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同城】二中学子求学路之三《曾宪宁的回忆录》

王宗琦

作者：曾宪宁（已故）。

沈阳二中675班校友。

1964年考入二中，
1968年作为知青在西丰县凉泉公社屋佳大队插队。
1972年抽回沈阳在冶金机械修造厂工作。
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
1982年毕业后分配到沈阳市计委工作。曾任综合处处长，机关工委书记等职。期间曾在国家生产委综合司工作两年 。
2005年退休。
2023年病逝 。

圆我大学梦

作者：曾宪宁

2009-03-09 15:29

大学：若闪若失若无缘
1964年，一个火热的夏季，一颗幸运的大点子打在我身上。我成功了，实现了爸爸的期望，成为沈阳二中的一员了。
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呀!因为我是铁路子弟，铁路中学的初中毕业生，内部早有指令：为严防好学苗流失，未经校领导批准，任何人不得以第一志愿报考外校。父亲向同为邻居的铁路局教育处长和铁路中学校长交换想法之后，才开此绿灯。被同开绿灯放行二中的含我共四人，结果那三人都失分落榜，只有我孤零零进了二中。
进门后，我很快又欣奋起来，为二中的辉煌历史和骄人优势而荣幸，特别是为他的口号而激动——“赶超福州一中升学率，争当全国第一名！”、“考进二中，就是迈进大学名校一条腿！”。
然而，就在梦半成真的时候，史无前例的年代出现了。旧的教育制度连同它的院校都被砸烂，学生们一股脑地涌出了校门，也涌出了城门，走上了一条不叫“下放”、更不是“流放”，而是“上山下乡”“大有作为”的道路。
这时，我的心是凉了还是热了？我不知道。只知道上大学、上好大学那水晶般的梦泡，破灭了，完全地破灭了。我曾暗劝自己：人生多变数，世事难料；不要再想了，大学，量也今生无缘！
这便是第一次被闪。

第二次被闪是九年后的1977年。
那时，“四人帮”倒台，邓小平复出，拨乱反正所向披靡，高考恢复了。消息传出，多少老同学、老知青欢呼雀跃，热泪盈眶。很多同班的哥们会我一道报考。虽然我已停学11年，已成为8个月婴儿的父亲，又在厂广播站夜以继日地加班工作，几乎抽不出复习备考的时间，但还是靠一股激情、愿望和自我安慰，靠几个晚上的夜突击，勇敢上阵了。
这是一次省内出题、全国通考。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是浙江大学计量数学专业，后面还有几个跌分拣漏的志愿。考试在大冷的冬天进行。
试后，有人拿着书本资料找我核对答案，感觉还行。我心想，总算拼了一场，尽力了，就边站好最后一班岗，边静静等待录取通知书吧！
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甚至再一个月，总得不到被谁家录取的消息。那位曾与我对答案的老哥来了，一幅愁眉苦脸的样——他也竹篮打水啦。
“看来，不像是分数的事儿”他神秘而又晦气地说“就分论分，我的考分高出录取线60分，一点问题没有！你怎么也得高出80分。可咱俩都没戏！”
那会是什么原因呢？我心里反复琢磨着。终于想通了，现实了，自知之明了。拨乱反正毕竟是开始，过程还没有走完，没有到位；对文革毕竟只是由“好得很”退到“三七开”，还没有完全否定，组织上对我父亲“因对文化革命中的群众运动不理解自杀死亡”的结论，仍是一个沉重包袱，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一票否决的因素。其次是年龄障碍。虽然年龄偏大，错过最佳学龄，责任不在考生本人，国家也同意你报考，但各院校在名额有限的条件下，都不愿意考虑大龄生。大龄生只能象征性地在师范和走读中点缀几个。一年后我才弄明白，1977年的偏差，说到底，是对邓小平的教育路线还有一个认识理解的过程。而这个偏差，经过不到一年的时间，被中央及时发现，迅速得到纠正。
但处于转折交替点的我，并不知晓宏观动向。77年高考落败后，我彻底失去信心。认为，出身、年龄两大包袱，我是无力左右，只能放弃大学梦，一辈子不提上大学的事儿，踏踏实实把眼前的工作干好，算了。

