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在矿山的岁月

禅心

我叫李德新，1954年12月27日出生，祖籍北京市门头沟区雁翅镇（原称青白口公社）珠窝村人，1972年元月，初中毕业后，我就在村里参加了劳动，曾任记工员，仓库保管员，民兵连长，团支部书记，1975年1月26日，村里党支部，就让我填了入党登记表，经党支部讨论，举手表决通过，上级党组织谈话后，方使我成为了一名党员。1977年9月，村里又推荐我参加门头沟区五七农大学习，1979年9月，学业完成后，我回到村里，又肩负起村里副业队里的负责人，既要赶辆马车，又要负责联系副业，财务结算，历经两年。挣来钱，每挣8元，村里就给计10分，然后，由我再给参加副业的人员分配，那年，我的工分收入，在参加副业的人员中，并不是最高的，是参加副业劳动人员的平均数，竟然，我也达了9000多工分，每10分，折合人民币，分值达1.3元的最佳状态。

1980年12月底，父亲，也到了退休年龄，父亲在大台矿办完退休手续后，恰好，我符合接班条件，就此，我从京西北山沟，来到了大台沟，在大台矿接了父亲的班，正式参加了矿山工作，才有机会接触到了煤矿的工作生活。

我父亲，是1959年8月份，来到大台煤矿工作的，从事井下挖煤，一干就是20多年，先在掘进段，又到回采段，从事挖煤工作，先当挖煤工，又当班长，也曾在煤矿生产标杆组，即23组也当过生产班长。

1946年，国家正处在战争年代，父亲就在昌宛县任公安员，同年入了党，曾经给昌宛县组织部部长师守琪，当过勤务兵，在革命的熔炉里，领导指向哪里，父亲就冲向哪里，是个听从指挥的好战士。父亲在昌宛县期间，曾经被国民党纠集的35军101师，保密局沙河突击队，西山大队，溜石巷等三个大乡的还乡团约1000人，在狼儿峪，将中共昌宛县机关突然被包围，在那次突围中，牺牲了许多人，父亲曾经也累得口吐鲜血。父亲，在多年战争中，已历练成了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良好的行为素质。

父亲在战争中养成的，危险时刻冲锋在前，吃苦受累不怯难的优良传统，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火热一般的峥嵘岁月里，父亲又有卓越的表现。父亲和别的井下职工一样，每日挖煤分三班，下井前，白脸蛋，干活时，一身汗，出井时，脸似炭，眼孔黑眼圈，唯有眼珠转，嘴唇吃煤嘴乌黑，口一张齿露白，走进澡堂中，先洗水还净，后洗池水在漂沫（肥皂沫和煤沫），洗后方可见真容颜。这就是我诉说的煤矿工人的生活。生产月月有计划，班组月月都超产，生产计划总指标，年度总是提前完，时常在矿区街道，敲锣打鼓，喜送捷报。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40多岁时，每次回到家休息时，晚上睡觉，父亲总是趟不着，只听到父亲的咳嗽声，不但，父亲难睡眠，连带家人，也难入睡。尤其，父亲在临近退休时，井下阴冷，潮湿的环境中，给父亲造成的行业疾病，烙下的咳嗽，哮喘，越来越严重。家人们总是见到的是，父亲将枕头放胸前，以此来支撑着病躯，脊背躬佝着，咳嗽➕哮喘，声声不断，家人们，内心在揪痛。这个阴影，始终注入在我的心里。

我接班时，大台矿调配科，给我分配工种时，我曾直接告诉调配的，除了不下井，其他什么工种，我都可以干，就这样，是上天的眷顾，矿调配科，就将分配我到了土建队。

在土建队，我所干的活，不是搬石头，就是搬水泥；不是推砂子，就是推砖。与农村活的苦累，没啥区别。只是在农村是挣工分，土建队里，却是每月给我发32.87的工资。

土建队里，我干了几个月后，有一天，苏书记找我谈话，让我给土建队党支部写一份党支部工作总结，当时，我一听脑袋就蒙圈了，因为，苏书记让我写的总结，并不是我参加工作后的支部总结，而是，我还未接班前的支部工作总结，苏书记，简直就是给我出了一大难题。

苏书记说；你的档案我已查过，知道你是“五七农大”毕业的，土建队里，就属你学历高，所以，才让你来写这份支部工作总结。支部工作要总结的时间段，恰是我还没来到矿接班，又无支部任何工作记录的状态下，简直就是“闭门造车”。事情虽然艰难，我却被负有“高学历”（一句奉承的高帽）的荣耀罩着，我又很难推辞的情况下，只可硬着头皮，免为其难，接受了这个艰难的写作任务。

回到宿舍里，我躺在床上，苦思冥想，反复思考，寻思着何处着手的问题，思考了一下午。然后，来到土建队的办公室，找几份报纸，又拿着报纸回到宿舍里，又详细阅看了报纸上有关当前政治的相关报道，于是，我就开始着手落笔。共写了三天，一份27页的支部工作总结终于完成，之后，就将支部总结交给了土建队的苏书记。

　　总结写完了，我想着也算交差了。我又重回土建队，该搬石头还是搬石头，该搬砖还是搬砖，该推水泥还是去推水泥。过了一两个月，突然有一天，苏书记告诉我，让我抽空到大台矿组织部去一趟，领导要找我谈话，听完苏书记的话后，我也不知领导找我，究竟要谈什么，使我的心里忐忑不安。

