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50年前学习文学创作的经历

葛春光

　　三月来临，四月将近。50多年来，每逢四月，我总有几天不由自主的要回顾1969年4月6日被迫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当农民的往事。而且，还要在当年被迫下乡的那天到我插队落户的武夷公社大布大队故地重游，追寻往事，述发一番岁月的慷慨。

　　

　　图为：当年与我一起到武夷公社大布大队插队落户当农民的同学。前排左起：我、彭泽、陈福郎。后排左为聶妹仔，右为叶静明。

彭泽和陈福郎是高中生，我和叶静明、聶妹仔是初中生。

聶妹仔与叶静明安排在大布小队，彭泽到铁岭下小队，我与陈福郎被安排在下坂小队。

屈指一算，到今年4月，已是55年了。回顾7年插队当农民的生活，最令我难以忘怀的还是在农村学习文学创作的情景。

现将我的传记《与共和国同行 》中的第十二章《学习文学创作 》摘录如下：

学习文学创作

 

1

 

说实在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有时候我觉得真要感谢这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的“伟大”号召。从文化程度上来说，我实在不配 “知识青年” 这个称号。因为我只上过几个月的中学，而且从不做代数课作业，怎么能称得上初中生呢？谁知，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却使我名正言顺地成了共和国 “老三届” 的初中毕业生。从此以后，在我所填的任何履历表上的学历的栏目中，我都填上了“初中”两个字。实际上，我只是一个高小毕业生。

让我真正感受到没有文化的痛苦是1969年夏初。当时，我父亲所在单位的“革命”造反派为了彻底打倒我的父亲，借中央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派俩个工人到我的山东老家搞了两次外调，他们在我的山东老家造谣说我父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打响了崇安县第一枪，挑起两个造反派组织的大型武斗，造成两个革命造反派组织人员伤亡，又说我父亲在崇安县10年间调动了好几个单位，肯定有很多问题，要不怎么会调动那么多单位，他们企图激起我家乡的人们对我父亲的愤怒。他们回来后，给我父亲编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说据当地老百姓说我父亲在1941年的一天，带领日本鬼子的一个小分队为追击一伙向他们放冷枪的土八路包围了山南村，烧杀掠抢，把我父亲描述成一个杀人放火、十恶不赦的汉奸；还把我“白皮红心”的爷爷在1941年2月被日伪军头目杜成清（1943年初，被我抗日政府镇压）伙同土匪绑票撕票的事实进行歪曲，说成是被八路军枪毙的。

为此，我父亲、哥哥被关进“学习班”，遭到革命造反派的无情斗争，残酷迫害，逼着他们交代这些罪行。他们还说根据我家乡贫下中农的强烈请求拟把我父亲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公职，遣送回山东老家交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为了让家乡的人证明这些被人胡编乱造的强加在我父亲头上的“莫须有”的罪行都是不实之词，我给父母亲在山东老家的亲朋好友们写信，要求他们找当时的老人、当事人、当地政府机构证明当时的真实情况，还我父亲的清白。

　　图为：1972年5月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再次到我山东老家外调，推翻了前二次制材厂的造反派给我父亲胡编乱造的莫须有的罪名，还了我父亲的清白。

　　可是当我把我写的信给我哥哥看时，我哥哥说，这是你写的信？你怎么连一封信都写不清楚，你的信叫人看不懂，根本不知道你要他们给你证明什么。

这时，我才意识到我这个所谓的“知识青年”没有多少文化，连一封信都写不清楚。再说，当时我们在农村与资本主义思想斗争时，陈福郎写的那份很有水平的揭发信对我的触动很大。相比之下，真是天壤之别。巨大的差距使我意识到学习文化的重要性，我决心利用在农村插队的日子里抓紧学习文化，自学完成中学的课程。但是中学的课程数、理、化、几何我几乎都没学过，没有一点基础，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要学这些科门那是不可能的。再说，当时“读书无用论”的思潮在社会上十分流行，知识和文化都成了“罪恶”，是被革命的对象，有文化和知识的人都是被整个社会鄙视、革命、打倒、清除的对象。而没有文化的工农兵、大老粗、穷光蛋最革命、最光荣，是主宰这个社会的先进代表。知识青年就是建国以来学了太多的文化才被赶到农村插队当农民接受劳动改造的，谁还敢自讨没趣学文化往死胡同里钻呢？再说，在农村的现实生活中，数理化好像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当下没有文化的痛苦，激励着我要继续学习文化。

