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重走红军路——从彝海、安顺场到泸定桥

若泠

　　2024年是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美篇发起题为“伟大征程”的征文活动，旨在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让更多人了解长征历史。50多年前我在川西服役五年，曾多次深入阿坝州执行运输训练任务，那里是红军战斗过的地方，无数先烈长眠在雪山草地间。去年此时，我和亲朋好友一行十人自驾畅游川西，领略了“云端上的天梯高速”——雅西高速，沿途大渡河两岸就是红军长征路线，亲临现场抚今追昔，又受到一次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

   

　　1975年148师转入全训，千里拉练大凉山驻训演习（我留守营房）。战友得知我将来此，嘱我代为重游故地，于是就有了这段难忘的云端天路之旅。

    

       雅西高速公路跨越12条地震断裂带，全线桥隧比高达55%，被公认为世界范围内自然环境最恶劣、工程难度最大、科技含量最高的山区高速公路。     

　　从石棉至拖乌山这段51公里长的路被称作称“魔鬼路段”，这里有著名的干海子和铁寨子双螺旋隧道，车行其上确有穿越云端的奇妙感觉。

    

　　我们在栗子坪匝道口下高速驶入G108国道，当年148师就是沿此路昼伏夜行走向大凉山的。这里通常都是半夜下雨清晨雨止，战士们身披雨衣携带武器夜行军，人人脚上都布满了血泡。

    

       傍晚抵达冕宁县拖乌村，1935年5月，中央红军曾经此地北上。1975年，148师在此驻训半月，演练防空打坦克及山地作战，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亲临指挥，军事演习获得圆满成功。

拖乌村外的河滩地平坦开阔，是军事演练的理想场所。4年后的1979年，148师即开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场。一代人的奉献，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

     大凉山冕宁彝海结盟

　　彝海位于冕宁县城以北二十多公里处，1935年5月22日，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举行了“彝海结盟”，为红军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彻底打破了蒋介石妄图把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美梦。

         

　　刘伯承与小叶丹结盟处纪念碑由四川美学院长，著名雕塑家叶毓山教授设计，纪念塑像除了刘伯承、果基小叶丹外，还有聂荣臻和主持结盟的沙玛尔谷子。“彝海结盟纪念碑”这几个大字，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题写。

   

亲朋好友及上海中学校友合影留念

   

　　“彝海结盟纪念馆”馆名由原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同志题写。

彝族讲解员为我们详解历史

1935年5月2日，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凉山后举行了“会理会议”，进一步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内和军队的领导地位。朱德命令刘伯承、聂荣臻率先遣部队北进，取得大渡河渡河点。

　　先遣部队到达泸沽后，在给中央军委的《侦查报告》中建议走冕宁、拖乌小路至安顺场过河，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一路北上来到了冕宁县城。

           先遣部队抵达大桥后，受到彝族武装的袭击，红军只得原地待命。果基家支的头人果基小叶丹在我党我军政策和行动的感召下，对红军产生了好感和信任，愿与红军刘伯承司令结拜兄弟。

       1935年5月22日，刘伯承和小叶丹在彝海湖畔，按照彝族习俗同饮鸡血酒，对天盟誓结为兄弟，刘伯承把随身佩带的左轮手枪送给了小叶丹，小叶丹也将自己的坐骑送给刘伯承作为纪念。

当晚刘伯承司令设宴款待果基小叶丹一行，并将一面写有“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授予小叶丹。红军主力在果基小叶丹的协助下，顺利地通过了彝区直抵安顺场，为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在红军停留冕宁期间，有200多名青年参军，后仅有17人胜利到达陕北。

    

　　均不完全统计，有数百彝族青年参加了红军。全国解放后，部分老战士返回了大凉山，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

    

