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记往事(二)——黄天厚土又一村

红杨树

　　《黄 天 厚 土 又 一 村》

1968年底，实验中学被解散，校址被丹东市五七干校占用。从3月份开始，学校的部分家属和教工，就以走“五七”的名义开始分批遣散，我家首当其冲，是家属中遣散的第一家。3月15日学校来人通知，让我家4天后就下乡(实际保卫村也是乡村)，地点是草河老黑山下的管家大队，这是全公社最边远落后的村，离公社有三十多里远。我妈一听就傻了眼，管家边远落后不说，我们还谁也不认识，我两个姐姐刚中学毕业，四姐和我都小，也不会干农活，去了可怎么办？

我妈突然想在她的堂弟顾德友，他就住在草河的黄岭二队。我这个舅舅在当地是个能人，会打魚、会编筐、会杀猪、会砌墙、会盘炕、会苫房、会做洋铁活、还会蹦爆米花，在我们眼里他无所不能。妈妈找来我舅商量，舅舅让我家奔他那去，他会帮助照顾我们。于是妈妈让我二姐去公社要求改迁，我二姐去公社找到领导，领导没有二话，马上就表态:“杨明书家属必须照顾，马上改地方去黄岭二队”。就这样，黄岭子成了我人生旅程的第二个起点。

当时只给4天的准备时间，3月19日那天，我家把车装好了，邻居们都来送行泪眼涟涟、挥手作别。车老板一声“驾！”大马车就拉着妈妈和我们姐弟四人，向黄岭子起程。1969年3月的草河，远山上还有白雪，大地一片荒凉，没有一絲春的气息，虽然天上有太阳，但照在身上没有絲毫暖意。

黄岭大队在草河的东北方向，与保卫大队相邻，只隔了一道大岭。大马车上了公路，不紧不慢地路过实验中学向东北行驶，过了大泡子，过了保卫五队、六队、过了公社门囗和中心小学，又过了保卫七队、九队，接着越过了一道大岭(黄岭)，下了岭就是目的地黄岭二队了。一路上我不断地看着这熟悉的一切，心里想:就这样离开了？还会回来吗？我的草河、我的实验中学、我的大泡子、我的中心小学、我的伙伴们……再见了！也许我再也不会回来。我再看车上的妈妈和姐姐们，她们都面无表情，默默地坐在车上，只听见马蹄踏行的嗒嗒声。忽然二姐小声哼起了俄斯民歌《三套车》:“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那河上跑着三套车……”声音很轻很轻，有点悲凉，可能这首歌最能代表我们当时的心情。

经过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到了黄岭二队，生产队和社员们看我们来了，问寒问暖帮助卸车。我们被安置在一户叫陈文礼的家里，陈家五口人，夫妇俩和三个不大的孩子。他家是三间草房，两头各一间住屋，中间是厨房，二头各有一个大锅灶，上边有口大黑铁锅。铁锅一锅多用，做饭、做菜、熬猪食都用它。地中央还有一盘石磨，用于磨米拉面。我家来了，他家腾出三间房的一头给我家住，两家共用一个厨房。老陈家的房子是在山坡上，视野挺开阔，后坡是青山，坡下有农田、水沟，几十户人家错落其间。看着这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陌生的生活，我这小孩心里空空荡荡、一片茫然。

夜晚到了，外边一片漆黑，人居家了、鸡进窝了、猪睡着了、没电灯的小山村一片寂靜，静得都能听见自已的心跳。屋里点着一盞小油灯，火苗一闪一闪地摇曳着，这小油灯太暗了，只有在火苗下才能看清字迹。我们躺在炕上睡不着，不知明天怎么办？也不知爸爸什么时候能回来和我们团聚？妈妈安慰我们说:这都是暂时的，等适应了就会慢慢好起来。说完轻轻吹囗气，小油灯就灭了。这一夜我慢慢地睡了，也不知道妈妈和姐姐们，睡得是否安宁？

因为从小到大都是点电灯，没看过小油灯，这个小油灯是舅舅提前给做好的，我很好奇就仔细观察起来。这个小油灯很简陋，一个直径5公分，高约10公分的小玻璃瓶，瓶囗有个圆铁片盖，一个小铁管从盖的中央直插瓶底，管的中间穿过一道棉线灯芯。瓶里灌上煤油，通过虹吸作用，油就从灯芯的底部直达顶端，线头高过铁管2公分左右，划根火柴上边就燃出火苗。待烧过一段时间后，灯芯头短了，就用粗针再向上挑高一段。因为点得是煤油，所以油烟很重，油灯点的时间稍长一点儿，早晨起来鼻孔都是黑的。那时社员家都很穷，连这样的小油灯都舍不得点，几乎吃完晚饭就吹灯睡觉了，村里遍是一片添黑。这样的小油灯，我家在黄岭子一点就是三年多。

鸡打鸣天就亮了，炊烟在各家的房顶飘荡，猪叫吃、鸡啄食，人们开始忙碌。推开门，看见地上还有一层薄薄的清霜，虽是三月中旬天仍很冷，我们都穿着棉祆棉裤。吃过了在黄岭子的第一顿早饭，妈妈带着二姐、三姐和四姐就去生产队出工了。那一年我妈50岁、二姐刚过20岁、三姐18岁、四姐15岁。我在家里也没有学上，就跑到二队队部和史家大院去玩。

二队队部在我家坡下右侧、凤宽公路边上。队院很大，队房子对着大门，有个六、七间长，土坯墙，稻草顶。会议室有三间之大，迎门是一铺通长大炕，用于社员开会和晚上政治学习。社员集中的时候，几十个人穿着鞋挤满大炕，抽烟、说笑，甚至有人无拘无束放大屁，整个屋子烟雾弥漫，笑声不断。姐姐说:刚开始很是看不惯，觉得农民太粗俗了。可时间长有了感情，觉得这些社员活得很自在、很通透。队院子里还有牛棚马圈、饲养室、仓库及两座不小的烤烟房。当时粮食不值钱，经济价值最高的就是黄菸了。

我家坡下左侧，就是史家大院，住了好几户人家，大多数姓史。大院里小孩也多，很快我就与史树贤家的二小子成了朋友。史家大院的房后，就是绵延不断的群山，向北通到叆河边的周家堡子，向南通到草河的平安大队。山上长满松树和柞树，平日山里无人总是静悄悄的，使我感到有些神秘，不知树林里会藏着什么动物？还有那一棵棵笔直的高不可攀的落叶松……

我们唯一的近亲是德友舅舅，舅舅家在沙卧子，离我家有二里多地，还要淌过一条小河沟。沙卧子在一个山凹里，依山而建有五户人家，都是我舅妈的亲戚。舅舅七口之家，四个女儿一个儿子，我妈是舅舅的亲堂姐，姐弟俩关系特别好。我舅妈干净利落能干，是家里的“后勤部长”和“财政部长”，我舅只管干活掙钱，小日子过得挺殷实。刚到黄岭子，若我家少东少西，我舅都会想法弄到送过来。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候，舅舅家就是阳光给我们温暖。

开春了，队里给我家分了一块自留地，每人一分，五个人是半亩。这块地在我家坡下，菸房子墙外，平平整整的。妈妈带我们种了点土豆和玉米，还栽了些地瓜。因为以前在草河年年都种，所以对这些农活并不生疏。

在这里沒有煤烧，都是烧草烧大柴。这里家家都有一个大柴火垛，形状像房子，看柴火垛的大小和整齐程度，就知道这家人是否勤劳？是否会过日子？柴火垛大约够烧一年，等到秋冬再砍新的补充。我挺好奇走近观看，柴火中有松树枝、柞树枝、杏条及一些灌杂木，一梱梱结结实实，板板正正。因为封山育林，松树不许砍，砍树枝还要有一定限度。所以每到秋天，这里的人们就拿耙子上山，去搂落下的松针。那时山上松树多，落下的松针金黄一片，厚厚一层，搂起来打成梱卷背回家，松针散落还有油脂，所以特别好烧。刚开始，我们娘几个搂松针，怎么也弄不成梱卷，后来在老乡的帮助下也学会了。松针不入大垛，另外堆成小垛，烧时需要捣出来，用筐拿进屋。

后来，我知道社员家柴火来源有二部分，一部分是生产队每年收拾蚕场，砍下柞树枝分给各家；另一部分是社员利用工余时间，起早贪晚从山上割的杂木和搂的松针毛草，还有就是刨地里的菸和玉米根桩。所以家里人越勤快，柴火垛就越大，家里人越利索，柴火垛就堆得越整齐。

我家刚来没有柴草，都是靠老乡这家几梱柴那家几梱草烧火做饭。我虽然只有12岁，但却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决心上山打柴供灶，给我家也弄个柴火垛。上山打柴我从没有做过，用什么样的工具我也不知道。是舅舅顾德友送我一把柴刀，这把柴刀是镰刀的加厚板，宽有5公分，长有15公分，一尺多长的木柄把，拿在手里挺重的。这把柴刀，成了我为家建柴火垛的重要工具。

