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妈妈的全家福

秋雨涟涟

我在“全家福”里写过我爸爸妈妈的故事。回顾我爸妈的经历，应该感激毛主席、共产党，是新社会给他们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想重新回顾他们的过往，描述他们的苦难、努力与幸福。记录他们经历的两重社会以及变革带给他们的崭新人生。

解放前，我的爷爷是个非常勤劳的木匠兼泥瓦匠，我的爸爸有刻章、刻板、印刷的手艺，家里有田地房产，温饱应该有保证，但在那个战乱、水灾、蝗灾、匪患轮番肆虐的年代，全家的生计无以为继，不得不舍弃家园，远走他乡，寻找新的生机。我妈妈娘家的家境不错，生活不愁温饱。但她个人的经历却满是悲伤忿恨。新社会给了她重新生活的勇气和希望。我爸爸妈妈这类普通人的命运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得到改变。一家人的生活简单平淡，但充满希望。

我的爸爸，王永海，1916年出生，河南济源县西正村（王古洞）人。祖上也是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过去的。 年轻时学了刻字、刻板、印刷的手艺。靠种地和手艺养家糊口。上世纪40年代抗战结束前后，河南一带匪患猖獗，饥民遍野，为躲匪乱，我爸率全家投奔远在西北的大伯王永泉。爸爸说他们是晚上雇船从小浪底过河到洛阳，我大伯在那边接应他们。一家人先坐火车到西安，从那之后雇车，挑担步行，担子里挑着我的哥哥们，经过数月的颠簸转辗来到了宁夏吴忠。那时，大伯在吴忠开了一家石印局，也置了几处房产。爸爸他们先借住在大伯家安顿下来，给大伯帮忙。大约在50年，自己开一文具刻字店维持生活，50年代后期公私合营，入社到吴忠钟表刻字社工作

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这期间爸爸晚上会偷着干点私活，给杂货店加工刷纸，把大白纸刷成黑色或蓝色。后被人举报就不再干了。文革期间我爸也受了伤害。据说，有一白皮社的老乡被打，胡乱咬出一堆河南人，说参加了什么“一贯道”反动组织，我爸被无辜牵连，关进厂里，逼供、批斗、挨打，至今记得，去看我爸时，修钟表的吴则栋正在用皮带抽打我爸，我骂了他一句跑回家了，但那个场景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一个多月后，我爸回家疗伤，此事就不了了之了。之后，我爸再未谈及这段经历，似乎从未发生过。

70年代吴忠各单位在九公里开垦沙漠搞农场，我爸因为种过地，很有土地情结，被派去负责农场的种植管理，那里盛产苦苦菜，爸爸回家会挖回很多苦苦菜，用米汤发酵成酸菜，成为一道美食，我的同学来家学习，用一盘酸苦菜犒劳成了我们同学间珍贵的记忆。80年代集体经济解体后我爸划归锁厂，后改为电器开关厂工作直至退休。退休后也是闲不住，去厂里看了几年大门。后来环境宽松些了，闲暇时刻私人印章挣点小钱，还拾起了老手艺，刻木版，印门神、灶爷、鬼票之类。

老爸为人大度忠厚，宽以待人，古道热肠。一生勤劳节俭，竭尽全力给全家人提供最好的生活，尽管不富裕，但他坚持让孩子全部接受文化教育。一辈子不善言辞也从不论人长短，与人从无债务，也无争执。用如今的话说，是位有担当有大爱的父亲。

爸爸是位很开放开明的家长，育有四子两女。勤劳、质朴、和善的个性教育出的子女虽无大富大贵，却都各有所长，家庭和睦幸福，和谐安稳。

记忆中，爸爸没有脾气，对待子女和蔼可亲，从无粗陋言语或责备呵斥。唯一记得的是，文革初期，上高中的三哥要去青铜峡参加造反派，爸爸不准，哥哥自己跑出去，爸爸拿了条棍子一直追着跑。结果还是给他跑掉了。

