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转折点---1976年

葛春光

　　我1966年8月参加林业工作，1967年3月转为正式工人。

1969年3月，遭造反派逼迫，强行停止工作，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在农村生活了7年后，1976年3月，我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重新回到林业部门参加工作。在我人生的历史长河中，这一年是重要的，也是最艰难的。

原本以为从农村上调出来工作结束了插队农村的生活可以安心工作了。谁知，却经历了一波三折，险象环生的斗争。

现将我的自转《与共和国同行》中的第15章《难忘的1976年》展示给我的朋友们。

15、难忘的一九七六年

 

1

 

在我人生的旅程中，最为值得回味的是在我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的七年生活。1969年是我人生道路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1970年是新一代勤奋耕耘的农民，1971、1972年是我树雄心立壮志辛勤创作的两年，1973年是悲观失望、寻死觅活挣扎着的一年，1974年是我振奋精神、拼搏崛起的一年，1975年是我走向曙光的一年。1976年则是我的人生再次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也是我最为难忘的一年。

1976年3月，我告别农村的乡亲们到林业局报到的时候，受到林业局那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历尽磨难、九死一生的老领导们的欢迎，他们为我重新回到林业部门工作，在田书记面前讲了不少称赞我的好话，他们都说老葛的儿子是个人才，会写文章。也使新任党委书记田锡久认识了我。记得到林业局报到的那天，田书记在为新工人召开的欢迎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要求新工人在新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为崇安县森工林业事业的大发展作出贡献。会后，其他的新工人都到劳工科办理了行政关系，奔赴他们的各自单位去了。

田书记却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小葛，听说你笔杆子很硬，很能写文章？”我不好意思地说：“会写一点。”他说：“好，现在我交给你一个任务。你先不要到单位工作报到，就留在林业局。”我受宠若惊地问：“什么任务？”田书记说：“林业局准备组建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宣传当前批判反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反映林业工人抓革命促生产，大干快上的先进事迹。你的任务就是要在宣传队成立之前在短期内为宣传队编写一台文艺节目。”

田书记的话使我一下子傻了眼。我既高兴又犯难。高兴的是，我刚参加工作就受到田书记这么重用。难的是，编写一台文艺节目的任务实在是压力太大了。虽然，几年来我学习文学创作，那都是写些小说、散文、诗歌之类的，没有编写过文艺节目。再说我学习文学创作也是断断续续，三心二意，因为文化水平有限，没有多少收获。实际上只有“尿桶底”的水平。谁料想，却得了个“笔杆子很硬”的名声。曾经在1973年，县里要参加省里的文艺会演，县文化馆曾叫我到县里搞了几个月的文艺节目创作。我与星村公社的一位叫李纪林的业余作者在县招待所里住了几个月，闭门造车也没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现在田书记叫我编写一台文艺节目，真是叫我“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看着田书记那信任、期待的目光，我只得硬着头皮把任务接下来了。

下午，我到林业局劳工科办理了到单位的行政手续，又到办公室开了一张借调通知，第二天一大早乘班车赶到距城关四十多公里的、我新分配的工作单位程墩伐木场报到。到了程墩伐木场，我才知道在程墩伐木场担任党支部书记兼场长的是那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响当当”的造反派头目张成明。这个张某人，1959年从山东省到福建省支援福建林业生产，一直在伐木场当工人，“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起家，以“狠”而出名，一直是青云直上，在崇安县赫赫大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一位不可一世的人物。有人说，张某人特别狠，批斗县里的走资派时往死里整，弄得县里的领导人心有余悸，人人自危，生怕落在这个恶魔手中。

有一次，他带领森工系统的造反派“森工总部”到县委会揪斗县委书记李怀德，组织了几个山东籍的工人打手不问青红皂白，一上台就劈头盖脸，拳打脚踢，把李怀德从台上打到台下，打的李怀德多处受伤，连小便都拉不出来。据传说，“文化大革命”中张成明要是在崇安县城大街上跺跺脚，就有“走资派、牛鬼蛇神、四类份子”们吓得双腿打战、屁滚尿流。1969年1月，崇安县的新生政权“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他以工人阶级的代表身份被结合进了崇安县革命委员会，并被选为常委。

  1970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福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崇安县的森工、林业系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福建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四团三营接管，基层单位改为军队的连、排、班建制。兵团总部设在南平市。兵团的军队干部实际上是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目的是稳定“文化大革命”造成社会动乱的局势，促进生产。兵团下辖4个师21个团，共9万人。林业系统被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生产建设兵团三师管辖。张成明又被选进第三师党委常委、十四团党委常委，三营党委常委。有一年国庆节，他还代表福建省的工人阶级登上了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观礼台。1974年11月生产建设兵团撤销后。在重新恢复林业建制后的林业局的领导层中，他是有名的、敢不卖新来的田书记帐的基层单位的领导干部，被林业系统的老干部们称他为敢在党委会上捣蛋的“三大宝贝”之一。

