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上扣着个骚尿盆》（副本）

徐霞客

　　从前海跨过银锭桥，穿过烟袋斜街，就到了地安门外大街。

出烟袋斜街东口，左手边是北京中轴线北端的钟鼓楼。右转，走不多远，马路东边有一条胡同，叫做方砖厂胡同，东西走向。沿方砖厂胡同向东走到头左转，又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黑芝麻胡同。穿过黑芝麻胡同，就是现在北京顶顶大名的“南锣鼓巷”。

过了“南锣”，有个黑芝麻胡同小学，那就是我曾经的学校。

现在从什刹海到南锣鼓巷，是北京最热闹的地方了。

在这里，历史与时尚相交，古老与香艳碰撞。靓男俊女，美食美酒，热闹非凡。

但在我小的时候，这里确是极安静之地。

从地安门外大街进方砖厂胡同，不远处有一条小胡同，这条小胡同很少有人知道，叫做辛安里胡同。很久以前，这条胡同叫做辛寺胡同。

辛寺胡同里以前住过很多名人，中国工笔画大师王叔晖，中国木版画大师古元，抗日名将赵登禹将军。

网上说，赵登禹将军的故居是在辛安里胡同98号院儿内，但那院子早已是面目全非了，没有人能够说的出那院子以前的模样。

此话不假，辛安里胡同周边的四合院儿，唯一被拆除的就是98号院儿。史料中无从查找98号院儿的任何记载。赵登禹将军的女儿赵学芬女士曾回忆说，她出生在98号院儿，院中的假山与荷花缸留在了记忆中。

时光是无情的，它会像水磨滩石一样，将人们脑海中的记忆渐渐的侵蚀掉。

我曾经详细的描写过辛安里胡同98号院儿的情景，（见拙作《儿时干过的坏事》），估计是现在对98号院儿最完整的描述了。

那院子里的一砖一瓦，每个房间，每棵树木，都深深的溶化在我的脑海里，因为那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以前，只是听说这个院子里住过一个大官，但怎么也不会想到，这院里住的却是大名鼎鼎的赵登禹将军。

赵登禹将军为国捐躯后，这院子里住进了日本人，听说住的大部分都是日本女眷，身份显赫。

不知道我住过的房间里，当年是否住过川岛芳子。

当历史隐蔽了所有的痕迹，我朦胧中看见很多的影子，它们悄然的远我而去。

98号院儿是个深邃的院子，说它深邃，是因为这院子很大，院中套着好几个院落，深幽静寂。

正所谓，庭院深深，海棠风横，山石矗立，蝶飞蜂舞。

院子中的建筑风格属于中西结合，在中式风格的基础上，点缀了许多西方文化的影子。

西院儿一棵大红海棠树下摆放着一个大的荷花缸。缸内，红鱼游浅底，浮萍水上漂。极其雅致。

那时候，98号院儿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办公地点。

除了机关办公以外，这院儿里还居住着三户人家。我们一家，住在最里面的一个小院儿里，我家前面的院子里住着机关的司机一家人。进大门的院子里的东南角，住着一户许姓人家，是鲁迅夫人许广平的亲戚。

童年的烦恼就在于，当你走在院子里的时候，对你所遇见的每个人，无论是你喜欢的或是你不喜欢的，你都要不停的叫：“叔叔，阿姨，伯伯”，仿佛满院子里的人，都是你的亲戚。犹如京剧《红灯记》里李铁梅唱的：“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因为，那是迫于父亲的压力。憧憬着背后会有人说，这孩子，真懂礼貌。

那时候父亲主抓机关的全面工作，非常忙碌，根本就没有时间管我。我会像幽灵一样，在机关的各个角落里游荡。

许姓人家里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最小的是个男孩儿，名叫许纯星，比我大六七岁，我们都管他叫“小星”。

当漂亮女人脸上的脂粉被洗净，你会发现其原始的本真面目，一切都会显露无疑。

小星是个有着叛逆性格的孩子，那时候，这么大的孩子都是这副揍性。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牛逼的人，父母就是阎罗王派到这个世界上成心和他们过不去的人，他们对世界不屑一顾，满脸不服不忿儿的样子，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欠他们的钱。