妈妈和姐姐每天去生产队劳动，我就每天到山上砍柴，12岁的我决心为家分忧解愁做点事情。那时，黄岭子的山长满了松树，有油松、有落叶松，以油松为主。落叶松瘦高笔直，油松与落叶松相比，长得低矮茂盛，松枝一蓬蓬向外伸展，每年从下边长出一蓬新松枝。我看到这么多油松枝，用柴刀一勾一砍就下来，但奇怪的是几乎没人去砍这些松枝。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封山育林的结果。没有生产队批准不能砍树，就是树枝也不能乱砍，我不知者不为怪，又是小孩没人管。我拿着柴刀径直走进松树林，这些油松数枝蓬，老的有一、二十年，小的也有五、六年。为保证松林通风釆光，生产队每年也组织社员砍伐部分树枝，但最少也得留五、六蓬松枝，以助松树向高成长。我看着那么多挥刀就能勾住砍下的松枝，非常兴奋。舅舅把我的砍刀磨得刀刃雪亮，刀刃放根头发，轻轻一吹就能割断。

我在松林间挥洒汗水，或站、或蹲、或跪、或仰，根据不同的树高，不断变换砍伐姿势。不一会儿就能砍下不少松枝，用草绳梱上扛回家。尽管满身汗水，腰酸背疼，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天天上山乐此不疲，渴望在我家门口，也能有个房屋型的柴火垛。

春天松树正是茁壮生长之时，松枝中水份充足，砍上一梱份量有好几十斤，我只有12岁，身子骨没长成，背到家真是用劲吃奶力气。我在放柴火的地方，先铺几块大石头，防止下雨存水湿了柴火。然后把柴火一梱一梱铺平，再一层一层往向垛。随着我的勤奋，割得柴火也越来越多，垛也越码越高。到了雨季我已给家建成了一个小柴火垛，把家里的烧柴问题解决了。

梱柴火是个技术活，好看的柴火梱，就像少女的身姿，腰部纤细两头略粗，利利索索。给柴火梱绕子不用草绳，而是用树条，可是我不会。我就虚心去看去学，把砍下的松枝摆放整齐，然后，在附近找个细长的灌木条(多为柞树枝)，把它用手使劲拧转，直到有些发软为止，这样一个绕子就做成了。然后把绕子放到摆好的松枝下面，一只脚踩绕子的一端，另一只脚踩紧地面，用双手狠拽绕子的两头，一起往中间使劲，拉紧后狠拧在一起打个死结，扶起来再把底部往地下一夯，一梱柴火就梱完了。别看我小，可梱出的柴火杨柳细腰，左邻右舍都夸我梱得挺像样。

　　黄岭大队共有10个生产队，从保卫下大岭(黄岭)，岭根底下即是二队。继续向前过了赵家桥就是一队。从一队向左，山谷间有一条无名小河，春季开始流水，夏季水量丰富，灌溉着岸边的几十亩水田。在河流与小山之间即是三队和四队。再往前走，就是一条好几里长的大沟筒子，依次是五、六、七、八、九、十队。到了十队，沟里的大路就到头了，翻过山就是管家大队。大队书记是杨再发、副书记鄂升泰，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正值中年朴实而能干，后来他俩成了我二姐的入党介绍人。′

全大队只有一个供销点，是三间草房。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还有一个从城里下放的营业员老于叔，是我同学于秋华的老父亲。供销点主要是卖老百姓生活必需品，如煤油，酱油、食盐、火柴，还有饼干和糖果。也有为数不多的布匹及镰刀锄头等农具。供销点也负责收购社员向国家交售的任务蛋和任务猪。收购搞副业打的干草和树种子等，业务还是挺繁忙的。

家里安顿好后，我和四姐就在黄岭小学插班上学了。我从五年级开始读起，一直念到七年，也算初中毕业了。黄岭小学座落在大队的中心位置，四、五、六队学生离学校很近。我家离学校就比较远了，大约有五、六里地。上学需横跨公路，然后要翻一座小山，下山后还要走一段乡间小路，沿着小河再走一段路才能到学校。黄岭小学在公社的村小中，也算是一个较大的学校。那时教育改革是九年一贯制，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黄岭小学从一年级一直到七年级，即是小学也是带帽初中。有200多名学生，20多个老师。

学校呈T字型，有两趟教室，还有一个不小的操场。校舍很简陋，虽然是砖瓦房，但教室的墙，都是用秫秸抹泥间壁成的，隔音效果很差。教室更是简陋，桌子是两人共用的长条木桌，让以前的学生刻得千疮百孔。凳子就是四条腿上边樘个长木板，有的很不牢固，伊呀作响。黑板是用高号水泥在墙上抹成的，挺光滑还涂了黑色。黑板前有个小木桌，就是老师的讲台。

老师是由两部分组成，一半是公办教师，多为师范学校毕业且执教多年。两个公办教师家在本村，其余都是从别处调来的，上班骑车跑通勤。另一半是民办教师，都是大队自巳启用的，学历和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是高中毕业，有的是初中毕业，还有两个是小学毕业。几十年了，有些老师仍印象深刻，如校长周志义，是个五十开外的小老头儿，他是草河教育界的老人，做过中心校的校长。他家住在大堡乡的周家堡子，离学校有二十多里远，每天骑着一台老旧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特别是他还患有严重的肺气肿，一到冬天风一呛就喘不上来气，只好带个大囗罩，艰难地骑行上班。语文老师顾元济，是位40多岁有20多年教龄的老教师，家就住在学校附近，所以每天都最早到校。顾老师有学问，语文课讲得好，板书特别漂亮，教学一絲不苟，人也不苟言笑，他不轻易批评学生，可学生都怕他，对他敬而远之。有一个家住凤城的于姓老师，虽然也是师范毕业，可不学无术上课糊弄，顾老师对他很有意见。

还有一个有水平的老师——康元鹏，家住平安康家堡子，离学校非常远。那时他只有30多岁，高鼻梁大眼晴，骑一台大金鹿，飞燕式的把手，非常帅气出众。他教我们班数学和体育，数学讲得很明白。我上草河中学后，他也调到草河中学任体育老师。最年轻的老师叫吴多利，是三队的凤城下乡知青，二十岁左右，非常朝气蓬勃，他教低年级，但和我们能玩到一起。

我二姐凤城高中毕业，在校就是出类拔萃的好学生，她也在这里教过书。她教五年和六年级的电学与数学，我五年级、四姐六年级都是她的学生。黄岭子那时还没有电，为了给我们讲电学，她让我舅给做了一个装干电池的木制电源盒，又到我爸学校去，要了几个物理课用的小灯架，为我们演示电灯的串联与并联。小电架上的电珠一闪一闪，使黄岭这些没看过电灯的学生们，感到电的新奇。二姐在校期间，曾受校长指派，替一个低年级老师，写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稿。这老师不仅在公社讲，还推荐到县里讲，成为县学毛著积极分子。由此我二姐的文笔开始显露锋芒，只在学校工作了八个月，就被大队抽去做报道员和妇女主任了。

那时学生教材，已摒弃了文革前的老课本，新编的课本印有毛主席像和语录，每个学科都要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由于受文革“读书无用论”的影响，老师是“臭老九”，还一度学山东经验，公办老师在贫下中农监督下工作，不掙工资掙工分。评上一等分，比原工资要多上几元，评上二等分保持原工资不变，若评的是三等分，则比原工资要降几元。那时老师本来工资就低，有个张老师被评三等分，少了些工资，为此哭了一大场。文革弄得老师无心教书，学生无心学习，有的孩子上学校就是来混、来玩、来淘气的。有的学生还搅闹课堂，把老师气得摔本就走，上不下去课。

学校除组织正常教学外，还要讲政治紧跟形势，经常搞大批判。还组建了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只有两把二胡，几面红旗和一套锣鼓。排练的节目有独唱、二重唱、小合唱，多是毛主席语录和诗词歌。还有样板戏的一些唱段，什么李玉和、李奶奶、铁梅、小常宝、沙奶奶、郭建光……。外加快板、对口词、群口词、舞蹈等，都是自编自演。一到寒暑假，我们就在关凤珍老师带领下，去各小队演出。因为学校的学生都是本村的孩子，大家都认识，所以社员非常爱看。尽管演出水平不高，却给农村贫乏的文化生活增添了色彩，带去了欢乐与光亮。

我在黄岭小学上学，生活变得很有规律。早晨起来吃完早饭，就背着书包上学去。春天沐浴清风，夏天披着晨露，秋天满眼金黄，冬天松绿雪白，真是每天高高兴兴出门，快快乐乐回家。我小时候脑子好使，接受能力强，教材也简单，学起来不吃力，入学不久在班级就脱颖而出。老师总是喜欢学习好，还守纪律听话的学生，我就是这样的学生，所以在黄岭学校的两年，我深得老师们的喜欢。

