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受李儒洋书法家学的影响，次子崇德、三子纯德也自幼爱好书法，长年习练不辍，并且获得较高的造诣。曾孙李耕在祖父崇德熏陶下，学业之余，习练书画，学有专长。祖孙三代立志将李儒洋先生的书法造诣成就发扬光大，他们在故亲、山东省水利厅原研究员、水利专家杨罗教授帮助下，用心费力整理李儒洋的书法遗物、遗作，加上个人书法作品，于2010年——先生去世42年后，正式出版《翰墨春秋——李儒洋先生暨后人书法集》。该书由山东省原副省长郭长才题写书名，温州大学原教授、副院长、书法家毛政敏，山东省水利厅原研究员、水利专家、教授杨罗，山东大学原教授、书法家王光荣，原高级教师、书法家李恭临，历城区教育局原副局长牛维均等题字祝贺。</p><p class="ql-block">2014年，《李儒洋先生遗墨拾零》由李崇德、李纯德编辑出版。以上两本集子，收集了李儒洋传世的部分遗墨，是对先生书法艺术的抢救性发掘，是绝无仅有的地方性书法珍品，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p><p class="ql-block">晚年轶事 1960年，山东省历城第四中学建校时，师资匮乏。校方报请县教育局同意后，聘请李儒洋到该校任教，被李儒洋谢绝。后来，村里安排其担任生产队、生产大队会计，也被他一一拒绝。甘愿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听生产队钟声下地，尊队长口令收工，做一个听说听道的社员。由此，李儒洋获“陶渊明式人物”的雅称。</p><p class="ql-block">李儒洋热心利用自己的书法特长，为乡亲们服务。每年一进腊月门，就开始为乡亲们写春联。乡亲们有的会送来红纸，有的只是说一声。李儒洋非但什么家务也不做，反而要家人帮忙。四女德征至今记得，父亲在世时每年春节前，她和妹妹德敏，都要帮父亲研墨、扯纸、摆晾春联，整天忙得脚不沾地。为解决工作量极大的研墨问题，李儒洋经反复实验，土法制作成功了研磨机。李儒洋去世后，这台研磨机先是由三子李纯德保存，纯德去世后保存在其子李劲松家中。</p><p class="ql-block">解放前后直到1968年因心猝去世，除1966年“文化大革命”肇始几年（破四旧，不允许），李儒洋一直是乡亲们婚丧嫁娶不可或缺的人物。从各种请柬、文书的书写，到仪式议程的制定、主持，都非他莫属。尤其是丧事中的“点主”议程，他的角色更是无可替代的。</p><p class="ql-block">“点主”是丧事中的一项仪式。旧时，人们去世后，后人就要为他（她）们制作、书写牌位和灵牌，殡葬中牌位用于后来祭祀供奉（有的坯子是提前制作的），父母牌位（柏木）放在一个木质带套的座子里，俗叫“神主楼”。据说，源于《二十四孝》中“丁兰刻水重行孝”的故事。灵牌是标志死者灵柩，并随灵柩一起埋葬。特别禁忌灵牌和牌位放在一处或互相见面。</p><p class="ql-block">丧事开始，丧主和丧事总管就要选择一位虽无功名，但要德高望重的知名人士充当“主官”。点主过程中，丧事总管将“主官”事先安排在邻居家中（假称“公馆”），孝子列队由赞礼人带领，鼓乐细吹细打，到“主官”门前乐奏三遍。“主官”身穿“官服”，俨然戏台上的县官。“主官”出门，先行上路礼，事先安排人扮作“八抬大轿”状，两侧举着“肃静”“回避”牌和芭蕉扇、四面彩旗，鸣锣开道，缓缓前行。作“主官”的文质彬彬、慢条斯理，孝子五步一叩，十步一拜，炮声噼啪，鼓乐伴行，后面有一人烧纸，一人撒五谷杂粮和“纸钱”，叫做“打散钱”。十字路口要安排一名假扮的贫苦百姓拦轿“告状”。回到灵前，乐人三次“报鼓”；厨师用一块红纸包一方块猪肉献给“主官”叫“献印”，“主官”均给他们赏钱。厨师领赏之后还要说：“祝老爷高升再高升！”等吉利话，然后“点主”。因为牌位上或家谱、家影上，其他字均已写妥，只有“神”字缺最后一竖，“主”字先不写一点，行点“主”礼时，由“主官”用毛笔蘸上朱砂红去完成。赞礼人拖长声音高喊：“通——神！”“主官”便补写“神”字一竖；接着高喊：“点——主！”再补写“主”的一点，统称“通神点主”。“点主”后，一些人还让“主官”给小孩印堂虱个红点，以图吉利。行“点主”礼的目的在于借助“官威”点化亡灵，使其在阴间有体面、显神通，更好地保佑后人。</p><p class="ql-block">很长一段时间，李儒洋因其名望所在，就是扮演如此“点主官”的角色。</p><p class="ql-block">几十年时间里，在东、西流海两个自然村，几乎每家的红白喜事都有李儒洋忙碌的身影。