真是令我始料不及。1969年3月，就是他指挥着那些进驻崇安中学的“工宣队”串通我所在的工作单位的造反派头子刘麻子强行停止我的工作，把我强行送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的。没想到，我在农村转了七年，又落到这个魔鬼的手中。我到程墩伐木场报到的那天，把我的行政关系和林业局的借调通知同时拿给他。他拿着通知阴阳怪气地说：“你小葛真是有办法啊。人家一招工就要上青山砍木头。你倒好，到局里坐办公室。”他不情愿地说：“原来，我准备把你安排在我们场条件最艰苦的四班，叫你到那里好好锻炼锻炼。既然林业局要借调你，那你就去吧。”

我战战兢兢地听他讲完话，心里阵阵发虚感到透心凉。真没想到，我后脚刚拔出泥潭，前脚却又踏进了火坑。当天下午，我逃难似的乘班车离开了程墩伐木场。班车在崇山峻岭的林区公路上上下奔驰，我心里也七上八下地在翻腾：看起来，厄运还在缠绕着我。落在这个魔鬼手里，我不会有好日子过了。我暗暗地下定决心要好好完成田书记交给我的任务，争取留在林业局工作。因为我到林业局报到那天，在林业局担任政工科长的山东籍的老领导燕同学曾给我说过，叫我好好干，争取留在局里工作。

回到林业局，局办公室的主任为我调整了一个房间，作为我的卧室兼办公室。说真的，怎样才能编写一台文艺节目，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不知从何处下手，憋了好几天一个字也没写出来，急得我像热锅上的蚂蚁。与此同时，我给远在厦门大学读中文系的陈福郎写了一封信，叫他给我拿个主意。我告诉他这是决定我今后命运的大事。

在林业局，虽然我的办公室都是关着门，每天总有关心我的干部敲开我的门，到我的办公室里闲聊，问这问那，更是叫我心里火烧火燎坐立不安，夜不能寐。经过几天苦思冥想，我终于改变了想搞大节目的思路，决定先从小的节目开始写。我到县文化馆找以前在一起开过业余作者会议的刘希铃，叫她帮我找了些群众文艺的资料，我把“文革”前群众文艺汇演的节目搬过来改头换面，照葫芦画瓢，按照一些小节目的格式，套上一些“现代、革命、造反、批判、斗争、抓革命、促生产”的词汇开始了创作。一时间，我文思泉涌，一发不可收拾，白天看资料和休息，晚上挑灯夜战，常常是通宵达旦。闭门造车半个多月，我终于编写出了反映林业工人批判、斗争、抓革命促生产、大干快上的十多个文艺节目。大多是一些三句半、对口词、山东快板、说唱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小节目，还编了一个山东柳琴调的说唱节目。没过多久，陈福郎也来信了，他建议我写一个反映大安跨省林业检查站工作人员抗腐蚀、抵制木材非法外流的独幕话剧。此时，有了前面十几幅写好的作品，我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根据陈福郎的建议，我专门深入到与江西省相隔的大安林业检查站生活了几天，了解了检查站工作人员的工作与生活，回到林业局关起门来熬了几个通宵写出了一个独幕话剧《林海哨兵》。

这时，林业局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领导班子也组成，他们对我写的节目进行了讨论、修改，又创作编写了一些相声等其他形式的文艺节目，搞了几个合奏、舞蹈、独唱，凑成了二十多个文艺节目。后来因节目很多，排练独幕话剧《林海哨兵》的难度较大，他们放弃了《林海哨兵》的排练。演出节目确定后，从各个基层单位抽调来了一些能吹拉会唱、能歌善舞的文艺爱好者和姑娘小伙，集中到制材厂排练。经过一个多月的排练和彩排，一场综合性的大型文艺节目终于出笼。随后，我们的宣传队奔赴林业系统十几个基层单位进行了巡回演出，受到广大林业工人的热烈欢迎。许多人民公社的领导还邀请我们到他们的公社驻地演出，县文化馆也邀请我们宣传队在县影剧院为县城的群众演了好几场。林业局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演出在崇安县一炮打响，受到方方面面的高度称赞和好评。在程墩伐木场演出期间，我还利用白天休息的时间在老工人的指引下，只身一人徒步六公里，沿一条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沿大山蜿蜒向上的林业便道而上，到张某人要分配我去工作的四班走访参观。

     四班，是程墩伐木场条件最差，工作条件最艰苦的一个班组。据工人们说，从四班到砍伐山场还要沿陡峭的小路向大山上攀登二个多小时才能到砍伐木材的山场。四班工人的住房在大山便道旁边一个小小的山窝里，两排用木板、毛竹片、树皮装订的简陋的宿舍里住着十多位工人和他们的家属。他们早就知道我被安排在四班当伐木工人，问我什么时候来上工？我说要等宣传队结束后可能会来上工。实际上，我心想：这里的工作条件比农村还要艰苦十分，我可不想来。

常言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宣传队的演出高潮过后，男男女女的队员们闹出了不少绯闻和笑话后不欢而散，都回到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去了。因为我在宣传队演出期间负责宣传队的后勤工作，他们散去以后，我又处理了宣传队的善后工作。这期间，我想应该会有人通知我留在林业局办公室或政工科工作。因为，曾有领导告诉我宣传队解散后我可能会留在林业局工作。可是我等了几天，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忍不住找到田书记，他说暂时不好安排，叫我先到程墩伐木场劳动，有机会再说。他告诉我，一个文学爱好者要深入基层，深入第一线，深入工人群众才能创作出作品来。事至如此，我也没有什么可说了。八月底，我打起背包回到了程墩伐木场。

