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医内科首任主任朱德明

巴丹弱水

郑大一附院院史办

巴丹弱水

陈明望

2024年3月9日

　　1925年5月，朱德明毕业于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1932年9月，朱德明应河南大学医学院阎仲彝院长的邀请，由江南鱼米之乡的嘉兴，来到了黄沙弥漫的开封，任河南大学医学院内科学教授兼附属医院内科首任主任。

从此，他把河南视为第二故乡，与河南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河南医疗卫生和医学教育事业。

抗战时期，河大医学院流亡荆紫关、汉中和宝鸡最艰难、动荡的时期，他不惧困难出任院长，保住了学校不致解散，使河医的命脉得以延续。

1955年，他任河南省卫生厅副厅长，制定医院管理制度，领导河南省的医疗卫生规范化、现代化建设，功勋卓著。

郑大一附院功勋人物证书（2023.09.26）

　　1900年11月18日，朱德明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府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父亲是私塾先生，他从小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6岁开始读小学，14岁升初中，15岁考入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德文班（后改为中学部）读书，19岁中学毕业后升入上海同济医科预科（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

1983年3月，朱德明在《自传》（河南文史资料1994年第1辑）一文中写到：“在同济大学德文班求学期间，有一件事深深触动了我，使我永远不能忘怀：当时上海同济大学校址在法租界上，1917年3月17日，我们正在上课，几个法国兵突然闯入学校，强令学校关门，勒令师生在三小时内全部搬出校园。我们就这样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被外国人以武力赶出了自己学校的大门。在愤恨之余，我明白了一个真理：要想不受外国人欺压，中国必须独立强大起来。几个月之后，学校易地复学，我勤奋努力，立志学好医术为国效力。由于学习成绩优异，我曾数次获得第一名奖章及奖学金。”

朱德明留学德国留影（1921）

　　1920年4月，朱德明同济医科预科毕业。毕业当月即飘洋过海到德国留学，取名Toming hue ，先后在德国明斯特大学、弗莱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留学。1925年5月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毕业，8月获医学博士学位。

朱德明留学德国留影（1922）

左起：金问淇、余鸿康、彭道尊（成都）、李元善（上海妇产科）、陈定（端白）、贝时璋（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沈谦（沈钧儒之子）、褚葆真（朱德明表弟，河医微生物学教授）、张国元（成都）、刘克隽、张懋澍（福建）、××、方子勤、朱德明、周彦（景文）

1925年9月，朱德明获博士学位后，他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立志报效祖国。他没有留恋国外优渥生活，义无反顾地登上轮船踏上了归国之路，历时3个多月的航行，于年底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从此，他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用所学知识回馈祖国，是他一生执著的情怀。

1926年2月，朱德明先后在杭州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浙江大学工学院）和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浙江大学医学院）任德文教员。

1927年2月19日，北伐军攻占杭州，外国人相继撤离。在打倒帝国主义、反对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和打倒洋奴的声浪中，浙江省政府决定收回1871年由英国圣公会创办的杭州广济医院（浙大医学院附属二院），邀请洪式闾（字百容，1894～1955，浙江省乐清县人）出任该院务委员会主任，接收广济医院自办。是年4月聘请朱德明任该院医务主任兼内科主任。

1927年9月，迫于外交的压力，南京国民政府要求退还外国人在华财产，浙江省政府做出归还广济医院的决定，朱德明迫不得已离院，继任浙江医学专门学校德文教员。

1928年9月，教育部长蒋梦麟（字兆贤，1886.01.20～—1964.06.19）以“浙江医学专门学校设备太差，无发展前途为由，令该校停止招生，逐年结束”。纵使情深，奈何缘浅，朱德明无可奈何离开该校。

军阀混战，世事纷乱，接二连三仕途受挫，朱德明空有满腔热血，却无处施展。

任飘零，惜此生。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满腔热血无处施，留洋归来志未酬；报国无门话悲凉，莘莘学子泪满襟。

1929年2月4日，江苏省省会由南京迁镇江。7月1日，江苏省立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在镇江落成，朱德明闻知消息后即由杭州前往镇江应聘。一片丹心报桑梓，报国何惧路难行。他如愿以偿被聘请为该院内科主任，并创建了化验室，10月11日省立医院正式开业。

省立医院的开业，吸引了众多江浙地区医学院校毕业生的目光。1929年8月上海同德医学院应届毕业生倪桐岡、陈去非和丘涵芬三个亲如姐妹的女生，一起从上海来到镇江，同时受聘在江苏省立医院工作。1930年闺蜜陈去非去了河南开封辅助丈夫阎仲彝，在河大医学院助产学校任专任教员。

