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洛杉矶1928：距离希望有多远？文/秀夫

秀夫

——电影《换子疑云changeling》影评

壹

“不管怎样，今晚之后，我获得了——希望”。这个叫克莉斯汀•柯林斯（Angelina Jolie 安吉莉娜•朱丽饰演）的女人微启朱唇，白色圆帽下，深邃的眼睛浮起笑意。她站在马路边，身后行驶的车流依旧。她不再言语，只是微微地笑，带着释怀、感激和崭新的希望。然后她转过头去，融入车流，坦然地走向新的人生。她依然在寻找她的孩子，那是她终其一生的等待和希望。

在冬日夜晚的灯光下，我坐在电脑前，看着剧终的字幕由下而上缓缓滚动，直到最后一行字幕消失。我想以这样的方式，向这部堪称伟大的电影致敬。

这是一个故事的结尾，又仿佛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头。如果把时间，从1928年位移到1998、 2008，2018；如果把地点，从太平洋彼岸腾挪到此岸。事实上，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这样的想法，一直在头脑的时空中来回穿梭。

我无意评价这部电影的所谓好莱坞技巧，一部电影，仅仅靠技巧无法完成它的吸引力，何况这部电影就是根据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我相信真实的力量。

贰

1928年3月9日。洛杉矶市，美利坚合众国。单身母亲柯林斯把孩子留在家里然后出去工作，回家后发现儿子不见了。警察先是拒绝在24小时内接受报案，之后案件也迟迟无进展，本来就声名狼藉的警方工作能力受到市民的普遍质疑。

5个月后，警方突然告诉柯林斯，她的儿子找到了，并带领众多媒体到火车站见证母子相见。然而，警方找到的并不是柯林斯的儿子。尽管柯林斯当场就看出那个男孩不是自己的儿子，在警长的竭力劝说下，柯林斯最终还是把孩子带回了家。就这样，报纸上到处是母子重逢的消息，由此，无能的洛杉矶警方也挽回些面子。但柯林斯根据身高、包皮和牙医及老师的判断，认定这孩子一定不是她的儿子。万般无奈、情绪激动的母亲找到警长申述，却遭到无情拒绝。最后，警方以违反法律12条为由，将柯林斯强行关进了疯人院。

由此展开，影片涉及到法外刑决、警匪一家、草率断案，以及替权利机关张目的指鹿为马的“专家教授”，虚构政绩的市长……。警察、政府、媒体、医生，这些社会的精英人群、这些掌握了话语权的人，他们组成铁板一块的攻守同盟，一起掩盖了真相。要突破这个铁幕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一旦敢于质疑，便会触犯“第12条法规”而被投进精神病院。正如同样被关在里面的妓女绝望地声音：“大家会相信一个疯子的话，还是一个警察的话？”

柯林斯被关进精神病院的那个晚上，是全片最黑暗的恐怖之夜，绝不亚于那些可怜的孩童面对屠夫的利斧。看到这一幕，我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恐惧：一个好端端的人被关进了疯人院，没有任何人能听见你的声音，也许一天两天，还想着要反抗，但当你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公众视野，有谁会记得一个死掉的疯子？！

这一切的一切，看着那么眼熟。从“躲猫猫死”到“俯卧撑亡”，从非法拘禁到劳动教养，从重庆的铁山坪到京城的上访村。从“正龙拍虎”到“指鼠为鸭”……，法外刑决以另一种堂而皇之的方式，在古老东方的大地上不停上演——而在影片中，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直接运用了镜头语言，那是一排“突突突的街头冲锋枪”。和大多发生在“我们这”同样的事情一样，纵使你悲天悯人，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任何个体的公民都无法与之对抗，留下的只有无尽的无力感。

叁

这事发生在美国，它的国家制度架构起了作用。即使恶人当道，它仍然可以依靠制度的力量，来修正公权力的恶性偏离。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公理战胜”，才唤起了民众与恶抗衡的勇气和力量。

自由媒体发挥了作用。柯林斯找到“儿子”和为了找到真儿子的努力抗争，媒体不停地跟踪报道。声音总来自不同的方向，电台上牧师的话筒，让民众听到了不同于官方的声音，使他们得以全面捕捉信息并尝试还原真相。

独立组织发挥了作用。一直支持柯林斯美国教会，作为独立组织，起到了对当局施政加以批评和监督，对教民意愿加以影响的作用，并努力维护教友利益和公众利益。

司法独立发挥了作用。一个普通公民与一个警察局抗衡，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但在影片中我们看到，法院迅速就“精神病院”的违规操作作出的判决——立即释放所有因涉嫌“妨碍司法”12条而被警察送进来的“病患者”；知名律师也站在柯林斯一边为其辩护，还有那些包围警察局示威游行的普通公民们。

有人说，《换子疑云》是伊斯特伍德在讲述一个发生在当下中国的故事。在我看来，这是典型的一厢情愿的想法。伊斯特伍德无意于影射谁，只是在冥冥中，这桩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末的美国往事，被部分印证在当今的中国罢了。

肆

在好莱坞电影里，坏警察的形象屡见不鲜。电影里的警察群体，是暴力、邪恶、腐败的代名词，是正义、公平的对立面。只要暴力、邪恶、腐败掌控了公权力，罪恶就会发生。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依靠制度来修正公权力的作恶，而在一个“协调运作”下就能定案的国度，你是相信法律的坚硬，还是仰仗强权的人言？！

当一个国家的人民无法避免内心的恐惧，获得自身的自由就无从谈起。我在思考，这样的电影，在当下中国可不可能出现？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当一个人能独立思考的时候，就是谎言被戳破的时候。曾经，我们把自己的脑子交出去，但得到的却是一场幻灭。现在，当我们试图独立思考的时候，“导向”就会自然来了。

“现在判决如下：一，对警察队长实施永久停职。二，在法律程序上更加严格和严密，保证城市里的公民不会随意被送进精神病院。三，只有罢免警察局长职务才能恢复市民对警察的信心，我也是这么认为。”法官的声音宛若黄钟大吕，令人振奋；法槌敲响的时候，一直压抑的情绪被这抹亮色感动。

在真实的事件中，当年孩子确实是被杀害了。而在影片中，导演虚构了当晚有三个孩子逃脱魔掌的情节。这个艺术性结局的处理，伊斯特伍德赋予了非凡的象征意义：人性终将回归，未来总有希望。

伍

电影对现实生活的投射，也是对人类世界的透视。

看完《换子疑云》，我更坚定了这样的想法：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

当有一天，执政者可以正视血淋淋的伤口，而不是千方百计地粉饰丑陋的时候；当人民内心不再恐惧，可以不说假话、大胆独立发声时候；当遭受不公不正，是法律给民众撑腰而不是权力通吃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对未来的期许。

就像柯林斯太太一样，即便她无法最终找到儿子，却拥有一生可以寄托的宝贝——这就是公平、正义带来的巨大希望。

秀夫，湖北潜江人。记者、编辑。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武汉市作家协会会员。

二十世纪80年代中晚期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发表新闻、文学作品400余万字，多次获得各类文学奖励。著有诗集《风声之外》（青海民族出版社，2011年），诗歌合集《八面诗风》（中国和平出版社，2009年），人物传记《杜鸣心：大音希声》（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绝唱——从歌唱演员到囚徒（非虚构）》（2019年），报告文学集《我是潜江人》（武汉出版社，2020年），《钱瑛传记》（2023年）等。编辑有新闻作品集《征途》（长江出版社，2016年》、政论文集《李汉俊研讨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21年，与王本伦合作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