我决定专学语文，在小学期间我曾有两个年级语文课的成绩很好，有一定的语文基础。再说，我还有1965年上初中时在崇安二中购买的一本新华字典，看不懂的字可以查字典。我把我的学习计划告诉陈福郎，请求他把他念过的初、高中的语文课本借给我学习，陈福郎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很快就从家里搬来他过去读过的语文课本给我。虽然，当时我很想学习文化，但是我没有系统地计划，也没有太多的耐心，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囫囵吞枣地把这些初、高中的语文课本都读了一遍。从此，自学文化知识的努力和坚持写日记没有中断过，经过一年多的学习，我的文化知识水平有了一些提高。

2

 

由于我们在农村的劳动和生活十分艰苦，精神倍受煎熬、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激烈，我坚持记笔记，把当时的生活记录下来。现在看来，这些笔记虽然错别字很多，语言不怎么通顺，但是它真实地记录了当时我在农村的生活。曾有几天的在笔记中，我表达了想把这些生活写成书的愿望。当然，那只是不自量力，不知天高地厚的幻想而已。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曾多次鼓动陈福郎把我们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写成书。

1970年春节过后，陈福郎说他的外婆也要到这里来居住，为他煮饭，照顾他的生活。在陈福郎的鼓动下，我们决定搬到上坂庙里居住。要搬到上坂庙里住，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住在余富生家，被陈祖好一伙认为我们是与余富生是一伙的，与陈祖好的那一伙产生了很大的隔阂。为了缓解与陈祖好一伙的矛盾，促使我们搬到庙里居住。上坂庙称“玉封富庙”，据说有几百年的历史，中间的神坛中摆放的众神像在“文革”初期已被造反派砸碎，但是庙内两侧的厢房为迎接下乡的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被用杉木板隔起来，修缮一新，可以住三户人家，而且还有比较宽敞的地方可以作为我们的灶房。陈福郎住在北面的一间小屋，他隔壁还有两间小屋，被他用来养猪和鸡鸭。大堂神龛前的供桌上，陈福郎还养了几只可爱的小兔子。我住的南边小屋旁垒起了两口锅灶。但是，在陈福郎住的只有两米高的北屋厢房的阁楼上放着两副棺材，我住的南屋厢房的阁楼上放着抬棺材用的整套工具，看起来怪怪的有点吓人。可我们都是“无神论者”，这些东西没给我们造成心理障碍。我曾搞笑地说：抬棺材用的工具抬着我们住的厢房这两口活棺材。

由于上坂庙大堂宽阔容得下几十个人，这里是下坂生产队的一个活动中心，分散住在上坂下坂两个小村庄的社员们白天劳作了一天都要把工分簿拿到这里记当日的工分。生产队召开的各种大小会议和组织政治学习都要到庙里进行。

搬进上坂庙里以后，我们也安下心来，白天与生产队的社员们一起劳动，收工后精心伺弄生产队分给我们的三分自留地。我们在自留地上种下了各种蔬菜、地瓜、小麦，我还到山沟里开垦了一块荒地种下了几十棵芋头。

插队的生活平凡而安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白天我们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晚上记过工分以后，社员们散去，我们就各自在自己的低矮的厢房里昏暗的煤油灯下读书、学习、写笔记。记得当时陈福郎写过这么两句诗文“晨起暮归图生计，晦气满盈冲矮檐。”说明了当时我们的情境。艰苦的生活平凡而安宁，每天除了白天劳动和晚上看书、学习、记笔记似乎没有什么好想的了。当时，领袖号召我们扎根农村当一辈子农民，没有太多的想法了。这一年，我想的更多的是搞好那三分多的自留地，能有个好收成。争取每月多出几份工，多挣些工分，争取年底生产队分红多分些钱。

 

图为：当年我们在上坂居住的：玉封富庙

3

 

忽然有一天，陈福郎三位在其他公社插队的同学来找陈福郎，打破了我心中的平静。

他们都是陈福郎的同班同学，他们说“十.一 ” 期间在县城碰到陈福郎，相约要到这里来看陈福郎写的什么长篇小说，可是那天陈福郎到县城去了。我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因为他们中间有两位我认识，一位是新华书店街道对面文化馆隔壁刻印章的老王的儿子王一腾，1963年我的家住在新华书店时，他父亲常找我父亲下象棋。一位是县医院红鼻子李医生的儿子李日勤，1961年我住在医院宿舍大院时还常与他一起玩耍（那是八年前的事了）。他们俩分别在兴田公社黄土大队和星村公社黄村大队插队落户。