倪桐岡年轻时期

　　在镇江，朱德明与来自上海松江的女子倪桐岡邂逅相遇。这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更是一种情感的共鸣。透过江南的烟雨，细雨下撑起了一柄油纸伞的倪桐岡，她眉间贤淑，眸中聪慧，温婉的目光深深地吸引住朱德明，使他痴迷，让他沉醉。

1904年8月3日，倪桐岡出生于上海松江一个旧官吏家庭，父亲是江苏松江府督学，母亲在她5岁时因难产去世。倪早年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毕业后当了几年小学教师，在哥哥的接济下1924年考入上海同德医学院。

镇江，山水禀赋、百年醋香，白蛇传说，缘起镇江。镇江又是个有梦的城市，千年古刹金山寺，“许仙和白娘子”唯美的爱情故事脍炙人口，强烈撞击着朱德明封建礼教思想。他在嘉兴有父母包办的未婚妻，受“五四运动”之后新思潮、新文化的影响，被禁锢多年的爱情开始复苏，唤起了他对自由恋爱的追求，对自由婚姻的渴望。

1931年6月，热恋中的倪桐岡为了给他解除包办婚约留有退婚时间，到日本长崎大学病院进修妇产科。

“君影我怀在，君身我影随，重泉虽暂隔，片夕未相离”。守得一场眷恋，凝眸一份思念，虽然相隔干万里，两心相连尺咫间。

朱德明倪桐岡结婚照（1932.08.24）

　　1932年6月，倪桐岡回国。 8月24日，朱德明终于冲破封建枷锁，实现婚姻自由，携手倪桐岡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在浙江嘉兴老家拜堂成婚。

这对新婚夫妇蜜月还未度完，就应闺蜜陈去非的丈夫、时任河南大学医学院院长阎仲彝的邀请，与同在镇江江苏省立医院工作的丘涵芬医师一起，是年9月告别了美丽富饶的江南水乡，来到了河南这块贫瘠的土地。

朱德明到开封后，任河大医学院内科学教授，兼任附属医院内科首任主任。夫人倪桐岡任河大医学院附设妇产科医院医师，兼助产学校专任教员，丘涵芬任河大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医师。

朱德明夫妇在开封寺后街朱宅

（1932年夏）

　　当时的河大医学院，尚处于起步阶段，附属医院刚建成也不足一年。建院初期人才匮乏，内科仅有单德广教授一人。医院各种医疗器械、设施尚未配套完善。他们一行三人的加盟，为推动医学院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提升医疗技术水平，立下汗马功劳。

朱德明夫妇在开封寺后街朱宅

（1932年冬）

　　从此，朱德明夫妇踏上他乡路，再无江南故乡春夏秋，夫妻俩把一生奉献给了河南的医疗卫生和医学教育事业。他们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救死扶伤，鞠躬尽瘁。

1930年10月，刘峙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后，力荐留法博士陈宗蓥（字器先，江西省永新县人）来汴任河大医学院细菌学教授。医学院按陈的要求筹集资金，设立细菌血清研究馆，并承担附属医院化验室的检验业务。

在德日派掌权天下的河大医学院，即便是留法博士陈宗蓥倚仗刘峙的权势能进医学院，却难以在德日派势力下施展拳脚。陈宗蓥这是重蹈覆辙，留美博士孙祥正（名润晨，1897～1968.05.01，河南省汲县人）就是前车之鉴。陈无奈离院后，留下力不睱拱的半拉子细菌馆。

朱德明到任河大医学院后，因与院长阎仲彝同为留德博士，得天独厚的德系派和外省籍人优势，使朱能在豫北豫西两派争斗之间保持中立，迅速地在派系林立的河大医学院站稳脚跟。况且朱阎两家夫人又是闺中密友，姐妹情深。

深情谊厚的两家人（1932）

左起：阎仲彝、陈去非、倪桐岡、朱德明

朱德明凭借在镇江建立过江苏省立医院化验室的丰富经验，带领与其一同来汴的丘涵芬医师一道，申请场所筹集资金，购买必须的玻璃器皿、试管、载玻片、盖玻片、显微镜、天平和化学试剂等，创立起河大医学院第一个简陋的化验室，并兼任化验室主任。

化验室初建伊始，因条件限制仅能做血、尿、粪常规检验。在最原始的按键机械式人工血球分类计算器还没有诞生前，血液红细胞、白细胞计数和分类，都是在显微镜下用肉眼计数来完成的。

开封寺后街朱宅（1932）

左起：丘涵芬、倪桐岡、朱德明

化验室当时只有一间房子，丘涵芬一个化验员。耳垂采血等辅助性工作，由护校学生轮流帮忙来做。1935年朱德明除内科学课程外又兼教生理学课程，因教学任务繁重，化验室主任交由内科单德广教授兼任。