一天上午，我来到了大台矿组织部，与我谈话的，是个子不高，年龄大约50多岁的长者，说话的语气还是非常和气，平易近人。谈话的内容，大致问我:“老家是哪里人，以前干过什么，上过什么学，”我一一作了回答。谈完话，我就又回到了土建队干活。

又过几天，苏书记告诉我，组织部来电话，说组织上，让我到大台矿干部科报到，另有任用。就这样，我到了矿属干部科，科长姓周，是个56岁的老干部，科长向我介绍了大台矿的基本情况，总职工人数，约5000多人，共分为岩石段，掘进段，回采段，运销科，地测科，通风段，机电科，材料科，总务科，保卫科，医院和及机关各科室等部门，在职干部约350人，加上退休干部，干部总人数，约有450多人，老科长，分配给我的工作是，分管退休干部和干部档案。首先，我面临的工作，就是清理干部档案中，历次政治运动中形成的材料，进行审核甄别，重新编辑装订档案。这些干部档案，从矿级领导，工程师，科级，技术员，有建国前的，也有建国后的，简直就是各类干部情况文史库，大约有几百份档案，我那时，年仅28岁，领导就让从事如此复杂的业务，任务艰巨，又必须遵从客观实际，严格执行甄别政策规定，干部档案甄别工作，我大概花了两年多时间，终于完成了干部档案的甄别工作。又被抽调到北京矿务局机关，协助局机关，完成了部分干部档案的甄别业务。

1984年，国务院颁发了91号“关于解决井下职工家属落户”的新文件，似如春风一样，刮进了大台矿，煤矿工人盼望已久的事情，温暖着每个井下工人的心。一场涉及面广，业务复杂，政策性强，又关乎着井下职工切身利益的大事，经矿领导研究，又抽调我来负责井下职工家属落户资料的审核问题，从各科室又抽调了35个人，临时组建起一个部门，简称“大台矿落户办”。肩负起对井下职工的工龄审核，职工家属基本情况的外调取证，外调材料的审核和农转非呈报等项工作。

经过一年多的内查外调的紧张工作，采掘，辅助，共两类井下职工，申请人，共433人，符合落户的323人，不符合条件的100人，已呈报待批的304人，第一阶段，已获准解决农转非的达260人。

在给井下职工家属办理落户的过程中，从中发现，国务院91号文件中，在落户的具体事情上，规定的，一般是纲领性的，原则性的概括，比较笼统，缺乏政策的细化性，有些情况与现实，又存在着不合情理的地方，鉴于此种情况，落户办，采取了积极的工作态度，着重在“利用公休节日，不能与妻子儿女团聚24小时，1983年6月30日之前，为在校学生的，皆视为转户范围”，触碰到了临近门头沟辖区，许多井下职工的切身利益。落户办，反复研读国务院颁发的91号文件，查找政策的空白区，又紧密结合现实问题，落户办着重在文件条款中，“利用公休假日，不能与妻子儿女团聚24小时的，以及1983年6月30日7之前为在校学生，皆视为转户范围，从抠字眼上，来客观分析，大台矿地处深山，家属居住地，远离矿山达数十里远，实事求是来讲，不具备与妻子儿女团聚24小时的条件，落户办就据此理由，不是简单回避问题，而是从实际出发，由我执笔，先后向北京矿务局机关打了三次报告，据实反映情况，最终，还是将门头沟辖区的一些井下职工家属纳入了解决农转非的范围，使之，得到了合法解决。使很多井下职工和家属非常感动。事隔几十年，至今，我仍感觉是办了一件讲担当，讲情理，讲良心的事。

从1981年1月至1985年8月，在此期间，每逢六，七，八雨季，许多井下职工，老家在农村，每逢麦收季节，秋播小麦季节，农村就有与煤矿生产发生争劳力的问题。每逢夏季，秋季，大台煤矿的井下煤炭生产，时常出现生产紧张，煤矿就得动员机关各科室人员，积极井下支援煤炭生产，不管我在干部科，还是在落户办公室，就得井下支援煤炭生产。我随着机关各科室抽调的支援人员，常常乘着竖井罐笼来到井下，罐笼每100米一层，井下最深处一100，我都下去过。到井底后，再乘上翻斗小矿车，在漆黑下，驶向煤巷深处，也曾步行穿越陈旧的矮小巷道，亲身体验井下煤巷深处的潮湿，阴凉的生产环境，亲自来回攀爬Z字型巷道，煤层是网状巷道，掘进是逐渐向前掘，回采是逐渐向后退着采，我经常在巷道的镏子板上拔煤，重复着老一辈煤矿工人的生活。体会着井下煤矿工人“四块石头夹着一块肉”的生存环境，更加体会到井下职工的不易。加深了与井下煤矿工人的感情，所以，在给井下职工家属办理农转非时，我既能准确把握政策的原则性，又能从井下工人的实际情况出发，切实地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井下职工，解决了现实的困难问题。

我父亲将一生都奉献给了矿山，为煤炭生产倾注了一生艰辛，积劳成疾，年仅57岁，就英年早逝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怀念。

五年的大台矿工作经历，使我受到了工作锻炼，1985年9月，我调出了矿务局系统，又迎接着新的工作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