他们说十月一号那天他们在街上遇到陈福郎，听他说写了一个什么长篇小说，主要是写他到这里的农村插队后的生活与斗争。他们还要我介绍一下陈福郎在这里的生活与斗争，我说陈福郎在这里的生活与斗争与我是密不可分的，我们是并肩做战。于是，我就把我们到下坂小队插队所经历的生活和与陈祖好、省上来工作队的斗争向他们一一做了介绍。

他们听了我的介绍后都为我们在这里的遭遇感到惋惜和愤慨，说他们那里没有这些事。随后，他们还到陈福郎住的房间里翻看了一番，发现他正在写一部书名为《武夷风暴 》的长篇小说。

中午，我煮了一些饭菜招待了他们。饭后，我想多留他们一会，等等看陈福郎会不会回来。他们说从这里走到县城有十多里地，走到城关要很长时间。送出庙门口，我与他们一一握手告别。

   听说陈福郎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的消息，对我的触动很大。我想这个陈福郎真会保密，我与他在一起共同劳动、生活、斗争了一年多，我居然不知道他在写长篇小说。过去，我常给陈福郎说我们的斗争生活这么激烈，我们要把它写成书。没想到，他居然不动声色地已经写好了。晚上，陈福郎回来后，我告诉他李日勤和王一腾来看他的长篇小说的事。他只是笑笑。我说能不能把你写的长篇小说给我看看，他也没给我看。

我问他：你怎么会写长篇小说呢？他说，1967年冬天，他回学校看看什么时候开始上课，看见同学们荷枪实弹，一副天下舍我其谁的派头，一中的两派红卫兵正处在对峙的斗争中，他看到这场两派的斗争没有尽头，看见学校的图书馆被砸开于是捡了一些文学创作谈、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图书，告别了学校，回家当了逍遥派。1968年，一中红卫兵造反闹革命的热潮过去后，他不愿参与社会上各派别根据“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号召组织的“文攻武卫”，闲在家里又没有事干，1968年他就把这些文学创作的理论书都学习了一遍。1968年冬天他就尝试着开始学习文学创作了，他想写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没想到到大埠插队以后，才知道大埠村是土地革命时期崇安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诞生的地方，崇安县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徐履俊是大埠村的人。听了这里的人们讲述后，他就想写一部反映闽北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长篇小说。目前，他已经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初稿，大约有19万字。听了他的讲述，令我惊叹不已，没想到他小小年纪居然有如此大的雄心壮志。

我说，你的那些文学创作的理论书籍能不能借给我看看，我也想学习写作。陈福郎一开始用怀疑的口气说：你的文化底子太薄了，怕是不行。后来他又说，只要有志向，有雄心壮志，没有多少文化的人也能写出文学作品。他说工人作家胡万春，军人作家高玉宝就是一边学习文化，一边学习写作的。很快，他从家里搬来几本文学创作的理论书籍。我重点学习了《文学概论》和赵树理、柳青、周立波、刘绍棠、刘白羽、胡万春、高玉宝等许多作家的创作谈和有关文学创作技巧的经验介绍。特别是胡万春的《我是怎样学习文学创作的》对我的影响和帮助很大。这期间，我还学习了《毛泽东论文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林彪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在军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等一些指导当时文学创作的理论文章。按照当时的文学创作指导理论，要“三突出”，要创造“高、大、全”的英雄人物。读了这些文学创作的理论书籍后，我的思想有了一个很高的升华，再也按奈不住蠢蠢欲动的心了。

但是，像我这种文化程度要想写作确实是很难的。我试着写出了几篇所谓的 “作品”，拿给制材厂一位叫陈旭的人看。听说他也是文学爱好者，“文革”前曾经写过电影文学剧本。没想到，他看过以后，还拿给我父亲看。他无不讥讽地说：葛书记，你的儿子要想当作家啦。你看看这是春光写的东西。他告诉我父亲，这些东西写得乱七八糟。他还说小学毕业生还想当作家，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有一天我找他，叫他谈谈对这几篇所谓作品的看法。他给我泼了一盆大大的冷水，浇了我一个透心凉。他说，你写的这几篇东西我看过了，连小学生的作文都不如，像你这样的文化程度，要想写书当作家恐怕比登天还难。他说，人家那些作家都是大中院校毕业，经过严格地培训才成为作家的。你只有小学文化水平还想当作家，有些自不量力，是异想天开。他们那些作家好比是精心培育的花朵，你只是荒山野地的野草而已。

