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阳知青文集】难忘的岁月（上）

李平均

难忘的岁月（上） 作者廖曼西一、童年的故事 1949年12月15日，雪峰山下安江古镇的上空，不时响起一阵一阵的枪声，这是解放军剿匪的枪声。 这一年的冬天似乎来得格外的早，凛冽的北风呼啸着，镇上的人家都早早地关门闭户。 坐落在安江镇红村头的廖家院子，大宅门里死气沉沉。晚上八、九点钟，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我呱呱落地了。 但是廖家千金大小姐、长孙女的诞生并没有给大家带来喜悦，只有大我五岁的小叔叔兴奋地到处报喜，说他当满老子了。 在新旧社会的交替中，在一场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中，昔日的乡绅被划为“地主”，土地和财产被没收贻净，全家老小即将面临骨肉分离和扫地出门，惶惶不可终日的爷爷早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当时父亲还在省城的湖南大学读书，母亲在安江纱厂子弟学校教书，她是1947年师范学校毕业后就在这里任教了。 我家租住在学校后门口一个蒋姓菜农家里，屋背后有一大片的柚子林，每年春天柚子花开时，满树洁白的小花，微风吹过，清香沁人心脾。 我降生后，太婆和外婆便成了我的“守护神”。 太婆易氏是父亲的祖母，十几岁嫁到廖家院子做了填房，嫁过来不久老太爷就一命归天了，旧社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于是太婆就成了这一大家子的保姆。 外婆杨氏则是王家的童养媳，也是大户人家出身，读过几年私塾，略通文墨，知书达理，一生与世无争，把中国妇女的贤良慈爱做到了极致。 两位老人其实都是苦命人，历经沧桑，饱受艰辛。兵连祸结，颠沛流离，没过几天安生日子，年纪轻轻的就守了寡。 “曾经朱门多达贵，而今潇潇无一朋”。尽管已经家道中落，然而作为小公主的我仍是全家的“掌上明珠”，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可谓是少年不识愁滋味。 我小时候真的很好吃，每到晚上我哼哼唧唧的时候，外婆就会像变戏法一样，拿出一个柑子，几瓣柚子或者一截甘蔗，当贪吃的我吃完还要的时候，她们就会告诉我是柑子园里叫化子送来的，现在已经没有了，所以第二天我会到柑子园四处寻找哪里有叫化子住过的地方。 对付小脚的太婆我也有办法，趁她带我到其他叔伯太婆那里玩时，等她们谈话正浓，我就会扯着太婆的衣襟扭来扭去，大声吵嚷着要回家，那么一根棒棒糖是少不了的。 我偶尔也会到学校和母亲住一晚，床前的小凳子会摆几片饼干和一杯蜂蜜水，吃完后爬上床睡觉。等母亲回来，我早已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那时候，我是个打扮得漂漂亮亮，嘴巴也很甜的小姑娘。学校的老师们有什么活动都会带我去，尤其是表演活动，每当节目完了，我会再次跑上台去要求还要表演一个，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2012年，我到长沙替母亲去看望一位叫李德恒的老人，五十年代他曾经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战争，后转业到省纺织厅当总工程。 临别时他拿出了一张珍藏已久，有些泛黄的照片交给我，告诉我照片上面的小姑娘就是我，并说这是1951年他们赴朝作战时我母亲送给他的。 李伯伯说这张照片他一直揣在贴身的衣服口袋里，在战斗间歇时，经常被志愿军战友们传看。 曾几何时，他和战友们冒着枪林弹雨一道高呼：“为了祖国的花朵，冲啊！”想不到我竟然还有这么一段“光荣历史”，小小的年龄便跟随着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了。 父亲大学毕业了分配在县人民银行工作，母亲每次带我去银行营业部玩，总有阿姨们给我好吃的，并用火钳放炭火边稍为烧热，在我尖声厉叫和拒绝下，坚持把我的头发烫卷，扎上蝴蝶结，将我打扮成秀兰.