小星父亲早亡，三个孩子和母亲一起生活。那小星沉默寡言，主意正，和他母亲拧着来。喜欢打架，下手凶狠，谎话连篇。

虽然小星比我大很多，但我喜欢找小星玩儿，因为打架的时候小星能够罩着我，况且院儿里也没有别的孩子能玩儿了。

那时的北京比现在冷的多，隆冬季节，从家家户户冒烟的烟囱里流出来的“烟囱油子”，都能冻成冰柱。

小星只有在冬天才会做“冰棍儿”，所以，我觉得他很牛逼，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

他找来一个大把儿缸子，倒满了水，往缸子里面倒些糖，活了匀了，用张纸把杯口盖严，用皮筋箍上，在纸中间插根筷子，把水杯放在屋外的窗台上，并告诉我：“回家吧，明天就能吃冰棍儿了”。

我回到家里，一晚上都在猜想着那大把儿缸子里冰棍儿的味道。第二天，小星用水把缸子周圈淋一下，那大冰坨就拔出来了，小星把冰棍儿递给我。

寒冬里，北风呼啸。我冻的哆嗦着舔着有点甜味儿的大冰坨子，蒙逼兴奋的在寒风中和着鼻涕吸溜着。

人的睿智，往往会在这种无意间迸发出来，并融入到你身体里的血液中去。

因为小星逆反，坏主意多，而且满嘴里滚动着京骂，滔滔如词典。使我这个根红苗壮的红孩子也学会了绕着舌头，出口成脏。

因此父亲严令禁止我和小星玩。说我和小星没学到什么好东西。

因为缺少玩伴，又觉得地面儿上缺少我施展本事的空间。所以我养成的上房的习惯，蹿房越脊，飞檐走壁。

你比别人站的高，你就会比别人看的远，你就会情不自禁的从内心里产生出一种牛逼感。

坐在房屋的最高点，钟鼓楼就展现在眼前，成群结队的楼鸽在头顶的蓝天中盘旋，哨声会久久的回荡在钟鼓楼的上空。

我骑在墙头上，冲着胡同里路过的孩子喊道：“奔儿头，奔儿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你有奔儿头”。于是，下面的孩子就会捡起石头往房上砍，此时我早已颠儿的没了踪影，身后远远的传来：“你丫的有本事别跑呀......”

不知什么时候，孩子们中开始流行chua冰棍儿棍儿了，孩子们顶着烈日，在马路上转悠着。

我查遍了辞海也没有查出chua这个字，不知道那时的孩子是怎样造出这个字音的。

那时有三种类型的冰棍儿棍儿，一种是纯木棍儿的，不带玩儿。一种是奶油冰棍儿棍儿的，木质扁长，也不带玩儿。只能玩竹子棍儿的。

我们从小辛寺胡同穿到地安门大街上，沿着马路往景山方向走，低头紧盯着路面，像西藏苦行的朝圣信徒一样，苦逼般的扫荡着街面上的每个角落。骄阳似火，汗水顺着额头往小脸上流，但那也抵消不了心中的那份执着。

每次捡完一大把冰棍儿棍儿以后，回到家里，将腌臢的竹棍儿放到脸盆里用清水洗净，放到窗台上晾干。

人天生就有一种创造力，我现在都不能想象，那么一大掐子冰棍儿棍儿，怎么就能一根不掉的翻到手背上去。而且反手来抓的时候，能够准确的切出单数，这个切冰棍儿棍儿的动作就叫chua。

小星会做砸炮，前提是让我去百货商场，把商场大门门轴上的“尿盆”卸下来。

大哥的话，永远是正确的。

于是，我就挨着百货商场转悠，卸“尿盆”。（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小尿盆状的螺母）

卸回来后，将“尿盆”交给小星。他将“尿盆”放进炉子里烧热，在“尿盆”的孔里化点锡，然后在“尿盆”孔中插上个大铁钉。等“尿盆”冷却后，在“尿盆”与铁钉冒上绑上皮筋，再在铁钉冒上绑些布条，砸炮就做好了。

拔出铁钉，放些火柴头上的磷药，再把铁钉插进孔里，抓住布条往天空上扔，等“尿盆”落到地上，就会发出鞭炮爆炸般的响声。我们会用掉一盒一盒的火柴，其乐融融。

糊“屁帘儿”也是一件乐趣。用细竹棍儿做骨架，粘在裁好的纸上，用线绷好，在骨架纸的下面，粘上一条长长的尾巴，“屁帘儿”就糊好了。

蓝蓝的天空上，你到处都可以看到挂着一个尾巴或两个尾巴的“屁帘儿”，在天空中飘荡。当断线的风筝从天空上翻着跟头折下来的时候，孩子们会兴奋的拍手跳脚的狂呼：“小屁帘儿，真叫起，一个跟头折到底”。