他是那个时代的“文化人”，也是这一带民间风俗文化的传承者。</p><p class="ql-block">由于李儒洋助忙遍及全村，且对于喜事丧事人家均有所表示，故1963年腊月三子纯德结婚的时候，几乎全村人都前来祝贺，李儒洋设酒宴予以招待。按照当地风俗，凡随礼而没有赴宴的，主人家只须捎去几块喜糖作为答谢即可。而李儒洋却不是这样。他坚持让喜事总管引领新郎纯德，带喜糖一一登门拜谢。一圈下来，东西流海两个自然村不下百户，纯德的膝盖磕肿了，人也累瘫了。</p><p class="ql-block">李儒洋去世前两年——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轰然爆发，令这位饱经风霜的“隐士”目瞪口呆。他立即终止了次女德征、三女 征每天的书法练习，以防止孩子在学校给老师写大字报。并严词嘱咐她们，在学校只管自己学习，不准参加任何组织。以至于若干年后，李德征是济南师范 级 班 名学生中唯一不是团员的学生！李儒洋此举动与“文化大革命”前积极鼓励次子崇德、三子纯德参军、入党，积极鼓励三女德媛入党，判若两人！</p><p class="ql-block">纵观其一生的心路历程，李儒洋的上述表现并不难理解。在儒家思想熏陶下，他从飞虹桥的建造者——方守地身上，学到了刻苦学习奋发有为，表现为积极进取深明大义的家国情怀；也受到了方守地结局令人扼腕的消极影响，具有浓厚的“陶渊明情结”。</p><p class="ql-block">刘镜洲其人 原董家义务教育试验区主任刘镜洲，堪称民国时期的“齐鲁才子”，因此受到同乡、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的青睐而委以重任。他在主政山东省义务教育第一试验区期间，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赵健民（后任山东省委书记）委派王健民利用与刘镜洲的同乡关系，到“试验区”辖区的刘家庄小学任教，秘密开展党的活动，成立了历城特别支部。成立“读书会”，吸引吸收进步青年教师参加。通过读书活动，开阔视野，激发抗日救国革命热情。西安事变后，为进一步宣传抗日思想，历城特别支部利用读书会为掩护，举办了多场讨论会，收到很好的教育、宣传效果。特支适时成立“抗日救国会”、“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秘密发展党员。不久，特支的活动引起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注意，派员侦查，活动在“试验区”的几十名地下党员面临危险。在此危急关头，刘镜洲声色俱厉，将这些教师党员悉数辞退。 </p><p class="ql-block">后来，这一事件成为有争议的悬案。有回忆录云：刘镜洲是老牌国民党员，辞退教师党员是迫害革命者。而有人则说，刘利用“辞退”，掩护了历城特支。</p><p class="ql-block">《春秋》1996年第5期发表沈建华、张威华撰写的文史资料——“刘镜洲生平轶事”，为这一悬案解开了谜底。原来，当时省教育厅得知省党部的动向后，暗地告知了刘镜洲，刘遂以“辞退”的方式，让大家安全离开。之所以说此说可信，是因为作者之一的沈建华，原名沈秉钤，与王健民一样，也是曹县人——刘镜洲的同乡，且时任历城特支宣传委员（书记陈尧贤、组织委员王健民）。</p><p class="ql-block">日军占领济南刘镜洲离开试验区后，曾因参加抗日活动遭通缉、拘捕，经营救出狱。其后，先后担任南下鲁苏豫皖边区学院附中校长、陕西汉阴师范学校校长、“国大代表”、青岛市教育局长等职。土地改革前夕，刘镜洲贯彻“耕者有其田”思想，把家中田产悉数分给群众，并出资周济贫困……赢得“开明绅士”的美称。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刘镜洲在济南研究中医岐黄，挂牌行医。每年7、8月间，他都来东流海村李儒洋家，叙旧、避暑，小住数十日，与李儒洋一家相处得很融洽。“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要刘镜洲出具假证明材料，诬陷革命老干部，被刘镜洲严词拒绝。</p><p class="ql-block">1972年，刘镜洲在济南病逝，终年72岁。</p><p class="ql-block">3</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