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博物馆见闻实录

十月红枫🍁

甲辰年伊始，于海南游览途中有机会参观了南海博物馆。该馆位于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创建于2018年4月，总建筑面积70593平方米，是旨在展示南海人文历史和自然生态，保护南海文化遗产，促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的综合性、国家一级博物馆。 　　南海博物馆以丰富的图文史料以及珍贵的实物，揭示了向海而生、向海而兴的开拓历史，展示了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昭示了南海诸岛主权在我、不容分辩的史证。面对当代南海的国际风云，该展15-19世纪南海航海文物展章节，观后尤为令人深思和震撼。为留下更多的记忆，谨将观之所见摘录成辑，以补学养和分享与人。 前言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南海位于中国大陆南面，东与太平洋相连，西与印度洋相通，是一个东北-西南走向的半闭海。南海北靠中国大陆和台湾岛，南接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东临菲律宾群岛，西接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 中国人民在南海的活动已有2000多年历史。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 唐宋以来，中国政府将南海诸岛纳入版图，设府管辖；设置水师，巡海守卫；拟定地名，持续管理。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非法侵占中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政府恢复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进一步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实施管辖，南海建设日新月异。 发现与命名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在南海诸岛和相关海域生活和从事生产活动，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航行，并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 　　(东汉)杨孚《异物志》记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 其中“崎头”是中国先民对南海中礁屿和浅滩的称谓，“涨海”是中国先民对南海最早的命名。 　　三国至南北朝时期(220-589年)，称南海为“涨海”，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有关情况的记录在文献中大量出现，如《外国杂传》《吴录》《南越志》《武帝诔》《芜城赋》等历史文献或记载了“涨海”的地理，或记载了“涨”的物产等。 　　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 年)以来，随着造船技术提高，中国人民在南海的航行和生产活动日渐增加，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必经的黄金水道。 　　在往返南海的航行中，中国先民对南海地理特征的认识不断深化。(三国·吴)万震《南州异物志》记载:“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涨海”多“磁石”，描述了南海诸岛附近海域水浅多礁的地形地貌特征。 　　(三国·吴)谢承《后汉书》记载:“交趾七郡，贡献皆从涨海出入”，表明作为中国海外贸易的海上通道，南海地位的重要性得以显现，成为重要的交通要道。 玳瑁 （东汉)杨孚《异物志》记载:“玳瑁如龟，产南海.....背上有鳞。鳞大如扇，有文章，将作品，则煮其鳞，如柔皮。” (晋)张勃在《吴录》中记载:“涨海中，玳瑁如龟而大。珊瑚 …… 　　(三国·吴)谢承《后汉书》记载:“汝南陈茂，尝为交趾别驾。旧刺史行部，不渡涨海。刺史周敞，涉海遇风，船欲覆没。茂拔剑诃骂神，风即止息。”表明东汉时期政府官员已涉足南海海域。 (东晋)谢灵运《武帝诔》记载:宋武帝刘裕“虎骑骛(wu)隰(xi),舟师涨海”，与卢循展开一场战斗，其主战场即在南海海域。 　　