我回程墩伐木场报到时，张成明皮笑肉不笑地说：“你到底还是回来了，我还以为你要留在林业局上班呢。回来很好，你还是去四班工作。现在正是“大会战”期间，正需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充实第一线。我们的口号是：大干一百天，超额完成1976年的砍伐任务”。

有人说，让我回到程墩伐木场，是林业局领导对我的考验。我想我是能接受考验的，四班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虽然很艰苦，但是对有着三年林业养路工作经历，七年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生活的我来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到四班的第二天，我就跟工人兄弟们上山了。当时四班的班长是马金善，他对我十分热情，处处关心我照顾我。让我干一些简单的工作。可是我不服软，脏活重活抢着干。很快我就学会了铲树皮、砍枝丫、挑桐、溜山、放滑道。我除了没有用油锯伐过树木，其他的工序我样样都能干。咱本来就是劳动人民，只不过是坐了几个月局机关的办公室罢了，劳动难不倒咱。当然，新的工种的确叫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才适应。比如说铲树皮，放倒的松树有的直径有20-100多公分不等，老树皮有5、6公分厚，没有力气是铲不下来的。铲皮刀要磨得飞快，而且还要有臂力，否则是很难把树皮铲下来。再说“挑桐”，一根长2.5米至4米长，直径50到100多公分的原木要两个人挑起一头来拖着在滑道上向前滑行，然后到滑道口上往山下放。虽然我有在农村挑120斤稻谷到十几里路远的公社粮站卖公粮余粮的经历，但是要挑起几百斤重的原木拖着走，对我来说还是新考验。头几天，肩膀火辣辣的痛，肿的老高，压几天也就习惯了。最难的是把滑到草丛里的原木抬到滑道上来。一根原木约有三四百斤重，三条绳索三根挑棒六个人挑着往上走，山上根本没有路，只能在灌木杂草丛中一步一步往上抬。有时候重力在别人身上，有时候重力一下子压在你的身上，压得你几乎要趴下，但是你必须挺住腰杆顶住，否则木头就会脱钩滚下山涧，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是，我很快就适应了这种高强度的劳动。当时，与我搭档挑桐的老工人是广东籍的王宽能，他对我十分热情，非常照顾我，帮助我克服了许多困难。

有几次，我还差点遭遇重大伤亡事故。一次是把一堆从各砍伐点归集的横七竖八、杂乱的原木撬开时，两根直径五六十公分的原木滑下来夹住了我的腿。马金善班长见状一声惊叫，脸都吓得变了颜色。飞快地跑过来用撬棒撬开了原木，见没砸伤我的腿才松了一口气。又有一次，我们在山上伐木时，天降大雨，一直下个不停，马班长决定提前收工。有工人不想走原路返回，想走捷径，说走滑道要近一半的路程。我跟着他沿着滑道四脚并用，连滚带爬地往下走。走到一处，道路太陡，只能抓着树枝才能往下走。我见旁边有一棵卡在灌木丛中的原木，想扶住往下爬。谁料想，我一扶那根原木，它居然动了起来，“嗖”的一下子从我身边擦过窜下山去了，原木冲到下面的木材堆场里。下面滑道上的原木在它的撞击下蠢蠢欲动，稀里哗啦、争先恐后地飞快向下倾泻。下面堆头上数百根原木在上面倾泻而下的原木冲击下挪动起来，堆场上的横七竖八的原木像一窝被捣了老巢的蚂蚁窝，无数只蚂蚁争先恐后地乱爬乱窜。我在上面看傻了眼，半步都不敢动。那工人见状也吓呆了。他说下过雨后原木特别滑，动一下就飞出去了，你下次要注意。今天没出事是万幸了。

那时候我虽在艰苦的四班上山伐木，却心比天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心一意想深入林业第一线，深入伐木工人群众，观察生活，体验生活，写出些文学作品来。所以，我不顾一天上山劳动的疲劳，晚上在煤油灯下挑灯夜战，奋笔疾书，急于想写出东西来给局领导看看。我想告诉他们，论劳动我不会输给别人，文学创作也有收获。

我以乐观的心态对待着一切变化，所以我整天乐呵呵的，常常在高山之上的劳动中或我们住的工棚前放开喉咙高歌一曲又一曲。当时我最常唱的歌是《伐木工人之歌》，记得歌词里有这么几句“伐木工人志气高，手中的油锯不停地叫。放倒的树木一排排，原木堆得满山坳。……”惹得班里几位尚在中学读书的小姑娘对我很感兴趣。他们问我：你天天上山埸劳动累不累？还有劲头唱歌。更令一位叫叶田美姑娘羡慕的是，当时，张某人表面上对我很好，有几次到我们四班山场参加劳动时直夸我“能文能武”很能干。中午在山上吃饭时，还把他饭盒的大米饭直往我碗里拨，说：小葛，你这么能干，多吃点。说实在的，要不是我确实很能干，张某人怎么会说我“能文能武”很能干呢。可是那位叫叶田美的姑娘并不知道 “文化大革命”中张某人对我父亲和我的残酷斗争和无情处理。她说：张埸长对你真好，你们又是山东老乡。你父亲又是别单位的书记，你又能写文章，你在我们四班不会待长久的。我只是笑笑。能待多久，只有天知道。