大学：迟来难来终于来
就在我努力忘掉高考落败的伤痛，决意不睬高考之诱惑，不作黄粱之美梦的时候，高考却又来向你招手。1977年12月的恢复高考试点刚结束三五个星期，又传出新一轮高考的消息：时间定在1978年7月的7、8、9号，据说，招生规模更大，更正规，全国统一试题，改革更加深化，招生对象仍是1966年以来积攒下的各届初高中毕业生。
消息传出，多少被前期淘汰的考生又恢复了斗志和信心，紧张迅速地投入复习备考之中。开补习班、请家教、安排电视讲座的比比皆是。而我铁了心，不为所动。
妈一次次地劝，讲高考的意义、前景，讲别家的孩子多有志气，讲范进百折不挠考到73岁中举。我说，您的心意我懂，可我更懂我自己，没戏呀就别去了，何必找那个讪？
过了好多天，一位儿科主任——爸爸生前好友登门开导，说我基础好，不应试太可惜；说这是最后的机会，错过了要后悔一辈子；说如果父亲还活着，一定会支持我不惧挫折，再考一考，试一试。她的苦口婆心不是没有道理，我何尝又不想一试呢？但一想到上次栽在那两条上，还是觉着自找没趣。
又过了好多天，高考填表的最后期限只有两天了。妈急得不得了，饭也吃不下了。她请来了路局教育处的老邻居，两位二中老同学也相继来约我同赴考场。他们了解了我的思想包袱后给了三句对症的话：此一时彼一时，政策、出路、结局都不是一层不变的，怎么变谁也看不准；为了大娘的苦心，当孝子的也该照办呀；即使考不上，我们也不搭啥，搭点时间精力不算啥，搭点个人面子更不值几个钱！
看来众意难违，听人劝，吃饱饭。那就报考吧，反正也搭不了多少...

第二天要来登记表就开填。待要落笔，又迟疑了。究竟报考哪里呢？深思半小时，总算有了主意——得作两项调整。
一项是方向得改，变上次报的理工方向为文科方向。报考文科，既为减轻复习压力着想，更考虑借力因素——因为我离开二中后，毕竟是把90%以上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搞宣传啊。对此，我做了系统的回想：
在县水库工地指挥部，我编稿播音一肩挑，还负责大宣传板和油印小报工作，并接受过铁岭日报通讯员班的短训。当时的工地总指挥、原县委副书记高秀文，继任总指挥、原县党校校长邢国志，都曾顶住极左思潮的压力，大胆使用了我，挽留了我。综合二位领导的看法，认为我这个人“是热血青年、工作狂，连续加班熬夜从不打怵”，“在煽动民工激情，制造竞赛气氛，提高工效，缩短工期等方面，发挥了超常作用”，“懂上级精神，懂宣传艺术，懂施工规律，对早出工、晚收工、晴天、雨天，催促进度、强调质量时，各播什么词儿，真是有研究”，并说：“你们同学中一定还有象你这样的，推荐一两个来，保证欢迎”。正是秉承这一领导意图，我将本校播音室的曹淑文同学引荐进来，还把在工地出民工的刘勃同学也介绍到指挥部广播站帮忙。

在冶修厂，在有500名大学生奋战生产第一线的中央企业里，我毕竟被借调到“红冶秀”——市内小有名气的厂报道组工作过，当了沈报、沈台、辽报、辽台、辽宁文艺、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的通讯员，被录用过十几篇稿件；当了工农兵评论员，对新影片先看先评，对企业间的体育赛事发表评论，还应邀参与厂文艺宣传队的创作，执笔《钢铁组歌》的全部十首歌词，荣获省业余文艺创作一等奖。随后，我毕竟被抽调到厂广播站，且播且编，新创了十几个专题栏目，其中《厂内消息》被厂党委定为厂部各科室准时收听的节目，我有时竞被破格批准以非党记者身份列席党的会议。我厂那时的广播毕竟被铁西区宣传站誉为“全铁西区最棒的广播宣传”，我还毕竟被市的冶金局，区的体委、法院、计生委等借调临时帮忙搞宣传……。
我想，这段实践经历也许在备考中能增加点底气，也许能渗透到组织鉴定和外调材料中，说不定能引起文科招生者的注意。