我们五年班共有13名学生，现在还能记起来。有一队的张淑华、张淑艳；三队的张长和；五队的陈文波、陈文利、丛金宝；六队的闫洪好、赫长青；七队的刘喜财和刘希华；九队的姜延吉；二队是我和舅舅的女儿顾丽杰。 这些同学几十年，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张淑华个子不高，皮肤较白，说话细声细气，体质较弱，毕业后再无她的信息；张淑艳个高较高，眼睛细长，稳重爱笑，毕业留校做了老师。等再见到时，她已快做妈妈了；张长和浓眉大眼，会拉二胡，走路不紧不慢，是不知道着急的人；陈文波长个小豁牙，国字脸薄嘴唇，爱打兰球，投篮很准；陈文利是我班最漂亮的男孩，1米70的大个，不胖不瘦，大眼晴长睫毛，很活泼；闫洪好个子小，但非常灵活，跑得快。他邀我去家里玩，正是秋收时节，房顶晒着花生。他拿竿子把一梱花生勾下来，晒得半干的花生真好吃；赫长青黑黑的皮肤，高高的个子，一头卷发。因他爸在县酒厂上班掙现钱，所以他家生活比一般人家好，穿得也整齐。他身高臂长，课间玩篮球，球总能在他手里；刘希华小眼晴咪成一条线，身子骨很单薄，好像一阵风能把他刮跑，但学习挺好；刘希才小圆脸，长得虎头虎脑，个性十足，常在课堂上耍怪，没少叫老师批评；姜延吉长得很粗壮，大眼、圆脸、口宽鼻阔，善于奔跳，笑起来很灿烂；丛金宝是个非常聪明文靜的小男孩，家就在学校旁边，学习非常好，字也写得漂亮。毕业后不知何故，在家上吊自杀了，听后非常痛惜。多年后，他的侄女丛丽萍从东北师大毕业，分配到辽宁省实验中学，与我爱人是同事；舅舅的女儿顾丽杰，瘦瘦的学习不错，脾气挺倔。毕业后去生产队干活，与父亲发生爭执，父亲踹了她一脚，随即服农药自杀了，那年还不到20岁。她自杀也有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父母作主给她找的对象，她没看中心里憋屈。这么多年了，我还是挺想她。

2000年后，我回黄岭看望这些同学，发现他们变化很大。赫长青在家务农，种植西红柿很有名气，还组建了村里的西红柿协会，带领周边农民扣大棚，种西红柿共同致富；闫洪好成了蔬菜种植大户，与刘希华妹妹结了婚，也发了家；刘希华在母校成为一名教师和会计。看他们有出息、过得好，我又想起了少小离世的丛金宝和顾丽杰，如果他们还在有多好啊！。

我家原在草河实验中学，虽然也是农村，但是，我们与农民生活方式和环境很是不同。我家是靠父亲工作掙工资生活，而农民是靠在生产队劳动掙工分生活，并不真正了解农村和农民。而到了黄岭子，我们真正变成了农民，和他们一样过生活，一样掙工分，一样分口粮。真正了解了当时农村是怎样的落后？农民是怎样的辛苦？百姓是怎样的不易？他们又是怎样的贫穷？

黄岭子是穷山僻埌，交通不便、土地瘠薄。社员在生产队干活，劳日值很低，一年到头除了能领回口粮外，分到手的沒有几个现钱，所以农民都很穷。走进村舍几乎没有什么家当，有的家还造得破狼破虎，下不去脚。那时村里没有电，更谈不上家用电器，如果有也就是一个手电筒。但每家墙上都有一个小广播喇叭，长宽各15厘米，像个小饭盒。这是村民与外界联系，了解外部世界很重要的信息源。控制小广播的是草河公社广播站，每早5点30分开始广播，到7点半结束，晚上18点开始到20点结束。可以听到中央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还可以听到县里和公社新闻。公社新闻栏目叫《红色草河在前进》，自从我二姐做了黄岭大队报道员，几乎统治了草河新闻，天天都有黄岭子消息，所以引起公社领导的注意，当大队报道员仅三个多月，就被调到公社去工作了。除了听新闻，还有文艺节目，大多都是播样板戏和革命歌曲。在那个消息闭塞和文化落后的农村，农民都非常喜欢这个小广播喇叭。特别是冬天黑得早，一家人常常围坐热炕头，一边唠喀一边听广播，广播结束吹灯睡觉。

我家所在的二小队，有一百多亩旱田，都在山的坡上和坡下，在邻近一队的河边上还有20多亩水田。旱田以种玉米为主，还种些黄豆与黄菸。生产队有一套领导班子，有生产队长、政治队长、会计，还有二个记工员。社员白天干活，晚上吃完晚饭还要到生产队开会，生产队长总结一天劳动情况，安排第二天劳动任务。政治队长给社员念报纸，实际没几个听的，抽烟、打闹、睡大觉，大尾巴会一开就是一两个小时，大家很厌倦开会，可不敢不去，缺席就要扣工分。

社员最关心的是工分，因为工分就是钱。年底生产队把一年生产的纯利润，按总工分除，计算出劳动力每十个工分的劳日值，折合成现金加以分配，扣出口粮款，剩余的用现金发给本人。如一个劳力一年掙3000工分，每10个工分劳日值5角，那就是总收入150元，若一年口粮款80元，扣出后可分给本人70元现金。生产队劳日值越高，社员收入也越多，否则正相反。有的生产队经营不好，入不敷出，社员不仅白干一年掙不到钱，反而还倒欠生产队的钱，工分越高欠得越多。因为社员就是靠工分记饭，所以当时流传“分分小命根，丢了分断了根"，文革还对这种思想进行批判。

二队是个大生产队，劳动力多，所以设了两个记工员，每天负责记工。每隔两三个月，社员坐在一起评一次工分。工分最高的每天12分(队长、会计、车把式和技术性强的岗位)，男劳力一般10分，女劳力一般8一9分，小半截子(未成年的半大孩子)6分。评分不仅要看劳动数量，还要看劳动表现，每评一次工分，都会引起不少矛盾。社员年底分红那是最热闹的时候，特别是劳日值高的年份，每家除领回口粮外，还能分个百八十元，劳力多的家，能分到二三百元，脸上都乐开了花。心里美滋滋盘算着:给孩子做件衣服、添双鞋子、办点年货，甚至还要攒起来盖新房，娶媳妇。生产队劳日值飘忽不定，我家下乡笫一年二队劳日值最高，是9角钱，第二年5角，第三年3角6分，我们走的那年则降到2角1分。

　 每到学校放长假时，我除了跟校文艺宣传队到各生产队演出，其余大多数时间是在家莳弄自由地或上山砍柴，基本不去生产队干活。但我却看到社员们是怎样艰苦劳作的？那时生产队是集体所有制，农业学大寨，社员要一心为公，强调大干苦干，口号是“早晨四点半、中午吃顿饭、下工看不见、晚上连轴转”。也就是在农忙时社员要早起，天刚放亮，四五点钟先出去打个早班，回家吃完早饭继续上工，中午吃完饭后一直干到太阳卡山。等秋天烤菸时，晚间在生产队开完会后不回家，要睡在队房子等半夜天下露后，就把挂在菸房烤出的绳菸，弄到院子里，这就叫拽露，目的是使菸叶变软。拽完菸后天也就快亮了，如遇到活紧，就接着再打个早班。农民一年忙到头，沒有法定节假日，只有下大雨或下大雪天，老天不让出工，社员才能休息。除此之外，每年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五，社员们才能放假休上几天，初六就要上工，开始刨粪备耕了。

那时也強调科学种田，但很少有技术人员下队指导，都是大队干部去公社开会领回任务，小队长再到大队开会接受任务。黄岭子是山区，土地薄大片，但产量要过黄河，也就是说每亩玉米产量要达到400斤。可那时种子不行，不是现在的杂交种，只是秋天选大棒做种子，种子年年在退化。肥料也不行，农家肥不够用，化肥还很少。所以当时的亩产，一亩也就是二、三百斤。到年底过不了黄河，大小队干部就要挨批，他们只能虚报产量。结果是公粮照交不误，只有减少社员的口粮，一年也就分个三、四百斤毛粮，五、六月份很多家就揭不开锅。记得有一年，县里为增加产量，号召各生产队在玉米地里，套种矮棵的米大麦。可收米大麦的时间是7月份，正赶上连雨天。为了保证收割的麦子不烂在地里，就割下来分到各家各户脱粒，然后在热炕头上烘干，我家那几天热炕头都让给了米大麦。社员纷纷反对种植，笫二年也就不种了。

当地农民很善良淳扑，他们对好人和坏人的评判，不是以造反派为标准，而是有自己的观察和判断。那味，我爸是被造反派定了性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可在农民看来，我爸是他们贴心的好校长。我家下放到黄岭子，本是黑五类家属，应遭冷遇才对。可二队干部和社员不这样看，对我家却非常好，这即有我爸在草河的口啤，也有我舅在本队的缘故。许多人随我舅，对我妈一口一个“二姐”的叫着，感到特别亲切。我家初来乍到，他们关心我家尽力提供帮助，就连我上山砍松枝，也睜只眼闭只眼，从没人制止过，这是对解决我家烧柴的特殊帮助。二队社员是我家忘不了的父老乡亲，忘不了他们的质朴、善良和宽容。黄岭人是我家永远忘不掉的父老乡亲，有的老乡，直到现在与我家人还保持联系。