在四班，我没有写出半点东西，主要是与我有一墙之隔的一家何姓邻居，弄得我心猿意马，没有半点心思写东西。那所谓的“墙”，只不过是一堵只有1.5公分厚的、有缝隙的杉木板墙，隔壁放个屁都能听得见。一到晚上，他们一家四口就涌进我的屋里又说又笑闹作一团，你又不能赶他们走。更有甚者，晚上他们在我的屋里玩够了，回到自己的屋里，把小孩子安顿睡着后，两个人又开始干那事。常把床板弄得“咯吱、咯吱”地呻吟，他的老婆沈女士还经常故意发出欢快的叫唤。弄得我心慌意乱，不但写不出东西，连书都看不进去，甚至夜不能寐。那时我已是二十七岁的大龄青年了，你说这难堪的声响撩得我浮想联翩，叫我怎么能写出文学作品来呢。

后来，我实在是忍无可忍，只得到场部申请了一些木板，把离这间木屋有十多米远的一座四面通风的厨房杂物间修订了一番搬进去住。虽然住宿条件改善了，但是一天劳累之后，在这高山之上的工棚里，夜阑人静，万籁俱寂，四下黑森森的山野安静吓人的深山里，而我却思绪万千，很难平静下来。结果，在这里住了一个月还是什么也没写出来。这个何某，常弄得我哭笑不得，有几次还到场长张某人那里反映我不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说我一到晚上就把门关起来，不知道在里面搞什么鬼名堂。到山埸劳动，中午我们都是带着大米到山上临时烧炭煮饭吃。我只是带一些我母亲托人带来的咸菜和咸鱼之类的配饭吃。他常带些自己种的青菜，他热情地叫我吃他的青菜，我谢绝了他的热情。谁知他吃完饭后，常乘我不备把他剩下的残菜剩汤一下子扣到我的饭盒里。我又不能倒掉，只得把他的残菜剩汤都弄到我的肚子里去了。

我在四班劳动了一个月后，突然有一天，张某人叫我与一位叫周月龙的工人到县城给林业局一位叫占圣合的汽车驾驶员家私人盖房子。我只得打起背包到县城溪东驾驶员占圣合的家中帮他盖了一个月的房子。在这期间，我与县城的同学有着广泛的接触，特别是刘助民的家是我常去的地方，我们谈论的话题都是“四人帮”作威作福、祸国殃民的事情，我们为国家的前途担忧。当我回首这段往事的时候，至今，我都没弄明白当时张某人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叫我去给姓占的驾驶员盖房子的。

忽然有一天，有线广播里哀乐声中，广播员沉痛地向全国人民宣告：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于9月9日逝世。整个县城似乎一下子凝固了，人们默默地站在广播下聆听着广播员的讣告。人们不敢相信，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怎么就突然离我们而去。记得有科学家预测伟大领袖毛主席能活150岁啊。随后的时间里，县城各单位都在忙着追悼毛主席。北京召开追悼大会那天，我在姓占的驾驶员家中打开收音机，组织几个帮工收听追悼大会的实况转播，向毛主席致以沉痛的哀思。恰巧，这天张某人也到了这里。他非常奇怪地看着我为什么会组织收听追悼大会实况。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在质疑像我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革命”对象的另类人为什么还会沉痛悼念毛主席？

实际上，他并不理解我们对毛主席的感情。“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家虽然遭到那些所谓的革命造反派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编造一些莫须有的罪行企图把我父亲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当时，虽然身陷囹圄，我父亲和母亲经常讲当年选择参加共产党，跟着共产党、毛主席打天下的路走对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现状十分混乱，国民党、共产党、日本鬼子在中国大地上展开了混战。到底跟着哪一股力量才能生存？我们家族的亲戚们都选中了共产党。事实上，这条路是选对了。我母亲常讲：要不是跟着共产党、毛主席打天下，能有我们新中国成立后的好日子吗？我在农村插队，迟迟不能调上来，常常悲观失望发牢骚，我母亲总是安慰我说，要相信毛主席，他总会把你们都调上来的。至于，我们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困境和磨难，他们都终究是那些不按毛主席、共产党的政策办事的人，那些公报私仇、品质恶劣的小人。

九月底，张某人又通知我回到程墩伐木场四班劳动。回到四班后，我又随四班的工人们转到一个叫“苦竹坑”的山场劳动了一个月。“苦竹坑”在四班对面另一座大山深处的山坳里，到这里伐木要从四班走六公里林区便道下到山底，再沿另一条林区便道向“苦竹坑”走三公里才到山场，一天只能在这里干四个多小时，其他时间都在来回的路上。