民国时期国力衰弱，医学落后，医院里没有什么检查仪器或设备，药品仰之于国外进口。医院也就仅有个血压计和听诊器，附属医院第一台X光机是1934年2月购买新乡低价转让的。所以说化验室的诞生，为医生对疾病的预防、诊断、疗效和预后判断提供了重要依据。改变了以往仅凭临床经验判断疾病墨守成规的观念。这种变革，为推动河南医疗技术进步和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贡献，为河南临床检验学奠定了基础。

河大医学院附属医院病房（1932冬）

　　这是一张90年前河大医学院附属医院病房的老照片，感谢朱德明用照相机给后人留下这珍贵的历史镜头。白墙黛瓦落白雪，梦未殇，情未央，思往事，惜流芳，诉断哀肠。

低矮的青瓦白墙平房，虽然没有现代高楼大厦那么气派、漂亮，但是静谧庭院中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窗外的花池四季常青。一条再普通不过的休闲长椅，会让你目瞪口呆，惊艳到90年前河医细微处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画卷，是那么地温馨。

映入眼帘的拱形玻璃门窗，高大的拱形设计，使病房内更加敞亮透彻。六根粗大木柱顶撑檐枋，白色的墙壁象征着纯洁和安静。

屋外的廊道使室内不受风雨之侵，夏秋之交也不受阳光之炎热。廊道既可供人遮风避雨，又可供病人休憩小坐，观赏院内景致。

鸡公山上“德岡”石刻（1934年夏）

　　鸡公山雄秀青幽，层峦叠嶂，沟壑纵横，峭石嵯峨。报晓峰上留下多少名人大师行云流水，遒劲有力的草书石刻。1934年夏天气炎热，朱德明带上身怀六甲的夫人去信阳鸡公山避暑。为了让世人见证这永恒的爱情，也为了两人爱情的结晶（长女朱中瑜）即将诞生，在夫妻两人名字中各取一字，在报晓峰顶西侧石壁上留下了篆体“德岡”石刻，以示纪念。

旧地重游鸡公山（1981.10）

　　1981年10月，81岁的朱德明随同河南省政协参观团到鸡公山旧地重游。他站在石刻前，抚摸着出自岳父倪伯英手迹的“德岡”二字，47年前和爱妻一同登山的情景，再次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纵然岁月流转，心依然，情怀依然；纵然颠簸流离，时光荏苒，情依旧，爱依然。

妻远去，影孤单，相顾无言 ，惟有泪千行。

朱德明子女在“德岡”石刻追念父母

（1995）

朱德明子女左起：次女朱中嵩、三女朱中光、外孙女孙东（朱中瑜次女）、长女朱中瑜

60年后，为了追念父母之爱，朱德明的三个女儿和外孙女一起登上鸡公山，在“德岡”石刻前追思缅怀。“德岡”石刻历经风雨的风化侵蚀，刻满了岁月的沧桑。倾耳静听，仿佛山涧又传来父母熟悉的声音：“德岡”即同德同心，医者存仁爱之心，施仁爱之术……

私交甚笃的阎仲彝、朱德明（1936）

暑假游西岳华山（1936）

左起：阎仲彝、李赋京、单德广、朱德明

民初同济同学，有缘汴梁共事；

远离世俗纷扰，沉淀心灵书香；

相聚华山之巅，文人煮酒论剑；

创院开疆拓土，功绩名垂青史。

朱德明中年时期（1935）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隆隆枪炮声，点燃了全国抗日的烽火。随着北平、华北相继沦陷，为了保存中国教育资源免遭战争毁灭，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高校内迁。

1937年8月，开封已危在旦夕，阎仲彝临危受命再度出任河大医学院院长。阎刚继任院长工作千头万绪，为了减轻他的压力，朱德明决定自己独自一人留在河南，好无牵无挂全身心协助老友阎仲彝重振旗鼓，共渡难关。

他让夫人倪桐岡辞退河大医学院助产学校的工作，带上两岁半的女儿朱中瑜，一岁的儿子朱中兴离开开封，回了嘉兴婆婆家。却没料回到嘉兴不久战火就烧到了杭嘉湖平原，11月19日嘉兴城沦陷。倪桐岡拖儿带女跟着婆婆家逃亡到距离嘉兴120公里远的莫干山大伯哥家，在山中避难才得以幸存。

12月，为躲避日寇，河南大学决定南迁镇平。朱德明忍痛割爱放弃了自己含辛茹苦苦心经营六年，已具规模的内科，告别了已经改编为军政部第十一重伤医院的原河大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同仁，跟随河大医学院迁往镇平县。

河南大学是像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那样离开北京迁往大后方，还是留在河南境内。河大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河大师生。河大刘季洪校长想把河大一劳永逸地迁到大后方四川，而河南省政府和地方士绅则反对河大离开豫境，主张迁入豫西南。