爸爸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也不爱出去闲聊天，（受此影响，我四个哥哥都不喝酒、抽烟、打牌）爸爸下班后的爱好是做木工活。忙忙碌碌做些木工小件（刀架、筷笼、小凳子、小椅子，碗架，甚至还有大柜子）送给家人或亲朋好友。家务活也是主动做，逢年过节在厨房忙着做肉、炉馍、蒸豆包，还能做整桌的大菜，宴席。他从没表露过自己是否辛苦烦恼，在他的观念里生活就是这样，勤劳努力，相互帮衬不计较。但亲兄弟明算账，不欠情。记得二姐家大外甥结婚，老爸做主，兄弟姐妹每家出30元礼金，后礼单不知怎的被新媳妇娘家人看到，耻笑了我们一番，说亲舅什么的才出30元，他们东北人得出一二百，当时搞得二姐很没面子，心里有些不舒服。但从老父亲的价值观看，当时每人的收入也就是四、五十元左右，出太高了，都是负担，欠的情也大了，家里人意思到了就行了。那些年，收入都不高，过年节走动互相都不带礼物，避免为拿什么，拿多少而烦恼，即使是爸爸家也不例外。他从不给子女提任何要求，有任何问题都是先自己解决 ，我们给他钱也是拒不接受，不愿给我们增加任何经济或精神负担。爸爸从不因为我们各自的家庭条件或对他的关照多少而决定亲疏远近，绝对一视同仁。可能因为如此或无所顾忌，我们家兄弟姐妹串门很随意，也特别频繁，关系还很亲密。过年时，爸爸准备的年货会特别丰富，大年初一所有儿女都会率家人前来拜年，吃年饭，老人家会亲自下厨，蒸、炸、炖、炒每次都会在家摆两三桌酒菜。初二起，再轮流到各家串门。有人走动的年，就会过的热闹、有人气、有年味儿，家人亲戚才不至于生疏遗忘

爸爸于2003年去世，享年八十八岁，怀念爸爸在的日子

实话说，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爸爸家生活的时间最久，得到爸爸的爱最多，三四十岁的人了，每次回家，都把我当小孩子，给我吃葡萄干、杏仁、豆子或手底下能找到的各类零食。

大约拍摄于49年。我哥哥的妈妈去世后，

我爸爸03年去世，88岁。 穿红衣服的是我二嫂的爸爸，萧允中老先生，102岁去世。

我的妈妈李秀莲，1913年出生于小坝林东（李家闸子）的一个乡绅之家，（姥爷读过书，当过民国时期的区长）。尽管生活无忧，但受时代影响没能读书识字。她的亲妈去世的早，继母对她特别好，视如己出。她们兄妹三人，大舅勤奋读书，后在兰州读书、工作，好像是搞水利的。不知是想回归田园生活还是其它什么原因，50年代辞了工作，回到小坝。据说成立人民公社后，他给社里设计并建造了水磨，石膏炉，铁匠炉等。但文革中因为成分不好也受了些影响。二舅没读书，在家务农，后来抽大烟，把家产也快抽没了，解放时给定了个中农。

我妈妈之前有过一次婚姻，20多岁嫁到徐家桥的刘家寨子，一个大户人家，因为没有文化，她的婚姻如同那个时代的很多女人一样名存实亡，前夫家这一房有四个儿子，都在兰州上学、工作，娶了四房媳妇都在家里伺候公婆、长辈 ，轮流给包括长工在内的30多号人做饭，当家的是三奶奶，非常厉害，这些媳妇们小心翼翼，做事不敢有半点闪失。马鸿逵当政时让老百姓种大烟，因为量大难收，媳妇们还得踮着小脚去收烟。那一带的地低洼、盐碱大，只适宜于种植水稻。小麦产量低，而家里人口众多，只能做米粥，粘饭类，面条是奢侈品了，只有当家老太太才可以偶尔享受一下，或家里来了厅长类的贵客才会做擀面。我的母亲因为锅灶好 擀面技术一流曾经闻名乡里。