在这期间的十月，我们迎来了党中央、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 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我们全场的工人还衣着整齐的劳保服饰赴县城参加林业局党委组织的全局十多个基层的干部职工到县城参加了崇安县革命委员会召开的声势浩大、史无前例的全县公职人员坚决拥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的大会和盛大游行。真是大快人心，人心所向，普天同庆，历经十年内乱和苦难，我们终于熬出头了，再也不用终日生活在动乱的恐惧之中，整日担惊受怕地过日子啦！

3

 

这位叫叶田美姑娘说得不错，我在四班是待不长的。在县城帮占圣和盖房子期间，我也经常到林业局走走。有一天，财务科的主办会计黄墨惠告诉我，建阳地区林业局决定培训一批财务人员，解决各县基层单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以来财务人员青黄不接的问题。经县林业局党委会研究决定叫我和林业局放映员刘剑文等另外六位青年职工参加建阳地区林业局在邵武林业局举办的为期四个月的工业财务会计培训班。说我正好在县城，就叫我填了一份参加工业财务会计培训班登记表，并告诉我可能在11月初就要到邵武市林业局报到学习，叫我在场里等候通知。当时，曾有一段时间传闻林业局党委似要调我父亲到林业局财务科担任科长，黄当时对我的态度不错，有讨好我之嫌。

在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十月里，我在程墩伐木场不动声色地在等待林业局的通知。可是，10月份过去了，11月又过了几天，我一直没有接到林业局通知我到邵武林业局参加财会培训班的通知。我请了一天假到局财务科去打听，黄墨惠告诉我：通知早在一个星期前就寄去你们埸了。怎么，你没接到通知？这个星期就要到邵武林业局招待所去报到了。他叫我赶紧回场部问问。我赶回程墩伐木场，到场部办公室找到时任场部办公室文书的肖培宏，问他可有林业局叫我去邵武参加财会培训班的通知。他面有难色，先是说没看见，后来又叫我去问埸长。

我找到张成明说：张埸长，林业局党委会研究叫我到邵武参加财会培训班。通知都来了，场里怎么还不通知我呢？张成明说：埸里还没有研究叫谁去。我说：林业局的通知不是说叫我去吗？张成明又说：我们埸不需要财务人员。我说：听局财务科的黄墨惠说，这次培训的财务人员不一定回本单位，局里要统一安排。张成明讥讽的说：那就更不能叫你去了！哪有这种好事，我们单位出钱培训人才给别的单位用？我说：张埸长，你不要这样，这是林业局党委研究决定的。明天就要到邵武报到了。张成明不耐烦地说：我管他哪天报到？我说不行就不行。谁研究决定的也没用。我说：那我要去林业局找领导问问。张成明蛮横地说：你找谁问都没用。

第二天，我又赶到县城林业局，分别找到党委书记的田锡久、局长田振民、副局长张森瑞，财务科黄墨惠，反映了张成明不让我去邵武参加培训班的情况。局长田振民说：这个张成明怎么这样？你先回场里去，我们再研究研究。我说：今天，刘剑文他们都去邵武林业局报到了。田局长说：那你在县城等等，我找田书记他们今天就研究研究。这天，我在县城度日如年地等了一天。晚上我找到田振民局长问：田局长，你们研究了没有？他说：我和田书记、张副局长碰了个头。局党委研究决定还要叫你去参加财会培训班学习。但是不能通知你本人，我们会叫张埸长通知你的。你先回去等通知吧。

此时，已是晚上6点多，天上正下着大雨。哪里还有车到程墩伐木场呢？我心急如焚。虽然此时正值寒冬腊月，天寒地冻，我却急得浑身冒汗。我想今天田局长他们研究后一定通知张成明了。我不在场里，他怎么通知我呢。正当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的时候，忽然看到林业局大院里正停着一辆拉木头的汽车，几个人在昏暗的灯光下正往车上装物资。我走近一看，原来是程墩伐木场的生活用车。我赶忙赶过去问驾驶员冯龚芳：小冯，你们晚上赶回去吗？他说：赶回去。我说：能不能带我回去？他说：不行。我说：怎么不行？他说：你看装了一车的货，驾驶室里已经有三个人，挤不下了。我说：我到车厢里站着就行了。他说：那怎么行？天气这么冷，再说又下着雨。我说没关系。他们见我执意要跟车回去，其中一位说：我这里有一件雨衣，你穿上。我十分感谢地穿上雨衣爬到车厢里靠车栏站着。汽车开出林业局的大门口时，汽车停下来，冯□□把来伸出来说：小葛，你还是下来挤挤吧。我说：我站在上面可以。他说：不行，雨越下越大了，到程墩要淋你一身的。我钻进驾驶室，五个人把狭小的驾驶室挤得满满的。进了驾驶室，我顿觉浑身温暖如春，冻僵的手脚很快就恢复了。晚上，汽车在雨中行程两个多小时开到程墩伐木场时正好是9点钟。这时，悬挂在场部门口的有线广播里的广播员正在播报：各位听众，今天的广播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再会。

