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人行

程遠

八人行

                                   ——记清华附中初651“聂家坪”支队

程远

当班里同学“牛司令”（李福禄）穿着保密厂新发的服装，举着酒碗，抱拳要与全宿舍的同学结拜为“兄弟”时（还真跪倒了十来个人），我就感到，这帮同学离彻底分散的为期不远了。

1969年1月中旬，“艾美赖”（艾平），至今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孤独地去了陕北；“滋胜”（庞沄）拽了两个别班的“发小”，也随着他姐姐去了。人心惶惶。听说再以后的“分配”是更远的甘肃、宁夏，于是清华附中初651班的八位男生凑在一起，奔赴陕北延川的聂家坪插队去了。他们是：白茅、潘迺新、阮忠慈、杨卫、蔡国雄、王清源、吴怡、程远。

风在吹，纸屑在飘。

送别北京站，铜川吃小米，伴随着一路黄土漫天的卡车，就到达了延川县的冯家坪公社，尔后便是十里地的“土面子”路。还未到村口，鞭炮、锣鼓就响了起来，树枝、陇上满是白羊肚、黑棉袄、红头巾，据说，连不能走路的老太太都给抬了出来，就是要看一眼“北京娃”。

聂家坪，坐落于川边，三百多号人，分四个小队。知青，34人，基本由清华附中初一的为主，以一至四班的番号，按顺序地被分在四个小队之中。我所在的初651是为一队。

头回吃饭，被派到老乡家，门帘一掀，出来个女子家，亭亭玉立，一条黝黑的长辨斜挂在胸前，那腼腆、那西北的古韵，不能用语言形容。她叫“三女”，十六岁，已结婚。遗憾。（2002年，我们一帮人回村，几个男生还特地去看望了她。她当着孩子的面对自己的老公说：“……要是再这样，我就跟‘知识青年’回北京去，看你咋过？”）

最初的干活，大队叫所有的知青都到川地里去打土隔棱，“北京娃”这个侃呀、乐呀，笑得在黄土地上乱打滚，差不多将“侯宝林”回忆个遍。

然而好景不长：漫长、劳累、挨饿，继而乐观、成熟、奋斗的过程，开始了。

白茅 白茅，个高、白生生的，脸宽而略长，细细的双眼总带着平和的微笑，从不与人发生争执。也就是由于他性情的和善，在一次村口被其他村的知青劫持时，竟主动掏出了钱包，多损失了粮票（后被要回）。
白茅是首位离开聂家坪一队的人，去与同在陕北“插队”的哥哥汇合。他的哥哥白迪奇非常著名，记得“文革”前的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上，我校看台就曾引起一阵骚动：“留神四中的白迪奇，他是二百米清华附中的主要对手。”其英俊潇洒，可能遗传于漂亮的妈妈。
由于白茅在队的时间较短，故事不是很多，只记得有一次山里干活休息之际，大家坐在地头吃着队里“白给”的豆腐渣。只见白茅微笑着、微笑着，豆腐渣就从两个逐渐下咧的嘴角里，不断地涌流出来，但他还是微笑、继续嚼着……
　　
潘迺新 潘迺新，方圆脸、五官极其端正、皮肤略黑、眼睛有“深邃”感。绰号“乍鸡”（李平起）。性格属内向型，酷爱长距离游泳。在校时，每次去体育学院的泳池，他总是一开场就下去，直至收场才上来，一般要游五千米。也因为“肺扩量”的充足，头次在陕北的担粪上山，他是一口气跑上去的，令人折服。
有一阵子，男女生之间闹分灶，于是我们一队的男生自己轮流做饭。自个起火，谈何容易？原来一个月四百斤的炭，却用了八百斤；原来俩小时的做饭时间，却花费了四个小时；原来全月的白面细粮，头几天就给吃光了。
记得那天轮到潘迺新做饭，大家早已站在窑外的寒风中持盆“圪蹴”多时了。能看见到好大的烟气从门窗口夺路而出，潘迺新戴着绿底、棕色卷绒的大棉帽子（一只耳朵往斜上方扑棱着），躬身频频闯进灶房，调整火的惨状以及察看“蒸黄”（玉米发糕）是否已熟。经过无数次冲杀与摇头后，下定决心，起锅开吃。结果，是夹生的。
潘迺新的音乐天赋很高，以小提琴见长，为聂家坪的头把交椅（比吴怡将小提琴拉成二胡声，强出不知多少倍）。那是一次的夜半更深，我们刚被“大队”集体整训完毕（为三队知青闹矛盾的事，公窑外全是晃动的长矛影），我与“二黄”、国雄在小窑里喝“佐餐”闷酒。忽然，隔壁就传来优雅、抒情、略加忧郁的琴声，起初琴音孱细，愈发轻扬起来，随后，便久久地、久久地盘旋在陕北那无比静寂、清寒的夜空之上，催人遐思、感叹……