我们家安定后，唯一希望就是我爸能早日解放，回家团聚。1969年“五一”节过后，我爸获得半解放，允许回家与亲人团聚。我爸从1968年6月住“牛棚”起，离家整整11个月，受尽了摧残。他是从实验中学一路打听，才找到黄岭二队新家的。我们把爸爸团团围住，近一年未见的爸爸苍老了许了多，想到他文革遭遇的苦难，我们都哭了。但心里还是非常高兴，毕竟熬过了最难熬的日子。1969年9月22日，组织上宣佈我父亲彻底解放，二姐和三姐参加了解放大会，我二姐代表家属发言，必然是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大会是晚上举行的，会议结束后，我两个姐姐陪着爸爸，踏着月光步行十余里走回家中。妈妈带我和四姐在家等候，只觉得这天晚上月亮是格外的明亮。

父亲解放不久，还补发了扣发一年多的工资，共960元。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家里很高兴，困难了这么久也该改善一下生活了。正在这时，生产队没钱买烤菸煤，队长急得乱转。我爸知道后就和我妈商量，把这笔钱先借给生产队解燃眉之急。当我爸把960元现金，亲自交到队长刘文金手中，并感谢二队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收留了我们一家。队长接过钱，感激得眼泪在眼圈直打转。这件事在草河，一时还被传为美谈。

父亲平反后，我家好事连连。先是二姐做了民办教师，她身体弱干不了重活，可那时不干是不行的。二姐说，她当时有两个纲领目标，最低纲领目标是我爸千万别带帽，开除公职也不要紧，我们劳动养活他；最高纲领目标就是能做个民办教师，不用干体力活儿掙个俏分。如今她美梦成真，大队还选送她，参加县里的农村电工教师培训班。姐姐兴匆匆背着行李，先走到实验中学看父亲，我爸摸着她的头掉下了眼泪，女儿从此不再受他株连了。

接着又是一件好事，1969年国庆节，远在朝阳的哥嫂带一岁半的小侄回来了。一年半前櫓涛降生在草河，一年半后他会走了。那天我们起地瓜，他带着小黑帽，穿着小红袄，在地里蹒跚而行，捡着小地瓜，捧起大地瓜开心极了。孙子到来，爷爷奶奶开心得不得了，三天后哥嫂走了，就将小涛放在我家寄养了，一养就是好多年。小涛在黄岭子一点一点长大，虎头虎脑，圆脸上的一对大眼晴忽闪忽闪。一天到晚绕在奶奶膝下，偎在姑姑怀里。这里虽然没有电，但我们给了他心灵之光；这里虽然没有城市的繁华，伹我们让他领略了大自然的美丽；这里虽然没有山珍海味，但我们给他吃自产的金谷绿蔬。我们教他识字背诗，他很聪明，两岁就会背好多首毛主席诗词。他的到来给我家增添了很多乐趣，他也像小树一样，在黄岭子茁壮成长。

最难忘的下乡那年的九月初，舅舅带我去七、八里外的叆河支岔下网抓魚。那是一个有月亮的夜晚，舅舅带我从家里起程，舅舅骑自行车，我坐在车大梁上，魚网(絲挂子)绑在后座上，我手里还拿着装魚的筐。自行车骑过黄岭一队，穿过一个铁路和公路交叉的桥洞子，东行不远就到了。这条河岔子水不算太宽，在月光下波光粼粼，夜里河面靜极了。舅舅带我下了河，踩着鹅卵石，走到二尺多深处，把絲挂子网一点一点地放开，絲挂网有30多米长，把河岔子水横截拦住。网的上檐有魚膘，下端是铅坠，再把网的两端用木杆栓住，网就横固在河水中了。舅舅让我往河里扔块石头，石头落水声与河水的流动声，在空旷的河面有节奏地响起。每过一小时，舅舅就带我下河，把网提起来，会看到很多魚钻在网眼中，摇头摆尾奋力掙脱。伹网把魚挂得很紧，掙脱不下来，网被掙得直抖动。这时候，舅舅手很麻利，三下五除二就把魚从网上摘下来。我负责把魚装在筐里，魚背青青、魚肚白白，在筐里活蹦乱跳。那一夜，是我12年来第一次没在家睡觉，夜里抓魚也是我唯一的一次，知道怎样用絲挂子抓魚，很是新奇和兴奋。好舅舅顾德友，对少年的我影响很大，在黄岭子他总是带着我，让我见识新东西，教我学习劳动本领。

当年的下放户国家有政策，每人拨90元建房款给生产队，生产队负责给下放户建房。当时二队有三家下放户，除我家外，还有老关家和老刘家。到了老秋，秋收结束了，生产队在黄岭根底下，选了个较缓的向阳山坡，组织社员挖平一处大房场，用松木、河卵石和稻草很快盖起了七间房。赶在11月上冻前，我们三家就都搬进来了。我家把头两间，老关家中间两间，另一头是老刘家三间。新屋是土坯墙，对面炕，外加一间厨房，大灶铁锅烧柴草。老关家老头文革前是凤城县农业局的副局长，他自已留在县五七干校劳动，老伴则带着两个正在上学的女儿下乡。他家大儿子是县广播站编辑，二儿子是海员，另两个儿子当兵；老刘家，据说男主人是坏分子才下乡的。可这老刘头慈眉善目，为人和蔼，看不出是坏人，还会画画。他家还有老伴和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我们三家和睦相处了好几年，形势好了就都陆续离开，我家回了草河，他们两家也回凤城了。房场下边有一块大三角地，分给我们三家做自留地，地在小河沟边上，灌溉很方便。但土质贫瘠，我们种了五年后，农家肥施得多，土质逐渐变好了，栽地瓜、种土豆、种玉米和蔬菜，长势都非常好。

我们搬进新家已是11月份了，动土已有困唯。有一天晚上我舅来了，让我跟他到对面山上的松林中，去选两根能做梯子的松木。松木必须亭直，直径15公分左右，高须达3米以上。借着月光，舅舅领我一棵一棵树地端详，而且两棵高矮粗细要一样。虽然树很多，但选两棵同样标准的挺难。从山下到山上，从东边到西边，经过两个小时的挑选，终于找到两棵相似的树。舅舅从根部把两棵树锯断，又砍下树桠子，按梯子长度截好。舅舅用随身带来的斧子、刨子去掉树皮，又用凿子每隔40公分打个卯，镶上横木，一个崭新的梯子就做成了。我们家有了新梯子，也给另两家下放户提供了方便。

开春了，舅舅还给我家在房山头砌个猪圈，弄个柴火垛。能挖动土了，我每天放学和周日，就在屋后的山根下铲土，去填房前的沟坡。我如小小愚公每日挖山不止，日复一日，后院一寸寸拓宽，前院一寸寸增长，流出的汗水改变了居住环境，很是有成就感。

能植树的时候，爸爸和我在屋前的斜坡上栽满刺槐，院内还种了几丛樱桃树，以防止前坡水土流失。我爸又从农科所要来不少桃树、杏树、梨树，我把它们栽在屋后的小山上，形成了一个小果园，即美化环境，又防止雨天山水下来冲地基。我还在屋后坡底下挖了个菜窖，这样生活基本建设就算搞定了。等到1974年春，我们搬离黄岭子时，门前的刺槐和樱桃已郁郁葱葱，屋后的果树已绽开花蕾，小茅草房包围在绿茵之中，生活虽苦却充满希望。热爱自然、植树造林、保持水土、美化环境，这个理念在少年时代就植入我心中。

我们吃水要从院子下个坡，跨过公路，再下个小坡，在陈文德家门前有一泓泉水，形成一个小泉眼。泉水很清很浅，需要带个水舀子，把水舀进水桶里，然后上个坡，穿过公路，再上个坡才能挑回家。因为我是家里的小男子汉，所以挑水的活，基本都落在我肩上。挑水任务也很重，一天得挑四、五担水，但我一点怨言没有，因为我要是不挑，姐姐们就挨累了。泉眼下方有一个小小的清水塘，周围几户人家都在这里洗衣服，洗完就在旁边杂木丛顶晾晒，太阳光充足时，衣物不一会就晒干了。

　 搬到新家后，我家的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爸爸的政治待遇提高了，又开始得到重用和尊敬。高干的级别也恢复了，十三级的工资全县第二高，每月150元，我们家花钱不愁了。老百姓有困难都来借钱，这家5元那家10元，我爸妈没少对外施舍。那时农民都挺穷，借出去的钱没有几个还的，我爸我妈也从不去讨要。社员们都说我爸我妈是大善人，我家因此在当地口碑颇佳。父母的好人品、好口碑也恩泽到我们子女身上，我二姐先是到学校当了民办教师，后又去大队做报道员和妇女主任，在整党期间被纳新为新党员，不久又被公社相中，做了乡妇联主任。而我三姐继我二姐后，任了大队妇女主任。我和四姐仍旧上学，再加上我侄这个掌中宝，一家人其乐融融，煞是被人羡慕。