　　红军离开后，小叶丹宁肯倾家荡产，也不肯交出“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直到1952年，才由他妻子将珍藏多年旗帜献给了人民政府，这面旗帜现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彝海结盟”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如果再推迟三天，敌军将在大渡河完成围堵，红军就有可能重蹈石达开覆辙，所以党和国家历任领导人都高度评价这一历史事件。

      安顺场强渡大渡河

       离开彝海重返雅西高速，北行80公里于石棉县出高速，转S211省道前往距石棉县城11公里的安顺场景区。

   

　　安顺场以“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而闻名中外，是国家4A级景区、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采用花岗岩雕刻而成，碑体正面为红军战士头像，炯炯双眼凝视对岸，下方为十七勇士劈波斩浪强渡天险的浮雕。

纪念碑后为邓小平题写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镏金大字。

       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采用仿古代唐式风格，对称布局和院落形式，馆名由江泽民同志题写。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在长征初期，红军由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在此危急关头，毛主席提出改道进军贵州的建议，后在遵义会上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准备过大渡河进入川西。蒋介石急调中央军和川军10余万人，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将红军全歼于大渡河以南。朱德总司令两次发布命令，急令红军必须迅速渡过大渡河。

   

　　中革军委将红一军团第一师和陈赓、宋任穷领导的干部团组成先遣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分任先遣队司令员和政委。

   

　　红军先遣队于5月24日突袭安顺场渡口歼敌2个连并缴获一艘渡船。次日，红一团团长杨得志和一营长孙继先从二连挑选了17名勇士，由连长熊尚林任队长，在当地船工的帮助下，分两批冒着枪林弹雨强渡大渡河。

       神炮手赵章成用仅有的三发迫击炮弹炸毁了敌碉堡和工事，机枪排长李德才指挥16挺轻重机枪向敌火力点扫射，在嘹亮的军号声中，勇士们冲上北岸滩头阵地，并成功控制了渡口。

大渡河战役参战者（右起）：第一师师长李聚奎上将、红一团团长杨得志上将、一营长孙继先中将、炮兵连长赵章成少将、机枪排长李得才大校。

17勇士成功渡河并无一人伤亡，安顺场的8名船工功不可没。红军后来又缴获了两条渡船，当地又有77位船工主动加入，经过7天7夜的摆渡，中央红军8千余名官兵终于渡过了大渡河。

纪念馆中还珍藏着17勇士及77名船工的名单及照片，还特别标注了在渡河过程中牺牲的以及参加红军的船工。

            红军先遣队从安顺场渡河后作为右纵队沿大渡河右岸前进，以红1军团、红2师和红5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指挥沿大渡河左岸前进。两路纵队同时溯河而上，会师并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和红3、红9军团及红5团随左纵队后跟进。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毛主席的这段话耳熟能详，党的五代领导人都高度评价了长征精神。

   

　　在“红军长征在四川”纪念馆，通过多种艺术与科技手段，全方位、沉浸式地再现了红军长征在四川历程。

   

　　四川这方红色土地，可以说是红军长征路程和时间最长、经过地域最广的省份。从1935年1月底中央红军渡赤水进入川南，到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从阿坝离川北上，红军在一年又八个月时间里，转战四川10个市(州)近70个县。

    

在安顺场渡口矗立着一座“红军渡”石碑，是由参与强渡大渡河指挥的红一团团长、开国上将杨得志题写。

       石碑旁斜坡上，勇士队伍正奔向渡口，大渡河边陈列着的一艘“红军船”以及红军战士和当地船工的雕像。

       

      强渡大渡河是长征途中一场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战斗。 17勇士为红军主力打开了一条北上的道路，继续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长征。      泸定城飞夺铁索桥

　　泸定桥飞跨于四川泸定县城旁的大渡河上，清康熙帝统一中国后，为加强川藏地区的文化经济交流而建此桥。泸定桥建成于康熙45年（1706年），康熙御笔题写“泸定桥”并立御碑于桥头。

   