邓波尔的形象，后来才知道她是美国著名的小童星。 总之，从一岁到五岁，我的童年是无比快乐的。 当时市场的物价也相当便宜，拿着一毛钱，可以买到5根油条或者5坨发糕，经常有个老人担着发糕担子，敲着梆梆走街串巷的吆喝。 还有那滾热的粽子沾上甜甜的白糖，5个怎么也吃不完，现在想起来还口水直流。 二、生活拮据 1954年，刚过完“五一”劳动节，我在学校操坪里玩得不亦乐乎，李师母神秘地告诉我：“曼西，你跌价了，你妈妈生了个小弟弟啦”。 因为小还不知道争宠，听到这个消息，我连忙回到家里，望着这个毛茸茸的小弟弟觉得十分好玩。 那时也不用计划生育，从1954年到1959年短短6年时间里，父母给我增加了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一下子成了四世同堂。 上有两老，下有五小共九口人的大家庭，靠父母每月不足九十元的工资和舅舅的接济，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好比“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接踵而来的 是持续三年的大饥荒（俗称的“过苦日子”），对我们这一大家子来说更是雪上加霜，经常是饥肠辘辘，吃不饱饭。 好在母亲是老师，人缘关系又好，有些学生家长隔三岔五从邵阳、洞口那边给我们捎带点红薯和萝卜，掺到饭里一起煮，勉强解决了一些温饱问题。 后来街道都成立了食堂，家家户户每天都要去食堂，凭饭票打回份量不足的饭和没有油水的菜，我记得打得最多的是盐菜汤。 如遇到阶级斗争观念强的炊事员，你去打饭时，往往会给你脸色看，有时觉得不是去买饭而去讨饭一样。 每逢食堂卖豆腐，外婆会将仅有的一些大米磨成粉子，做成汤圆和豆腐煮成一大锅，这样每人连汤带水可以分到一大碗。 在我家居住的那条街上，多为普通工人，贩夫卒子及引车卖浆之流，属于真正的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 比较起来，我们家好歹还有很体面的银行干部，学校老师，至少每个月单位会按时发晌。 发晌的日子是全家最开心的时候，就像盼过大年一样，因为这一天终于可以打餐“牙祭”了，爸爸妈妈一高兴，说不定赏你一两个零毫子那就皆大欢喜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几姊妹也开始主动地为父母排忧解难了。 为了补贴家用，去河里剥杉木皮作柴火，到河边捡鹅卵石卖，给邻居挑水和扯猪草，到码头上推板车以及到纱厂捡煤渣……。 记忆犹新的是跟着邻居鄢家的孩子，去河对面涝溪的大山里砍柴。鄢家是油菜园的老街坊，鄢伯伯是个裁缝师傅，鄢伯母就靠给衣服锁扣眼为生，家里的孩子比我家还多一个，经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日子过得十分拮据。 星期天一大早,纱厂后面的河边，去砍柴的大人、小孩已排成了一条长长的队伍，在等渡船。 我第一次扛着扁担、绳索，带着一小缸中饭，跟着砍柴的人们步行十多里山路。 一边走，一边看着路边枝头叽叽喳喳的小鸟很是新鲜，但是对农家狂吠的狗却怕得要死，生怕它窜出来咬我一口，所以老是夹在鄢家姐弟中间走。 到了柴山边上，首先得找个有泉水的地方，堆起几块石头把装饭的缸放在上面，防止蚂蚁爬进去。 鄢家姐弟们是经常上山砍柴的，自然是轻车熟路，一下子就消失在柴山深处。砍柴有干柴和湿柴之分，湿柴就是路边生长的灌木乔木，干柴则是枯死的松树或杉树的枝干，是最适合做柴烧的。 但干柴多半在高大的树梢或荆棘刺蓬里边，我既不会爬树，又怕剌扎，只得在山边上胡乱砍些湿柴。 等他们挑着捆得整整齐齐的柴火下山来吃中饭时，我还在满头大汗地清理砍下的柴火，看着这些长不长、短不短的树枝，鄢姐姐只得帮我一起清理。 好不容易跌跌撞撞，磕磕绊绊地担回家，肩膀又红又肿，这时，我把扁担一扔，发誓再也不砍柴了。 三、共度饥荒 由于经常吃不饱，肚子又没有油水，小街上很多人得了水肿病，脚干按下去，凹点很久弹不上来，还有人害黄疸肝炎，眼晴呈绿黄色。 为了生存，人们只好到附近的山上挖蕨，采野菜，捞鱼虾，凡是能吃的找回来就往肚子里塞。 