我父亲也给我谈了一次话，他说，现在整个国家都在批判文学作品，那些写书的作家都被打成反动文人了，个个被斗的九死一生。现在提起文学人人都怕沾上边，你倒好，反而要学习文学创作，想当作家。再说你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要想写出文学作品是很难的。当初，我叫你好好学习文化，你不想上学，一心想参加生产劳动，现在你还想写作当作家，你后悔了吧。我劝你还是不要学这些东西，还是学一些其他有实际用途的东西。我辩解说，人家胡万春、高玉宝都是小学文化，都能当作家，我也能当作家。我还说，现在不学习，以后更后悔。

后来，有关我想写书当作家的事被很多人知道了，冷嘲热讽不绝于耳，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有的说我“不知天高地厚”“异想天开”。我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有的人甚至当面讥称我是“葛作家”“大文豪”。有的同学们还戏称我是“大埠的癞蛤蟆”。

4

 

尽管反对我学习文学创作的人很多，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动摇我学习文学创作的决心。反而更激励了我的决心和信心，当时我的笔记里记载了这样的誓言：誓把文学创作当作我的毕生事业。指出，文学创作是我的唯一出路。还指出：胜利是属于永恒的人，坚持不懈的人，勇往直前的人，充满自豪感的人。

唯一支持我学习文学创作的人是陈福郎。他见我的决心很大，鼓励我抓紧时间学习，争取早日写出作品给他们看看。说他取了一个笔名叫“陈光”，你也应该取一个笔名。我取的笔名是：葛藤。取这个笔名主要是受陈旭的影响，他既然说我是荒山野地里的野草。我想只要坚持不懈努力奋斗，说不定荒山野地里的野草也能长成栋梁。我们上山砍柴时，发现漫山遍野生长着一种叫“葛藤”的植物，根部可加工成淀粉，有很旺盛的生命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三年困难时期，它粗大的根部被人们加工成葛根粉当作食品，填饱了许多人的肚子，挽救了很多生灵。我就以“葛藤”为我的笔名。

认准了这个目标以后，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学创作的理论知识。摘录了许多名人名家的名言和创作心得体会，抄录了一些作品精彩的描写片段，写了许多学习笔记。我青春年少志气大，心比天高，急于求成。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初步掌握了一些文学创作知识，就跃跃欲试，一开始就想写大部头，想一口吃成一个大胖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苦思冥想的构思，我计划写一部反映知识青年参加农村“三大革命斗争”题材的长篇小说。我以我们插队生活和与资本主义思想斗争的生活为主线，知识青年与阶级敌人破坏人民公社作斗争的事例为素材，构思了许多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同时，还收集了报刊上介绍知识青年的先进事迹。特别是报刊上介绍的上海知识青年金训华到黑龙江省农村插队落户期间为抢救国家物资牺牲于激流中的英雄事迹，更激发了我创作以知识青年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的欲望。我把这部长篇小说取名为《青春似火》。

1971年5月16日，我不顾文化底子浅薄，在大埠村余进祥的那间小屋里开始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一旦进入创作过程，我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创作的迷梦中不能自拔。我不分昼夜，疾笔奋书。有时为了创作冲动的连续性，我足不出户，经常白天经常不出工，夜晚通宵达旦地写。经过半年的浴血奋战，1971年12月27日深夜，我终于完成了《青春似火》提纲似的约有20万字的长篇小说初稿。

　　写完初稿以后，我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特写了一首不知是不是诗的长“诗”，以纪念这不寻常的学习创作和写作的经历。现抄录如下：

 

《文学创作的开端》

—为学习创作一周年而作  

 

1

夜，静静地。

我抬眼远望：啊，这迷人的夜，多么美……

斜月落在我的身上，“睡吧，你看那弦月将 落。”

朋友，今晚我怎能入睡，你可知道？

我学习文学创作整整一年了啊！

这难忘地一年，不寻常的一年

曾起过多少风波……

2

一年前，这大海波澜翻滚的世界上，

我像一叶小舟碌碌无为漂泊而过。

“为祖国献身的途径在哪里啊……”

