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荒地里的念想（纪实散文）

秋天的声音

作者 秋天的声音

【图为1976年12月作者（第三排右10）同玉湖知青农场第一拨招工返城知青既“首届奔赴工作岗位同志”在“红瓦房”前合影】

谢大明返城顶职去了，我由知青农场团委组织委员兼做知青男队队长。大家都说，我接手的是一份苦差事。

在学校时，我当过班上的军体委员和宣传委员，后来当班主委（班长）一直到高中毕业。如今当知青来到“广阔天地”，又有了一个冬天在“湖里”挖渠筑堤的“战天斗地”经历。担任男队队长，除了身体不算人高马大之外，各方面的能力应该都不成问题。况且，在我们知青农场，上有场长和带队干部，下有负责指导农活的农民师傅。男队队长的职责，就是召呼着几十号男知青，完成每天的农活任务。下乡至今历经千难万苦，当队长无非再增添一分苦头。

到农场几个月后，一些知青顶职的顶职，上技校的上技校，先后返城离开了知青农场。那天，带队干部第一次“郑重”的和我谈话。他看着我稍显瘦弱单薄的身体，眼神里充满着期待。“农场老团委的男知青就你一人了，男队队长非你莫属哟。”这是他当着我的面讲的原话。他好话歹话说了一大堆，最后还说了一句“这是组织上对你的考验”。年轻气盛的我感觉很自信，也很有把握，根本没有在意带队干部说了些什么。他的话音刚落，我便欣然答应担任男队队长了。带队干部如释重负一般，脸庞笑得像一盏红灯笼。



在那片一望无垠、人烟稀少的湖荒地里，几栋红瓦房摆成一个硕大的“口”字。相比虎渡河大堤那边低矮陈旧的民居农舍，“红瓦房”的确显得有几分“气派”。从好几里远的河堤上望过去，那些“红瓦房”犹如童话故事里的荒漠城堡。那里就是全公安县小有名气的玉湖知青农场，我们这群涉事尚浅的知青，远离城市、远离亲人的栖身之地。



第一拨下乡来农场的98名男女知青，首先要干的农活就是到“湖里”改田。眼前的知青农场，只是一个没有一分田地的无“农”之场。要凭借我们这群知青孱弱的双手，从这片湖荒地里开垦出300亩水稻田来！还要种菜、养猪，生活上自给自足。据说，这是“上面”的人为知青农场定下的建场目标。

【图片来源网络，致谢原创作者】

1974年10月24日，十几辆载满知青的大卡车，从沙市出发直奔农村“广阔天地”而去。前来送行的亲朋好友们，伴随着阵阵炮竹鼓乐的响声，被抛在了繁华都市的街道两旁。

当时，知青农场的“红瓦房”还在紧锣密鼓的施工中。知青们被分别送到公安县玉湖区的东风、军堤和塘嘴三个大队，暂时分散安置在农户家里。我和夏胜利、崔志清、何怀炳四个男知青为一个小组，直到夜幕降临时分，才到达最偏远的塘嘴八队。

下乡之前，我们几个在一起做过小工，有一段“患难”之交。刚到塘嘴八队，我们就开始由着劲儿干活了。今天挖沟，明天挑谷，没过几天就压肿了肩膀磨破了手撑。刚满18岁的我，无法预料往后还会遇到怎样的痛苦与磨难。其实，我们只有一个单纯得有些幼稚的目的，就是不能让塘嘴八队的老乡们“瞧不起”。

在我们四人当中，何怀炳年龄最小，看上去就是个大男伢儿。每天出工干活时，我和夏胜利、崔志清都会轮番给他鼓劲，尽量为他分担一些。后来搬到了知青农场，夏胜利和崔志清先后成为共青团员。何怀炳被安排去放牛，成了名符其实的“放牛娃”。

天气不经意间转冷了。队里所有男劳力都得“上水利”，我们几个知青也跃跃欲试。那天天刚麻麻亮，我们就起了床。一个个背上背着铺盖卷，扁担挑着板锹和撮箕，加入到浩浩荡荡向湖里进发的劳动队伍。

玉湖被当地人戏称为“玉老九”，是全县九个行政区最贫困的地方。放眼望去，这里的民居农舍不少还是泥坯砌墙、茅草盖顶的。玉湖周围的湖荒地，统统叫作“湖里”。远离塘嘴八队的水利工地，就在那片天水一色的湖里。这年冬天，似乎全玉湖区的男劳力都涌到了湖里。按照规划，拟在湖里挖渠筑堤，将湖水与湖荒地隔离开，以便往后再将湖荒地开垦成农田。看来，上面已经将“围湖造田”当作脱贫解困的重要途径了。

