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 忆 钟 表 社 及 其 他

张运雄

　　  随意；没有限制，不受约束是漫字的释义之一。漫忆钟表社，顺带漫忆了几个与钟表相关联的前辈和同事，捡拾记忆中的鸡零狗碎草成此文。

                                            一一题 记



钟表社位于岳阳天岳山街北端，上世纪六十年代，它是一家只有几十人的小单位。

    那时候称“社”的单位很多，什么竹器社、铸锅社、衡器社、圆木社、服装社、钢火社、白铁社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社”都归属于手工业联社名下。

   所有这些单位（社），都是在1953年开始的“三大改造”中，对个体手工业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将他们组合在一起，成立各种合作社后慢慢发展而成的。“社”是时代的产物。

校友帅方、帅白兄弟俩，还有和我同住天岳山街上的玩伴王岳祥，1966年他们初中毕业后都到钟表社从事钟表修理工作，我则进印刷厂当了学徒。

    我家住天岳山街中段，来来去去都要从钟表社经过，因此对钟表社的事我略知一二。

     房产公司挨着百货大楼建有一栋三层楼房，钟表社租用了靠百货大楼这边的上中下三间房作为经营场地。听人说他们实际只用了两间，最上面那间转租出去了。

   最下面的这间房子里，进门左侧摆有一张柜台，那是用来接洽业务的。接业务的是一个操长沙口音，个子鼓鼓墩墩，眼睛有点鼓的男同志，大家叫他佘师傅。他除接业务外，还负责开具和派发修理单，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除了这张接业务的柜台和房子后面楼梯间占去的空间外，房子里摆放着十几张像课桌一样的修理桌。与课桌不同的是桌子上面放着一个前面、上面、左面、右面四个面都是玻璃（玻璃嵌在木框内），下面是木板，后面是空的的玻璃罩子。修理工坐在罩子后面，头倾在罩子里面，一只眼睛的眼眶间夹着一只比大姆指大，约大姆指一半长的筒式放大镜，借助这只放大镜，可以使钟表中的细小零件清晰地呈现于眼前。他们的两只手都放在罩子里面，一只手持表或钟，一只手拿着工具，都在聚精会神地修理着。钟表是精密仪器，灰尘进入后会对走时精准产生影响，在玻璃罩子里修理可减少灰尘的进入。

    据说二楼一半是修理场地，一半是钟表零配件倉库，真实情况怎样，我没有上去过，不敢妄言。

　　古人是没有钟表掌握时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太阳就是他们的钟表。日晷、砂漏虽然可以计时，但不方便使用，方便实用的机械钟表十九世纪才从西方逐渐向东方普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戴手表是我国城市青年中的一种时尚，岳阳这地方年轻人结婚时的标配是“三动一响四十八条腿”，手表乃“三动”之一。此时国产手表刚面世不久，质量不咋的，瑞士手表价格昂贵，普通老百姓买不起，风行一时的苏联手表，因中苏关系破裂，已少有进口了，而民间那些存量手表已到了故障高发期，所以钟表修理行业肩负的修理任务不轻。

  有时我想去会会我的几个熟人，往门口一站，只见一屋子人都在埋头苦干。他们偶尔抬起头，我们目光相遇了，他等也只是从罩子里抽出捏着工具的手朝我挥挥，马上又低头干活去了。好多次，我都是悄悄地来又悄悄地走了。他们的生意确实太好了，一刻也闲不下来。

    记得钟表社有一个长得高高瘦瘦，白白净净的师傅 ，一直不知其尊姓大名，还是去年从陈湘源老师一篇文章里插入的一张照片中才知道他是陈老师的胞弟；还有钟表社的邹师傅，原来并不认识，后来他成为了印刷𠂆的女婿，于是也就认识他了。于此看来，我与钟表社还是有点因缘的。

  我们厂食堂的大厨戴嗲炒得一手好菜，辣椒炒肉、水煮鱼、清汤肉丸都做得倍儿棒，色香味俱全，令人馋涎欲滴。辣椒炒肉一角钱一份，水煮鱼也是一角钱一份，肉丸五分钱一个。因了他的好手艺，使得𠂆里的年轻滿哥们的菜票早早地就吃没了，月终算帐，远远超出了他们每月九元钱的伙食费预算。满哥们说戴爹是“撮把子”（骗子），把他们的血汗钱都“撮”走了。为表达对他的“不满”，改叫“戴嗲”为“戴老倌”。

     戴嗲解放前在国军当过兵，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似乎天上的事他知道一半，地上的事他全知，夸夸其谈，透着一身“兵游子”气。印象中他“话把里”特别多。有一次不知他说了件什么事，有小青年“不买账”，与他进行争辩，驳得戴嗲理屈词穷，张口结舌。戴嗲暗自叫苦，知道今天碰到对手了。戴嗲不服输，鸭子死了嘴壳硬，他说小青年胡搅蛮缠，强词夺理，说小青年是“蛮宁（人）里肏死牛，还瓦（说）牛发瘟”。俩人不欢而散。