尽管是大户人家，生活节俭还规矩多，一年只给一身衣料，母亲的日子过得凄苦孤单，煎熬度日，还好有媳妇们相依为伴。每年期盼的就是我舅舅赶着牲口来接她回娘家，只有在娘家才能诉诉苦水，吃到可口的饭菜，尝尝果园的青货（水果）。我的姥爷去世后，母亲的前夫偷偷在兰州娶了小老婆，母亲说，如果姥爷在他是绝对不敢的。其实她一直在煎熬中等待着前夫，最绝望时，想过吞大烟或跳黄渠。

因为我妈妈在前夫家没有生养，孤苦一人，后半生感觉毫无希望，我舅舅舅妈为了我妈以后有个依靠，就把我姐姐过继给她了，我大姐三岁时随我妈到了刘家，陪她度过了那段难熬的岁月。

终于，宁夏解放啦，工作组驻进了寨子，宣传新的土地法，婚姻法。我很佩服母亲，决定离婚回娘家。她说四个媳妇有三个离了婚，剩下那个没离的是其丈夫早就参加了解放军。我常常想，那个时代包办婚姻的受害者更多的是女性。男的可以离家出走，再去找寻自己的幸福，而娶回的媳妇就只有伺候公婆到老死。

母亲嫁到我爸爸家时大约37岁了。我爸爸的前妻因病亡故，留下了我的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三哥可能才3岁，我妈过来时也是心里一凉，空荡荡的屋子，四个半大不小、横眉冷对的继子女。

还好，遇上的人是我爸，体贴勤快、忠厚善良，没有一点大丈夫的做派，我妈终于有个家了，我妈39岁生了我哥哥，她的第一个孩子， 之后有了我。

母亲个性温柔敦厚，性情温和，勤快利落，尽管不工作，但要操心一家老小的吃穿，也是忙忙碌碌不停歇，手里总有针线活儿，缝制所有人的衣服鞋子。因为锅灶好，邻里亲戚有事会请她过去主厨。爸爸家不富裕，但他勤快、勤俭持家，日子过得还是很顺心的。后来有亲戚来访，特别羡慕我妈，说姑爹真好，一点脾气都没有，姑妈使唤着买东西、做事，抬脚就走。还有因为爸爸是外乡人，在吃的方面没有那么多忌讳，我印象中我们家的饮食相对比较丰富有花样。因为当时的本地人不吃泥鳅，鳖，小鱼， 兔子，驴肉，骡子肉之类的，所以价格很便宜，我爸爸会买回来给我们吃。

50年代后期，我妈怀念乡村生活，再加上我爸的种地情结，我妈带着我和三哥，四哥回到大舅家的村子买了块地，准备过农耕生活。可能还是没什么文化，不了解国家大事的趋势。随着互助组，合作社的成立，地入了社，我妈的小脚根本跟不上集体农活，全家只好回到了吴忠。据说当初为了买地，我妈把金戒指还是镏子之类的卖给了银行，一个八块钱。我爸爸说地入社了，地契他一直留着，藏在条桌柜子底的夹层。后来搬家，条桌卖了，这地契也不知去向了。

从我记事起，大的哥哥姐姐就在外读书了，从我7岁起，家里陆续有了外甥、侄儿，就由我妈带了，大侄子送回来时好像只有八个月，哥俩一直到上学才回自己家。家里最多时住着四个侄子侄女，还有白天送过来的外甥，共照顾五个孩子的吃喝拉撒，想想我妈是真不容易啊。现在算来她前后共带过7个孙子孙女，皆都细心呵护，任劳任怨。可以说是劳苦功高。她的善良大度维护着家庭的和睦团结。