刚搬到岭下新家，与其他农民家一样，屋里什么也没有。这回条件好了，接二连三家里添置了很多件新东西。第一件是添置了一盏马灯。当时点的是萤火虫般的小油灯，1970年元旦，我爸拿回来一盞挺大的马灯，透明的玻璃罩有罐头瓶子大，灯座是个金属贮油罐，灯罩外有个旋扭，可以调整灯蕊，灯蕊有一厘米宽，可调长短，虽然点的也是煤油，但由于灯蕊又宽又长，点起来屋里很亮，相当于20瓦左右的电灯泡。这马灯上还有提樑，可拎可挂，我家每晚就把马灯挂在屋中央，从此，家里晚上不再黑暗。当时马灯对农民来讲，还是一个奢侈品，不仅灯挺贵，而且还费煤油，所以没有几家有马灯。

第二件是添置了一台自行车。1971年，我家托人买了一台天津产的红旗牌26型自行车，这车样子挺特别，车瓦是菱型的，车又矮又壮实。这车是给二姐买的，她在公社工作，要经常往各大队跑，没有自行车是不行的。以后又接二连三买了好几台车，我们姐弟一人一辆，上学办事都骑车很是方便。

笫三件是添置了一台缝纫机。是上海蜜蜂牌的，有五个小抽斗，做活时把机盖台板打开，将机头放在机盖上。不做活再把机头放在机盖下，台面就成了一个小桌面，我们就在上边读书写字，再也不用趴在炕上去写字了。

笫四件是添置了一个挂钟。这是一台沈阳产的金杯牌栗子皮色的挂钟，长45公分，宽20公分，厚15公分，钟摆是长柄连的小圆锤，每一秒摆动一下。每到半点钟就打一下，到几点钟就打几下，听响声就能知道几点了。这挂钟当时还是挺高级的，上满弦能走上半个月。钟罩是有机玻璃的，罩的画面是海南风光，有揶子树，有帆船，挂在墙上不仅是看钟点，而且还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和装饰。那时，青年人结婚，姑娘要彩礼就是“三转一响一丢当”，“三转”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一响”是收音机，“一丢当”就是挂钟。

第五件是添置了一个炕琴柜。炕琴柜是放在火炕的炕稍上，柜是长方型的，有1.8米长，柜门有四块印花玻璃面，图案是喜鹊登梅、蝶戏牡丹，鲜艳又亮眼。柜子是双开门的，里边可放衣物。柜子下边还有四个抽屉，可以放杂物。柜盖是个大平面，上边可以叠被褥，晚上拿下来铺炕，早上就叠在炕琴上，很是干净利索。在一般的人家，同时有这些大件是很少的，也只有家里较富裕的才能制全，在农村这叫上等户。

在农村不管穷富，每家都要养头猪，以解决过年吃肉和全年油水，另外还要靠养猪积肥种田。我家下乡头一年，因没有自己的房子，所以没有养猪。第二年春，由于有了自已的房子，还提前砌了猪圈，所以我妈就花了20多元钱，买了一个10多斤重的小猪崽。妈妈像呵护小孩一样地照顾它，小的时候给它吃玉米糊。长到一定程度食量大了，伙食标准也就降低了，吃残汤剩饭、糠皮、泔水、青菜、野菜。春天上山撸榛秧嫩叶，晒干后打成䃾糊，也成了猪的主食。那时的猪叫克啷子，吃得不好，只长骨架不长肉。猪很泼实不论吃什么，只要吃饱就呼呼大睡。到了秋天，为了给猪上肥膘增重，就加精食料，猪食里加点豆饼，拌些酒糟。等年根底下快要杀的时候，再给猪喂点豆子。那时老百姓缺粮，所以猪吃不着多少粮食，都长不太大，一般也就是百十来斤。如谁家杀个一百七、八十斤重的，那可是个大猪了。

进了腊月门就开始杀猪。杀猪那天我们早早就得起来，在门口临时搭个锅灶，架上一口大铁锅，用柴火烧上一大锅开水。接着去猪圈看一夜没吃食，等待被屠宰的可怜的猪，这猪养了一年很有感情，要杀真是有点舍不得。猪好像也明白点什么，不像往日要食吃的样子，嘴里只是哼哼。舅舅领着几个杀猪人来了，拿条绳索跳进猪圈奔猪而去。猪死劲地嚎叫不肯就范，但在强大的人类面前，还是束手就擒。舅舅他们把猪的四个蹄子绑在一起，抬出猪圈，放在一个大木桌上，几个人死死按住。然后舅舅手持一把一尺多长，二寸多宽的杀猪刀，十分果断准确地刺入猪的胸口，猪血就像喷泉一样从胸囗喷出。这时早有一个大盆放在下方接血，盆里事先装上一定量的淀粉水，为防止猪血凝结，舅舅让我用个棍子，不停地将血搅动起来。待猪流下最后一滴血，也就死透了，将死猪抬入一口空水缸，然后往猪身上不断浇滚开的水褪毛，猪就成了大白天条子。然后把白条子捞上来，重新放到木桌上，用锋利的刀先割下猪头猪尾和四个蹄子。然后开膛取出内脏，卸下四条腿，剔掉肋骨，剩下的就都是肉了。把肉分部位割成块，那时吃油要紧，肥肉都割成方子，装进坛子，一层盐一层肉，腌成咸咸的腊肉，几个月也不会腐臭，这就是一年的油水，夏天炖芸头，冬天炖酸菜就全靠这点咸腊肉了。

做完这一切后，舅舅开始清洗猪肠子，将加有调料的猪血灌入肠内，这就是人们爱吃的血肠。屋内妈妈将一条猪腿和几大块方子肉，放在大锅里慢火煮开，在把血肠放进去，一边煮一边用针扎，肠衣不冒血渍就是煮熟了，再煮那就老了，真是个技术活。煮肉的香味很快弥滿屋子，饕餮了一年的人们，都渴望快点吃上肉。

屋内炕桌中央放个大火盆，火盆上架了一个大铜锅(这是舅舅用黄铜给我家刨制的)，铜锅内先注入煮肉汤，然后下上切成细絲的酸菜，锅开后酸菜变绿，上面铺上很多煮熟的白肉片和瘦肉，再往锅边放一圈切成小圆柱一样的血肠，围圈而坐的食客们就开始动筷了，蘸着葱花酱，一边喝酒一边大块朵颐。杀猪那天请的人很多，有帮杀猪的、有左邻右舍、有亲戚、有朋友。客人酒足饭饱临走时，妈妈还要给有的客人，带块煮熟的肉和一段血肠，给没来的家人吃。那时猪都不大，人还都很能吃，杀猪那天就会吃去猪的四分之一，再除去腌上的肉就所剩不多了。吃到正月十五，肉就基本吃完，留个猪头等二月二再吃，到此一个年猪就消灭干净了。没杀猪时很馋渴望吃肉，可真的杀猪了，我又总是头疼吃不下去，一个可能是炭火薰的，另一个可能是里外忙乎，出汗后受了风寒。不管怎么说，平时我给猪打猪草，杀猪时也没闲着，还是有贡献的。

我家除了养猪还养过两个条狗，一条是黑底白花的，另一条是纯黄的。小白花狗长得胖胖的，和我们十分亲近，特别与小涛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小涛还抱着这条狗，照了一张十分精采的照片，至今还保留着。可怜这条狗有一天过大道，让一个载重汽车给压死了。接着又养了一条小黄狗，又误吃了老鼠药，也不幸中毒身亡。

在黄岭子，我还无意中还发现了蘑菇。有一年秋天我上后山挠松树针，发现松树下长着一堆伞状的东西，我不知道是啥？就采了几株问当地老乡，他们说这是松伞蘑也叫红蘑，是上等蘑菇，晒干燉鸡最香。于是，我赶忙回去仔细查找，又发现了好几墩，又大又肥采了足有一小筐，回家晒干后，过年歺桌上又添个新菜——小鸡燉松伞蘑，真是香气四溢。以后几年秋天，我都会刻意去采这种蘑菇，这也是我在黄岭子的意外收获。

