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锦西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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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腊月二十八那天晚上，我出生在锦西化工厂职工医院。

　　我爸在石油五厂工作，家住厂内四号宿舍。

　　四岁时我上了长托幼儿园，那是一所条件相当不错的幼儿园，但想家的痛苦印在脑海几十年。老师对我很好，发饼干时每人两块，有时我会得到三块。有一天幼儿园大乱，原因是我丢了，翻砖揭瓦到处找不到我，把老师们急坏了。其实我趁老师不注意偷偷地跑回了家，真不巧路上碰到了李平叔叔，他立刻识破了我的谎言给我妈打了电话，结果我刚到家就被揪了回去。还好，老师没有批评我。

　　过年时幼儿园排演节目《小白兔与大灰狼》，老师把两个主要角色给了厂党委书记的两个女儿，让我姐演白兔妈妈，让我演大灰狼。在兔妈妈出去采萝卜的时候，穿着难看的灰衣服后面还挂着一个尾巴的我弯着腰走到兔子家，老师让我用很粗的嗓音唱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妈妈要进来”。小兔子刚要开门时，挎着漂亮的菜篮子围着红围裙的白兔妈妈回来了，一下就把我打跑了。我妈去看了这场演出，别的孩子妈妈会跟我妈夸奖我姐和我演得好。我眼泪围着眼圈转，真想躲起来。那是我幼儿园时代最大的耻辱，我坚信是我长得丑才让我演坏蛋大灰狼的。

我出水痘了，我妈把我放到了刘小云家，因为她也在出水痘。我一点儿也不闹，我们俩在一起玩，我真希望永远出水痘，可以不去幼儿园。水痘很痒，我脸上挠出了七个麻子，鼻子上的三个麻子成品字状，我丑上加丑了。不过我有了记号，我妈说以后我丢不了了。

　　星期天，我爸借来了两个手推车，分别绑在两个自行车后面。我姥爷和我爸每人骑一辆，带全家去三一三海边玩。那天风很大，带去的暖水瓶打碎了。

　　一九五八年，反对干部特殊化，我们家搬到了工人住宅区,　石油五厂东门外三区222号，厂内幼儿园也撤销了。我们的新家是红砖一栋房的西数第二家，东西两个屋中间是厨房，没有暖气，住火炕。不远处是高粱玉米地，农民经常会打“乌蜜“ 给我们吃，很甜。（乌蜜是玉米黑瘤，有营养，可以入药。）五里河漂着黑呼呼的沥青，上面只有一个木板算是桥。我姐和一帮孩子飞快地跑过去, 钻进了玉米地。我临到河边不敢过，可是再不过就找不到他们了，身后也是玉米地，我不知道回家的路，最后没办法我爬了过去。我们还经常到铁道旁看火车，巨大的火车头冒着黑烟呼啸而过，汽笛声震耳欲聋，我们听不到彼此的说话声，紧捂着耳朵。铁道两旁有很多灌木，有一种草叫“酸不溜”，能吃。一群羊“咩咩”的叫着，突然包围了我，羊用犄角顶了我的肚子，很疼但我没哭。如果我哭，我姐可能就不会再带我出来玩了。邻居小秀家腌了很多老母猪耳朵豆角，我们藏猫猫的时候，总是偷吃放在门后坛子里的咸豆角。杨陶陶她姥爷的茶杯有很厚的茶渍，她姥爷说用这个杯子泡的茶比白杯子泡的好喝。我还和别人家的孩子一起去捡过煤渣。我们很快与工人家的孩子打成一片了，每天疯淘野淘快乐地不着家，我身上总是有伤，现在我的右膝盖上还有那时留下的疤。三区的日子真比住在厂内好多了，不用去幼儿园，自由自在。

　　可能我妈觉得不能再让我这么没说没管乱跑了，六岁就要把我送进小学。当时东北学龄是七岁，很多孩子是八、九岁才上学。我姐带我去报的名，老师让我数数，我从一数到二十，就算通过了。开学前我爸从上海给我和我姐每人买了一双黑色高腰小皮鞋，我妈教我们怎样把皮鞋擦得亮亮的。穿着皮鞋上学我没有得意，只是老师注意到了，说我的皮鞋很好看。从学校回家两公里，我一路用皮鞋踢小石头儿，“叮叮”的响声比用布鞋踢好听多了，到家被我妈发现皮鞋踢破了，挨了一顿说。

　　自打上学我每天六点起床，六点半就出门走了，我要先到一个同学家找他一起上学。我到他家时他总是还没起床，他一边吃饭一边还在迷糊，他妈心疼地说，你来的也是太早了。星期日我每天起早拿一毛钱到石油五厂东门外捡豆腐，（东北土话，捡豆腐就是买豆腐）豆腐八分一块，剩下二分钱给我买酸枣。

　　后来就到了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家吃的东西总是丢。没办法我爸跟保卫科说了，保卫科怀疑家里的保姆。我爸说，保姆很好不可能吧。但最后保卫科抓到了她的现行，不得以把保姆辞退了。我去过那个保姆大妈家，在农村，有很大的院子，我和她的小孩在地里逮“扁了钩”（学名“直翅目”）放在火里烧，很香！大妈怎么能偷东西呢？可能实在是饿得不行了。

　　石油五厂盖了工人文化宫，请来了戏班子演了一星期京剧。我看了四场《薛丁山与樊梨花》，每当演到薛丁山从棺木中蹦出来的情节时我都害怕得蹲到座位下面，文化宫里那种可以翻来翻去的椅子我觉得很好玩儿。

　　一天老师让同学说出自己爸爸的名字，问到我时我说，我爸有两个名字，一个叫“武续攻”，一个叫“武书记”，老师转过脸笑了一下。我觉得老师的表情很奇怪，便解释说，我爸的本子上写的是武续攻，但是别人都叫他“武书记”，所以他有两个名字。老师再没说什么，和别的同学一样，老师在黑板上写上了我爸爸的名字。我回家告诉了我爸，我爸解释了半天我也没听懂，但以后我再也没说过我爸有后一个名字。

　　二年级时，老师把几个同学带到少先队队室，那好像是个很神秘的地方。老师把一个红领巾摆到少先队队旗的缺口里让大家看，告诉我们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不久一个同学入队了，老师跟我说，等你长到九岁也能入队（当时入队年龄九周岁）。我姐也入队了，我非常羡慕她的红领巾，我希望我快点儿长大。

　　一九六〇年我们家要搬到锦州去了，走前老师送给我一个田字格本，第一页还写了留念的话。我的老师很年轻，总是笑眯眯的，不会和同学发脾气。早上她和大家一起扫除，冬天教室很冷，她经常把她的手闷子（没有五指的棉手套）借给我带。老师很喜欢我，我也很喜欢她，分别时我哭了，老师给我的本子我保存了好多年舍不得用。

　　家住锦西的日子，滴滴点点，都是幸福。

　　环顾四周，有的人是用童年治愈他的一生，有的人要用一生来治愈童年。我属于前者。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初稿

我两岁时

家住厂内 4 号宿舍时

我和我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