隋唐-宋元时期(581- 1368年)，中国人民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有了进一步认识，对南海不同地区、不同群岛加以区别，分别命名。 　　唐代(618-907年)地理学家贾耽(730- 805年)《广州通海夷道》记述了广州通往东南亚、印度至阿拉伯的航程:“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 　　唐宋时期(618-1276 年)，中国政府将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城纳入版图，在行政区划上明确其隶属关系。唐设岭南节度使、宋置琼管安抚司，巡辖海南岛及南海海域。 宋代(960-1276年)，“石塘”地名出现《宋会要》:“欲至中国者，自其国放洋，五日抵波斯兰，次昆仑洋，经真腊国，数日至宾达椰国，数日至占城，十日过洋，傍东南有石塘，名日万里，其洋或深或浅，水急礁多，舟覆溺者十七八，绝无山岸，方抵交趾界，五日至钦廉州。” 　　宋代之后，中国人民在南海航行更加频繁，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的认识有了新发展。史书中对南海海流特点、海底地形特征、潮汐规律等各类记载大量出现，反映出航海者对南海海洋地理状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以“长沙”“石塘”或“千里长沙” “万里石塘”等相对统一的名称，命名南海诸岛中的不同岛礁；明确指出“长沙”和“石塘”位于南海海上危险区，以及南海海域的中外之界。 　　宋代沿袭唐代设置，南海诸岛隶属于广南西路琼管吉阳军管辖范围。从宋代开始，中央政府设立巡海制度，以水师巡海疆，南海纳入中国海防范围。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平定南汉刘伥后，建立了巡海水师，巡视南海海面。 　　北齐年间，天文学家张子信就曾经在海岛(具体名称与位置已不可考)上做了连续30年的天文观测工作；唐代天文学家僧一行领导了全国范围的天文大测量，在全国范围内设置13个测量点，进行不同地区北极高度的实测，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对地球子午线进行实测。 元代科学家、太史院同知郭守敬继承了中国天文学家“观象授时”的传统，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向忽必烈提出在全国进行天文测量的建议。认为唐代在全国13处观测点进行天文测量，现今元代的疆域比唐代还大，若不分赴各地进行实测，就不能了解日月食的时刻和食分数，各地昼夜长短的差距，日月星辰在天球上的位置等等。忽必烈予以批准实施，由此四海测验拉开帷幕。 在郭守敬率领下，天文学家们展开实地测量，南北跨度一万多里(北纬15o至65o),东西绵延五干多里(东经102o 至128o),其地域之广、规模之大、测得数据之精，在我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无可比拟的天文测量壮举。 　　明代《顺风相送》:“昔者上古先贤通行海道，全在地罗经上二十四位，变通使用。.....其正路若七州洋中，上不离艮，下不离坤。”“七州洋:一百二十托水。往回三牲酒醴祭孤，贪东鸟多，贪西鱼多。交趾洋低西有草屿流水紧，有芦荻柴多。贪东有飞鱼，贪西有拜风鱼。打水四十五托。贪东七更船有万里石塘。外罗山:远看成三个门，近看东高西低，北有椰子塘，西有老古石。行船近西过，四十五托水。往回可近西，东恐犯石栏。” 　　明代地理学家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记载:“真腊国，或称占腊....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洲洋，经交趾洋，到占城。” 　　(明)张燮《东西洋考》记载:“七州山、七州洋(琼州志日:在文昌东一百里海中有山，连起七峰，内有泉，甘冽可食。.... 俗传古是七州，沉而成海。舶过，用牲粥祭海厉，不则为祟，舟过此极险，稍贪东，便是万里石塘，即琼志所谓万州东之石塘海也。” 　　《更路簿》是海南渔民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的航行指南，是海南渔民在南海生产、航海实践的经验记录，是研究中国人民开发经营、和平利用南海的珍贵文献。 《更路簿》盛行于明中叶至民国初年，现存于世，有据可考的《更路簿》有30余种，最早为清康熙年间所撰。目前，《南海航道更路经》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更路簿》中的“更”是航时，根据航速折算成航程，一般以顺风计，一“更”约为十海里。