第二项是档次的调整。上次报的高了（那专业全省仅录取2人），这次务必实际些，保险系数大一些。
考生登记表很快填完报上。不料，三小时后接到厂教育科李梦云科长的电话，要我立即去她的办公室。一见面，她劈头盖脸地开训：“你好糊涂啊，重点院校五个格，你全空着；普通院校五个格，你只填个辽大！什么意思吗？难道要放弃对重点的争取，要放弃组织上对你的充分筛选、合理安排？全厂六七十份报表，就你一个特例呀！”。我说：“我自知条件不优越，又来不及复习，能考上辽大就谢天谢地啦，哪还敢想什么重点院校？”。“错，错，错！”李科长激动而诚恳地说：“信大姐的话，有格就填，别空着。至少也得填报一所重点院校啊”。

她把我的那份报表连同一份载有招生院校目录还有一支钢笔递给我，“哪也别动了，就在这填”。我打开报纸，并没有时间细细看，只注意了吉林大学。当时脑海里的想法，吉大一是在东北的招收名额多些，机率相对高些；二是离沈阳相对较近，节假日探家方便些。至于专业选择，首选中文写作，次选国民经济计划——这是不久前听了于光远的一个录音讲话才有了的想法，感到四人帮倒台，国民经济要大上，万象要复苏，国家计划的制定将越显重要。于是，我果断地将吉大中文写作和国民经济计划写进了表格。
决意应试后，填报志愿是一件大事，接下来还有两件大事要做。

首先得给政府写一封信，主要讲清三层意思：①恢复高考是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②高考要继续改革，不断总结提高。从几个月前的首次恢复高考的命题看，我省多暴露出常见型过多，容易猜中押中的倾向，尤其作文题目，在短促宝贵的赴考时间里，一个资深记者未必能考得过一个押准题目、滥背范文的小学生。希望出题一定要活，考出真水平。③对30岁左右的大龄考生，不应歧视和排斥。年龄偏大一点，是历史和时代造成的，不应由考生本人负责，不应剥夺他们的求学欲望和深造机会。信写好后，腾抄两份，一份直寄国家教育部，一份投递光明日报。''

其次是抓复习，这可是重头戏。可我手头压根就没有文科复习提纲。问了好几位工友、校友，也都没有多于的。我只好对一个朋友说，对不起，能不能一天借我一小本，随抄隋还，绝不耽误你。人家倒是答应了，可我一试，受不了。那个年代没有复印机，几十万字的材料根本抄不起，何况时间紧急，白天又有工作。然后我又去找辽大的一个子弟，请他帮忙弄一份。第二天那人回了话：“辽大的老师们很吃惊，都啥时侯了，还有要复习提纲的？一两个月前就发光了”。我傻了眼，叹道，这可算没了辄！
三天后一觉醒来，想起刚才的梦。梦见了辽宁出版社的老张和老李。对呀，三年前我曾被组织差遣，在抚顺市住了一周，参加由省出版社组织的书稿讨论会，跟老张、老李也混熟了，何不试上一试，万一能帮这个忙该多好！到了出版社，两位都在...
而且相当热情。听我说明来意后，老李说：“要高考，是大大的好事呀，那可得支持。我们出版社出过两三套复习资料，都供不应求、销售一空。不过，留了几套存档，可以从中匀你一套。”我激动不已，千谢万谢。
我连夜翻阅了这批资料。自信错不了，有权威性。惟一遗憾是没时间了，看不过来，更背不过来。于是果断决定：数学不要看了，大胆舍弃；语文最多浏览四小时；最后一天全天突击政治；剩下的时间集中保历史和地理。

