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险“104”

号兵

引言 “104”是我军对敌方阵地的编号。此高地坐落于巴（南棍）莱（州）公路北段的巴沙山口附近，北距国境线约30公里，是敌人第二道防线的主峰。 2月23日上午，我们82无坐炮连配属一营拿下海拔883米的104号高地，残敌沿山脊向巴沙山口急急逃窜，我们随步兵穷追不舍。不过，最终还是没追上，连队在半山腰停下。 　　这是1979年的正月，北方老家数九寒天，云南边疆却酷暑难当。我靠在横跨战壕的草棚竹墙下，依然热得透不过气，顺手把竹墙掰开罗锅大小一个洞，凉风瞬间吹出，浑身一阵爽快! 人说乐极生悲一点不假，还没爽五分钟，突然耳边呼呼风响，敌方打来几发炮弹落在我左侧，只觉得脑袋轰地一下，失去知觉前还冒出一闪念：“不好，死啦！” 我的“伤票”（正面） 我的“伤票”（反面） 　　那颗炮弹并不大，没多久我就醒过来，头部连带左眼已被包住，传来的声音显得十分遥远。我揉开血浆糊住的右眼，见卫生员张开祥在身边，心头踏实许多。张开祥帮我挪开压在腿上的杂物，凑在没被包住的右耳边说：“炮弹气浪把你从墙洞推进来，正巧倒在我旁边。” 我定了定神，挣扎着坐起来问道：“眼睛咋样？” “不知道。”张开祥回答。 “连队往哪个方向去了？” “光顾包伤口，没在意。” 我指着两米外躺着的一个战士：“他怎么样？”“牺牲了，好像是一机连的。” 　　当务之急是找到连队。 手上没有地图，回想打响前在105号高地研究地形时留下的印象，当前位置是104主峰向公路延伸的山梁，巴莱公路应该在正西方向，漏网之敌沿山脊向公路逃窜，如果我贸然往西，说不定误闯敌群；正南的制高点还在敌人手里，上午封锁山脊的机枪就是他们打的；往北走当然安全，但绝对不能——那是祖国的方向，北跨一步意味着退缩！况且，北坡是敌人的防御正面，地雷肯定不少。 “回主峰！”我做出决定，张开祥扶着我原路返回。 过火的飞戟草一片漆黑，封锁山脊的机枪消停了，上午中弹的两个战士已被运走。 　　走走停停一个多小时，终于爬到主峰。一连指导员邓泽富正忙着组织防御，见我满头是血，猛然一愣：“老许，负伤啦？重不？” “没事儿。” 邓泽富拍拍一个战士的肩膀：“到那边再挖个掩体！”随后把我塞进猫耳洞：“放心吧伙计，有我在就有你在！” 说话间，敌人又打来几发炮弹，没爆炸却激起一片烟尘。不知谁高喊：“毒气弹！防毒气——”。我随大家手忙脚乱防毒气，却发现防毒面具没在身上，大概包扎伤口时弄丢了。 张开祥摘下已戴好的面具，转身套到我头上，然后撕开一个急救包，拧开水壶倒水打湿纱垫，用三角巾系住自己的口鼻。 我俩趴在地上，脸部紧贴地面，好一会儿才明白，原来是场虚惊——哑弹！ 虚惊？如果真是毒气弹，张开祥那纱布垫能顶住吗？他把生的希望留给我啦！ 本人握手枪，右侧是卫生员张开祥，文书张合东持缴获的冲锋枪。 　　我蜷在洞里冥思苦想连队的去向。太阳偏西时，邓泽富的头伸进洞口：“老许，帮你问过，营部也不晓得你们连的具体位置，大概高地打下来就不算我们的配属分队了。” 我不甘心：“让他们再问问司令部？” 邓泽富满脸无奈：“副营长去开会，准备把我们连的轻伤员带下去，你跟着一起走，到营部再问吧！” 张开祥扶着我，跟在十多个伤兵后面，深一脚浅一脚顺沟向下走去。 　　天渐渐暗下来，沟里黑得更快。我左眼包着急救包，眼镜不知去向，磕磕绊绊十分缓慢，不知不觉脱离了队伍。 真的难为张开祥了，他患小臂肌肉萎缩症一年多，本来胳膊就使不上劲，这边还得拉着我。 大概那群轻伤员都想天黑前赶到卫生队，没多久就甩开我们一大截。我明白，这时候脱离队伍意味着危险倍增，不由自主加快了脚步。 紧追一个多小时，依然没有那群人的踪迹，或许他们拐往另外方向了吧？张开祥压低声音说：“追不上啦！沟里有水，歇会儿吧。” 我侧过没包住的右耳，果然听到哗哗水响。 灌满水壶随意张望，发现沟边好像卧着个人。我打开手枪保险，张开祥过去摸摸，转头说：“死的，像是自己人。”