“路”是航海罗盘所显示的针路，即指针的方向，指示航向。“更路”二字合起来，表示从出发地到目的地之间的航向、距离以及航行所需的大致间。“簿”即纸质小册子。 海南琼海潭门、文昌清澜渔民最早到西、南、中沙捕捞作业，因出海需要而逐渐在民间流传“更路”，最晚到明代初年成手抄形式的《更路簿》或口传形式的“更路经”、“更路传”，学术界一般统称为“更路簿”。 琼人俗名 随着南海开发的不断深入，为航海和生产的便，渔民把对西南沙岛礁约定俗成的命名，记载于《更路簿冲，世代相传。据统计，《更路簿》中共有海南渔民对南海中各岛、礁、滩、沙、洲的命名近200个，或以岛礁特色植被和动物命名，或以岛礁附近的水产命名，或以岛礁排列顺序及数目、大小、颜色等命名，以海南话命名各岛、礁、滩、沙、洲，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岛礁所在的地域特征。航海线路 《更路簿》对海南渔民的生产作业线做了详细记载，各抄本《更路簿》所记载的作业线路及贸易线路一共有400余条，反映了海南渔民从琼海潭门港和文昌清澜港出发，经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海域航行至东南亚地区的航向和航程。 南海诸岛气候属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每年5月到9月盛行西南季风，11月至翌年3月盛行东北季风，在帆船航行时代，熟悉季风规律的海南渔民乘东北风，顺风而下，赴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从事生产活动。因此，海南渔民取东北风的“东”，称先到的西沙群岛附近海域为“东海”；取东北风的“北”，称后到的南沙群岛附近海域为“北海”。 　　明朝设置海南卫，执掌南海一带的军事训练和武力守备。（明)焦竑编纂的《国朝献征录》收录了《海南卫指挥柴公英墓志铭》，铭文写到: “广东濒大海，海外诸国皆内属”，“公统兵万余，巨舰五十艘”，巡逻“海道几万里”。说明海南卫指挥水师辖境囊括了南海诸岛。 　　明成祖朱棣、明宣宗朱瞻基命三保太监郑和于1405-1433年间七下西洋，率领大小船只200余艘、27000余人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途经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部。郑和的航行加深了中国和南洋诸国(今东南亚)以及南亚、西亚等地区的联系，其往返行程都经过了南海。 　　明代茅元仪所著《武备志》中有《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图》，即《郑和航海图》，该图在广东乌猪洲和海南大洲岛以东的洋面，标绘有无数沙状和石块的“石星石塘”、成礁石状的“石塘”和“万生石塘屿”。其中“石”，指西沙群岛的永乐群岛；“万生石塘屿”，指今南沙群岛； “石星石塘”，指今东沙群岛和中沙群岛。 　　明清时期(1368-1911 年)，大量方志等官修史书、地图、海防图等，均将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纳入中国疆域管理。 　　《海南岛图说》彩色舆图(局部)。绘制于嘉庆年间，约为1820年，规格184厘米×93厘米，比例1:20万。 　　熙末年的《海道针经》(乙)《指南正法》记录了我国到东南亚国家的航线:“凡船到七洲洋及外罗，遇涨水退数，乃须当斟酌。初一至初六、十五至二十，水俱涨，涨时流西。初八至十三、念二至念九，水退，退时流东。亦要至细审看。风看大小，流水顺逆，可准正路。慎勿贪东贪西，西则流水扯过东，东则无流水扯西。西则海水澄清，朽木漂流，多见拜风鱼。贪东则水色黑青，鸭头鸟成队，惟箭鸟是正路。若过七洲，贪东七更，则见万里长沙，远似虹帆，近看二三个船帆，可宜牵舵。使(驶)一日，见外罗，对开，东七更，便是万里石塘，内有红石屿，不高，如是看见紅身低水，可防。”其中“七洲洋”指今西沙群岛洋面；“万里长沙”即今南沙群岛，万里石塘指西沙群岛，“红石屿”指今西沙群岛石岛。 “外罗山，东高西低，内有椰子塘。近山有老古，打水四十五托。贪东，恐见万里石塘......” “南澳气。南澳有一条水屿，俱各有树木。东边有一个屿仔，有沙湾托尾，看似万里长沙样。近看南势有一湾，可抛紅，是泥地，若遇此山可防。西南边流界甚急，其中门后急可过虹。西北边有沉礁，东北边有沙坡，看似万里长沙，托尾在东势，流水尽皆托东，可记可记。若见此山，用乾戌使陇，是大星。”其中“南澳气”即今东沙群岛。 　　清代 此簿更路按条文书写，毛笔小楷竖行墨书，每一条记载两个地点之间的针路和更数。行文格式多为:自甲地往(上、下、至、去、回)乙地驶(用)某某针路多少更收，或是自甲地驶 (用)某某针路至乙地多少更收。