我常为人生的前程而困惑。

看，神州建设日月传捷报，英雄处处奏凯歌。

然而，我却在碌碌无为度日月。

二十二个岁月过去，是何等的失落。

3

啊，在这人生的旅程中，

在大海中漂泊了二十二年地我，

终于寻觅到前进的航标。

文学创作的远景在向我招手：

“快赶上，革命的文学事业需要你们：

战恶浪，迎狂波。”

有雄心“四卷”指方向，

我为社会主义事业动笔墨。

4

没想到，社会上的无能之辈紧紧地扯住我：

“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这条路走不得。”

一些“过来人”不怀好意地说：

“闯什么，大海里漂泊照样过。”

“小学文化还想搞创作？真是不自量力太可笑。”

“这条路走不得，多少人在这条路上淹没。”

5

初出茅庐、不知虎威的我，

吓住了，犹豫了，目光淡漠……

产生了可耻的动摇。

啊——你看那狂风巨浪潮涨潮落……

卑鄙龌龊的小人，人面兽心，张牙舞爪好似恶魔。

怎么办？前进还是退却？

雄文“四卷”暖心窝，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拓开了我的视野。

对！为了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怕什么！

缚人的框框要打破。

光辉思想指导我，心明眼亮，针锋相对战恶魔。

6

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我昂首阔步走向前，

歇斯底里地咒骂算什么！我的红心火样热。

是什么丰富了革命者的智慧和喜悦，

正是那阶级斗争的烈火。

火红的生活，火热的斗争需要我们去创作。

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

为无产阶级的文学事业，

我坚定了信心，为祖国的文学事业发一分热，

大胆创作——誓做新一代文艺工作者。

7

前进的道路，曲曲折折。

冷嘲热讽怎肯熄灭，

那无数的风波，懦夫庸人的思想又在缠住我……

曾有一度，我又陷入人生的困惑。

“人，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活！”

几经痛苦，几经挣扎，

远大理想终究战胜了困惑。

我走出了人生的低谷，挣脱了旋涡。

我向毛主席表决心：

敬爱的毛主席，我要迎狂风，战巨浪，百屈不折。

为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献出我的一切，

为英雄的时代、英雄的人民塑造赞歌。

8

手中的豪笔不停地飞舞，

《青春似火》大胆创作，

奋战二百多个日夜，

难忘啊，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午夜，

《青春似火》完成了初稿的创作。

火红的青春，

火热的红心，

满载长篇小说《青春似火》。

9

啊，太阳出来，山林尽染，万道红波，

怀着创作的欢乐，迈开大步迎朝阳，我放声高歌。

今天，我终于迈过了坚定的第一步。

今后的道路啊漫长而曲折，

我要坚定不移往前走啊，

继续干那－－平凡而伟大的事业。

一九七二年元月八日午夜于大埠

　　陈福郎看了《青春似火》的手稿后惊讶不已，他说他一口气读完了这部手稿。他说，没想到，你还真的写出了长篇小说。他认为这部小说写得很好，有生活，构思巧妙，故事性很强，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生活。我没想到他会给这部初稿这么高的评价，陈福郎的评价给我增添了继续创作的信心。

5

 

不久，我们搞文学创作的事也被一些官方人士知道了。我们勇敢地走进了新生的红色政权—崇安县革命委员会的文教组（相当现在的宣传部），一位叫王文国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当他听说我们在写长篇小说的时候，对我们十分支持，当即送给我们一大捆20多本印有“崇安县革命委员会”的稿纸，十几瓶篮墨水。得到这些稿纸和墨水，令我们感动得不得了。我们如获至宝，这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当时对我们这些一贫如洗的知识青年来说，这真是一笔了不起的巨大财富。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创作得干劲倍增，信心百倍，似乎看到了美好的前景。

当时，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党中央开始重视文艺工作，发表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30周年”征文启事。让我们看到了文艺复兴的希望和曙光。这时期，各级宣传部门闻风而起，开始重视文学创作。这年，《福建文学》杂志又要复刊。这期间，县文教组也会叫我们参加一些会议。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结识了到崇安县走访业余作者的我省“文革”前的老作家姚鼎生、魏世英等人，这对我们的创作有了一个很大的推动和促进。