我走过去，借着水洼的微弱反光，只见尸体没有上衣，腿上打着绑腿，足穿防刺鞋，毫无疑问是我们的烈士——越军不打绑腿，更没有防刺鞋。张开祥蹲在烈士遗体旁判断：“可能是受伤找水遇到敌人，上衣被剥去领赏了。” 他的分析不无道理，这地方危机四伏，必须加倍警觉。我悄悄掏出一颗子弹装进上衣口袋，万不得已时留给自己。张开祥将烈士身边的雨衣解开，盖在遗体上。 无法看清手表，估计快半夜了，地势明显转缓，像是收割后的稻田，大概已到山脚。如此瞎闯十分危险，张开祥建议在田里休息一下。 负伤后一直没感到疼，坐下来却浑身乏力，伤口一鼓一鼓地往外胀。张开祥摸摸我前额，低声说：“副指导员，好像发烧了，打一针吧。”在营房时，闭灯注射是卫生员夜间训练的基本科目，这会儿派上了用场。 在104号高地缴获的军用水壶，陪我走过战场的路程。 此水壶可分解。中国制造。越美战争期间，我军自己尚未装备，便无偿支援了越南。 　　迷迷糊糊不知过了多久，张开祥爬过来，摆手不让出声，紧贴我右耳悄悄说：“好像有人说话。”我侧过右耳分辨，确有动静。 张开祥匍匐在田埂上，用越语喊了一声“诺松空叶！（缴枪不杀）”对面立刻静下来。 我分析，此处开阔，越军特工一般不会利用这种地形偷袭，估计是自己人，或是趁天黑回家的老百姓。沉静几秒钟后，我压低声音补一句汉语：“出来！不出来就开枪啦！” 或许熟悉我的口音，对面回话了：“是我，一营部的。” 悉悉索索过来俩人，其中一个认识我，是营部步谈机员。 “你们怎么在这儿？” “腿负伤了，下山时没跟上。”回头指着另一个伤员：“他本来能跟上，因为等我才掉队的。” 趁张开祥摸索着给两个兵检查伤口的功夫，我低声问：“步谈机还能用吗？” “刚才修了一下，开机没敢通话。” 我大喜，指示步谈机员开机，用密语向一营报告：82无副指导员头部负伤，现在104主峰正北山脚，共三名伤员。 没几分钟收到回复：“已报团指，派担架去接，请自行向公路靠拢”。 四周一片漆黑，鬼才看得见公路。 “别急，今晚就在这儿休息”——我轻声嘱咐。 两个伤员老老实实靠着田梗，没过几分钟还响起小呼噜，气得张开祥不时捶两下。 　　天大亮了，我仔细判定方位。张开祥突然想起一件事：“副指导员，眼镜在你挎包里。” 我连忙摸出眼镜，一个镜腿挂住右耳，另一个镜腿插在左边急救包上，张开祥撕个布条，帮我在后脑勺把俩眼镜腿拴在一起，眼前豁然开朗。 “带好装具，我们向公路靠拢，沿途听我指挥，步谈机开机，没我命令不准联络……”我向两个伤员交代几句注意事项，互相搀扶着向西缓慢行进。 大约半小时，遇到前来接应的民兵。我吩咐：沿山谷向上几百米的小溪旁有个烈士，去一副担架把他运下来。另两副担架抬上一营的伤员，我用不着，腿脚没事儿。 此照片与本文不直接相关 　　团救护站设在公路拐弯处，一群人跑来打招呼，军医朱富没管担架上的伤员，急忙扶我坐到一块大石头上，摆弄好一阵子才说：“伤口包得挺好，基本上没感染”。 我与朱富是同乡，他边给两个伤员检查伤口边与我聊：“急死我们啦。有人看见你头部负伤，后来又说牺牲了，我一直留意，看抬下来的烈士里有没有你。” “伤不重，快帮我问问‘82无’在哪儿，抓紧时间回去！” “那可不行！头部伤必须后送，这是规定，送到这儿的伤员一旦出事，我们卫生队是要负责任的”，随后又加一句：“别看现在好好的，说不准里面的弹片有多深，脑组织一旦被弹片损伤，会有生命危险，可真不是吓唬你。” 我知道拗不过他，只好对张开祥说：“我取出弹片就回来。你先在卫生队帮忙，有连队的准确地点再回去。” 一营的两个伤员已登车，朱富和张开祥推推搡搡把我塞进驾驶室，汽车一直向北开去。 　　第二天，我从医院搭车跑回前沿，接下来的半个月又经历两次险情，那是后话。只是，仓促离开医院，却给我留下永久纪念：一颗小弹片至今残留头部。 出院通知书：“……因患者要求出院，请示领导同意出院”。 战后，我们连成为全团唯一的“一等功臣连”，第二排中间（右六）为本人。 请看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