那时候，夜晚的北京胡同里，黑咕隆咚，透着阴森森的。虽然路灯的灯杆儿立在那里，但所有的灯泡几乎都不亮，孩子们人手一把弹弓子，没得打，就都把准头全用在路灯的灯泡上了。

晚上，胡同里静悄悄的，我带着弟弟溜出大门，去别人院儿的大门口按门铃。按完后躲藏起来，瞄着开门后东张西望的大人。哥俩对视着，花朵在脸上绽放，邪恶的坏笑浮现出来......。

胡同口经常会有个老头在那里崩玉米花儿，将玉米粒儿放在转炉里，用火烧烤转炉，然后，你就会听到“砰”的一声，豆子就开花儿了。

我们会站的远远的冲老头喊：“老头儿，老头儿，玩火球儿，烫了屁股抹香油儿”。

气的那老头儿干瞪眼，祖宗大爷的好一阵子问候......。

父亲每个月要给爷爷奶奶寄钱，每到寄钱的时候，父亲就会让我给爷爷奶奶画幅画。我依稀记得，我每次画的东西都差不多，太阳、房屋、树木、草地、花朵，在草地上，站着几个呆若木鸡的小人。但每次我都会得意的画着，施展着我懵懂的才华，因为这画儿要飞到远方祖辈的手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能够老老实实的坐在小板凳上安静的呆会儿，因为，画画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从家到学校估计将近三站地，出辛安里，走方砖厂，再走黑芝麻，过南锣鼓巷，就到了学校了。

记得一年级的班主任姓穆，是个很严厉的女老师，从来就没见过她的笑模样。

因为经常逃学，穆老师时常来单位找父亲，经过三堂会审后，人间悲剧就发生了。其结果就是家庭暴力，虐待儿童，总而言之，都是那些触犯法律的事儿。哭爹喊娘之后，估计会老实一段时间。

每当在学校见到穆老师，我都会战战兢兢叫声：“穆老师好”。穆老师目无表情的点头从我身边走过，步态沉稳。我就会发狠的在心里默默念诵着：“班主席，是我的驴，任我打来，任我骑”。心里舒坦的如同阿Q一般。

为了体现纪律性，放学的孩子们必须以班为单位排队回家。

那年代的学生比现在的学生要守纪律。而且社会风气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现在的小学生放学，每个家长都会去接，怕出危险。其后果就是堵塞交通，人满为患。

我们那时候放学要排队回家。离家近的排前面，队伍越走人数就会越少。等行走的队伍就剩下几个人的时候，我们就会一边跺着脚，一边高声喊道：“星期六的晚上开校门儿，里面出来个小美人儿，红脸蛋儿，绿嘴唇儿，头上扣着个骚尿盆儿”......。

回到家里，父亲会带着我去（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机关食堂去吃饭。

农工机关在我们院儿的斜对过，那食堂的大厨，是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的厨师，烹饪手艺一流。

当时，父母把细粮（大米，白面）都留在了家里，粗粮放到了食堂。每个星期从周一到周六都在食堂吃饭，天天吃窝头。

食堂里码放着一个个的砂锅，冒着热气。砂锅白菜豆腐，砂锅白菜丸子，还有炒菜。

当你天天顿顿都在吃着同一种粗糙的食品，时间长了，你会疯掉的。

我不知道我的口腔里会有怎样的特异功能，窝头和砂锅里的菜同时放入口腔，菜咽进了胃里，而窝头还在口腔里打转，难以下咽。

直到现在，我都怀念着那个时候的砂锅白菜丸子，品色好看，味道飘香，后来就再也吃不到那个味道了。

而看见窝头，我就恶心。

有时偶尔也能弄个馒头，切成片，在炉子上烤。烤焦了，偷家里的麻酱，抹在馒头片上，再往麻酱上撒些白糖。一边吃，嘴里一边念叨着：“猪尾巴，蘸白糖，回民吃了甜又香”。

美的能冒鼻涕泡。

家门口有棵大枣树，伏天，蝉在树上叫个不停。

找个小铁盒，放在炉子上，剪几片自行车内带，放点松香，开始熬胶，味道呛人。橡胶熬化冷却后，非常的黏。找来长长的竹竿，在竹竿头上抹上胶，粘“知了”。

伏天多变，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味道，当黑云夹杂着雨点落下来后，我就会跑到院儿门口的门洞里避雨，看着雨水从房檐的垄沟上流下来，如雨帘一般，水牛儿们会兴奋的爬的满墙全是。