1938年迁校镇平后，刘季洪校长仍不愿放弃自己迁校四川的念头，委派河大医学院教授兼内科主任朱德明、化学系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燕亭（1893～1964）、医学院细菌学教授张效宗（字丹诚，1899～1956，山西省五台县人）、医学院解剖学教授李赋京（字宏生，1900.8.13～1988.9.29，陕西省蒲城县人）一行四人及二李的家眷由镇平县前往四川，拜访祖籍万县的河大医学院第五届毕业生王贵竹（女，1911～不详，曾任南阳专区医院内科副主任）同学家族长辈，希望通过其家族势力和关系，筹划河大迁校万县，落实校址事宜。

朱德明等一行到达万县后，王贵竹在码头迎接老师时转交一份河大的电报，才获悉在他们来川途中，河大已被迫改变迁校计划。俗话说胳膊扭不过大腿，他们只能乘兴而来，家眷留川，败兴而归。假如此行成功，就不会有逃难潭头、西安、宝鸡悲剧的发生。

　　1939年5月，日寇进攻新野、唐河，镇平危急，河大医学院北越伏牛山又迁往嵩县。在嵩县朱德明协助医学院阎仲彝院长积极筹备秋季复课和翌年春季招生，协助附属医院宋玉五院长重建附属医院。

抗战期间国运不济，学校动荡，镇平贫穷落后留不住人才。1939年2月河大医学院细菌学教授张效宗离职去了西北联合大学。河大医学院复课缺少细菌学教师，举步维艰。

1942年，朱德明从大后方陪都重庆，请来了留德博士，国立江苏医学院细菌学教授，自己的表弟褚葆真（字仲如）来到贫穷山区嵩县，帮助河大医学院解燃眉之急。

1920年褚葆真留学德国，1929年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31年回国后在北平协和医学院细菌血清学部工作。

1934年6月，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江苏医学院）成立，褚葆真主持该校细菌学。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沦陷区大量难民涌入，大轰炸下的陪都重庆尸横遍野，血染江河。为防治瘟疫爆发，抑制疫病传播蔓延，安抚民心稳定后方，1940年6月褚葆真等教授集体提议，发起成立中国预防医学研究所。

抗战时期嵩县虽然是贫穷的山区，条件很艰苦。这里没有电灯照明，没有敞亮的课堂，没有课桌缺少粉笔。尽管学校条件简陋，但嵩县远离战争的硝烟，绿茵环抱白云缭绕，有山涧小溪潺潺流水，有郎朗读书声，孜孜勤学影，能安静地学习与生活。

而日伪统治下沦陷区的百姓，却生活在恐惧和饥饿之中，笼罩在枪炮声不绝于耳的阴霾下。虽然莫干山未被日军占领，由于杭嘉湖一带沦为了敌占区，莫干山仍就遭到了敌机轰炸。

为了生存，倪桐岡决定拖儿带女北上寻夫。她早年留学日本会说日语。路上遇到鬼子岗哨盘查，她就乔扮日侨，混过日本鬼子层层封锁线。她历尽千辛万苦，尝尽酸甜苦辣，终于1940年到达嵩县，重返河大医学院。

　　嵩县文化落后，封建迷信束缚着农民的头脑。接生婆缺乏医学知识，旧式接生方法造成大量产妇死亡和新生儿夭折，县城墙下到处都是丢弃的死婴。倪桐岡在嵩县与同仁一道恢复河大助产学校招生，培养助产士。同妇产科医生一起传播文明，推广和普及新法接生，革除旧的接生婆接生陋俗。在街上见到大肚子孕妇，便劝说其到医院生产，使新生儿存活率大大提高。纸房乡一户农家把在河大附属医院出生的儿子取名叫“院生”，以不忘医学院的救命恩情。

1941年7月，朱德明的次女在嵩县出生。“我是在嵩县出生的，所以起名叫中嵩……我还有一个妹妹，是1943年12月出生在嵩县，那时逃难（嵩县逃亡荆紫关）总是我父亲背上背着我，胸前布兜里装着我妹妹，我姐姐牵着一头驮粮食和衣物用品的牛，我哥哥有时自己走，有时坐在挑夫的一个筐里……以后我父母给我们回忆那段经历时，说的总是很轻松，很风趣，他们总是为当时没有丢掉一个孩子而庆幸（当时经常可以看到从嵩县逃难荆紫关途中被丢弃在路边的孩子）。”为了纪念河大医学院流亡嵩县那段难忘的岁月，也为了让孩子铭记那段艰难的日子，父母给次女起名为“中嵩”。