那时吃的口粮是生产队分的，分口粮不分年令只按人头，小孩多而且还小的就合适了，吃不了也能卖点零花钱。大人多的家基本口粮都不够吃，所以那时有个顺口溜:“一千分、二千分、不如生个小肉墩”。年头好的时候，到秋天一般每人能分四、五百斤毛粮(没去皮的），年景不好，也就分个三、四百斤，多数人家吃不到来年老秋。二队主要是玉米，也有少量水稻。玉米分的是棒子，为了贮存每户都建有一个高离地面，四边透风的木头苞米仓子。社员一年到头，基本都是吃玉米面和玉米𥻗，只有过年几天才能吃到大米和白面。白面是国家在春节给农民特拨的，一般一个人也只能分到二斤，还得用粗粮兑换。菜也是自家产的，夏天还好，能吃到不少青菜。而冬天就不行了，只有萝卜、白菜、土豆、酸菜老四样。过年才能杀猪，平时过节，最好的也就是杀只鸡，那时农民生活真是苦啊！ 不仅如此，那时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农民没有自主权，全听上头的，叫种什么就种什么，叫怎么种就怎么种。对农民自由地也管得很死，不准种“四辣”(大葱、大蒜、辣椒、姜），不准房前屋后给孩子种香瓜和甜杆，工作组发现就给拔掉。上交任务也很重，每年四户上交一口任务猪，一户上交5斤鸡蛋，完不成就罚款，农民老实，自已不吃也要先完成任务。我家鸡下的蛋自己都不够吃，为完成派购任务，我妈只好出高价买鸡蛋，然后低价交给国家。我感到中国的农民真是太好领导、太听话了，不仅以前，现在也是如此。

每天我都揹着从未鼓过的书包，天天翻后山去上学。但受“读书无用论”影响，除课堂听讲外没用功学习过，整天就是玩，也没学到多少知识。那时还是少年的我，学会了吃苦耐劳，会干很多农活，也没有看过外边的世界，觉得生活就是这样。苦吃多了，也不觉得苦，更胸无大志。那时我想:等我高中毕业，就回生产队务农，一是当个记工员，二是当个生产队长。这就是我十多岁时，滋生的最初理想。

　 1972年春天，我从黄岭小学七年级毕业了，也就是初中毕业，那时是九年一贯制，需要再读二年高中。文革前整个凤城只有一所高中，那就是凤城高中(现凤域一中)，是一所省重点高中，每年从全县几千名初中毕业生中，只能录取200多人，考进去不容易。我大姐是这里毕业的，我二姐只读到高中二年，就赶上文革，停学两年闹革命，1968年一锅端，回乡务农了。为贯彻九年一贯制，全县各公社都成立了高中，草河中学也就应运而生。

草河中学1970年建校，校址在公社保卫村的一个山沟里。学生来源于草河八个村级小学，还有丹东农科所的孩子。学校规模不大，分八年和九年两个学年，每个年级两个班，大约有100名学生。我们是第二届学生，我入学时，学校两个年级总共有190多名学生，最大的是1953年生，我是最小的，1957年生。

学校的师资力量还是很强的，任教老师有的是下放的“五七”战土，有的是原丹东农校教师，如:王秀华(数学)、王秀红(语文)；有原省农村实验中学的老教师，如:马熙忠(语文)、于吉顺(数学)、李景惠(历史政治)；有县里下派的，如:李光日(物理）、张功贤(荚语)、卜显才(农业)、张时年(化学)。这些老师学识高、教学经验丰富，虽然被称为臭老九，但仍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教学认真，对学生负责任。

1972年1月份，我们全公社各村小七年级毕业生，集中到公社进行升学考试。这是我笫一次走进草河中学的校园，学校座落于一个小山沟，校舍座北朝南，三面环山。有二趟房子，一趟是教室，另一趟是宿舍，一目了然很是简陋。考试课目很多，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我还记得有一道化学题:浓硫酸和铜发生化学反应后，能生成什么？并用化学方程式来表示。那时的初中生基本没学着什么，估计没有几个考得好的。不久后，我收到了草河中学的录取通知书，黄岭学校共录取了10人，在村小中还算录取率较高的。

三月份开学，家离学校大约有八、九里地。我从家里出来一路向西，越过黄岭子，走到保卫九队队部，从那下公路后走一段水田埂，从七队一戸村舍杖子边旁上个山岗，下山岗后就到学校了。一路风景秀美，春天穿山岗看山花烂漫，夏天走田埂伴蛙声悠扬，秋天过原野金黄一片，冬天踏雪地素裹红妆。那时马路上跑的车也不多，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心里和脚底下都是快乐。这条求学路，我一走就是两年。

在草河中学，我被分在八年二班，全班共45名学生，班主任是于吉顺。同学有保卫村的佟圣军、姜彦宽、张胜利、张万利、姜军、谷凡；有秋岭的顾广颖；下堡的代玉长、康昌仁；上堡的黄则成、李书豪、李冬晗；山东沟的范文贤、范文涛；管家的赫玉华:农种所的张秀琴等。

我们边学习、边基建。为扩大招生，在老教室的前边，又加盖一趟教室。我们负责挖地基、挑土方，搬砖头和石块，春天才盖的，秋天就能使用了。学校的操场原本不大，也是我们用肩膀挑土篮，一担一担挑出来的，硬是往东边扩大了20多米，平出了一个400多平米的大操场，有篮球架和沙坑。

在学校的两年，我进步的很快，加入了共青团，学习成绩总在前几名。我班学习好的有范文贤、范文涛、张秀琴、顾广颖、黄则成。每次考试这些人成绩都相差无几，虽然口头上都无所谓，但暗地里都在使劲。这些人在1977年笫一次高考中都脱颖而出。范文贤考上西安交通大学，后来又到法国留学，现定居加拿大；范文涛考上东北工学院，我和张秀琴考上沈阳农学院，黄则成考上丹东师范，顾广颖考上丹东卫校，后来都是出类找萃的人才。

学校有个木工房，师傅姓李，30多岁，长得很英俊。我课余时间总爱去工木房，看李师傅干木工活。虽然修的都是学生的桌椅，但他修得却是一絲不苟，仔细操作，毫不糊弄。他对我说:桌椅是给学生们用的，一定要修得结实，一坐就晃悠就响，会影响学生们学习，马虎不得。他的劳动工具中有长锯、短锯、凿子、刨子、木钻、米尺等。我对木匠挺感兴趣，心想我要是学门手艺就选木匠，因为木匠做出的东西会长时间存在，即有使用价值，又有观赏价值，是个很棒的职业。

那时学校中午没有伙食，我们都是自已从家带饭盒，学校有个专用大锅，学生把带来的饭盒放在里边，中午有专人负责蒸热。那时，农民的生活水平挺低，也没啥好吃的。因为细粮少，所以主食主要是玉米饼子、𥻗子饭。菜随季节，夏天芸豆土豆，冬天就是萝卜白菜和酸菜，有时是炒的有时是炖的，只有冬天杀猪了，饭盒里才能见到肉。尽管条件不允许，中学生都是长身体的时候，所以父母也是竭尽全力，让孩子中午能吃饱。每到青黄不接，许多农民家断粮，孩子就没什么带的，只能带几个烀熟的土豆和粘薄薄一层面的菜团子。同学之间很团结友爱，家有什么好吃的都往学校带，让同学们共同分享。所以我们夏天能吃到樱桃，杏和毛桃。秋天能吃到梨、榛子和花生。

我们同学来自于草河的八个村，这些村都很分散。保卫村学生离校较近，平安、山东沟和黄岭子算是中距离，约有十里左右，路还都比较好走。最艰难的是秋岭和叆河上下堡学生，他们都需要坐船过一条河，然后才能上公路，而且都有二十多里远，遇到汛期河水暴涨，坐船也是很危险的。条件好一点的家，能给孩子买台自行车，一个多小时能到学校，而没自行车的孩子，一天往返需四、五个小时，真是披星戴月。 最远的是管家大队学生，他们住在老黑山下，距学校有三十多里地，所以学生基本都要住校。住宿生睡得是大通铺，还要自带口粮，主要是一磨到底的玉米面。学校食堂也很简陋，因伙食费少，所以每天都是菜汤、窝窝头。虽然同学们各有各的辛苦，各有各的难处，但大家都以苦为乐，学习劲头很高。

我在班级是学习委员，还兼物理化学科代表。我喜欢数理化，喜欢数学的逻辑与抽象，喜欢物理化学让宇宙和自然不再秘密。这些兴趣的培养，也赖于我的两个恩师——于吉顺和张时年。

于吉顺是我的班主任和数学老师。他1964年毕业于大连师范学院，分配到我爸做校长的省农村实验中学。文革初期曾也揭杆造反。1969年学校解散，因他爱人在城里工作，即被调入凤城镇内的学校。草河中学建校，他又被调到草河，每天要往返三、四十里地，风里来雨里去非常不容易。于老师在众多教师中非常有识别度，他身体壮、皮肤黒、眼晴大、嘴唇厚有点像非洲人。说话语速快，一口山东腔。他数学讲得非常好，条理清晰、思维严谨，深入浅出。班级管理严格，引导学生全面发展，长大能有出息。因为我聪明懂事，又由于他与我父亲的关系，所以对我分外关注和偏爱，要求也更加严格。我上学时特别贪玩，尤其爱打乒乓球，为了下课站球台，临下课我心思已经不在课堂，而是手伸进书桌，拿出了球拍。下课铃一响，一个箭步冲出教室，直奔乒乓球台。有一次下课铃响了，我刚要迈步，于老师就出现在教室门口，用手指着我对同学们说:“你们看，杨丰陌怎么这么着急玩呀？”全班同学大笑，我却面红而赤，从那以后，我就不抢着出教室占球台了。