我们临时歇息的地方，是一家离湖里较近的农户。这里的环境恶劣、条件简陋，比塘嘴八队还要差。在空荡荡的堂屋里，潮湿的泥巴地面延着墙根铺了一层稻草。十几个塘嘴八队的老乡，已经铺开被褥占据了大部分地方。剩下靠近大门的一小段，簿如蛛网的稻草下面，黑色的泥巴地面一目了然。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里不但稻草少了许多，而且很难摆放四个人的铺盖。队里先来的那些人，有的若无其事的故作没看见，有的用异样的眼光瞄着我们。我疑惑片刻，率先将铺盖圈放到了最外面，被子的一边几乎就在地上，这样尽量把中间部分留给他们三人。

五十年过去了，我的左腿膝盖还经常疼痛，也许就是“上水利”的那个冬天落下的伤病。

在那段日子里，出工的哨声每天天不亮就“嘘—嘘—嘘”的响了起来。同时，还伴随着塘嘴八队队长拉长嗓门“起床啦、起床啦”的催叫声。我们揣着“不服输”的心态，总是从挤成一团的地铺里应声而起。在蒙蒙隆隆的昏暗中，我们抓起扁担、撮箕，紧跟着塘嘴八队老乡的身影，深一脚浅一脚的直奔湖里。何怀炳为了不被我们落下，经常走着走着就撞到前面人的身上。

湖里的黑土地都是粘泥巴，几板锹下去能挖起上十斤一大块，犹如荆州古城的墙砖一般。塘嘴八队的老乡们一次挑五、六块，我也硬着头皮挑这么多。几十斤的担子，每天得爬着上坡挑几十趟。时间久了，也不觉得肩膀疼、腰背酸了。

湖里象刀子一样的寒风“呼—呼—呼”的长啸着，刮得耳朵生疼生疼的，横身上下没有一丝热气。来湖里时带的衣物不多，单裤里面只穿了一条秋裤。我就照着塘嘴八队老乡的样子，找一根麻绳系紧身上的棉袄来保暖。

工地上人流如织，人们挑着泥巴担子一个接着一个。走在这样的长蛇阵里，根本无法歇脚。我每次挑起担子之前，总得狠狠的吸一大口气，一路咬紧牙关直到终点。水渠愈挖愈深，堤坝愈筑愈高。从渠底挑着几十斤的担子到提坝顶端，更加步履艰难了。大一块小一块的浠泥巴坨子，不时掉进我的雨靴里，被踩成了厚厚一层“浠泥鞋垫”。刚刚堆起来的堤坡，表面又软又滑。每向前迈一步，都必须提前看清楚下一步落脚的地方。否则很容易陷在浠泥里，甚至会象滚咸鸭蛋一般摔倒在堤坡上。

湖里的冬天特别冷。雪片被湖风裹挟着，一次又一次的扑向刚刚堆筑起来的堤坝。我挑起最后一担泥巴，一口气冲上了堤坡，扔掉肩上的扁担，久久的站在堤坝上面。我点燃一支香烟，深深的吸上一口，慢慢的吐出一长串烟雾来。湖风吹开了我的衣领，雪片飘落到脖子里，很快被体温溶化。漫天飞舞的雪花，将茫茫湖荒地涂抹成一片银白，唯有渠水是蓝色的、堤坝是黑色的。她们犹如两条紧紧相拥的卧龙，围绕碧玉般的玉湖一直游到天的尽头。从远处农舍里飘出来的袅袅炊烟，与纷纷扬扬的雪片融为一色。在这片湖荒地里苦苦干了一个冬天，此时此刻想家的念头在我心里油然而生……

【图片来源网络，致谢原创作者】

春节过后，我告别了塘嘴八队，第一时间前往玉湖知青农场报到。那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湖荒地，给我的视觉震撼是无言以表的。我知道，这里是我们这帮知青以“主人翁”的身份，“与天斗、与地斗”的又一处“广阔天地”。然而谢大明和我，还有后来的历任男队队长们，都无法预料这片湖荒地何时才能全部开垦成水稻田。

湖荒地是被湖水冲泡而成的沼泽草滩。当地人长年在这里挖藕捞鱼、围垦种植，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泥坑和土包，还有蜿蜒坎坷的堤埂和小径。早春二月，湖风还残留着冬天的丝丝寒意，知青们就在晨雾中浩浩荡荡的踏上了这片蛮荒之地。湖里的水鸟被惊得四处飞散，它们面临的不知是福还是祸？

那些由湖荒地里的粘泥巴堆积起来的土包堤埂，在风吹日晒中变得十分坚硬，犾如一个个坚不可破的地堡和屏障。几板锹下去，震得手掌生疼。费好大的劲，才能挖下几小块土坨坨。没过多久，有的知青手上就打起了水泡。开荒“改田”是场持久战，不可能一蹴而就。对那些较大的土包堤埂，我们就挖的挖、挑的挑，集中力量打歼灭仗；那些星罗棋布的小土包，大家三、五人一组，用板锹将其逐个整为平地。

