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不懂爱情

刘丹（广州）

这件事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它却一直时不时地浮现在我眼前。最近，它更是使劲地搅扰我，提醒我：这件往事不容忽略，不容遗忘！于是，我的心对我的手说：“暂停写大文、长文吧，写这篇小作文，或许对你换换思路，以使你接下来更顺畅地写长篇大有裨益。” 心是不可违抗的。 　　那年我15岁。 按照“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的通知要求，家庭主要成员不在地直机关工作的老弱妇孺，必须在一个月内将户口随迁到该去的各县。逾期不搬者，将由机关纠察队采取革命行动，予以强行迁出！ 这意味着，我家在省城的留守人员将被扫地出门了。 很快，有个姓杨的阿姨就上门来摸底了：“你家哪天搬呀？我好准备户口准迁证。” 我试探着问：“我外婆年老多病，弟妹年幼需要得到良好的教育，到县城去的话就……可不可以让我们……留下来？杨姨，求你了，好吗？” 杨姨眯缝着双眼，把我打量了很久。之后，她问：“你今年十几了？虚岁总有十七八了吧？在农村，这个年纪早就有婆家了。” 这话说得我满脸通红，我一时答不上话来。 杨姨没有给我“思考期”，只管把羞涩的我扔在树影里，自己甩着两只肥大的军装袖子，走了。 杨姨走了没多远，迷瞪过来的我追上去问：“我们的事能办吗？” “就看你的态度了。”杨姨说，“如果你愿意……我会想办法的。” 我急忙表示：“我愿意，你替我们想办法吧。” 第二天，杨姨又来了。她把我叫出门去说：“这是今晚中华电影院的内部电影票，你陪我弟去看电影吧。” 我本能地拒绝说：“我不想看电影，你另外找人吧。” 杨姨愣了一下，问：“你昨天对我说什么啦？” 我也愣住了，问：“我没说要看电影呀，你是不是……记错了？” “谁说她外婆年老多病，弟妹需留城上学的？是你说的吧？莫非我也记错了吗？哼，自娇自贵！”杨姨说完，转身就走。 我一下就明白了，在户口与电影票之间，我选择电影票就等于选择了留城。反之，就是放弃我们一家老小的城市户口。 不容迟疑，我跑上去冲着杨姨的后背说：“电影几点开场？我一准赶到！” 当天吃过晚饭，我对外婆说，我得去同学家打探一下搬迁的事。 “起风了，怕是要下雨呢。”外婆说，“明天去不行吗？” 我答：“这种事能定就趁早。” 说这话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声音很苍老。 已经出门了，我又折回来，悄悄将一把剪刀放进衣袋里。 直到电影开场，杨家那个电影爱好者都没露面。日本军人山本五十六在银幕上大喊大叫，场上有人骂道：“欠揍！” 这时，一道手电筒的光柱照射后，工作人员带来一个戴着口罩的男人，在我身边的空位子上落座，我的手心开始出汗了。我感觉到他在侧面端详我，我赶紧把身子使劲缩了缩，以便离他远一点。 他倒凑过来，说：“出去吧，我有话对你说。” 我摇摇头：“杨姨要我把电影看好。” “杨姨那儿由我去说，行吗？我在发烧呢。怕你久等，也怕杨姨找你的茬，我才勉强赶来的。” 他的鼻音很重，听得出是重感冒。 我不做声了。等他站起来先行离去，我才跟在他后面走出电影院。 我们在无人的街道上默不作声，生怕惊动了街道的冷清，就这么拘谨地走着。好半天，他冷不丁地对我冒出来一句：“对不起，我姐伤害了你！以后，她再给电影票你不要拒绝，让她以为我们一直在一起看电影。” 说到这里，他剧烈地咳嗽。 让她以为我们一直在一起看电影？我追问：“然后呢？” “然后你把票撕掉就行了。再然后，等她把你们的户口留下来，由我去对她说，我和你合不来，我们吹了。你看这个办法行不行？” 怎么不行？太行了！ 但在当时，我不无忧虑地说：“这样岂不是骗了杨姨？” “是她不对在前，我们在后的呀！你就别操这份心了！但是，我毕竟不了解你，我们究竟为什么合不来呢？” 这时，我那活跃的思维及时赶来救场，我赶紧自我贬损了一番：“我牙尖嘴利，很难跟人搞好团结；还有极其骄傲，自以为了不起；喜欢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 他哈哈大笑：“自由主义的多种表现你都占全了，谁还敢把你往家引呀？” 我连声附和：“就是就是！这样保准把你姐吓退！” 这时他不笑了，只是怔怔地看着我说：“你这么小，正是在妈妈怀里撒娇的年纪，却早早承载了生活的艰辛，难为你了！” 好像我的难处都是他造成的。 我不愿让他如此自责，于是立马转移话题：“杨大哥，把电影票撕了挺可惜的，你很喜欢看电影吗？” 他说：“第一，我不姓杨姓何；第二，我不喜欢看电影，因为来来回回就那几部影片，那些对白都让我的耳朵听出茧子来了。” 我刚想笑，他及时拦截了我不合时宜的笑意。他告诉我，他的姐姐从小就过继给了姨妈，所以他们姐弟不同姓。他还说，由于姨父是贫农成分，所以姐姐是转业军人。而他，就只能是“臭老九”。 他姐姐认为弟弟是书呆子，一再教育他这个弟弟说：“找对象一要找年纪小一点的，女孩年纪一大就都成精了；二还要家庭有点问题的，有太红太强的家庭作背景，往往会孵化出‘飞天鸡乸’（厉害的女人）。