   记得戴嗲说过一句与手表有关的话：“大赔钱讨小（小老婆），小赔钱戴表。” 这句话中有一层意思是说戴手表很容易出故障，得经常花钱修理。戴嗲手腕上戴有一块陈旧的手表，估计他的手表没少送钟表店修理，多有破费，这句话的后半句应该是他的自我经验总结。

   钟表修理工作除了有钟表社担负外，街头还有修理钟表的摊子，商场里有修理钟表的柜台，这些摊子和柜台也分担着一部分钟表修理任务，此外，还有一些修理钟表的民间高手，无所不在地分布在各单位和各居民居住地，不显山不露水，无意之中他们也分担了一些钟表修理任务。

   我们𠂆那时是一家百十来人的小厂，厂里就有任某良、戴某秋、刘某生三个人会修理钟表。他们修理钟表首先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其次是那时学习雷锋，提倡发扬助人为乐精神，他们觉得学习一门技艺服务他人挺好。

      我学徒时，任某良师傅带过我一段时间，任师傅技术好，还注重理论学习，是难得的有技术有理论的好师傅。那时候实行八级工资制，各工种根据技术难度，对工资级别进行封顶，装订工技术难度低，最高只能定六级，机印工技术难度高，最高定为八级。任师傅是机印工，已评定为七级，他拿的是当时𠂆里工人中最高级别的工资，挺令大家㵪慕。

当时全国印刷行业仅有《印刷技术》一种专业杂志，该杂志上曾登载过任师傅谈上版操作体会的文章，任师傅将自己的上版经验通过该杂志无私地介绍给了全国的同行们。

  “文革”初期，有一段时间𠂆里的造反派批判“技术挂帅”，鼓吹“技术无用”，致使部分青工不学技术，停工停产到外面“闹革命”。任师傅劝我不要跟那些人到外面去瞎胡闹，鼓励我认真学习技术，掌握好谋生本领，做好本职工作，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还将自己珍藏的多本《印刷技术》借给我学习，在任师傅的启发和带动下，我比较注重印刷技术的实践和理论方面的学习，不久就能胜任本职工作，深得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1978年，在岳阳地区举办的印刷技术考试考核中，我获得了理论考试全地区第二名的好成绩，随同厂领导去湘阴参加了表彰大会，领回了一张奖状，还获得了一只白色搪瓷把缸上印有“岳阳地区印刷技术考试考核优胜者奖”红字的物质奖励。成绩的取得，是任师傅正确引导的结果，心中非常感谢他。

　　我经常去任师傅家里玩，任师傅家住在县工人俱乐部的一栋红砖红瓦水泥地面，干爽明亮的平房里，他家住在这栋房子的西头，有大小两间房，总共约30平方米，在当时，这是顶不错的住房。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得益于我们厂那时承担了《毛主席语录》印刷任务。印刷《毛主席语录》是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县领导十分重视，为达到生产场地和生活场地要分开的要求，县革委会将县工人俱乐部全部划拨给我𠂆做了生活区。这样一来，使得一部分职工和家属住上了好房子（此前住在厂里从房产公司租来的阴暗潮湿破旧的房屋里），企业有了灯光蓝球场，有了大礼堂和大食堂，一夜之间由乌鸡变成了金凤凰。兄弟单位对我们厂㵪慕不已，都说我们印刷𠂆沾了毛主席的光。

　　在任师傅家里，我多次目睹他为别人修理钟表的情景。来找任师傅修钟表的除了本厂职工和家属外，还有由他们带来的亲朋戚友。对来找他修理钟表的人，任师傅都会热情接待，从不推托。

     钟表的故障各种各样，有的问题任师傅稍施小技马上就解决了，有些问题一时还判断不了，任师傅会让他们将钟、表留下，待他慢慢查找。来找任师傅修理钟表的人基本上都能满意而归，他修理不了的，他也会提出修理意见供来人参考。除更换零配件要收成本费外，任师傅的修理都是免费的，践行他“学雷锋做好事”的执念。有些当事人感于任师傅的辛勤付出，会买一两包香烟，或买一两张电影票，或带点乡下土特产送给他，任师傅坚辞不受，有时实在拗不过那些知恩图报的当事人的强送硬塞，只能无奈地收下。他对他们说，以后要修理钟表只管找他，送东西下不为例。

    一天任师傅的徒弟，刚出师不久的高某元气急败坏地来找任师傅，说他好倒霉，花了一摞“工业劵”和“来会”凑足的120元钱买了块“上海”表，谁知道买来没几天就发现走时不准，他自己调校了几次后依然如故，特来请师傅帮忙。  小高将表留在师傅这里，任师傅调校后同样也没有调好，他于是打开表盖查找问题，终于发现是一个叫作“骑马轮”的零件上有小毛刺，他将毛刺清除后，手表就走得很准了。

