人家怎么摧残他，他就是不认罪，结果又定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这期间，黄英老师经常去探监，给他送衣服、干粮和药品。刑满释放了，他到处上访、告状……”

“这是第五阶段吧？”小雷自作聪明地提醒我。

“对。这个县不但不调查处理他的冤案，还把他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联系在一起，说他反攻倒算，是国民党的还乡团骨干分子。一共几顶帽子？小雷。”

“五顶，这够多、够沉的啊。”

“他的处境还很艰难？”

“对，他没有工作，没有吃的住的，没有钱看病，他是一靠乞讨，二靠黄老师帮助，度过那段苦日子的。一九七六年十月，天终于亮了，又一次解放了，四人帮垮台了，好人扬眉吐气了，柳胜尧也看到光明了，这时他一方面到处申诉翻案，一方面准备结婚--那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再不能拖下去了。”

“结婚？和谁？”

“黄老师呀，她一直等着他。两人开始借钱盖房，购置家俱被褥，把新房布置得像个普通人家的样子，准备在一九七九年春节结婚。就在两人都在心情激动地迎接那个喜庆日子时，县上来人把他请去，由新上任的县长和他谈话，说组织上已给他彻底平反了，五顶帽子全摘了，并分配到一个公社去担任副主任。他不相信这是真的，质问人家是不是县长，还提出要看书面通知，甚至把上面的大印还反复看了几遍。当一切都证实后，他欣喜若狂，骑着自行车向回走，他要把这惊人的喜讯，赶快告诉给未婚妻，他一路呼喊着：‘我平反了！我解放了！我是个人了！’也许是乐极生悲吧，他边跑边叫，不觉一阵眩晕，随即一头栽倒在地，再没有醒过来。等人们发现时，他全身已覆盖着厚厚一层雪花。不久，黄老师也走了，两人合葬的那天，乐队鞭炮齐鸣，葬礼和婚礼同时举行。

“这真是人间悲剧啊。”小雷无限感慨地说：“不过，三位爷爷，你们那时还年轻，头脑都很清醒，怎么做出那种糊涂事？这不只是害了一个人，还害了人家的亲人啊。我斗胆问三位爷爷，你们良心哪里去了？你们就没有点党性、人性吗？”

“唉，我们那时有个非常错误的观点，总认为越‘左’越革命，越‘左’越进步；认为‘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式问题，这说穿了，还是我们的个人主义在作怪！”老雷自我批评着。

“现在看来，‘右’可怕，可恨，可恶，是倒退，可‘左’呢，更可怕，更可恨，更可恶，更是大倒退！”这是老崔在符合着。

“我们学过国内外近代史，我认为，极左极右都不好，都有损共产党的光辉形象。”别看小雷小小年纪，他已接近成熟了。“我要永远记住这个血的教训。”

“是呀，我们要执行党纪国法，要从严治党，但不能无故伤害好人，不能乱整自己的同志，不能再伤害自己的战友了。”最后我提议：“走！伙计们，我们再到坟墓上去，刚才是哀悼，现在是道歉，是认错，是谢罪！我们不能把责任推给那个时代，我们要全部承担下来。你们有没有这个勇气？”

大家都有这个想法，都表示赞成这个主张。我喊来服务员，付过饭钱，就一同出发了。

离开小镇时，还是毛毛细雨和团团浓雾混合在一起，滋润着墨绿色的麦田和含苞待放的油菜，走到半路，天突然变了，我们头顶大块大块的乌云聚集着，紧接着雷鸣电闪，铜钱大般的雨点，猛烈地敲打着我们。我们全身都湿淋淋的了。

大概我们都在思考着，这是苍天在惩罚我们？是在警告我们？还是让我们牢牢记住这个血的教训？我们不管它，我们不回头，仍坚定地在泥泞中走着……。

这三老一少就这么冒雨走着。突然，老崔回头说，这次不能在他们坟前转转、看看，而应当长跪不起，一直跪到雨过天晴，这才能表达我们悔过的诚心。我们都表示赞同。

雨越下越大，最后竟转为雨夹雪，不一会儿又转为大雪了，但三位老人跪在各自战友的坟前巍然不动。这情景真感天动地！更震撼着小雷稚嫩的心灵，他当即暗暗发誓，在自己有生之年，和我们的后代，甚至世世代代，都要刻骨铭心牢记这一血的教训，决不能让这段祸国殃民的历史重演……

写于1997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