　　泸定桥身由13根碗口粗的铁链组成，每根铁链由近千个铁环相扣，总重量达21吨多。底链上满铺木板，铁链间用小铁链相连接，从而形成一个整体。

桥台为固定地龙桩的基座，桥亭在红军飞夺泸定桥时是指挥部和机枪阵地，红军22勇士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敌人火力攀援铁索向对岸冲击，边爬边铺设门板，最终攻占了对岸桥头。

   

       中央红军在安顺场决定分兵抢占泸定桥，红一军团第二师红4团为左路先锋团，从安顺场到泸定桥有320多里，第一天走了80多里，此时军委命令他们一天之内赶到并组织进攻夺桥。红4团的战士们在崎岖山路上日夜兼程，一昼夜行军240里，创造了世界陆军史上的奇迹，堪称兵贵神速的代表之作。

泸定桥之战成为红军长征时期的重要里程碑，它为实现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合，最后北上陕北结束长征打开了胜利之门。当时刘伯承曾在桥板上连跺三脚，感慨万千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后来，朱德总司令写下了“万里长江，犹忆泸关险”的诗句，毛主席更是有“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的纵情讴歌！

   

　　“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公园”距泸定桥仅600米，纪念馆与公园大门、纪念碑形成了一条红色文化游览轴线。

    

　　公园里竖立着22根花岗石柱，是对飞夺泸定桥22勇士的致敬纪念（夺取泸定桥战斗中牺牲了4位勇士）。22根石柱中只有5根镌刻了姓名，3根雕刻了头像，而多数勇士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他们没有留下姓名更不要说样貌。

       1985年，记者为泸定桥胜利五十周年庆典采访了红4团政委杨成武上将，当他回忆往事时不禁老泪纵横，没能找到那些勇士已成为他终身的遗憾。

   

       纪念碑体为铁索抽象几何体造型，远观就象凌空发射的机枪，近看碑体棱角凹凸有致，线条环环紧扣铁锁链。

       纪念碑前部平台上，耸立着两尊在铁链上攀援前进的红军战士铜像，一个在举枪射击，一个在挥臂投弹，再现了当年夺桥激战中红军战士的英姿。

　　邓小平为“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题写了碑名，台阶左右两侧碑体有用汉藏两种文体刻下的，由聂荣臻元帅撰写的碑文。由两位老一辈革命家同时题名撰文的纪念碑，全国仅此一座。

    

　　“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座落于纪念碑公园内，展区共分5个单元，以红军长征为主线，以飞夺泸定桥为重点，采用声、光、电等现代技术精心布展，全面展示了红军飞夺泸定桥历史。

           进入纪念馆内即见毛主席手书的《七律·长征》，据说是他赠与卫士李银桥的墨宝。让我们再次重温这篇作于1935年10月的不朽名篇，当时长征即将结束，回顾一年来所战胜的无数艰难险阻，他满怀喜悦的战斗豪情。

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纪念馆陈列了部分勇士资料，目前能查证到的只有廖大珠、王海云、李友林、刘金山、刘梓华五位，留下照片的只有李友林、刘金山、刘梓华三位。

　　廖大珠，江西高安人，时任红一军团2师4团1营2连连长。1935年牺牲于陕北。

王海云，籍贯不详，时任红4团1营2连政治指导员。1935年牺牲于陕北。

李友林，江西瑞金人，时任红4团1营2连党支部书记。曾任高射炮兵103师政治部主任等，1955年被授上校军衔。1958年，李友林转业进入中国科技大学原子系任副主任。1997年9月，李友林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

刘金山，江西赣县人，时任红4团1营3连党支部书记。曾任168师副师长、山东济宁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大校军衔。1999年9月，刘金山在苏州去世，享年91岁。

刘梓华，江西宜春人，时任4团1营2连的副班长。曾任天津军分区的副参谋长，他一生9次负重伤。1951年4月，刘梓华在北京因病去世，年仅39岁。

   

长征精神光耀千秋，

红军先烈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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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自驾路线图（2023.2.1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