     高某元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觉得零件有瑕疵的表不是好表，于是他将手表送到寄卖店刘嗲那里寄卖。刘嗲115元收了他的手表，标价120元将手表卖出去了。尽管那时候手表十分紧俏，但价格是受严格控制的，寄卖店不敢将手表高价出售，否则就会落下“投机倒把”的罪名。

     可爱的小高师傅于是又攒又讨地凑齐了“工业劵”，再贴上五元钱终于买到了他满意的“上海”手表。结婚标配又增添了一件，他高兴之情溢于言表：逢人多说了三分话，将自己的高兴滔滔地分享于他人；扯起嗓子吼着“阿朗赫赫尼那，阿朗赫赫尼那……” ，唱起了他最喜欢唱的《乌苏里船歌》，且比平常唱得着调。如果那天不是雨后初晴地上还有点湿，我相信他还会在地上翻上几个筋斗打上几个滚来表达快乐心情。

   戴某秋与刘某生是师徒俩，戴某秋既是教刘某生印刷技术的师傅，也是教他修理钟表技术的师傅。上班时他们在车间里教、学印刷技术，下班后在家里教、学钟表修理技术，两人形影不离，是一对很特别的师徒。

     戴师傅除喜爱修理钟表外，还喜欢制作竹笔筒。锯下竹筒后，他在上面刻字雕画，经他这么一弄，不起眼的竹筒就变成了一件蛮不错的工艺品。他的作品大都送给了亲朋好友，也看到过他在街边铺上一块布，将大大小小的各式竹笔筒摆在上面出售。有人买了他的竹笔筒后，他让其拿出钢笔，免费在钢笔杆子上为其刻上姓名，以此作为添头奉送。

     七十年代与戴师傅做过几年邻居，感觉戴师傅为人随和、热心，他时有标新立异之举，是个有趣之人。他老婆是裁缝，他让她用“再生布”给自己做了一条裤脚一尺二寸的裤子，他穿着走在街上，比穿着灯笼裤招摇过市的巴陵剧团的女演员还抢眼。戴师傅身体单薄，个子不高，特大裤脚的裤子穿在他身上，看着有点滑稽，怎么能不夺人眼球？

    戴师傅好喝酒，他的下酒菜多为辣萝卜条、花生米之类的素菜，有时也看见他将不知从哪里弄来的蚕蛹，在锅里放少许油，用小火慢慢焙枯嚥酒。他将蚕蛹嚼得嘎吱作响，吃得有滋有味，面对别人狐疑的脸色，他连声说道：“蚕蛹好香好脆好好七（吃），不信你就来尝尝！” 随即朝你点头一笑，那分明是说：你敢不敢尝？

    那时猪肉凭票供应，每人每月仅有半斤肉票，戴师傅家的肉票被他老婆严格控制着，他们有四个孩子，孩子们正长身体，她要把肉留给他们吃。戴师傅馋荤腥了，会找人开后门买点猪脑壳、猪肠子、猪尿脬等来吃，这些东西不收肉票，凭关系有时能买得到。东西做好后，戴师傅会用筷子夹上一块说：“猪身上都是好东西，七（吃）母里补母里！”  有一次他又这样说时，我怼他：“戴师傅，难怪冇看到嗯（你）恰（吃）过猪尾巴啰，猪尾巴恰（吃）哒冇得地方补得吧？”  我说完后，他面露尴尬，却并不生气，连声说：“猪身上都是好东西，七（吃）了大补，七了大补！”

    戴师傅父母住在广兴洲乡下，见儿子一家生活不易，时不时地会捉点黄鳝泥鳅带给他们改善生活，因此戴师傅家时常有烹制荤腥的鲜香和浓郁的酒香飘出，是我们这栋筒子楼里最浓烈的烟火气息。

　　八十年代末，刘某生办了留职停薪手续，在先锋路附近开了一家修理店，不仅修理钟表，还修理电风扇、电视机、收录机、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从修理技术方面来看，刘某生与时俱进，算得上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不记得是哪一年了，有一天我提着那台1980年代未买的双卡收录机去刘某生店里修理。说明来意后，他瞄了一眼机子说道：“老兄你也太跟不上潮流了，现在是D V D时代了，你怎么还在用这种老掉牙的东西？这种机子就算没有问题也早该扔掉了，你还提来修理，那是花冤枉钱！如果你願意，我出点钱买下机子拆点零件用于修理，免得你当垃圾扔它了。” 

    刘某生的店子我去过两次，第一次是碰巧进了他店子，才知道他已停薪留职自谋职业了；这次进他店子，他促成了我的消费升级，不久后我就购买了D V D。

   先知先觉，顺势而为一一刘某生给我留下这么一种印象。

    刘某生不仅精通钟表和家电修理技术，也爱好文艺，吹拉弹唱样样都行，可惜的是他六十来岁就走了，真是天忌英才啊！而他的师傅戴某秋年近九十了，身体仍然硬朗。这样说吧，刘某生活出了生命的厚度，戴师傅定会活出生命的长度。祝愿戴师傅福寿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