张时年是我父亲创建草河实验中学时，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他是四川籍，年令最小，胖胖的小圆脸人见人爱，绰号小馒头。他特别聪明，初中毕业又考上了本校第一届高中班。高考成绩很高，但由于政审只能降挡进锦州师范学院，文革毕业被分到草河中学。他即教我们物理，又教我们化学，这两科我都爱学，对物理中的力学、电学，化学中的制碱工艺，物质间的各种反应，都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通过学习数理化，我感到眼前有了一个万花筒，这个世累真奇妙。张老师讲课慢条斯里，音扬顿挫，重点处会提高声量，每节课都给我们新的知识，打开新的视野。他讲课深入浅出，总会举很多生活中的例子，使书本知识不再枯燥和晦涩难懂。记得他讲向心力和离心力，就举骑自行车的例子:“从学校骑车转弯上公路，就有离心力和向心力，拐弯时要掌握好倾斜角度，向里偏大了或向外偏大了，向心力和离心力都会把你连人带车带进沟里”。还有洗完衣服身体转圈用手甩，一会就把水甩出去了，这就是离心力的作用。在他的课堂上，学生很容易明白所学的知识。张老师乒乓球打得好，他还教我发球抢攻和左右推挡，使我球技进步挺快。

我在同学中是较聪明的，记忆力好、理解能力强、做题也快，还能举一反三，问题是浅尝则止、钻研不够、不求甚解。但老师还是器重我的，第一年期未，班主任于老师，让我带领全班同学复习物理化学，我根据对课本重点和要点的理解，出了一些题目让同学们做。这时，张时年老师进来了，随即问我是不是事先看到考试题了？当然不是了。张老师拍拍我的脑袋，认为我很行。我还受于老师指派，曾给同学们出过数学考试题。

在校时我不死读书，是个活跃分子。有很多文体爱好。喜欢文艺，参加过校文艺宣传队。喜欢体育，除了爱打乒乓球，我还喜欢打篮球和跑跳。打篮球我个子不高，但反应较快、速度也快、投篮准，自然而然在同学中就突显出来，后来被选入校篮球队，还代表草河中学，去边门参加了凤城县中学生篮球比赛。说起篮球还有个传奇的故事，2002年我率团去韩国进修考察，由于团员的护照与公务活动要求有些不符，沈阳桃仙机场边防大队负责人约见了我。由于是当日行程，距登机时间又很近，弄不好就登不了飞机。我向这位队长讲了此次国外活动的重要性，讲着讲着发现这位队长有点面熟，竟然是凤城老乡，还在全县篮球比赛上见过面，一下子拉近了距离，给予放行了。

1974年春，学校开运动会。那吋学校班级就增多了，有三个年级十几个班，这也是草河中学规模最大的一次运动会，我妈也特地从家到校来观看。我参加了两个项目，一个是跳高，一个是百米运球。跳高我采用俯卧式，跳过1米35获得了冠军；百米运球也是冠军，妈妈乐得合不拢嘴，我也特别高兴。

那时我们班德智体全面发展，临毕业墙上挂满奖状，什么“三好班级”“先进集体”“体育优胜”“劳动标兵”等不胜枚举。这是两年来师生共同努力的结策，是老师们的心血，是同学们的骄傲。

我们本来应是1974年春毕业，由于“反回潮“和“批林批孔”又延了段时间。在学校的两年，1973年邓小平搞教育整顿，教育有了春天的气息，开始狠抓教学，老师卖力教，学生认真学，教育质量大幅度提高，我们也受益匪浅，为1977年高考打下了文化基础。可不久又反教育回潮，大树"白卷先生”张铁生，“学习无用论”就又回来了。我们已经明白，毕业以后不可能直接考大学了，以后念大学只能靠基层推荐。所以我暗下决心，毕业后回农村一定要好好表现，一定爭取念上大学。

　 1974年春，组织上落实老干部政策，丹东共大通知我家结束下放生涯，重新返回草河居住，由农业户口再次转为非农业户囗，吃商品粮。我们又要离开黄岭子了，当时我家来黄岭子是无奈之举，各方面都很不习惯，但经过了五年，我们已经习惯并爱上了黄岭子。五年了，我们目睹了黄岭子一年年的变化，在岭下的二间茅草屋里，装着多少难忘的往事与悲欢离合。当要离开黄岭子的时候，我不忘收拾起回忆的行囊，将难忘的往事放入其中，把它一起背回草河。从此在我人生旅途的行囊中，永远会有一本《黄岭遗梦》。

五年了，黄岭子这个偏远落后的乡村，在文革中也发生了少许变化。变化之一是种地第一次使用化肥。自古黄岭农民种地，用的都是农家肥，到了1972年，上级拨给生产队几大桶氨水和很多袋氯化氨。这些化肥农民没有听说过，更没有见过，也不相信这冲鼻子的氨水和袋装的小颗粒，还能当肥料使用？笫一次给庄稼用氨水，几个淘气的小青年，先抓只癞蛤蟆，往它身上浇氨水，结果这癞蛤蟆马上翻肚蹬腿了，这才知道氨水的历害。队长让社员把氨水按一定比例兑上水使用，过一段庄稼长得绿油油的，这才觉得氨水确实比农家肥利害。刚开始给苞米根部上化肥，一棵只能捏几粒氯化氨，有的社员觉得太少了，就多捏了点儿，结果庄稼被烧死了。经过反反复复，使农民懂得了种地要科学，施化肥也要科学。

第二个变化，也是最惊人的变化，那就是通电了。黄岭人祖祖辈辈都是点油灯，解放20多年，草河有好几个村有了电灯，可这里还是没有。1973年秋，黄岭子全村终于通上电了，难忘第一个通电的夜晚，总电闸一推，家家户户顿时大放光明，人们都不敢相信自巳的眼睛，真的是有电了吗？怎么屋里能这么亮？老人老泪纵横，年轻人欢呼跳跃，高兴和激动真是无法形容。我家特意拧上一个200w的大灯泡，把两间茅屋照得雪亮。

文革那几年，县里经常派工作队，到农村帮助基层“抓革命、促生产”。派到我们黄岭二队的工作队是县统计局和林业局的三名干部，他们三个都文质彬彬，有一个还带着眼睛。工作队吃百家饭，每天由队长负责派饭，农户转流坐庄，一户轮一天。工作队到哪家吃饭，每人需要付1斤粮票和3角钱。各家因条件不同，自然吃饭环境和用歺质量就不同。工作组最爱到我家吃饭，家里很干凈，我妈还特别舍得给他们吃，给他们做大米干饭、大碴子干饭，炒鸡蛋，下火锅。时间长了知道我妈为人，他们也不习外，我家做什么他们都敢吃。到别人则不行，桌上有蛋和肉，因有“五不吃”的规定，所以工作队员不敢动筷，怕传出去说他们不革命、搞特殊。他们对我妈特别好，一边吃饭，一边天南海北唠闲喀，我特别願意听，长了不少大人们的见识。

在黄岭子时，每到过年我哥我姐两家人，就会千里迢迢从朝阳和大连赶回来。那时交通很不方便，每天从凤城开往大堡方向，在我家门前路过的公共汽车只有两班，上午一趟，下午一趟，错过就不行了。所以我哥姐回家，坐火车只能选夜车，天亮到达凤城。然后再坐早5点30分的第一班公共汽车，到黄岭子大约是6点半左右。到了那天，我早早就在黄岭根底下等待，去迎接哥哥嫂子，姐姐姐夫，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刻。哥姐们会带回很多好吃的东西，哥哥带回来的是朝阳小米，沈阳的糕点和糖果等；姐姐则带回许多海产品，有海砺子、鲅魚干、偏口魚等，还有果光苹果。哥姐回来前，家里早就把猪杀倒了，一家十几口人围坐父母身边，热热闹闹过大年，尽度幸福时光。

除哥姐一年回来一趟外，我三伯母和二姑都来过黄岭子。1971年，在天津做医生的三伯父，因受文革迫害，才60多岁就在天津去世了。我父母因挂念他们的三嫂，就写信让伯母到黄岭子来散心，我在草河就见过三大娘，并不陌生。三大娘白皮肤、大眼晴，说话一字一板、干净利索，是个很精明的老太太，又从大城来见过世面。她是我们杨家在龙王庙住得最久的亲人，对杨家历史一清二楚，说起老家的事如数家珍。她还有一肚子故事，总讲给橹涛和我听。乡音是很难改变的，三大娘离开龙王庙已经20多年，可还是浓重的东港口音。我小侄櫓涛在她身边呆了半年，竟然也学了一口海蛎子味的东港话。我妈与三大娘关系很好，挽留她在黄岭子住了多半年。她走的那天，是搭生产队进城送菸的大马车去火车站的，我们全家在黄岭根下与她含泪告别，我5岁的小侄哭喊着去追大马车，用东港话喊:“三奶呀，我也跟你去呀！”此情此景历历在目。