逃难荆紫关、西安、宝鸡那段艰苦的日子，在每一个经历过的河医人心里，都留下永远挥之不去的梦魇。朱德明在《自传》里是这样记载那段心酸不堪回首的往事：“在这8年中，上有飞机轰炸，后有日军进逼，还不时遭遇汤恩伯（国军将领）部队的抢劫骚扰，经常是正上着课或正吃着饭，一听说‘鬼子来了’，就得扶老携幼，马上转移。那时候我的孩子小，我总是背上背一个，怀里抱一个，9岁的大女儿牵着一头驮口粮和衣物的牛，我妻倪桐岡搀着7岁的儿子跟在后面，衣衫褴褛，疲劳不堪，有时一天要走100余里路，吃不上饭，喝不上水，比起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某些悲惨镜头，有过之无不及。就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们还是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坚持教学。嵩县老君山、节孝祠、关帝庙及汉中马家庙，都曾经是我们的课堂。

记得1944年5月我们撤出嵩县，在去潭头、重渡的路上，遭遇了日寇，四名师生牺牲在日寇的刺刀下，不少师生被日寇抓去当挑夫，受尽了欺凌侮辱，大部分人趁晚上天黑，敌人不注意时，连人带担子从山上滚下山沟逃生。从此，所带的图书仪器全部丢失。师生们重聚在一起时，老师凭随身珍藏的几本书和笔记本写出讲稿，又重新开课。

经历千辛万苦的磨难，师生们亲身体会到要想不当亡国奴，只有奋起救中国。师生们怀抱共同的愿望：以医疗技术为抗日救国出力。所以虽然学习、生活条件极差，但学生们都勤奋好学，老师们一心只盼学生们早日成才。那时我妻为了多教会学生们点知识，连孩子们的吃饭、穿衣都顾不上管，而学生们为了让我们有更多的精力备课、教课，纷纷主动利用课余时间帮我们料理孩子。

在伏牛山中，毕业出一批又一批学生，他们有的奔赴抗日前线，为抗日将士治疗伤痛，有的去大后方为抗日救国出力，也有的留在伏牛山中成为医学院的新生力量。如今他们已是满头白发的专家、学者。如河南医学院心血管专家魏太星教授、眼科专家张效房教授、解放军昆明57医院潘天成院长、安徽省人民医院常吉泰院长等，都是在嵩县时期毕业的。”

倪桐岡（1904.08.03～1978.04.28）

　　1944年4月，日军攻进嵩县县城。倪桐岡一家在逃亡重渡沟途中与河大文学院李秉德副教授一家相遇。李秉德在《河南大学搬迁记》中这样回忆：“我们终于来到重渡。我与妻子商量决定和医学院教授朱德明、倪桐岡夫妇共同住在离重渡街四五里路的一个叫关沟的山沟里，暂时不再往南跑了。因为郑孟芳（李秉德夫人）很快就该分娩，腆着大肚子根本无力翻越伏牛山，最安全的办法是紧随产科名医倪桐岡大夫。朱倪一家并无大的拖累，本来是可以翻越伏牛山南逃的，但他们情愿暂留下来不走，和我们住在一起。倪大夫对郑孟芳说：‘作为一个产科医生，我不能撇下一个快临产的产妇不管，等你分娩后我们再走。’这话实在令人感动，不仅表达了深厚的友情，更可贵的是表现出了多么高尚的医德！”

5月25日，在重渡沟的一个茅草庵里，在倪桐岡的护佑下，婴儿出生，母子平安。为了铭记这段历史，给孩子起名“重庵”以示纪念。

1944年倪桐岡的长女朱中瑜9岁半，她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朱中嵩根据大姐的回忆，1998年在写给时任甘肃省副省长李重庵的信中这样写道：“嵩县、潭头、重渡、伊河、关沟以及竹林后面的那个草庵，以及一位孩子的诞生。荆紫关、宝鸡……这些他不止一次给我讲过，还生动地描述当时的生活和逃难情景。

那个庵搭得‘挺大’，咱们俩家全部住在里面很挤。那时两家很亲密，在一起住一起吃。我们家是南方人，带的是大米，住进庵以后就把大米收起来不让吃了，要留给郑校长（河南省立第一小学校长，李秉德夫人）生孩子吃。她说那时从老百姓手里买来的粮食都是豆子、高粱等粗粮，在吃最后一顿大米做的稀饭时，我的哥哥7岁（朱中兴）刚端起碗来要吃（已经好几顿没有吃细粮了），就听见喊话国民党兵进沟抢东西来了，大家已成习惯拔腿就往山上树林里跑。我哥哥刚跑进树林，又突然撒腿往山下住处跑去，吓得大人们捏把冷汗。进沟的汤恩伯散兵朝他大喊了一阵开了几枪，吓得他扭身又跑回了树林，后来才知道他是舍不得那碗大米稀饭。等兵走后他们回到住处，自然已是什么吃的都没有了。”