其中，自是从某地出发的意思，回上返回的意思，收是指到达，以前帆船到达目的地后，要降帆，叫做落帆，收帆后再抛锚泊船。 　　1822年(道光二年)两广总督阮元总裁、广东巡抚李鸿宾等监修的《广东通志》记载:“长沙海、石塘海:俱在城东海外洋。古志云:万州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 明清时期，干里长沙、万里石塘等地名被官修地方志大量使用，不仅明确行政隶属关系，而且对南海诸岛各岛礁、险滩、景观、地貌等加以记述。 航海罗盘时期(1912-1949) 王路先生捐赠木质外盒，子母口，弧面盖，直筒腹，平底。中间玻璃罩下为指南针，外圈用十天干(因戊、己代表中央方位，故不用)，十二地支和八卦中的乾、坤、艮，巽组成二十四山，每一方位字代表一个指向，合15度。行船时，必须紧盯罗盘，灵活运用更路簿中的信息，结合帆船的特点、海流、潮汐、风向、风速，及途中的岛礁障碍等因素，把握航向。 东沙事件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日本商人西泽吉次非法侵入东沙岛，盗采我国矿产和渔业资源。清政府闻知后，立即展开对日交涉，迫使日本人撤出东沙岛。 1907年，广东水师提督萨镇冰派飞鹰舰管带黄钟英率舰两艘前往东沙群岛实地勘察，证实“该岛上昔有中国渔民所居住，并建有天后庙、大王庙；常年住岛者，有新泗和渔船船主梁应元，率有我国渔户、渔船捕鱼为业”。 　　李准著《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 　　《国闻周报》李准巡海记 　　清宣统元年(1909年)，两广总督张人骏派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及林国祥、吴敬荣等率队分乘伏波、琛航、广金三舰查勘西沙群岛。李准等在西沙群岛勘探，测绘地图，登临西沙岛礁，立碑志记，升黄龙旗，宣示主权。 图为时任两广总督张人俊、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管带吴敬荣以及伏波、广金舰的留影照，还有广东水师的旧址照。 双龙宝星清代宝星勋章，正式名称为双龙宝星，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枚勋章，最初双龙勋章仅用于清政府颁于外国重要来宾，至三十四年(1908年)，外务部奏准双龙宝星不再限制于颁发给国外来宾，设为专门性或临时性奖章。 　　CHINA(1912-1949)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法国和日本先后侵入中国南沙群岛九小岛和中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中国人民奋力抗争，捍卫主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根据包括《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在内的国际法文件，收复一度被日本侵占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 　　宣统二年(1910年)十一月，中国政府制定在东沙岛《招募渔人试办渔业章程》，对中国渔民前往东沙岛进行渔业生产的有关事项，如人员组成、所需办理的手续、资金费用和税收、所获海产的验收统计、渔民在岛上的生活管理等做出明确规定，从而将东沙群岛的开发、经营和管理纳入中国政府组织之下，强化我国在南海的管辖权。 　　1932-1933年《广东建设月刊》刊载“工业试验所开采西沙群岛鸟粪”、“利用西沙群岛鸟粪制成适用之混和肥田料意见书”等多篇文章，对有关西沙群岛建设和开发做了记载。 1925年 中国政府决定在东沙岛建立气象台、无线电和灯塔，并交由海军部筹办。 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和广东地方政府普多次审批华商开采南海岛礁乌粪、水产的申请，在东沙岛建立气象、无线电和灯塔。在1911年国民政府实业部发布“招商接东沙岛渔业”后，广东香山县人叶养珍呈书实业部，请求赴东沙岛进行磷矿和渔业生产。实业部核准叶养珍开展渔业生产，此后1918年、1926年、1927年、1936 年先后有南洋侨商陈武烈、广东商人刘光铭、福建商人周骏烈、广东商人陈荷朝和冯德安等，分别呈书实业部或广东省实业厅，要求前往东沙岛开采磷酸海草或云母壳海产，大都获得批准。 　　1933年4月，法舰“亚斯脱洛拉布”(Astrolabe)号、“亚列尔特”(Alerta)号及调查船“达勒逊”(Denanes- san)号，先后开赴南沙群岛，占领太平岛、安波沙洲、北子岛、南子岛、南钥岛、中业岛、鸿庥岛、西月岛，连同先前所占南威岛，共计九小岛。 　　