更惊悚的是，街对面有户人家，竟然偷食死婴儿的尸体。 尽管时不时的有学生家长给我家捎点红薯和萝卜补充粮食的不足，但对正在吃长饭的我们也只是杯水车薪，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为了解决油水问题，母亲也在积极想办法，不知道她从哪里赊来了一条白色的小猪，圆滾滾的很可爱，我们就把它取名叫“小白”，还特意在厨房旁边搭建了一间猪栏。 过年可以杀猪吃肉的诱惑极大地鼓舞着全家，我们积极主动地到中山园的菜地里捡菜农丢弃的黄叶子、烂菜帮子，到街上去捡西瓜皮。 我是姑娘家自然有些怕丑不敢去街上捡，情愿到河边上去捞人家洗菜扔掉的菜叶。 身为教师的母亲也会放下架子，厚着脸皮，找那些在粮食部门工作的学生家长批点麦麸和米糠。 外婆和太婆更是做完家务活就忙不迭地守在猪栏旁，一边用棍子为它搔痒，一边嘴里念念有词，想必在默默地祈求“小白”快快长大，让这群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生活早日得到改善。 外婆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患有高血压病，但是不敢花钱去医院买药，天天喝包谷须泡的水，有时实在头疼挡不住了，只能含一点点冰糖缓解一下，还被我们这些眼尖的“小特务”看见了，询问她在吃什么。 无奈之下她才告诉我们是在“吃亏”，于是这群白眼狼一致要求：“我们也要吃亏”。 后来才明白外婆的这一句吃亏，包含了多少的心酸和痛苦，从童养媳嫁给外公，吃足了一辈子的亏。 那时最小的弟弟爬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靠着木板门“咣、咣”地敲，高喊着：“我要吃饭，我要吃饭！”常言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想必当年外婆手里捏着那几张薄薄的票子，应付全家九张嘴，还有时不时的来客，早已精疲力竭了。 正当全家暗自庆幸今年过年会有肉吃的时候，谁知乐极生悲，“小白”长到百多斤时突然不吃潲了，在猪栏里狂躁地转来转去。 母亲以为它生病了，连忙找来兽医，一看才知道它是一条没有阉割的母猪，现在开始发情了，而猪娘肉是不能吃的，唉，空欢喜了一场！不久，“小白”生下了六只同样可爱的猪崽崽时真的生病了，小猪没有奶吃，整天地叫唤，最后一个接一个地死掉了，母亲只得找杀猪佬（屠夫）过来把“小白”杀了，此时我已经完全没有了对猪肉的渴望，满脑子都是“小白”临死前的哀嚎和对它孩子的依恋。 此后整整一年我不想沾猪肉，即使外婆把肉用柴火熏制成一块块的腊肉，告诉我肉真的很香，也提不起我的食欲，反而有一种要呕吐的感觉。 永远不会忘记，在什么都要凭票证购买的年代，在下放艰难的日子里，外婆都会拿出两张从弟弟妹妹牙缝里抠出来的肉票，要我四点多钟就去食品店排队，企盼能买一个大一点的猪头回去改善生活。 在冷冽的寒风里，有些也是在排队买肉给下放农村的儿女，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屠夫和蔬菜店的都是让人十分羡慕的职业，恨不得家里有这样的爹妈就幸福了。 在焦急的等待中，门终于开了，自然好的东西都在案桌之下，能买到一个5、6斤重的猪头就算幸运了，因为骨头也可熬汤呀。 当我欢天喜地往色木赶回家，外婆总是要等到散了工才来烧烙，然后和萝卜煮一大锅，给附近的姐姐、妹妹家一处送一点，这也是被迫无奈，因为有一次搞得早，诱人的香味吸引了“新动向”，吃了喝了嘴巴一抺，第二天，一顶“阶级敌人拉拢贫下中农”的帽子带到了婆婆头上。 外婆记挂着我这个从小被她带大的外孙女，每逢有人来，总会想方设法给我带点东西，用猪油、辣椒和油渣一起装在玻璃瓶里，吃饭时拌一点，又香又有油。 后来其他家长也仿效此法，为儿女送来关爱。其实买到猪头，收到猪油瓶，我的内心不是喜悦而是悲凉，恨自己没有能力帮助家里还给老小增加这么多麻烦，后来敬爱的外婆因高血压去世，我怀着大女儿即将临盆，只有钱大哥一个人去给老人家送行，这是我终生的遗憾。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