阮忠慈 阮忠慈身高1米78，为人处世正统，性格开朗，属于颇具书生气质的俊俏小生。因为他好开玩笑、爱谈社会、与人随和，所承担的外号也就特别多，如：面慈、小特务、软面条、大哈喇子。插队时，他是聂家坪全大队“知青”的总负责人（兼一队）。
　　“面慈”在担任领导期间，没一点架子，从未给任何人造成压力。并且爱护战友，曾于夜间拉着“排子车”，将由于坠崖而昏迷不醒的“二黄”，送至20里以外的油矿医院。
　　插队头年，大家饿得实在不行，便开会商量用全国粮票换取“糠”，还是“麸子”？（糠比麸子可换的多。）最后由领导“面慈”拍板，换取了麸子。这实在是个英明的决策，要知道“糠”是多么地难以下咽呀。
别看“面慈”表面上正统，可也开过“小孩欺负人”的玩笑。我就亲眼见过他用篮球，去砸被摁在炕上杨卫的屁股（杨卫眼泪内闪，就是不服），阮忠慈自己还嬉笑不已。
那时知青经常被派到大队的“基建队”去山沟里打水坝。基建队的青年女子家很多，什么“桃”呀、“春梅”呀、“秋娥”呀、“黑马六”呀、“香”呀、“乃”呀，等等。知识青年的年龄与她们差不多，所以总是相互打诨、斗闷子、开玩笑。
阮忠慈损人非常“恶毒”。有个女子叫“嫱儿”，长得有点难看（眼微凸、嘴微鼓），“面慈”就给她起个外号：“汤炳会”，还绘声绘色地表演：“高，高，实在是高！”人家越骂，他就越说，结果弄得“嫱儿”哭得“呜呜”的。
2002年，“面慈”回村时还想见见她，但已远嫁他乡，不知所向了。
　　