下了汽车，我就准备上四班。他们说：这个时候怎么能上四班？黑灯瞎火的，又下着雨？我不顾众人的劝说，向四班走去。途经场部的木材加工厂时，我叩开了住在这里的工人黄明琪的家门，想借一支手电筒。他一家人正围在火盆边烤火，都劝我不要在这个时候上四班。他们见我执意要上四班，就把一把电池快用完的手电筒借给我。我又在路边捡了一根棍子握在手中在黑暗中着雨向四班走去。说实在的，上四班的这条六公里便道两边的山势十分复杂、阴森恐怖，一边是长满高高的茅草和前几年栽下的树林的陡峭山坡，一边是阴森的、灌木丛生的山涧水沟，高山流水日夜咆哮着向下流淌。平时，大白天一个人在这条路上走都感到害怕。据老工人说，当时开辟这六公里盘山便道时，放炮炸石就砸死了几个工人，后来砍伐这沿途的山场的木头时也被原木砸死了几名工人，沿途有他们的坟茔。而且，还有一个得麻风病病死的工人也埋在路边。

走夜路对我来说，那是常事。当年在大埠大队插队时，我经常在县影剧院或制材厂、综合农场看过电影后只身一人半夜三更赶回下坂村。在樟树大队包队时也经常一人或与包管东头小队的陈子寅在夜晚走路回樟树大队。记得，1972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我带着在县城修好的自行车前叉从制材厂赶回下坂，正遇暴风雨来临，电闪雷鸣，当我走到离四角井村的一个小山头下的一小石桥时见桥上有两个亮点一闪一闪的，桥边上是一个废弃的水碓房，而且常听人们说这水碓房常常闹鬼，还出过人命案。见到小桥上的火光，吓了我一跳，以为碰到人们传说中的鬼了。我赶忙止住脚步，往前走也不是，往后跑也不是。我了定神，认为往回跑是跑不过鬼的，我决定往前冲。我紧握着自行车前叉越过黑洞洞、阴森的水碓房，壮着胆子向小桥走去，到了小桥前定神一看，原来是一堆刚烧完的稻草灰在大风吹拂下忽闪忽闪着亮光，真是虚惊一场。

今晚，走在这黑暗中的深山老林里，特别是茅草丛中还时常有野兽出没的盘山路上，奇怪的是，我却没有一点恐惧和害怕。这天夜晚一人走在这条险象环生的盘山的林区便道路上，反而觉得异常兴奋、浑身是胆雄纠纠，甚至还想在这夜深人静的深山老林里高歌一曲。路险脚步急，没多少时间，我就走到了四班的工棚。迎接我的是两只欢快的小狗和梦中被惊醒的、从门缝中伸头探脑的工人兄弟。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摸黑起床，包扎好被子和日常用品，锁好我的小木屋，告别了工人兄弟挑着被窝和行李下山到了场部。我要找张成明，可找遍了整个场部，怎么也找不到他的踪影。有人说，昨天晚上看见他乘拉木头的汽车到县城去了。场部办公室的肖培宏悄悄地告诉我：昨天埸里接到林业局的电话通知了，场部上星期也接到了通知。可是张埸长说坚决不同意你去会计培训班学习，你再怎么找他也没用，张场长是个说一不二的人。听肖培宏这么一说，不由我怒火中烧：看起来，这个张成明确实要跟我过不去了。我说：既然他这样说，那我也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就只好自己去了参加培训班了。肖培宏劝我：小葛，不要这样，再等等，说不定过几天他会同意的。我说：不能再等了，昨天另外到培训班学习的几个人都已经到邵武林业局报到了。我说：既然，张埸长这样对待我，也别怪我不给他面子了，我也真豁出去给他干了。他不让我去参加学习，我非去不可了。麻烦你转告张成明：他这样对待我，我只有与他干一干了。我有 “三个不怕”。第一，不怕他张成明不给我转正，（那时，正处在招工的半年试用期满。）第二，不怕他不发我的工资，第三，不怕他第二次把我弄到农村去插队当农民。

场部有几个干部听说我要自己去邵武会计培训班学习，也都来劝我不要把事情弄僵了。我没有理睬他们，一意孤行，下午就上了程墩返回县城的班车。到了县城汽车站，便用身上仅有的五元钱花了3.50元买了一张第二天六点开往邵武市的班车票，又花了0.15元托运了行李。身上只剩下了一块多钱了。我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我要把事情闹大，就是去不了培训班，我也要离开程墩伐木场，脱离这个人面兽心的张成明的魔爪。

说来也巧，那天傍晚当我托运了行李走出汽车站时，居然在车站门口碰到张成明在南门汽车站门口。我还想做最后一次努力。忙赶上去说：张埸长，昨天你接到局里的通知我去学习的通知了吧？张某人说：接到了。但是，我们场部研究了，不同意你去参加学习。我们场不需要会计，就是要会计也不要你去。

我说：张埸长，既然你实在不同意我去学习，那我就只好自己去了。他一听，不由恼羞成怒，气急败坏的说：好、好、好，你要自己去，你就自己去。别来问我。说着就气冲冲地朝林业局方向走去。

冬天日头短，再加上是阴天，此时的天色渐渐暗下来。在县城昏暗的、凹凸不平的街道上，我尾随着张成明进了林业局大院。只见张成明在机关食堂里找到了局长田振民。我在窗口外听张某人说：葛洪吉的儿子参加工作后都没劳动几天，你们怎么就叫他去学习会计呢？