接着我本溪二姑领女儿们也来过。二姑的二女儿桂春，特别爱来我家，她是本溪老三届的下乡知青，下放到辽西建昌县喇嘛洞公社喇嘛洞大队，听这地名就知道这里有多偏僻、多落后了。她长得特别出众，高高的个子，俊俏的五官，还带着一付眼镜，漂亮而又斯文。每次来我家都能住个十来天，她勤快又能干，一来就不用我挑水，她全包了。她嘴也甜，每天都舅舅长、舅妈短的叫着，很是讨喜。可惜红颜薄命，婚姻和生活不顺，已去世很多年了。

在黄岭子时，爸爸平日住校，每个星期天都回来，这也是家人最盼望的。我上了草河中学后，每个周六放学的时候，都会骑自行车，到实验中学(那时改成丹东农校)接爸爸。记得有一次，爸爸提出要骑自行车载我，我不同意，怕累坏爸爸，因他受文革摧残，身体一直恢复得不好。爸爸对我说，他自文革以来，巳八年沒骑过自行车了，说着就骑了上去，让我坐在后边。从草河到黄岭子上坡路很多，每到上坡处，我就跳下车来从后边推行，就这样我们爷俩一路谈笑回到家。周一的早晨，我骑车先把爸爸送到单位，然后再去学校上学。

大姐夫李茁来黄岭子，总是带个照相机给家里人照像。那时照相机在城市都很少见，别说是在农村了。因此，我家在黄岭子留下了不少影像，留下了我们家的茅草房，留下了黄岭子的大山，留下了我们艰苦的生活，留下了苦中作乐的希望，留下了一家人相濡以沫和其乐融融。这些照片都很珍贵，现在都在我们兄弟姊妹间珍藏。我还特别珍藏一张二姐和三姐与父亲合影的老照片，那是1973年冬，我家还住在黄岭子，二姐已到公社做妇联主任，三姐被推荐上沈阳铁路机械学校。说来很巧，那日我二姐去丹东开会，我三姐去丹东铁路医院做入学身体复检。两个姐姐在丹东公交车上，突然发现爸爸竟然出现在丹东街头，她们惊喜万分，连声向外喊爸爸。等车一停，急忙跳下来直奔爸爸而去，并一同扑向爸爸的怀中。马路上的行人不由驻足观看，好似电影《英碓儿女》中，王成、王芳兄妹重逢的场面。旁边正好有个照相馆，于是父女三人留下了这张合影。爸爸端坐在中间，搭着一条长围巾满面笑容，十分慈祥儒雅。两个姐姐站在他身后，青春靓丽、充满阳光。

黄岭子那时医疗条件差，缺医少药。小侄櫓涛寄养我家，是家中的掌中宝和小玩物，平时我们领他玩，可一生病家里就着急万分。小毛病还行，喂点小药就过去了，有一次发烧，准备第二天上医院，当晚吃了一个大苹果，第二天烧竟然退下去了。可又有一次，孩子高烧一直不退，我妈急了，背着小孙子翻山越岭，去村卫生所打针拿药，一连好几天都是这样。当时我还在上学，为了不耽误我的学习，家里的事，她总是一人来扛，所以在我家妈妈是最辛苦的。

有一次，我在课间打篮球时崴了脚，很疼很痛不敢着地，同学们把我背到家。我妈年轻时跟我二大爷学过整骨，特别是脱臼，医技成熟一端一个准，在沈阳和草河没少给人治过脱臼。这时，妈妈端过我的脚脖子，左右扭动只听咔吧一声，妈妈说:“好了”，并让我下地试试，试了几下不怎么疼了，脚也敢动了，养了几天就去上学了。这事在黄岭子传开，老乡们都知道我妈会整骨，只要谁胳膊腿扭了、崴了了、脱臼了，不管多远都来找我妈治，而且手到病除、分文不取。就这样，黄岭子又出现一位，有绝活的免费神医。

那时黄岭子物质缺乏，买不到多少好吃的，买点什么都去村供销社，那里最热闹，也最招人。有一天我去供销社打酱油，看见有好几个道班工人，一手拿着一根大麻花很是馋人。那时供销社进点麻花、糕点和糖果，农民们没有几个去买，因为没有钱买不起。我也希望自已能长大掙钱，给自己给家人买麻花、买糕点、买糖果。那时，我家经济条件比农民强，特别是小侄和小外甥到来，我妈每个月总要让我去村供销社，买上几斤饼干、炉果、蛋糕，还有好吃的花生粘。营业员于大叔是个大近视眼，称秤总是把眼睛贴到秤杆的准星上。称完后，用包装纸包得整整齐齐，再扎上纸绳递给我，我高高兴兴提回家。小侄小外甥吃，妈妈有时也分给我一份，因为在妈妈眼里，我还是个小孩。家里有几个苹果，那可是稀罕物，一般都等爸爸回来，妈妈才拿出来。爸爸削后给孙子切一半，还把苹果皮特意削得很厚，让给我吃，可见爸爸对我的疼爱。

在黄岭子，我还有个猪倌小朋友，就是与我年令相仿，和我家住一趟房，下放户老刘家二儿子——刘明奎。二队好几条山沟里都有小溪流，不深不浅，不紧不慢地向山下流，沟里长满了青草，生产队就在这里放猪放牛。刘明奎因为爸爸是“坏分子”，也就不念书了，因年令小，干不了重活，生产队就让他当小猪倌。一年春夏秋三季，每天早晨将社员各家的猪集合在一起，带到山里水沟旁去吃青草。今天在这个沟放，明天在那个沟放，由于草茂翠嫩，猪一个个都吃的肚子滚瓜溜圆，为农户解省不少饲料。猪需要集体来放的家，每户要向生产队付一定的工分，小奎每天计8分工，一年也能掙个2000多分。神奇的是这些猪很听小奎的话，早晨小奎在堡子边一吆喝，猪就从各家跑到他身边，猪上山只吃草，不祸害庄稼。猪赶回来时，它们都很聪明，自动各回各家，一次都沒错过。我还和小奎一起，给家里打过猪草，割过青草垫猪圈。小奎后来随家回城了，再也没有他的信息，现在他也是60多岁的老人了。

在黄岭子有一件事情很悲伤，那就是1973年春，我80高龄的姥姥去世了。姥姥长得眉清目秀，裹着三寸金莲，妈妈遗传了姥姥的长相，长得很漂亮。姥姥家旧社会是开菜园子的，生有二女，还讨要一个儿子。大姨离得远，舅舅家困难，最得济的就是我妈了。我们从沈阳搬到凤城，我妈每个月都带我去看姥姥，买很多东西，还给5一10元钱。每一次去，姥姥都会从腰间拿出钥匙，打开一个小柜，从里边拿出块蛋糕或其他好吃的给我，眼晴里充满慈爱。那时我想孝敬姥姥但没有能力，等我有能力了，姥姥也去世了。我跟随大人，把姥姥埋葬在黄岭山上的青松翠柏中。

在黄岭的时候，我没见过什么世面。最远的地方是凤城镇，最多的去处是草河的丹东农校。后来二姐到公社工作，公社干部来我家的也就多了。于是，我认识了公社的几个领导，在我眼里他们都是很大的干部，甚至高不可攀，不敢搭话。我还自已翻山去过平安大队，那里环境与黄岭子完全不同，这是草河冲击出的一大块平原，草河在此靜静流过。不像黄岭子村舍都散落在山沟里，而平安的村舍是连片的，组成一个个大堡子。我做为一个少年，真是渴望能走出小天地，出去看看大世界，可那时是沒有这个条件的。

我家1969年来黄岭子，那是在政治高压下的被迫。老子有句名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当时黄岭本是我家的无奈之地，可住了五年之后，却成了我家的黄天厚土，成了我家的一块福地。文革中我们在这里，没有受到政治歧视，相反我的两个姐姐都从这里走出。二姐从黄岭进入乡里，又由乡里进到县里，从县里又进到丹东，做过乡里的妇联主任，做过县党校的教员，做过县市区委的常委和宣传长，做过丹东市委党校的副校长和市社科联副主席。一直活跃在党的宣传与理论战线，官至正处级；三姐在黄岭子做过大队妇女主任，后被推荐到沈阳铁路机校学习，毕业后从列车员升为车长，还担任过沈铁54次英雄特快列车的车长，做过沈阳列车段的安全室主任，成为路局的劳动模范。感谢黄岭子，让她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了很快展翅初飞的机会。

我到黄岭子刚满12岁，还是个懵懂少年，当5年后我要离开它的时候，已是个17岁的小青年了，身体强壮了，个子也长高一大截。黄岭子的山是我的依靠；树是我的守望；土是我的寄托；河是我的动力。劳动是我的快乐；吃苦耐劳是我的品格；学校是我的天堂；蓝天是我的向往；白云是我的遐想。这五年，黄岭子见证了我的成长，也让我感到生活的不易，农民的辛苦和老乡们的善良。

就要离开黄岭子了，离开岭下的二间茅草屋，离开了这里的父老乡亲，还真是有些不舍，但人总是要往高处去的。再见了，黄岭子！再见了，我家的黄天厚土！！黄岭子是我心中永远的深爱，是刻在我生命里的永恒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