中间站立的，就是聂家坪大队的知青总头阮忠慈

杨卫 杨卫的面孔长得像小孩，清秀、流畅，双眼总是眯眯的，笑容可掬。外号：“小鬼子”。他刚插队时，个头很矮，年龄最小（才十四岁），但性格坚强，从不叫苦。
插队头年是国家供给粮食，每人每月44斤，那时的活又苦，人又正在长个，哪够吃呀。记得一天，八位男生正端坐于窑中聊天，门忽微启，同队的女生扔进三个半剩窝头，忽悠悠地在炕上直转。八位男生先是一愣，随即就如同猛虎般地扑将上去。结果，每人半个，只剩下最瘦小的杨卫呆呆地坐在那里……
你能想象出“土”有多重吗？陕北缺粪，经常在村口刮刮地面的土，就算是肥了。一天，杨卫挑着两个与之不成比例的大筐“土肥”，中途遇到一小段很陡的坡路。只见他，双手紧拽着扁担、头挺腰直、屁股撅得高高的、鼓气上冲，快到坡顶时，却突然“马失前蹄”跪在地上。引发旁边一片的哄笑。可杨卫并未放下扁担，将那原本青白灰色的脸憋得通红，用两条似乎永不会打弯的细腿，哆嗦着、顽强地站立起来了。
“小鬼子”后来长得特别高大，那是因为“偷吃六合素”的“原因”。知青中有一个“坏小子”，楞擅自拆了杨卫的家信（可恶），信中说：“妈妈放心，我把‘六合素’藏在枕头里了……”出于这个秘诀，致使他长到了1米82，而荣升为全大队知青的最高者。
“小鬼子”聪明绝伦。
　　插队到了第二年，聂家坪知青开始大规模地自学“数理化”。白天干活，夜晚点着“墨水瓶”做的小煤油灯彻夜苦读，经常被冻得两只手交替藏在被窝里，以求得持书时间的延长。早上起来，因煤油灯烟熏所导致，用十个指头轮流插进鼻孔，全是黑色。
如若各小队知青在外面碰到一起时，出题共讨，蔚然成风。
记得那是一个大雪封山日，全大队只好沿着车轱辘压出来的“双轨”，往“川地里”短距离穿梭担粪。于是有知青出“几何题”让大家来解答，谁想出来了就告知“出题者”。我费尽心思，常常来回几趟才解出一道，可“小鬼子”已然数题全开了，你看气不气人！

右边，就是年龄才14岁的杨卫

蔡国雄 国雄兄，年龄稍长、思想成熟，其面目清瘦、鼻梁细而挺拔，但两腿却甚是发达，跑得极快。属“智慧”型，绰号“稻叶”。
国雄兄的爱好为多方面，唱歌、手风琴、小提琴、围棋、数理化、日语均为上乘。喜欢摆弄半导体、照相机之类，居然连高级手表都敢拆着玩。国雄说话很有礼貌，但开起玩笑来，自己也是笑得“咯咯”的，却没那么逗。他有个“八音盒”钟，至今那美妙、清脆的旋律我还能依稀地记得。
由于国雄的“智慧型”，队里有意培养他成为技术人员，什么“钢磨”呀、“炸药崩山”呀、“电工”呀，只要跟“高科技”有关就让他去做。
一次放炮炸土方，不知什么原因，没响，于是大家回归原处继续铲土、推车。此时我坐于车把回头向上望了一眼，见国雄兄正站在半山腰，用两条电线头互碰。自己立马闪出个念头：“只要炮一响，就从这车上跑出去。”念想未定，便听得“轰”的一声，我已然本能地飞身窜出三米开外了。随即，土疙瘩像雨点般地从四周落下，我只好抱头鼠窜。事后本人寻思：这“私”字一闪念，还真他妈的挺管用。
蔡国雄的情调很高，带有类似“西方贵族式”的艺术情结。常听他拉“蓝色的多瑙河”“黑龙江的波浪”等乐曲，一边拉，一边高歌吟唱，旁若无人。他的周围也就围绕着这样的一群人。大队春节联欢，知青的重头戏是京剧“沙家浜”。“稻叶”则另组织了一班人马，上演“西式”乐器、小合唱之类的节目，颇具“小资产阶级”情调，使人浮想联翩。
插队过去三年半了，“稻叶”的父亲被“解放”，要将他调至昆明。临行的前一天晚上，我和二黄给他饯行。正喝着，他突然对我说：“咱们一块走吧，顺便到你家去玩玩，我给你出路费。”（当时我家被发配至四川绵阳）最后这句，真犹如平天惊雷，使我立时坠入了“旧式小说”里的雾中似的，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句实在话，那阵我平时穷得连买个鸡蛋都要痛下决心，更别提那几十元钱的路费了。
第二天，我，终于踏上了“插队”的不归路……
感谢国雄兄。
　　