田局长说：人家小葛在星村养路段养了三年林区公路，又到农村插了七年队，你怎么说小葛没有参加劳动呢？张埸长，叫小葛去学习会计是林业局党委研究决定的，我看你就别挡着不放了。田书记也是说一不二的人。张某人涨红着脸，气急败坏地说：不行！不行！不能叫他去学会计！我们埸不缺会计，就是要会计，也不能让他去学习。

听到这里，我懒得再听下去了。我心里骂了一句：张成明，你这个王八蛋，我操你十八辈祖宗！你再怎么说不行也没用了，老子明天就要到邵武报到了。我心里明白：局里几个主要领导田锡久书记和田振铭局长、张森瑞副局长都是支持我去学习会计的，量他张成明再怎么跳，也推翻不了他们的决定。现在再也不是“文化大革命”中他无法无天，打着革命的旗号造“当权派”的反的时候了。

老实说，当时我并不想干会计工作。因为我对当会计、出纳的人有成见。我在农村插队时，目睹了大队、小队的会计、出纳与大、小队长狼狈为奸、同流合污侵吞集体财富的许多事情。在农村，我与他们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坚决斗争。我当时自以为会写几篇狗屁不通的文章，是搞政工或文秘的材料，想当个文书什么的。离开林业局大院，我找到老同学刘助民家借宿。刘助民说他表姐夫今天杀了一条狗叫他去吃狗肉，叫我同他一起去。我便随他到他表姐夫家大吃了一顿狗肉。吃完狗肉后，刘助民又说到县招待所找两位在招待所工作的朋友任勇辉、王学松打扑克牌。这天夜晚，我忘却了一切烦恼，开心地陪他们打了一个通宵的扑克牌。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冒着严寒走到南门汽车站，坐上了去邵武市的班车。 

4

 

那天的天气特别寒冷，班车在寒风中启动，没多久便驶离国道，在武夷宫大桥头进入林区公路向邵武方向奔驰。在这条林区公路上，从零公里到二十公里的路面上，我从1966年9月至1969年3月工作了两年多，每一寸路面上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和洒下的汗水，当年在这条公路上劳动的情景历历在目。途经曹墩道班和道班南侧几年前新建的林区养路段段部时，我伸出头在寒风中张望，因是早晨六点多，没见几个人影。望着忽闪而过的曹墩道班，不由使我浮想联翩，十年前，十七岁的我远离父母亲，只身到这里参加工作，历历往事涌上心头，令人泪目。遥想当年，我被那些所谓的革命造反派无端迫害，身不由己，无奈地含泪离开养路段。没想到，八年过去，为了改变命运，我仍然在顽强地与其抗争，真是前途未卜，人生多舛。

中午时分，班车到达邵武汽车站。我下车后见到来车站接我的刘剑文、陈红英、朱玉英等六人。见到他们，顿觉温暖如春，一扫途中沮丧的心情。他们是早我两天到邵武培训班报到的。他们说昨天中午也到车站来接我，扑了个空。他们说，你今天再不到就误了今天下午培训班的开学式了。

到培训班报到时，工作人员叫我拿出介绍信。我说，我没有介绍信。他说，没有介绍信你来干什么？我说，林业局研究叫我来学习，但是我单位的领导不同意，我就自己跑来了。他说，那怎么行？没有介绍信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不能报到。我指着刘剑文说，他们几个人可以证明。以前我在林业局填过参加培训班登记表的。这时，负责培训班的建阳地区林业局财务科长傅公威闻声走过来，他听了我诉说的情况后说：你既然来了就先住下吧。什么时候我打电话问问你们的田书记再说吧。随后，培训班就开学了，我们每人都发了一套《林业森工工业会计基础知识》的学习资料，我借钱购买了算盘之类的学习用品开始了紧张的学习。

虽然，我身在培训班学习，可是我的心里却是七上八下，没有一刻安宁。我时时都在等待着培训班领导叫我回去。那时，在培训班的伙食费也是欠着的，由于我在农村学会了吸烟，在培训班一天抽一包地香烟的钱也是欠同学们的。谁知，过了一个星期也没见傅科长通知我回去。有时他碰到我就像没有那回事那样。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了，到他的办公室问他：傅科长，你给田书记挂过电话没有？他说：挂了几次没找到他，你就在这里学算了。这时我才放下了一直悬着的心，开始安下心来。

说安心，实际上我还是不安心。一天深夜在培训班的会议室里我给田书记写了一封长达数千字的信，历数了张成明在“文革”以来种种的“打、砸、抢、抄”的行为，控诉了他“文革”初期带领森工系统的造反派如何批斗森工系统的老干部，残害老干部，踩着老干部的身体往上爬的恶劣行径，又控诉了他1969年3月伙同制材厂、养路段的造反派，蛮不讲理强行停止我的工作，逼迫我到农村插队的过程。

田书记虽然没有给我回信，但是他却在半个月后到培训班来看望我们了。他见到我，拍拍我的肩膀说：小葛，你的信我收到了。你在这里安心好好学习。我又给他反映，张成明让场里的出纳停发了我的工资，还叫总务不要给我寄粮票，至今我还欠着培训班的伙食费。田书记说：这个张成明。我回去再做做他的工作。