6月中旬，朱德明、倪桐岡家；李秉德、郑孟芳家；医学院生物学讲师邓之真（字金铭，1911～不详，河南省封丘县人，1936河大生物系毕业）、医学院卫生课教员郝远如（河南省武陟县人，河大毕业，1958年病退）家；及滞留在重渡沟的十来户河大家属一起走了三天，才携手走出重渡沟，抵达荆紫关。

河大医学院滞留荆紫关这半年，由于在嵩县逃亡途中藏书、标本、仪器设备、个人衣物和生活用品丢失殆尽，加上潭头阴影笼罩，吃住困难，院务无人主事，学校经费无着落，部分教师离校谋生，又迟迟不能复课。失望煎熬，导致师生情绪低落压抑，学校走入低谷。行将四分五裂之时，朱德明临难不顾，毅然出任河大医学院院长，收拾残局。

困守荆紫关时，适逢教育部长易人，朱家骅取代陈立夫。第三次走马上任河大校长的张仲鲁在1964年7月29日《回忆我在河南大学时期的派系斗争》一文中写道：“而我竟是两手空空，函电交驰，呼吁救济，而教育部百呼不应……河大遭此空前灾难，而他们竟未给分文救济。”

1944年12月，朱德明受任于混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挑起了责任之担。

1945年3月，日寇又向豫西南进犯战火逼近荆紫关，河大遂奉教育部令西迁陕西西安。5月到达西安后因医学院居无定所，倪桐岡便和孩子留在西安。为了生存她在西安陕西省立助产学校当医师兼教师养家糊口。

张仲鲁校长曾说：“当时校内师生嗷嗷待哺，几乎断炊”。李秉德在《河南大学搬迁记》中写道：“河南大学经过潭头、荆紫关两次仓皇搬迁，留存下来的只是一批难民般的师生了。”朱德明就带领这些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医学院师生转辗汉中、宝鸡。在完全依靠救济生存寄人篱下的姬家店流亡办学。在缺乏师资困境中，他一人承担起内科学、生理学和德文三门课程。

河大医学院流亡嵩县、荆紫关、汉中和宝鸡这八年，是医学院历史上最悲惨，最艰难的岁月。一些学生因受不住那种苦难的煎熬而退学或转学，一些教授为了生存和仕途弃校而去。教授中只有鲁章甫、朱德明、单德广、夏一图四人一直在苦苦地坚守，艰难支撑着，直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1945年8月15日本投降，在全国一片庆祝抗战胜利的欢呼雀跃中，朱德明没有等河大医学院离陕返汴，毫无怨言就把医学院的官印物归原主，谦恭相让给张静吾。

1945年12月，河大医学院师生从宝鸡返回开封，结束了八年颠沛流离的流亡办学生涯。

民国时期，河大医学院山头割据，派性之争由来已久。在派系纵横，山头林立的医学院，朱德明不拉山头，搞圈子，结宗派。

由于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准则、性格和观念不同，品德修养上存在着差异，人与人之间存在矛盾和隔阂在所难免。朱德明坚持不论亲疏远近，从不介入别人的因果是非。公正对待，不偏袒任何一方。和谁都不争，与谁都没有恩怨，表现在如下几次事件上：

　　1. 1934年8月，阎仲彝院长被免职，朱德明没有因为与阎私交甚笃，置医学院利益于不顾而弃职。

2. 1936年春，河南省立第十小学（文庙街）吴造峨校长（1901～1981，河南省孟津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音乐讲习所）来到河大医学院助产学校兼任音乐教员。吴名义上是助产学校教员，实则是派遣到医学院的复兴社头目。

宋玉五在1956年《思想汇报》中写道“我（吴）同你说实话，我来产校的任务就是拉你加入这个团体（复兴社），所有开封各学校的负责人都已参入了，唯独产校空白，因此上级派我前来工作，我来此兼任教课并非为每月多拿几块钱”。

吴曾用威胁引诱和软硬兼施等卑鄙手段，迫使医学院的阎仲彝、张静吾、宋玉五、阎郁亭等人加入复兴社。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国民党宣布取消一切非正式组织，复兴社正式解散，朱德明自始至终没有加入复兴社和CC系。

1938年，吴造峨摇身一变成了西安中央军校第七分校的教官。抗战时期跟随蒋纬国，官至少将音乐教官。解放后转辗来宁，曾任南京四中音乐教师，并在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兼任竹笛教师，在江苏笛界颇负盛名。