不管是成了精还是成了‘飞天鸡乸’的女子，那都是你这个文弱书生消化不了的主。” “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她做了这样的蠢事。别怪她，好吗？”何大哥说，“我已经批评过她了，不过没用。我不知道她怎么会是这样。” 这时，我很大度地说：“这不怪她，她是为你好。”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他这一问，我的警惕性立刻上岗：“你问我的名字干嘛？你有点居心不良哦。不是说好了，等把我家户口留下来，我们就是陌生人了吗？” 他笑了：“你果然嘴巴子厉害！作文也一定写得好吧？” 我很伤感地说：“但是在学校受到了批判，说我走白专道路。” 他叹息：“一个不要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只有没文化的人才仇视文化！” 他又说：“仇视文化是对历史的反动。” 我由衷地赞叹：“你说得真好！” “你说得也好。” “嘘——”这时，我把食指竖在嘴边，“有人！” 何大哥四下看了看，疑惑地问：“哪有人呀？” “怎么没有，你听，那么多人都在说——‘是呀是呀！’” 秋天里显得无情的秋风，把路树的叶子吹得哗哗作响。乍一听，还真就像有人在说“是呀是呀”。 何大哥立刻用领袖的腔调说：“好啊，人民群众都被充分发动起来了，大家的觉悟都挺高的嘛！” 两人一齐哈哈大笑。 说话间，就到了南区大院的门口。他说：“好了，再见！” 我很有礼貌地说：“你请回，再也不见。” …… 搬家的卡车在南区出出进进，送电影票的杨姨在我家进进出出。我对杨姨的弟弟“守合同，重信誉”，每次杨姨前脚刚走，我后脚就把电影票撕得粉碎。 做这么操蛋的事，总归不是那么理直气壮，几天下来，我便疑心生暗鬼了。也许我对杨姨的态度一直是敬而远之，丝毫没有即将成为亲戚的那种热络，这让我感觉到杨姨那狐疑的眼光，已经将我从上到下地扫描过很多回了。 眼下，想向何大哥讨教“我应该怎么办”都不可能，因为，他在那一头也同时把电影票给撕了。 没有交流和沟通的渠道，如何应对杨姨的怀疑？ 一切只能靠自己。 我在南区大院梭巡，果然看到杨姨在给别人家发放户口准迁证。我凑上前去，说：“杨姨，请你转告何大哥，今晚我想陪他去吃老友面，这样感冒会好得快一点。” 杨姨从鼻子里长长地“嗯”了一声。 回家的路上，我琢磨着杨姨那一声“嗯”的意思。 从我第一次接过杨姨电影票到现在，已经有近20天了，我却还要陪她弟去吃让感冒好得快一点的“老友面”——这不明摆着我和她弟一直没来往吗？送上门去的穿帮，面对面的穿帮，不打自招的穿帮——我真傻到家了！ 那天，我怀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来到约定的地点。没想到，在中山路那家老友面的店里，我竟出乎意料地见到了何大哥！见到他，没有多余的开场白，我直奔主题：“我担心你姐已经看破我们的把戏，你赶紧想想办法。”顺带着，我把自己白天托她约他出来的话重复了一遍，并一叠连声地埋怨自己傻、蠢、笨。 何曾想，何大哥却告诉我：“你让我姐很高兴，她认为你是不谙世事的好女孩，就连约会都不懂得如何约。” 啊？那一刻，我是真不知道，到底是我傻，还是杨姨笨了。 这时，何大哥说：“我姐替你约我的时候说，你家的户口已经留下来了。我不需要再想什么办法去瞒她，你放心，再过两天，我就对她说，我们吹了。” 那一刻，我高兴得语无伦次：“谢谢你们姐弟两个！你们让我这个傻瓜办成了一件大事！今天我请你吃老友面，我袋里的钱刚好够买一碗老友面。我……” 何大哥没再说话，他到柜台去，买了两碗老友面。 我坚持把一毛五的碎钱塞给他，推来让去之间，钢镚滚落了一地。 因为不再需要我去面对楊姨这个大麻烦，我对何大哥说的话就多了起来。我告诉他，我曾经在识字之前，用汉语拼音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让老师们都很惊讶！我告诉他，我按毛主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期望，刻苦学习的结果是，革命群众写我爸的大字报，里面的生僻字全都难不住我…… 吃面的时候，我盯着他问：“哎，你怎么掉泪了？” “辣的。”他说。 我很自豪地说：“我不怕辣。” …… 与何大哥分手后没几天，杨姨就没再给我送电影票了。这预示着我与何大哥的所有关系，就此彻底完结。 大半年之后，我随着我的校友一起，到农村去插队。接着，我妹和小弟也先后成了郊区另外两个公社的插队知青。父母只好将外婆的户口迁到县里去了，何大哥当初的一片好心，并没有留下好结果。岁月悠悠，何大哥那人那事，就这么淹没在时间的长河里。 早年，我偶尔想起当年这档子事来，会叹息：杨姨试图以户口换弟媳，这大概是早年以权谋私的小招吧？后来，再想起这事，会想象：不知道杨姨再会用什么办法，去为自己的弟弟找女友呢？及至今日，我又再次想起此事来。根据我的经验，一件事经久不忘，就一定有其保留的价值。那么，还想啥，说啥，问啥呢？写下来便是。 后悔没问他的名字。 行文至此，心里已经为他取名为“何必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