幸好，还差四天开考的时候，厂部决定：为应届考生放假三天。这可是及时雨、救命雨啊！可那时，父亲还没被落实政策，收缴的房屋也没退还。我有家无房，与母亲、小妹及妻儿共住一间13.5平米的小屋。家里根本谈不上复习的环境。这三天，我每天四点起床，饭后一头扎进南湖公园，捧着历史、地理和政治一阵啃嚼。自带午饭，天黑回家。晚饭后去和平广场，边散步边回忆白天看的课程。

大考的日子转眼就到了。我高高兴兴上阵，感觉一切还顺。那三天里头，厂工会的潘师傅把自家房门的钥匙交给我，让我和姚居顺考生（本厂职工，后考入辽大，七八年前晋升辽宁电视台副台长）到她家吃午饭、睡午觉，使我心生一股暖流。进了考场，展开卷纸，又一阵喜出望外：那题出的可真活，靠死记硬背占不到半点便宜，五门考题，门门如此，这不正是我所盼望的吗？考场之上，监考老师的反应也给我以安慰和鼓舞。那位不知姓名的老师，曾把刚沾湿的毛巾递给我，微笑地说：“擦擦汗，凉快凉快！”。最后一门考完时，这老师告诉我道：“这两天我不停地看很多人的答卷，我感到你行，字漂亮，答的更好。我祝你成功！”
可是，我的心还是没底。仍然担心辅助因素的作用会胜过分数的作用。我告诫自己：有希望，别多想，能忘则望。说不定抱的希望越大，将来受到打击越大；忘掉希望越快，将来惊喜越大。
消息不盼自到，而且到的很快。厂部接到的高校第一批2人录取名单中就有我。一时间，见面道喜、电话祝贺的比比皆是。工会领导还请厂木工组特别制做一口大木箱，由厂俱乐部主任刘青山、厂文宣队和篮球队领队胡锡丰亲自送到我的家中，说，这是我的书箱和行李箱，也是厂子 的一点心意。那天，刘主任还带来一瓶好酒，妈妈做了一桌子好菜，我们开怀畅饮，十分尽兴。