3. 1938年，朱德明没有跟随郭鑫斋院长带领的第十一重伤医院去湖南辰溪。表面上看似冠冕堂皇执行政府行政命令入湘抗日，背后却隐藏着势力割据和复杂派系斗争。

4. 1942年6月，阎仲彝院长辞别河大医学院，朱德明没有随其弃院去鲁山。

5. 1944年5月，部分教师大难临头各自飞，朱德明没有丢下学生去西安另谋生路。他相信艰难时刻终将过去，黎明总会到来。撑不过去的是苟且，撑过去了就是春天。

抗战时期，河大校园被日本鬼子侵占，昔日美丽的河大校园沦为日寇的兵营。等师生们返回开封，才看见校园已被日寇破坏得满目疮痍。

为了让废墟的校园早日恢复昔日的生机勃勃，恢复书声琅琅。朱德明夫妇与医学院师生一起，清理战争废墟，掩埋战争残骸，重整校园，争取早日复课复诊。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1947年浓浓的火药味已经弥漫到开封城，抗战流亡八年，厌倦了东躲西藏日子的朱德明夫妇为躲避战火，1948年春挥泪离开了开封，回到了嘉兴老家开业求生存，没有再随河大医学院南迁苏州。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5月朱德明应天津市招聘团邀请，到天津工人医院任内科主任。

“人是故乡亲，月是故乡明”。朱德明难舍第二故乡情，他在天津仅工作了两个多月就又回到了依依不舍，奉献了半辈子的河南开封，任河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科主任。1953年5月，升任副院长兼内科主任。

1952年，倪桐岡在嘉兴卫生技术学校参加工作，并任科主任。她的四个孩子都出生在河南，两个出生在开封，两个出生在嵩县，是河南水土养育了她们。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风情。1954年倪桐岡也携家带口回到了河南，先后任郑州第一卫生学校（郑州市菜市街）妇产学科主任、河南省医学专科学校副校长、河南省助产学校副校长、河南省妇产科医院（郑州市经八路）任副院长。

倪桐岡参加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

出席证（1956.04）

倪桐岡进京参加全国先进生产者大会留念（1956.05.09）

前排左起：倪桐岡（郑州卫校妇产学科主任）、刘文英（河医外科护士长）、周敏华（漯河妇幼保健所助产士）、尤顕策（省职防队防疫员）、魏太星（河医第二内科主任）

后排左起：郭维淮（洛阳正骨医院骨科主任）、史湘虞（汲县医专内科主任）、蓝云祥（省医中医师）、马镇西（省医眼科主任）、熊子端（夏邑县九区卫生所中医师）

倪桐岡荣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

（1956.05）

　　照片上倪桐岡等九位进京参加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3月荣获河南省卫生系统先进生产者称号，1956年5月荣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护理杂志1956年第5期，发表了全国先进教师倪桐岡《我的教学工作》的文章：“我是一个医学教育工作者。在旧社会里，教书及从事医院临床工作，将近20年，由于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使我一直墨守成规，故步自封，单纯技术观点，对政治不闻不问，因此，为谁服务的观点很不明确。

解放后，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和改造了我。尤其最近二年来，更使我感到党对知识分子是极其关怀和亲切的，使我一步一步的深刻认识了我们的党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我亲眼看到我们的祖国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使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改变了几千年来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改变了近百年来落后的殖民地地位，使扩大人民的物资文化生活空前的提高，更使我明确了工作和服务的对象，及应有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想到这里，我觉得年轻了，工作有了朝气，劲头也大了。

　　我虽已年过半百，但对做好工作有坚强的毅力和信心。争取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类崇高事业服务的医学教育工作者。我要把自己所有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更多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们，来壮大社会主义建设力量。”这就是倪桐岡由一个旧知识分子，转变为全国先进教师的肺腑之言。

朱德明倪桐岡夫妻

　　1966年文革爆发，老两口惨遭迫害，身陷囹圄，劳动改造，饱尝凌辱。2004年7月，阎育苏（阎仲彝院长长女）在《百岁幂寿亿乾妈》一文中写道：“1969年，我路过郑州曾专门去探望乾爸妈（朱德明、倪桐岡）。当时他们身边没有儿女，住很小平房，尚处于政治被动局面，要打扫大院（劳动改造）…我见乾爸妈这样，心中酸楚，几乎哭出来。乾妈反倒开导我一番。后来我替乾妈扫了庭院，赶快离开了…”

次女朱中嵩1998年在写给李重庵副省长的信中还写道：“文革期间，那时她因是河南省妇产医院副院长兼省助产学校副校长而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而被迫劳动改造——扫马路，在病房扫厕所，打扫病房…