1972年上半年，身患腰疾的陈福郎强忍着病痛顽强地开始了他那部反映闽北土地革命时期的长篇小说第二稿的创作。

经过半年的痛苦思索与重新构思，我也于7月10日冒着酷热在大布小队余进祥的一间小屋里，开始了长篇小说《青春似火》的第二稿的创作。我完全放弃了参加生产劳动，关门闭户，夜以继日，如醉如痴地进行创作。开始学习文学创作后，我学会了抽烟，以一天一包0.15元的香烟，一天写一万字，一天写一个章节的速度奋笔疾书。我常常是关在屋里写一个星期，就参加几天耕山队的劳动，或者外出散散心。休整几天又继续写。墨水用了好几瓶，钢笔尖写坏了好几个，稿纸用了一本又一本，右手中指的第一个关节上磨出了一个老茧。经过三个多月不寻常地日日夜夜，1972年9月22日午夜，我完成了《青春似火》的第二稿创作。第二稿比第一稿增加了更多的章节，故事情节更加离奇曲折，人物的塑造也丰满了许多，字数也从20万字增加到近30万字。当我写完第二稿，身体几乎垮了，十分虚弱。在这以前，陈福郎也完成了他那部将近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

　　图为：1977年1月，与陈福郎重返大埠村时我在余进祥的屋前留影。在这座屋里一间不足九平方的小房里，1971---1972年，我在煤油灯下完成了长篇小说《青春似火》的第一稿和第二稿。

6

 

1973年元月的一天，我和陈福郎把我们的长篇小说手稿送到县革命委员会文教组，想叫他们审查。那天文教组的领导们正在开会，当他们看到我们送上的两部沉甸甸的长篇小说的手稿，很是惊讶，说没想到我们县还有写长篇小说的人。之后，他们把我们的手稿寄到福建人民出版社。在我们苦苦等待了一年以后才有了消息。

1973年，陈福郎转到洋庄公社插队以后在那里考上了厦门大学中文系。他到厦大不久，福建人民出版社把积压在出版社的30多部长篇小说稿件送到厦门大学72级中文系的毕业班，请他们帮助审看这些稿件，要求他们看过以后给每一部作品提出意见后退稿。福建人民出版社的领导们没想到在当时那种形势下，还真有不怕死的，敢涉入文学创作，而且还敢写大部头。当时没有出版社敢出版长篇小说，全国在当时政治任务的要求下才只出版了一部名为《牛田洋》的长篇小说。福建出版社根本就没有胆量敢出版长篇小说，为了给不断去信询问作品处理情况的、心急火燎的业余作者一个回复，才采取了这种方式处理这些作品。据陈福郎说，当时出版社召集部分业余作者到厦门大学中文系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并将他们的手稿一一退还。当出版社的领导得知陈福郎与我曾一同插队落户在崇安县武夷公社大埠大队时，顺便把我的《青春似火》手稿交给了陈福郎。后来，陈福郎又托人给我带回来了。随退稿回来的还有一封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来信，从三个方面对作品进行了评价。一说没有很好地反映主题，二说主要英雄人物站不起来，三说作品没有一个重大事件贯穿全书，多是一些零碎的小事的凑合，像是日常生活的再现，出较杂乱。希望今后更加努力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继续深入体验生活，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青春似火》遭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枪毙”，本来就在我的意料之中。为纪念《青春似火》遭福建人民出版社“枪毙”，我特地到照像馆拍照存念。

《青春似火》退稿并没有挫伤我创作的积极性，我笔耕不辍，又创作了几篇短篇小说，还写过诗歌、散文、独幕话剧，但是没有一篇作品发表。直到1975年11月7日，《福建日报》的文艺副刊《武夷山下》才刊登了我一篇散文《山村盛会》。

关于这篇散文的创作也是一波三折。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热潮风起云涌，县委刘毅书记在山西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我天天收听有线广播中的新闻联播，心有触动。县委刘毅书记参加会议后召开全县“三干”会议做了传达和鼓动，我所在的樟树大队也闻风而起，开展学大寨整治旧山河，组织全大队的劳力把贯穿樟树大队东西向的一条名为马墩河的小溪进行取直、加宽、加深的改造。

作为农业学大寨的工作队员，我带领我负责的谷林、翁墩两个生产小队的全部社员参加了这场改造马墩河的战役。当时，马墩河上人声鼎沸，好不热闹，我不由触景生情，产生了创作冲动。当晚，我挑灯夜战，一气呵成，完成了这篇散文的初稿。后又几经修改完成这篇散文的创作。散文写好后，我曾多次拿给一些所谓的有水平的人士看，请他们指教，却无一人称好。有一位叫李秀坤的老熟人居然还全面否认了这篇稿子，弄得我十分沮丧，犹豫了好几天要不要给福建日报投稿。挣扎了几天后，我不管他三七二十一，重新抄写了一遍，匆匆塞进了茶场三区的一个信箱。听天由命吧。