国雄兄很有小资情调

王清源

王清源中等个子、小鹰勾鼻、脸微黄、薄薄的嘴唇很坚定，老乡都夸他走路的姿势“美得很”。他的绰号是：“二黄”“金日成”。特点为：聪明、语言感敏锐、极其幽默。

　　“二黄”当时非常崇拜“朝鲜”，把它比喻成欧洲的东德，整天的“东咕噜、西咕噜”的“朝鲜语”。直至现在，每当拿起电话，我俩首先的语言是：“穷森、吉森、卡苏米大”，我也不知是什么意思。多年以后，本人当了大学老师，班里有七八个朝鲜及南韩学生。于是我特意问了这段话，是什么意思？他们认真反复听了多遍，最后均摇头，说是没听懂。

然而，“二黄”崇拜朝鲜却是毋庸置疑的。金日成去世的那天，他独自跑到大使馆对面的小山上，洒酒、默哀。

“二黄”插队的悲剧是，站在高崖边上，双手紧拉着炸药导电的铁丝。当火药一炸，他就如同燕子一般从悬崖上飞落下来，后脖颈子着地…… 幸亏是伟大松软的“黄土地”。

“二黄”的幽默表演才能极其出色，却非常好面子，不肯轻易地出手。但只要兴起，就能打动周围所有的人。

严冬、皓月、空旷的打麦场。

只见蔡国雄潇洒地拉着手风琴，在“保尔的母鸡”欢快的节奏下，“二黄”身着父辈的“西服坎肩”、足蹬“伞兵靴”，像俄罗斯的民间舞蹈一样，半蹲于地下，两脚交替地伸缩。那两只叉开十指的手，或而脑后，或而向前，变幻着各种的花样；那飞旋、那亢奋的眼神、那张大呼出哈气的嘴、那啸傲而怪叫的声响，征服了我们，也征服了远处躲于夜色麦垛后偷看的女生。

队里知青排练“沙家浜”，“二黄”扮演角色不多的汉奸“邹翻译官”。为了能出彩，演出当日，他借了套呢子西服（佩领带）、国民党大头鞋，用了一斤重整瓶的“凡士林”油全涂抹在“大背头”上。为防止被发现，他将潘迺新的卷绒棉帽临时轻扣在头上（这帽子惨矣，一圈厚厚的油），距开演还有8个小时，他压根就没出过窑。节目开始，当“二黄”一上场，其发式、其服饰、其姿态，就惊呆了老汉、笑翻了婆姨，更别提后面的出色发挥了，从而赢得了比其他主角更为热烈的掌声（当时我饰演胡传奎）。

左边王如骥，右边二黄 程远绘

吴怡 老吴怡的绰号为：“土豆”“绿脸”“老夫子”“教授”。出于抽烟过多，脸色亏损。不知为什么与三队的知青分在一起，最初有点“坏孩子”的味道。历史著名事例有：亮马店河中被“哑巴”的沉浮、“凡士丁”大衣、“工宣队”入校时的“长矛”、聂家坪的“惨下黑手”，总之，故事多多。
　　“土豆”外号的起因是在学校。当时清华附中提倡体育，吴怡衷心响应，经常在操场上练习跑步。由于发育的不到位，尽管咬牙切齿，四肢、躯体玩命地摆动，可从远处望去，却只见其“前仰后合”，而不见前行。又因为细而长的脖子所支撑的“棱形”脑袋，晃动得非常显眼，所以谓之：“土豆”。
插队时，他的家信与众不同，厚厚的，每封起码二十多页，被众人笑谈为“中篇小说”。
吴怡在农村的第二年中期，有个非常伟大、革命性的转变。
下乡初，受“知识越多越反动”思潮的影响，大家谁也不愿或不敢学习，觉得假如一个人去学习知识，总有点“白专”的味道，怪怪的。我记忆中，仅见过二队的才子“大棒子”李池，经常捧着一本新华字典在翻阅。老吴怡可不管这些，突然地、不屑一顾地、整夜熬灯油地，开始奋战“数理化”了。
起初，大家风言风语，连损带挖苦。可随着时日的延续和吴怡的执著，具有“清华附中血统”的众生再也坐不住了，于是在整个的聂家坪，掀起了一股“自学数理化”的轩然大波。
这样，当老吴怡“支棱着”几个月不理、倒竖如草窝的头发出现时，北京“四季青”下放的干部老杨正经地对他说：“你，就跟旧社会那种‘提笼驾鸡’的人一样，脸为‘菜色’。”于是“绿脸吴怡”的绰号，就在一片笑声中诞生了。
那时讲究看书、奋斗。由于书籍的匮乏，如果谁要借到一本世界名著，大家会像饿狼一样，争先恐后、废寝忘食、甚至旷工去读。在此种形势下，老吴怡郑重地向全体聂家坪知青宣布：“从今晚起，我要开讲《约翰.克列斯朵夫》，恭候大家光临。”
头天，满窑都挤不下；第二天，人员寥寥；第三天，就剩他自己空对窑门了。原来，他讲书是整章、整段、一字不落地背出来，谁熬得起？
　　