九月初的一天，我正式去校报道了。被编入经济系七八级乙班即国民经济计划专业(甲班是政治经济学专业)。住在第七学生宿舍。当天受到系领导的探望。
第二天举行了新生开学典礼。紧接着，各班开课。第一节课又留出近半小时，由班主任王哲兴老师宣布班委会、团支部、党支部的组成人员，并讲了一番重要的话。其中，给我烙印最深的是：
他说，吉林大学的前身曾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分校，几经迁徙、发展到了今天。国民经济计划班，划入文科而实际属于文理的边缘学科。这个班自建国后至文革前一直都在办，主要是学习或批判地继承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它所面向的是宏观的、总体上的平衡发展，侧重对工农商建运等经济与科教文卫体等社会、对产供销人财物实行指标管理和政策调控。由于单一的企业门类有限、不够综合，由于一般县区和小型城市国营经济规模太小、比重太低，显然不是我们的研究重点。所以，我们是为国家计委、各部计划司、各省和直辖市计委培养和输送人才的。所以，规模不宜办大。文革前，国家只授权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三家承办，办成国家的机密专业。每年这个班的全国招生和毕业分配都控制在80人，其中人大40人，另外40人由吉大、厦大通过实行隔年招生轮流解决。
他说，今年开始恢复这个班的招生，基于的判断是：打倒四人帮，经济要正轨，要大上，要加强科学的计划管理，有资料说，国家正在酝酿3年后恢复建立地方大局。可以说，我们这个班的50%以上的毕业生将分配到即将成立的东北局计划委员会，其余的派往西北、华中等局和院校、研究所。他还透露，成绩在全班排名前10位的，毕业时优先安排到国家计委和在京的各部委及院校所。
这个班40名同学，来自13个省的33个市县。我年龄全班第二，团员，非党，任班级学术壁报主编。
开学后的第三周，四位同学和我相约去宛乔老师家作客。宛乔老师是129学生运动参加者，系的党总支书记，吉林大学辽宁招生组组长。他一眼认出了我：“握握手！你就是曾宪宁吧？你能来这个班不容易啊，得感谢党的政策好！”。
原来，这里还有一段先前我毫无所知的故事。吉大的辽宁招生组内部曾就我和另一位考生的取舍问题发生激烈争论。我的问题是，虽然公认考试成绩优异，个人经历丰富，本人表现良好，组织鉴定突出，但是存在父亲出身富农当过区政协委员又因对文革不理解而自杀和本人年龄偏大两大问题。组内多数人认为没有必要冒风，录取个有争议的人；如果确实好，确实该进大学，不一定非进国家重点大学不可；就算能进重点大学，不一定非进重点专业不可。宛乔等少数人认为，必须领会好中央精神，改变政审方式，重在本人政治表现，发现和爱护真正的人才。...
正因为计划专业是今年文科中的第一重点，是惟一允许跨系跨专业选优的班级，只要报考了本校文科，有服从分配字样，成绩拔尖，就该首先考虑进到这个专业。另一个人的问题是，他是辽宁前任副省长的侄子，未达到录取分数线，但有辽宁老领导的条子，请求照顾。
宛乔决定，将这两个争论中的问题，提交到教育部巡视员现场办公会上。巡视员问明情况后，讲了三句话：丢掉杂念和顾虑，按党的政策精神办；我们党对文革将有新的认识，“主流大好，支流有错”的观点肯定站不住了；四人帮最惯用的手法之一，就是查三代搞政审，整跨别人，渔利自己。这样的答复，简洁、鲜明、干脆、权威，不必细说，下面已知道该怎么办了。

在吉大的四年，埋头专研蔚成风气。多数人都那么自发，那么刻苦。每天早5点多钟教室就陆续坐满了人，忙完一个多小时的早自习后才去吃早饭。晚6点以后，有的回教室、有的去校图书馆上晚自习，直到晚八九点钟才收摊。有时一天只有一二节课甚至全天无课，也几乎无人放任，都会不呼自来的抓复习。最典型的要算资本论二卷临考前的那一周了。当时听说资本论二卷要抽签口试，各个压力如山，因为题海茫茫难以应对。老师做了100道题签，每个人必须熟悉这100题才行，而且要求对原著精通，变换自如，既能将十几页内容概括成三两句，又能将两行字展述成几千字乃至上万字。这不下番真功夫是过不了关的。何况多数人并不满足于及格，而志在夺优——尽管各科考试的评优率控制在10-15%。记得那一个星期，教室里天天座无虚席，天天鸦雀无声，除了吃饭、睡觉、大小便外都在这里抓复习，舍不得离开教室一步。我在校的学习也丝毫不敢怠慢，也在努力的拼。日语吃力，下的功夫多些。党史、人口学、政治经济学成绩突出，其中被党史老师在150人的阶梯教室里单独表扬，誉为有独立见解；被政治经济学老师评价为有相当的理解能力；被人口学教授称赞为已具备初步研究能力，并认为在非研究生队伍中是罕见的。综合几十门课程，我的成绩可列班级四4至6名之间。记得袁刚明等同学毕业前跟我打赌，认为从学习态度、用功程度、实际效果分析，我肯定报考研究生。我说不可能，为人父、为人夫岂敢久读。他还是不信，于是我俩就以一顿烤鸭设赌。结果我赢了，真的没有报考研究生。袁刚明1985年由中国社科院经研所硕士毕业，赴日讲学兼进修两年后再回中国科学院，现已为宏观室主任兼博士生导师。吉大分手后，袁刚明4次到沈阳看我，我在北京也见他不下八九次，见面时常常半开玩笑地提起：别忘了还欠我一顿北京烤鸭哟！