大雨过后，兴奋的孩子们就会从各自的院子里杀奔到胡同里趟水玩。你就会听见孩子喊着：“下雨啦，冒泡啦，王八戴上草帽啦”。那是胡同里最热闹的时候。

秋天是北京最好的时节，也是院儿里丰收的季节。枣，葡萄，海棠，梨，在院儿里可以随便吃。

院子里唯一缺少的是杨树，所以看不见从天上缓缓飘落下来的杨树叶。

找杨树叶要去后海，孩子们会围着什刹海捡杨树叶，将粗壮的叶杆儿从叶子上揪下来，放在鞋窠里捂着。满鞋窠里的杨根儿硌得脚生疼，但每个男孩儿的鞋里都会踩着一大把杨叶根儿，直到连袜子一起变成黑褐色，臭气熏天为止。

孩子们会从鞋里找根捂的最黑的出来，互相撕杀着，拔出强者。

偏执的邪恶，侵蚀着幼小的灵魂，聪明的傻逼总会使出最卑鄙的手段。

我总是拔不过胡同里的孩子，虽然我也找出了鞋窠里最黑的杨根儿，但还是会败下阵来。后来我才发现，他们在杨根儿里面插进了一根细铜丝，所以才会所向披靡。

真是太特么邪恶了。

上帝给你关上了一道门，但他还会给你打开一扇窗。这是哪位圣人告诉我的。

在胡同里玩烟盒我是最牛逼的，因为在那帮孩子们当中，我手中的烟盒总是最高级的，因为我认识“大人物”。

常言道：省中华，市牡丹，工人师傅大老卷，小毕崽子八分钱。

从葛志成手里能要到牡丹烟盒，每次我都会去他的办公室找他要，嘴里葛伯伯的叫个不停。

葛志成，江苏无锡人，１９４６年加入民进，解放后当过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他也是民进中央的副秘书长。他个子不高，带个金丝眼镜，说话细声细语，你总会看见他笑眯眯的样子。

中华烟盒都是从杨东莼那里弄来的。

我觉得杨东莼应该是民进中央里资历最老的人，不光是在民进，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中，他的资历也应该是比较老的。

杨东莼原名杨人杞，湖南醴陵人。

父亲曾对我说，杨人杞是中国早期的共产党人，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杨仁杞被迫离开中国东渡日本。在上海吃了莼菜，后来改名叫杨东莼。

杨东莼一九一九年入北京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一九二零年与邓中夏、罗章龙等组建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因家中变故离开了北京大学。李大钊见杨东莼无意回北京，曾写过一封信给杨东莼，上面写道“匈奴未灭，何以为家”八个字。

三十年代，李宗仁、白崇禧以“国事严重，广西当局励精图治”为由，邀请杨东莼到广西工作。杨东莼受党的委托，在广西培养了一批忠勇战士和教育骨干。

李宗仁曾这样训责部下：“为什么杨东莼训练的干部如此成功，你们训练的干部这样蹩脚呢？”

杨东莼曾译著有《费尔巴哈论》等书。

流星总是在偏离轨道的时候，才能砸上地球。

杨东莼如果不是因为中途脱党，我也不可能能从他手里要到烟盒。

当一个孩童经常的和历史呆在一起，他的身上就会自觉或是不自觉地沾染上很多的历史。

杨东莼每次来到办公室，都是在埋头书写东西，从早到晚。什么时候见到他，他都是在伏案工作。

他给我烟盒，做为回报，我会爬上海棠树，给他摘一堆海棠，放到他的办公桌上。

杨东莼和父亲是一个党支部的，支部里还有许广平，刘清扬（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李文宜（与邓颖超为革命五姐妹。大姐杨之华。二姐蔡畅，三姐李文宜，四姐贺治华，朱德的第四个夫人，后来叛变，五妹邓颖超）。李文宜是支部书记，父亲是副书记，支部里父亲是最年轻的党员了。