左起 王如骥、吴怡、杨卫

程远

程远浓眉、宽颧骨、前额倾斜、嘴唇厚厚的、1米80、爱闹“红火”。记得一个七十多岁的小脚老太太，盘在炕上拉着我的手说：“哎呀，这个小伙儿的眉毛长得可旺哩，将来一定有福哟。”

本人，深以为是。

外号：“老思远”“大河马”。

由于“出身”反动的原因，本人在劳动中有点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一个月的30天，总有10天休息，混到最后，工分才7.5分，可能是知青中最低的吧。

我最惧怕的活为，“担肥上山”，实际上是担着两筐土，一走就是山路十几里，两个肩膀肿肿的（农民的罗圈腿就是这样练成的）；“背牲口草”，两条绳子深深地嵌在双肩的肉中，充分体会了五花大绑的含义；“牵牛耕地”，不但赤着双脚，让崖边的酸枣刺扎得龇牙咧嘴，还叫后面扶犁的老乡“少少少，克克克”地，吆喝得跟“狗崽子”似的。

农村技术活是不能叫本人干了，于是成年累月地被派在大队的“基建队”里，承担沟里打坝工作。这是我的自豪：眼前山一样的土堆，被我片刻铲光；推起排子车来，“呼噜噜”的；高声喊唱打夯的号子，声音洪亮而富有节奏。一次，当我在坝里游泳浮上水面，所露出的（因铲土、打夯而导致）发达的肩膀、紧闭的双眼、宽大的脸庞及突出的嘴唇喷出的水柱，被三队知青王达生惊呼：“真乃‘大河马’也。”

平时，我与“二黄”、“稻叶”常在一起，他俩的音乐天赋都很高，整天手风琴、小提琴、五线谱的“干活”。每当我扯着脖子高嚎“黄歌”二百首（外国名歌二百首）的时候，就会让他俩讥讽为“跑调”“五音不全”，害得我直到现在一提起唱歌，就吓得直往后退。其实，我的嗓音挺好的。

一件异样的事：夕阳西下，全大队都收工了，我倒拖着诺大的铁锹，漫不经心地走在回村的土路上。忽然，我发现铁锹一沉、一沉地，回头定睛一看，原来是房东的“二女子”正要踩我的铁锹。我俩相视笑了。于是，我就故意地移动着铁锨，她也就一直追着踩。这本是件很平常的事，但有一天她的母亲当着我的面，没原由地，突然让二女子管我叫“叔叔”，长着“黄头发”的小女孩，低着头、咬着嘴唇，就是“不嘛、不嘛”地回答，弄得我莫名其妙。

后来回想，这也许就是“情窦初开”的表现吧。其实，像那样恶劣的环境、悲惨的出身，“谈恋爱”本人真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当时我最高的理想，也就是“要做一个让人看得起的人”。