大学生的生活是简朴的。我们12个人住一间宿舍，上下两层铺。每餐到大食堂打饭，吃粗粮占六分之五定量，白菜、土豆、茄子、萝卜是最常见的大炖菜。那时，我们很多人有了补养的初级概念，懂得考试前用粮票换鸡蛋吃，用电热杯煮黄豆。但也有拮据不堪的，一周一场的电影票只需5分或1角钱，他也舍不得花，4年8度寒暑假从来舍不得买半价的火车票回趟家。我是班里6位带薪学生中的一个，偶尔帮同学买张电影票，买张洗澡票，送个笔记本还是不犯难的，有时想到就做了。我每次探家回来，总要把老妈给我做的2斤肉丁炒咸菜和2斤五香卤鸡蛋分给同宿舍的人，很受欢迎，总是开包一扫光。2002年8月16—18日，吉大经济系78乙班同学同返母校共庆毕业20周年。庆祝晚会上，宣读了未能赴会的罗建平同学由美国佛里蒙市发来的《给全班同学的信》。信中回顾了十多个同学的往事，其中为我花费的笔墨当属最多，他写道：“说起假期的款待，我到沈阳市的那一餐，其式样之多，味道之鲜美使我印象深刻，再次感谢曾大哥！”“曾大哥在校对我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给予过帮助。有一次，我在临回家前丢了车票，曾大哥好一番联络，求铁路上的朋友护送我安全返家。”“曾大哥，你是才华出众的人，你既可以用孙敬休老爷爷的声音给荀大志讲《小鸡的故事》，又可以模仿马玉涛唱《看见你们格外亲》。”“曾大哥对足球、排球、篮球及田径赛有相当的鉴赏力，并且棋艺精湛，在班里也鲜有对手……”。可见，那一段的大学生活，清淡，素朴而又饶有情趣。