知青农场在一天天变化着，知青们也逐渐有了相对固定的劳务分工。一些知青当上了炊事员、饲养员、保管员、出纳员、采购员、记工员、驾驶员、卫生员、技工员等等。知青男队的张大圣、魏全金、李满全、孙先平、徐芝贵、邹其华、苗生平、凡孝国、邓元勤、罗时洪、李池平、杨晓波、郑纪平（还有一些已经记不清名字了）等二、三十个男知青，一直承担着“改田”、“双抢”那些重活累活。在我担任男队队长期间，他们就是一股攻坚克难的有生力量。每当他们聚集在我的周围时，我便感觉肩上的担子轻松了好多。

春夏时节，刚刚开垦出来的湖田种上了水稻，相当一部分是抢种的中稻。放眼望去，绿油油、金灿灿的一大片。知青们小有成就感，去湖荒地“改田”，一路都是昂着头“洋崴崴”的样子。

越往湖里去地势越低洼，而且湖荒沼泽里遍布着深浅莫测的浠泥巴坑。大家选择泥坑四面八方相对高些的地方，一起用板锹挖起泥巴块块掀到泥坑里去。力气大些的知青，一大块泥巴可以掀出上十米远。刚才还是风平浪静的泥坑，倾刻间如同开了锅一样，泥巴浆子往上翻腾着四处飞溅。离泥坑稍微近点的人，身上、脸上、头发上都溅的是泥浆。一个泥坑被填平了，又接着下一个。 那一片片低洼的沼泽地，用板锹掀泥巴既费力又费时；用牛或者拖拉机拖泥土过来，肯定会陷到沼泽和泥坑里。于是，我们搬来当地人叫作“拖板”的农具，用最原始的办法来拖泥土。“拖板”是用木板拼制而成的，上面有扶手，下端系着两根粗麻绳。一人在后面掌着拖板，两人在前面拉绳子，把泥土拖到低洼处。一拨人拉一趟来回，又换一拨人。有的地方泥水没齐大腿，大家索性脱光衣服，只穿一条短裤，弄得横身都是泥水。日复一日的风吹日晒，知青们一个个的皮肤都变得黝黑黝黑的了。

收工了，又红又圆的夕阳挂在湖面上，好久都不落下去。金黄的阳光，把知青们的身影拉得好长好长。我们光着脚丫，披着被太阳晒干了的泥巴衣裳，沿着知青农场唯一的那条土路，朝着农场的“红瓦房”漫步而去。有的拖着板锹，让锹刃磨擦地面发出“哗嗞”、“哗嗞”的响声；有的摇晃着脑袋，“哥呀”、“妹呀”的高声唱起情歌。声音从湖里传到了“红瓦房”，每到这时，炊事员师傅就会站在厨房大门口，朝着我们大喊一声：“开饭啦！”

看着这群衣衫褴褛、满脸污渍、举指随意、言语粗旷的知青，我知道，我也是他们中间的一员。我们不再是刚从城市来到农村的高中生、初中生了，我们的内心正在发生着重大的蜕变。



【图为1974年12月作者（第三排右3）参加沙市机电系统下乡知青回沙汇报团的合影】

在塘咀八队时，我参加了全市机电系统知青回城汇报团，还出席了公安县知青代表大会。到知青农场后，我又被派到玉湖区知青办编撰知青事迹材料。参加玉湖区民兵训练，是我下乡以后少有的几次社会活动中最有意思的一次。

与那些五大三粗的农村青年站在一起，感觉我是何等的瘦小。不过，与他们这帮“新兵”相比，我早就是老民兵了。我在学校时当过民兵排长，拉练、队列、射击、投弹，这些基本科目我都在行。比如步枪实弹射击，我可以五发打到四十七环以上。我想，这回决不放过投掷真手榴弹的机会。在训练考核中，我的投弹距离轻轻松松的超过了四十米，从那帮“新兵”中脱颖而出。手榴弹“嘭”的一声炸开了，在我的前方腾起一束白烟。眼前的场景，令我心花怒放。

　　

带队干部第二次和我“郑重”谈话，是在又一拨知青来到农场以后的那个深秋。

男知青们一直在湖里改田，那段时间改田的任务已经接近尾声了。那天,男知青们被安排到旱田来干活儿。旱田是女知青的“地盘”，男知青的任务是开挖水沟，大家一个个喜形于色的干得欢快。我手握尺杆，每丈量一杆就确定一个人，挖完这一段就可以收工了。比起在湖里改田和挖渠挑堤，这活算轻松的。分配完活计，我也自顾自的挖起沟来。

　　