她还偷偷去关心病人，她对我说：有的病人真穷，病没好就因为没钱要出院，我实在看不过去，又怕他们说我‘腐蚀拉拢贫下中农’，我只好偷偷塞钱在产妇的枕头下面，好让她治病。那时她自己只有每月20元的生活费（当时地富反坏右分子和牛鬼蛇神降薪只发生活费），我们子女常偷偷去看望他们，给他们些钱。那时我们兄弟姐妹四人都不在河南工作，他们孤苦伶仃，都被罚做苦役，吃了不少苦。

有一次我看到一位穿得很破的农民，拦着板车找到我们家（被扫地出门后临时接济的一间破平房），硬要把一桶（总有20多斤吧）蜂蜜送给我母亲。后来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是一个孕妇，由丈夫拉着（板车）往医院外面走，她看孕妇脸色不对，上前去询问，她怀疑是胎盘早剥劝他住院，农民说没钱只好回家去生。我母亲也顾不上自己是‘劳改对象’，从家里拿出钱来代他们交了，又陪着孕妇住进病房才走开。谁知当晚病人就大出血，经抢救才挽回了生命。这是农民几经周折才打听到住处来表示感谢的。”

建国初期，倪桐岡曾被选为浙江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她是河南省第一、第二、第三届政协委员，全国第三届人大代表，河南省第五届人大代表。

1954年10月，河南省会将由开封迁至郑州。省卫生厅为了使迁郑后的医疗系统在建筑设计和规章制度等方面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7月卫生厅组织了省直医院的人员，赴北京、天津、沈阳、大连等华北城市的大、中型医院参观学习，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以便在迁郑时借鉴先进经验。

河南省卫生厅医院参观团在北京天坛留念

（1954.06）

前排左5孙燕（省医内科护士长）

后排左起：陈去非（开封市妇幼保健所副所长）、赵文定（河医行政秘书）、魏太星（河医系统内科教研室副主任）、××、丁宝泉（河医检验科主任）、王先发（省医院长）、朱德明（省医副院长兼内科主任）、××、××、××、马镇西（省医眼科主任）

注释：备注为时任职务

河南省卫生厅医院参观团在北京北海留影

（1954.06）

河南省卫生厅医院参观团在颐和园留影

（1954.06）

前排左起：魏太星、××、××、朱德明

后排左起：、××、××、××、××、安九贤、××、丁宝泉、××、××、孙燕、××

1955年5月31日，国务院颁发任命书，周总理签署任命朱德明为河南省卫生厅副厅长。仍兼河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内科主任。1956年，升任河南省卫生厅副厅长兼河南省人民医院院长，至1968年10月成立革命委员会止。

朱德明与省医同事留影（50年代）

朱德明与省医同事留影（50年代）

朱德明与省医同事留影（50年代）

前排中孙燕，后排右朱德明

孙燕原省医内科护士长。1953年经时任省医副院长兼内科主任朱德明介绍，与留德博士、河医内科副教授兼检验科主任丁宝泉喜结良缘。婚后孙燕调河医任内科护士长。1957年划为右派后分配到妇产科、住院处劳动改造，1973年摘掉右派帽子。

朱德明（1900.11.18～1993.05.10）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省卫生厅平反冤假错案，推翻了“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朱德明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建国初期，朱德明曾任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他是河南省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河南省政协第四、第五届常委，中华医学会河南分会副会长、名誉顾问。

1978年任河南省卫生厅顾问，1988年1月退休。

在嵩县抗日烽火中长大的孩子（2012.09.25）

　　这两个人的父亲都是河大医学院建院初期的功勋，是他们的父亲携手并肩开创了附属医院内科。是附属医院仅有的两个与河医同甘苦，共患难，风雨同舟，走完抗战这八年颠沛流离生活的教授。左边是朱德明教授的儿子朱中兴（1936.09.21～2022.12.31）,右边是单德广教授的四子单兆南（1935.06.18～）。

这两个自河南省会由汴迁郑一别57年，元老级的“河医子弟”，在2012年9月25日河南大学百年校庆中，在开封再次重逢。

当年这两个幼小的儿童，跟随其父母与河大医学院一路同行。从开封、镇平、嵩县、潭头、荆紫关、西安、汉中、宝鸡翻山越岭，跋山涉水，从未因年少和肚子饿而掉队。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是在饥饿、跟随医学院流亡途中长大的，从小饱受人间疾苦。艰难的生活和环境逼迫他们早早地学会了承担，早早地成熟，过早的扛起家庭重担。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希望和永恒的信念，这是点燃一个民族复兴的火种。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

仰先辈奠基立业，忆往昔筚路蓝缕；96年栉风沐雨，96年春华秋实；看今朝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绳其祖武，不负所托；匠心永致，逐梦前行。

先辈们留下的厚德博学、精业创新传统美德源远流长，已成为郑大一附院的院训，后来人在继承发扬和光大；先辈们开创的拼搏奉献、求是担当精神，一代代河医人薪火相传，不懈奋斗，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