1982年7月底的一天，我们毕业了。领到了毕业证书，拿到了学士学位证书，吃完了散伙饭，我踏上了开往沈阳的列车。脑海回想着近两个月来的一幕幕。
大约60天前的一个中午，我刚要午睡，马蔚华和荀大志同学来找我，说我们三人马上去见系领导，代表全班提意见，主要反映国民计划课老师不称职，学术含量不高，令人失望。我说，不行，昨天没睡好，得补个午睡，换别人和你俩去吧。“那哪行，你德高望重，大伙选你了，就得去！”他俩不由分说，拖着我就走。我们在主任室，把一肚子意见都到出来，才算完成任务。第二天第一节课就是被告老师的课，不料那老师脸上挂不住了，激动得大发雷霆，甚至落了泪。更想不到的是，当天下午马蔚华就一个人单独见那老师，表示悔意，并说，告他并非自己的本意，等等。我听说后，义愤已极，明明你拉我，还说你是老好人，太不光明正大了。那以后，我一个月都闷闷不乐，直到三个月后沈阳再次见面才始有缓和。（马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聪明而圆滑，毕业后的第三年当上辽宁省委李贵鲜书记的秘书，跟随李又调到安徽省和国家人民银行，最后当了中国招商银行的一把手）。
大约30天前，系主管分配的靳书记和班主任王老师找我谈话，中心意思是动员我留校。我说：“组织上这么看得起我，令我感动。如果不是老婆孩子在沈阳，我会愉快接受的”。他们又说，吉大愿意帮我把家属调过来。我说，爱人和母亲都不希望我离开沈阳，短期内作不了他们的工作，还是不要勉强了吧。
大约20天前，系领导说，毕业分配仍然首先考虑学习成绩和在校表现，但国家刚刚下来条政策：为了不制造新的两地生活，凡已婚的学生毕业后都要哪省来的回哪省去。
大约15天前，曹赢超同学神秘地对我说：“辽宁省计委动作真快，是第一个来招工衔接的。当时我就站在谈话间的外屋，听准啦，是两个指标，系里推荐3个人，结果人家挑选了马蔚华和你”。第二天，全班差不多都知道了这一消息，有五六名同学还起哄，非让我请客不可。我想，是个喜事，大家也快分手了，就请吃一桌烤鸭吧。
大约10天前，曹赢超同学又神秘地对我说：“这两天急坏了小杨帆，她天天都挂长途，找她在辽宁省建委的处长爸爸，说挤不进北京就得挤辽宁的省委省政府”。
3天前，毕业分配方案正式揭锅，我立马傻了眼。
全班40名毕业生，其中：5人考取研究生，22人纳入省部级单位的一级分配，13人纳入二级分配。我竟然被划入二级分配！这与我的成绩相符吗？与全班哄传的消息相符吗？我不禁头脑嗡嗡作响。
靳书记料定我必然想不通，会后立即召我去她办公室。她与郭祥谷主任一道与我谈话。靳书记说：“挑明情况，相信你会识大体，会想通的”。她说：“这次国家给我们辽宁省计委2个名额，跟黑龙江省计委一样都是2个，并列省计委的第一名。但是分析一下，辽宁7名考生中真正想去辽宁计委的有3位（剩下的4位，1位考研了，2位进京了，1位将去军事院校）。学校的意思，要争取让你们3位都回到辽宁。想来想去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请你退出省计委，凭借已婚和家在沈阳的优势，走二次分配，并确保进沈阳市计委工作。”
郭主任也说：“只有你有条件、有把握进沈阳计委，马蔚华和杨帆都没资格。所以就这么定了。学校和同学都会感谢你的高姿态。同时，沈阳是省会，曾是东北三省的首府，是有名的大城市，条件不差呀！”
“可是，那毕竟是省内的二次分配，吉大能遥控得了吗？”我不免有所担心。“放心吧！”郭主任说：“我早想到这一点，不干没把握的事。辽宁省计委来招工的是于仁川委员和一名处长，我跟他5天前做了电话沟通，都讲妥了。为保险起见，我还写了封信，你回到沈阳就带着信去找他”。
列车轰隆隆地奔驰，发出有节奏的音响。我随节拍继续回想其他同学的动向。
先想到辽宁。辽宁还有一个二次分配指标，是省校协商建议分到大连市计委的。结果，竟没人愿意去。这次湖南省没有接收指标，湖南考生张国平就被动员到大连了。国平显得很委屈，眼睛都哭红了。（张国平，考前来自湖南一中等城市，1982年分配大连市财政局，2000年为大连市财政局副局长）。
我又想到进京的几位：李力，分往国家计委办公厅（数年后任厅的主任办公室主任，2000年下海任博通证券驻京办事处主任，2002年任北京市万博金策财务顾问公司总经理）；刘韧，分往国家计委《经济消息》编辑部（数年后任国家计委外事司副处长，中国驻美大使馆三秘，2002年为国家粮食局外事司副司长）；荀大志，分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数年后为国家计委宏观研究院研究员，2002年为中国工商银行稽核监督局驻南京专员）；袁刚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毕业后赴日讲学2年，后为中国科学院室主任、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宋曙光，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1986年分配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1988年任副处长，1991年下海经商，1993年任国家保险公司办公厅副主任，2002年任香港中保集团助理总经理）；李兆光，分往中国人民大学（2002年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陈穗红，分往国家财政部，2002年为财政部研究所研究生部财政教研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常秀才，毕业时更名常清，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1985年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2年任金鹏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凌晓东，分往北京钢铁学院，2002年任中信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大学：未有穷期
下了火车，我的回忆结束，吉大大学生活也结束了。可是大学的梦又继续做了几起。82年底起读了一年的党校函授；84年3月起被推荐省委党校读了100天的省青训班；95年参加了北京大学日本研究班的学习；后来又两次参加市委党校的轮训。退休后，回到了“家里蹲大学”，并找到了母校团网这所新大学，开始了津津有味的自学和互学……

2012年在《沈阳二中675班同学欢迎当年语文雷老师的聚会》时，与同班女同学共同朗诵的“音频”。

2012年3月13日在《沈阳二中文学园地诗歌朗诵会》上的朗诵实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