知青农场新来的那位带队干部，经常和知青们一起劳动。收工了，他走到我跟前，一边递给我一支香烟一边说：“我俩认识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对你的看法相当不错。你干起活来动作老练，不注意你的穿作，就跟这里的农民一个样子。”我抽口烟，吐出一口烟雾说了声“习惯啦”，顺便自我打量一番。我那天上身是一件上中学就在穿的“红卫服”旧棉袄，下身穿着那条下乡之前我自当裁缝做的深蓝色“直筒裤”。

他切入正题问我：“你想写入党申请书不？” 我不假思索的回答道：“想写，但不想写＇扎根农村一辈子＇这样的话。”我上高中时偏爱文科，作文是我的强项。我还读过《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书籍，入党是我早有的愿望。而且在我的家庭里，父母兄长都是党员。他话锋一转说：“写了＇扎根＇并不一定扎根的。”我坚持自己的想法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我想当工人。”他十分直白的告诉我：“只要你递交申请书，这次就能入党。”我回答道：“我不想说假话。”他停顿了好一哈儿最后说：“你再考虑考虑吧！想好了随时来找我。”

　　

那时，我刚满19岁。在那个年代，有些事情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招工返城离开玉湖知青农场，我再也没有提起写入党申请书的事情，带队干部也再没有同我“郑重”谈话了。别人说，后来农场里还是有知青入党了。是否兑现了“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诺言，就不得而知了……

　　

又一个冬天来了。知青农场的伙食越来越差，每天不是萝卜干子，就是腌莴笋皮，而且难见油星。竟管知青们如此卖力的干活，据说农场的财务账上仍然是入不敷出。

不知道怎么的，我一直胃疼不止，连续三天吃不下饭。那天，我强忍疼痛直到收工。回到农场的“红瓦房”，又临时组织大家搬运货物。货物刚搬完，我实在又疼又饿瘫倒在地上。带队干部急忙安排农场的卡车，把我拖回市里，直接送到市一医院救治。从那以后，慢性胃炎成为我下乡留下的又一病根。

　　

转眼又是一年“双抢”，因为承担了知青农场的其他管理事务，我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再担任男队队长了。感觉轻松了好多，做起事来更加随心所欲。

插秧那天，我和魏全金天不亮就到了秧苗地。我们借着月光，麻利的拔秧、洗秧、扎秧把子。天刚发白，就将秧把子挑到了几里外的湖里。插秧是典型的明轻暗重的农活。时间久了，手指被田里的泥沙磨破了皮，双腿站在泥水里被泡得又肿又硬，腰里象贯了铅水一般疼得伸不直。湖荒地改成的水田里蚂蝗特别多，吸在腿上很难拍掉。中午的太阳象挂在天上的大火球，烤得田里的泥水滚烫滚烫的。汗水和泥水混在一起，把衣裳浸泡得湿漉漉的。夕阳西下了，湖风吹干了衣裳，背上变得白花花的一大片。在月亮转了一圈又出现时，我们终于插完了最后一把秧。经过测算，我们这一天的插秧面积达到八分四，创了知青农场的最高记录。



【图片来源网络，致谢原创作者】

　　

第三拨知青来了，给知青农场增添了新的活力，同时也显得有些人满为患。到了年底，老知青们纷纷收到了招工通知。有些男知青几乎是拎着空空的行囊，“净身”离开了农场。我有些管理事务要处理和交接，直到快过元旦才最后一个踏上返城的归途。我走在虎渡河大堤上，回头遥望那几栋摆成“口”字型的“红瓦房”，感觉有好多念想留在了那片湖荒地里。

　　

1977年1月3日，我结束了两年零两个月的知青生涯，终于成为工人阶级一员。沙市第一机床厂是一家生产摇臂钻床的中型地方国有企业，我被分配在总装车间当了一名装配钳工。

　　

1980年6月，我入党了。曲指数来，与带队干部第二次和我“郑重”谈话，时隔四年半。

（拙文于2021年2月搁笔。为纪念下乡落户玉湖知青农场五十周年，2024年2月再次修改全文。）

【下图为1985年10月作者（右）和玉湖知青农场老知青在华中师范大学干部班时的合影。作者时任沙市市机电工业局党委办公室主任兼市机械行业团委书记。】

【下图为2007年10月玉湖知青农场部分老知青、带队干部和农场老领导合影】

【下图为2014年10月玉湖知青农场部分老知青纪念下乡四十周年合影】

【下图为玉湖知青农场部分知青下乡四十一周年（1974/2015）聚会时的合影】

　　后记：本文系秋天的声音（本名：李秋声）原创纪实散文，共约6500字。《湖荒地里的念想》与《“热风”从这里吹过》为姐妹篇，记录了作者青年时代的一些特殊经历。作者当过知青，当过工人，198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获得华中师范大学政教专业文凭和省委党校法律专业文凭，2016 年10月从荆州市政法战线正处岗位退休。（文中照片由玉湖知青农场老知青友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