本人是和妹妹程路，一起去陕北插队的

三人常在一起。左起 二黄、程远、稻叶

梦中窑洞 程远绘

2002年，梦中窑洞得以实现

陕北女子家 程远绘

我是骂着从村里出走的，并发誓永远也不回来。
可随着年龄增大，聂家坪的影像却愈发地清晰起来，隔三差五就要做梦：什么“队里都变成了古堡”啦、什么“沿途汽车走错了路”啦、什么“自己衣锦还乡”啦、什么 “自己转不回北京”啦，等等，挥之不去、光怪陆离。
有一年我孤身前往“西双版纳”写生，由于实在熬不住“思乡”之情，突然就准备立时回访陕北。结果被两名昆明搞生物的大学生劝阻，声言：既来之，则安之，还有“大理”呢。
1985年，我痛下决心，返归第二故乡——聂家坪。
当汽车从延安起步时，那抒情、高亢的陕北民歌，就不由自主地从自己嘴边涌了出来。
当抵达离村还有25里的永坪镇时，我逢人便问：“有‘聂家坪’的人没？” 嘿!还真有。借了他的自行车（以前没跟他说过话），在大雨过后的泥泞中勇进。
当到了距村还有5里地的“段家疙瘩”时（清华附中高65级插队之村），我下了车，在一个雨水淤积的小泥谭边，静静地将车链子、轱辘上的泥土洗刷干净，然后缓缓地向村口走去…….从此，那缠绕十余年的“怪梦”，竟奇迹般地消失了。
可爱，十六至二十岁的“聂家坪”。

左起  程远、杨卫、王清源、潘迺新、蔡国雄 后语
有人说：“离不开母亲的孩子，长不大。”那么从1969年1月起，我们就离开了家庭、母校、第一故乡的北京，去那边远而陌生的陕北，开始了摸爬滚打、闯荡生活；如果说，在1969年以前我们都只不过是一群孩子，那么“插队”的经历就使得我们逐渐成熟起来，建立了初步的“理性”，懂得了如何尊敬“情感”，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看待社会，具备了独立、吃苦、奋斗的精神。
对于清华附中初651来讲，我们八个人是一支优秀的小分队。“同甘共患”，是连接我们这八位同学，更重要的是连接我们全体“聂家坪”三十几名知青之间牢不可破的纽带。

部分聂家坪男知青在地里合影

风，依旧在吹；纸屑，还在飘。
从第一至第八年，我们8个渐次地分开了（“二黄”最后一个离去），散布在祖国的东西南北。
尽管如此，但是，朋友：
你可曾记得，每年春节我们相逢在北京，那是多么地欣喜若狂，无时间概念的畅所欲言；
你可曾记得，在“驱逐”家长后，于20多平米的房间内，竟肩挨肩、腿碰腿地拥挤了三十来人，那满地厚厚的瓜子、水果皮；
你可曾记得，在寒风凛冽的两楼之间，当鞭炮响起、烟花升起来的时候，站立着几十位蓝大衣、栽绒帽的“高大”青年，这个笑呀、哄呀、欢呼呀、得意呀，引来了无数窗口处的探头观看……
真的，那时我们真的认为，世界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最后请记住：白茅那腼腆的笑，潘迺新那深邃的目光，阮忠慈那乐得“哈哈”的嘴，杨卫那“眯眯”的双眼，蔡国雄那细而挺拔的鼻子，王清源那薄薄的嘴唇，吴怡那张绿脸，程远那浓浓的眉毛。
　　“聂家坪精神”永不倒!

左起 阮忠慈、程远、杨卫、张铁良

春节聚会，男生知青回访母校清华附中

某次在北京聚会的场景

聂家坪知青返京第五次春节大聚会，在清华大学西门合影

2002年，本人回访陕北聂家坪

由于这帮人在村中的“数理化自学”奋斗行为，导致日后各位的结局都不错

白毛 美国博士

乍鸡 北京教委继续教育处长

面慈 航空材料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研究员

小鬼子 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

稻叶 电科院副总工程师、北京政协副主席

二黄 人民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

绿脸 美国博士、国家特聘专家

大河马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文中刚开始提及的人

牛司令 北京分析仪器厂干部

艾美赖 埃塞俄比亚大使、中联部副部长

滋胜 钢铁学院副教授、著名社会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