没想到。十多天后，在樟树大队的大地上大队的广播传来呼叫我的喊声：“翁家的工作队葛春光请注意了，你有紧急电话，速到大队部来接听！”同时，反复播报了多次。听到广播后，我心里一惊，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拔腿飞奔跑到大队部抓起电话。原来电话是在县广播站工作的同学李秀峰打来的。

他问我：“你看到今天的福建日报了吗？”

我说：“今天的福建日报还没到。”他说：“你的笔名是不是叫葛藤？”我说：“是。”

他说：“你是不是写过一篇名叫《山村盛会》的文章？”我说：“是。”

他说：“祝贺你，你的作品在福建日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了。” 

“真的！”我惊叫起来。几年来，我持之以恒的学习文学创作，屡败屡战的艰辛不由涌上心头。令人欣慰的是，今天终于有了收获。

同月23日，福建日报文艺副刊上又刊登了我的一首反映农业学大寨的诗歌《出征》。

多年的辛勤劳动终于有了收获，使我在崇安县名噪一时，成了小名人。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以来，崇安县几乎没有人在省级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只是去年在下梅煤矿工作的一位福州市来的知识青年杨颜桐在福建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踏遍青山》的短篇小说。我的散文作品的发表，也给了那些曾经打击、讽刺、挖苦、嘲笑我的那些人一个响亮的耳光。他们不得不对我这个“小学毕业生”刮目相看。记得，有一天县委书记刘毅还在县报道组陈挺芳的陪同下到我新调到的拓洋大队来探望我。因为我在这篇散文中提到了崇安县委书记刘毅的名字，他很高兴，想认识我一下。

　　同时，收到陈福郎12号在厦门大学发来的贺信。

我的父亲也十分高兴，我在福建日报上发表文学作品的成功给他长了脸。因为，11月23日那天的福建日报送到正在参加一年一次的全县干部大会（三干会）的各代表团手中，我与父亲正同在县城参加三干会。父亲所在的林业代表团的人都看到了这份报纸，纷纷向我父亲祝贺。

可是，1976年3月我从农村上调出来工作以后，没有在省级刊物上发表过作品。但是学习文学创作的底子还在，我搞过文艺宣传队的编剧，写了许多小节目、小话剧。后来因工作和生活的种种原因，我逐渐放弃了文学创作的雄心。成了“理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虽然，想当作家的梦想逐渐消失，但是为我日后靠撰写文章进入政界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后来，我从事财会工作，由于我坚持财务会计制度，受到排挤，造成我80年代精神生活的很不好。但是。并没有使我放弃对文学创作的追求。在这些年中，我仍然在看许多文学书籍，特别是各省市的文学期刊，我试图从中得到启发，触动创作的灵感。虽然有无数次的冲动，曾有过无数次努力，但是很难提起笔来，无数美好构思都成为泡影。直到80年代后期，我所在的纤维板厂的领导更换，才使我走出阴霾，我开始与厂里的一些年轻人开始了广泛的交往，开始走出生活的阴影，才动笔写了一篇名为《尧茂书号》的短篇小说，后来又改编成《中学生与个体户》的单本电视剧。虽没被文学刊物刊登和录用，却是充实了我的精神生活。

 

在大布学习文学创作期间，还要特别感谢从福州第八中学下放到大布大队当工作队的英语老师吴徽武。1971年，大埠大队组建耕山队，我被选中加入耕山队，为了上工方便，我找到住在大队出纳余进祥家的吴徽武，问他能不能与他住在一个屋里。虽然那间小屋不足九平方米，只能摆下一张桌子和两张床铺，但是他十分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我们同居一屋一年多，陈福郎常常到这里我们

 三人彻夜畅谈，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与吴徽武同居期间，在暗淡的煤油灯下，我常常如入无人之境如醉如痴地挥笔写作到午夜或通宵达旦，对他多有打扰，他从无怨言，默默地支持我从事文学创作。50多年过去，我们的友情一直保持至今。

　　图为：1972年2月吴徽武上调回福州第八中学工作。我们与吴徽武（中）惜别留影。

　　图为：吴徽武调回福州八中后，1972年3月26日给我的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