这个张成明是王八吃秤锤，铁了心要给我过不去。我到邵武后，他叫场部的出纳停发了我的工资，并不准场部总务老庄给我寄粮票。我在邵武培训班几个月一直欠着食堂的伙食费。直到培训班结束前，林业局的领导才做通了他的工作，他才同意出纳和总务给我寄钱寄粮票。

1977年1月末，邵武财会培训班结束后，我们回到林业局。谁知，田振铭局长说，春节快到了。你们先回单位，春节以后再安排。我死活不肯回到程墩伐木场。我在县招待所住了一个星期，天天到局里问我的安排问题。他们几个领导也知道我要是回到程墩伐木场，张成明是不会给我好果子吃的，就我的工作安排问题又碰了一个头，决定安排我到桐木伐木场担任出纳。但是，我坚决拒绝了他们的安排。我的原因是：桐木伐木场是张成明发迹的老窝，他就是在这里靠造反起家的。这里聚集了森工系统中一批凶神恶煞的山东籍的造反“精英”。把我安排在这个伐木场工作，不是把我往老虎口里送吗？当时，林业局的领导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惨遭造反派批判、斗争的折磨，个个历经磨难，九死一生。听了我拒绝去桐木伐木场工作的理由后，他们十分理解我，就决定把我安排到大安伐木场做出纳工作。

可是，当我拿着林业局的调令到程墩伐木场办理行政、工资关系转移时，张成明不但交代场部文书肖培宏不准给我办理调动关系。甚至，还交代场部的通讯员不准我住场部的招待所。当我硬要住进招待所时，管理招待所的那位伤残工人说：张场长说的话很硬的。他说不行，就是不行。他哀求我不要为难他。我只得找到在场部当检尺员的、曾经与我一起在林业局宣传队待过的李德魁，在他家住了几天。

我在程墩伐木场等了好几天，天天去找张成明，他根本不理采我。此时，年关已近，我心急如焚。后来，场里的一些干部和老工人也看不过了，在众人的劝说下，张成明才十分勉强地、极不情愿地同意肖培宏给我办理调出程墩伐木场的行政、工资关系转移证。说起来很好笑，那天我拿着文书肖培宏给我办好的行政、工资关系转移证，叫他在“单位首长”的位置上盖章时，他从抽屉里拿出他的私章，在印油上沾了沾印油，对着印章哈了几口气正往转移证上盖章时，忽然往下盖的手在半途中停住了。他瞥了我一眼说，这个章盖下去可就便宜你了。他放下印章说，不行，我们再研究研究。说着把他的印章放进抽屉。原来我见他要盖章时，高悬的心已经放下了。见他半途又改变了主意，我的心又悬起来了。

我二话没说，就出了他的家门。我离开了他的家。找到肖培宏，说他又变卦了。肖培宏说：小葛，你就不会给张场长说一句软话吗？我恶狠狠地说：休想！叫我低三下四地求他？我倒想看看他到底想怎么样？下午，肖培宏通知我说：场长盖印了，叫我去拿转移证。说完，他还拍了拍我的肩膀。

当我拿到行政、工资关系转移证的时候，这天下午唯一的一趟开往县城的班车已经开走了。傍晚，我在寒冷的、空无一人的场部边的林区公路上来回徘徊，耐心地等待，希望能碰到一辆拉木头到县城的汽车。那天的夜晚十分寒冷，我一直在寒风中等到九点多钟。正当我感到悲观失望，愁着今晚到谁家借宿的时候，突然看见一辆华东货车队的吊车在夜幕中开进程墩，向程墩大队部驶去，我赶紧追赶过去，看看是否认识驾驶员。因为，当年老同学刘助民在华东车队驾训班培训时，我常去找他玩，驾训班所有的学员我都熟悉。走近一看，天呀！原来开车的居然是我最要好的老同学刘助民。原来，他到程墩大队一位叫尹元明同学家中拉帮他挖的冬笋。由于我在程墩待的时间很短，而且是住在高山之上的四班，很少到场部，还真不知道程墩村还有一位在这里插队落户的、至今还没调出去工作的尹元明同学。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没想到刘助民会在这个时候开着汽车出现在这里。真是天神降临，救了我的大驾。那天夜晚，尹元明同学用米酒和佳肴热情接待了我们。当我乘坐着刘助民的汽车回到县城，敲开我哥哥的家门时，已经是午夜时分了。

到如今，虽然已经是数十年过去了。但是，1976年所遭遇的喜乐悲哀，甜酸苦辣，实实在在是我耿耿于怀，刻骨铭心、永远都不会忘却的。

　　时隔28年后，我爱上了骑自行车运动，20多年来，我近20多次与我不同的骑友骑着山地自行车往返90公里，沿着林区公路翻山越岭挑战武夷山西部的崇山峻岭。每当途经程墩村和程墩伐木场时，都要在这里驻足拍照留念。给我的骑友们讲述我在这里的遭遇。

　　远方是程墩村和程墩伐木场场部所在地。

　　远方是程墩村和程墩伐木场场部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