我总感觉那时候的父亲是机关里最忙碌的人，每天除了开会，就是写东西，或是出差，搞外调。

因为家住机关院儿里，所以，别人都下班后，父亲还在办公室里工作。晚上，大院儿里一片漆黑，只有父亲办公室的台灯还亮着，会亮到很晚，很晚。

我是最喜欢看见父亲工作到深夜的，因为没人管，我就可以散养放羊了。

晚上九点多，父亲回家督促我上床睡觉，我躺在床上闭着眼，装逼似的睡觉。等父亲出门，我就穿好衣服溜出门去。

我会潜伏在父亲办公室的窗外，监视着父亲拿出钢笔，摊开稿纸，点上烟，沉思着动笔开始写东西，知道父亲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下来，我就放心的跑到胡同里玩儿去了。说也邪门儿，其实胡同里黑黢黢的，连个鬼影都没有。那时候的人睡觉早，人们都已经进入了梦乡。我就像孤魂野鬼一样，一个人在胡同里游荡，虽然是一个人，但我就是开心，心旷神怡。

游荡够了，回到院儿里，看见父亲办公室里的灯还在发出着暗弱的光亮。

我悄无声息的溜回到家里的床上。

月光透过枣树的叶子，斑驳的洒在屋里，洒在我的脸上。玩儿意未消的我，还幻想着外面的宁静世界。

当父亲回到家时，我已经进入了梦乡。

当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南下，进入河套地区，北京的天气就开始变凉。

秋风扫过庭院，落叶萧萧。

人们簇拥到胡同里，排队抢购着大白菜。冬天快到了。

那一年，父亲被下放到湖北的“五七干校”，母亲带着我和弟弟离开了辛安里98号院儿。

当岁月在撕扯和挣扎中缓慢的行进，我们却在不知不觉中幸福的成长。

父亲在广阔天地中历练意志，捶打筋骨，饱尝美味，净化人生，改造思想，脱胎换骨。

我曾问父亲，后悔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吗。

父亲说：“劳动改造挺好，自食其力，锻炼筋骨”。

经过几年的改造，父亲居然会种落花生了。

当阳光普照，大地回春的时候，父亲带领我们又搬回了98号院儿。

此时，民进机关早已搬到了五四大街，98号院儿里更显空旷安静。

荷花缸依然默默地躺在大红海棠的树下，但缸里已是鱼飞草没了。

我费力的把荷花缸刷洗干净，贮满了水，在缸里养了一百多条金鱼。

向毛主席保证，真养了一百多条金鱼。

虽然时过境迁，但夜晚的月亮还是高高的挂在院儿门口的大槐树上，院子还是原来的院子，海棠还是原来的那些海棠，荷花缸还是以前的荷花缸。但，鱼是我的，花香，鸟鸣，安静的院落是我的。

当静静的坐在葡萄架下，翻看着《石头记》时，不由得恨上心来。

古鼎新烹凤髓香，那堪翠斝贮琼浆。莫言绮縠无风韵，试看金娃对玉郎。那贾宝玉真的是性福死了。

我喜欢看书，更喜欢看古书，98号院儿前院儿的二层小楼里，收藏着各种古书。

同学到家里来玩儿，我无意中泄露了秘密。听说楼里藏有古本，便触动了我那如饥似渴，嗜学如命同学的偷盗之心。每每央各我，让我帮他完成孽事。但每次都被我严词拒绝。

我特么还想偷呢。

正当我筹划着如何神不知鬼不觉的完成侠盗藏书楼的时候，却莫名其妙的当了兵。

一年以后，那同学给我寄来一封家书。拆开信后，映入眼帘的第一句话就是：“秀才偷书不算窃，在你伟大弟弟的帮助下，成功盗取了藏经楼”。

我回信道：“去你大爷的吧，偷就是偷，称秀才，也是偷。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呀......。别忘了，给我留两本”。

在部队时，听说父亲调回到了部里，家搬出了98号院儿。搬进了当时北京人最羡慕的前三门高楼。后来又听说民进中央把98院儿全部拆除盖上了小楼，这帮败家的玩意儿。

如今，方砖厂成了一条狭窄而热闹的胡同。辛安里98号，也变成了马叙伦纪念馆，和开明书画院。

我骑着摩托车，闯进了辛安里胡同，在门口与书画院的工作人员攀谈起来。

以前所有的一切，现在都已经荡然无存了，伤感油然而起。

“以前的假山石还有吗”？我问工作人员。

“没有了”。工作人员答道。

“以前的荷花缸也没了吧”？我郁郁的问道。

“荷花缸还在”，工作人员往角落里一指说：“那缸是文物，不让动”。

我说：“我可以过去看看吗”？

当我把荷花缸的照片发送到我那伟大弟弟的微信里后，弟弟回道：“你把98号院儿的大缸挪家里去啦”。

“喔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