我妈身体一直不是很好，50 年代得过肺结核，住院治疗，那时医院的服务还非常好，不需要家人陪护送饭，护士帮忙翻身、整理内务、送水打饭。60年代又因为肝包虫病做过两次大手术。现在回想，我爸爸一个人工作，家里先后有六个上学的子女，妈妈看病治病，生活好像正常过，也没受到太大的影响。

我妈去世时只有65岁，那是1977年，是因为肠梗阻，耽误了太久。那几年，平民百姓看病还是有些难，吴忠医院没收，说没床位，二姐夫托人到附院住下了，人家手术室又搬家，只好转去银川市医院，住不进去，在一个很破烂、拥挤的观察室呆了三天，终于有位女医生发现情况不好，赶快让住进去做手术，结果是耽搁了太久，医生也回天乏术了。妈妈下葬后的晚上，刚睡下我就有点魇住，感觉我妈在跟我说话："我走了，要去八塔山，要走三天的路程。"醒来当即跟睡在旁边的二嫂说了，侄女蓉蓉还小，一直在哭，想想妈妈是来跟我做最后道别的。

妈妈的后半生过得平静顺遂，内心是满足、幸福的。她一直希望我能受到好的教育，经常说一定要供我上大学。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了大学。只可惜我妈妈没能看到这一天。

这张照片拍摄于1952年，我家文具店门前。从左到右依次是我

二哥、大姐、二姐、我妈（39岁哎）三哥、我爸爸、四哥、大哥

我的大姐曾经是吴忠棉纺厂的优秀工人，直到退休。

我的大哥也算是那个年代的学霸，一路保送上了中专、大学。毕业后为海原、固原的农业发展奉献了一生。也曾经是一名文艺青年，吹拉弹唱样样精通。

我的二哥吴忠师范毕业，从事学校教育工作。是教学与活动指导的多面手。琴棋书画有三样都是拿的出手的。当年县里搞样板戏《红灯记》，他和我三哥都在乐队里拉小提琴。他的绘画也是有些功底的。

我的二姐吴忠女中毕业，据说被分配到同心银行工作，不知是什么原因没去，后来的工作就一波三折，经过努力，最后成为小学教师。她漂亮时尚，为人热心大方。她的厨艺绝佳、裁剪缝纫也是无师自通。

我的三哥四哥赶上文化大革命，没能上大学，但在单位都是受领导重视，委以各种“重任”的骨干，比如开大会写标语，办墙报、板报，画宣传画，搞文艺演出，写发言稿之类。哥哥们都是多才多艺。我二哥和三哥曾经在县样板戏《红灯剧》剧组拉小提琴。三哥和四哥屡次被抽到自治区搞展览。我为他们感到骄傲自豪。

大约拍摄于61年。我的大哥，二哥，三哥，二姐。

这张照片拍摄于64年夏天，我大哥大嫂回宁夏结婚时。

大约拍摄于83年夏，秦渠 堤坝。

约90年，拍摄于爸爸家门口。

大约是1990年，老爷爷与孙子们。

94年夏天，侄儿志刚和翠林的婚礼。

95年老爷子在大富豪的80岁大寿。

王家所有的媳妇女儿

2000年天鹅饭店，老爷子85岁大寿

约00年，老爷爷与重孙

2017年春节

记得每年全家人聚在老爷子家拜年吃饭后，兄弟姐妹家轮流串门，感觉人气很旺，节日的氛围相当浓厚。家人亲友的相聚不仅仅是吃饭喝酒，而是相互的牵挂惦记，维系情感。是家人的相处之道，是爸爸的家风传承。

非常怀念曾经的大家庭。兄弟姐妹间关系融洽，亲密无间，毫无杂念

爸爸大家庭的和睦是邻里、老乡们羡慕、钦佩、夸赞的榜样。

怀念我的爸爸妈妈！

怀念我的大哥、大姐、二哥、二姐、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