I933·7·25 法国政府未经中国许可，竟对上述九小岛进行所谓的“定名”，史称“九小岛事件”。 法国的上述行为，激起了北子岛、南子岛、太平岛、中业岛、南威岛等岛上中国人民的反抗。中国政府与法国政府展开交涉，中国各地各界反应强烈、群起抗议，纷纷谴责法国的侵略行径。7月26日，中国外交部指出南沙群岛“仅有我(国)渔人居留岛上，在国际上确认中国领土”。 　　1943年下半年到1944年初，正值“二战”期间，中国政府向美国要求援舰参战。美国同意首批借给中国护航驱逐舰2艘、巡逻舰2艘、扫雷舰4艘。1946年7月21日，美援8艘军舰抵达南京，编入海防舰队。 　　1946年9月2日，中国政府发布接收西南群岛的训令，同年11月，任命海军上校林遵为西南沙接收工作指挥官，姚汝钰上校为副指挥官，林遵率“太平”号军舰(舰长麦士尧)、“中业”号军舰(舰长李敦谦)开赴南沙群岛执行接收任务；姚汝钰率“永兴”号军舰(舰长刘宜敏)、“中建”号军舰(舰长张连瑞)开赴西沙群岛执行接收任务。 1946年11月29日，完成接收西沙群岛；12月15日，完成接收南沙群岛。1947年2月28日，中国政府发布完成西沙、南沙群岛接收的公报。3月27日，中国政府命令由海军总部设立南沙管理处。 　　林遵(1905-1979),福建福州人，曾任国民党海军军舰航海官、副舰长。1946年7月，林道奉命作为西南沙接收工作指挥官，率领舰队收复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解放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第一副司令。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197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10月，内政部方域司派著名地理学家、西北大学地理系教授郑资约作为接收南沙群岛专员，随同接收舰队前往南沙群岛，对南海诸岛实地测量。1947年他参与编撰《南海诸岛地理志略》，内附《南海诸岛位置略图》。 加强建制机构沿革 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从此揭开南海诸岛行政区划更加科学、更加完善、更加规范的新时代。 1950年，南海诸岛行政关系隶属于广东省海南行政区。1958年1月，海南行政区设立了西沙水产收购站；同年，海南行政区水产局在永兴岛成立海南区西沙渔业生产指挥部。这两个地方机构的建立，推动了南海诸岛经济建设和发展，在不同领域加强了行政管理职能。 1959年3月24日，中央政府做出决定，海南行政区在西沙群岛永兴岛设立“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办事处”。1969年3月4日，“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办事处”更名为“广东省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革命委员会”。1981年10月，恢复为“广东省西沙、南沙、中沙群岛办事处”，作为广东省政府派出的相当于县级的办事机构。 　　三沙市于 2012年7月24日正式揭牌成立，是中国位置最南、面积最大、陆地面积最小及人口最少的地级市，由280多个岛、沙洲、暗礁、暗沙和暗礁滩及其海域组成，陆地面积20多平方公里，陆海面积约200万平方公里。 三沙市战略位置重要，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咽喉，素有“世界第三黄金水道”之誉，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历来是中国人民开展贸易和生产活动的重要场所。 　　自2015年5月开始，我国陆续在南海的华阳、赤瓜、渚碧、永暑以及美济等岛礁建设了5座大型灯塔，不仅大大提高了该水域船舶航行安全保障能力，也再度宣示了对岛礁的主权。图为矗立在南海美济礁上55米高的灯塔展厅模型。 　　历史的烟云，随着人世的更替和南海的季风，已沉重飘过。博大的展示，却留下了一抹抹历史的痕迹。 感谢南海博物馆的精彩布展，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宾客详实了解到南海发展的过往今朝。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知史民启智，重史国敬责。捍卫主权，携手邻邦，直面某些国家的挑唆、挑衅与觊觎，有理有节勇于斗争，“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不畏坎坷、劈波向前，走向新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