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官僚政治的由来与演变

螽鼬

过分渲染一种急待除去的东西的丑恶和过分渲染一种急待实现的东西的美好，也许在宣传上是有必要的，但同样会妨碍科学上的认识。

01

官僚政治的产生

官僚政治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技术性的，另一种则是专制体制的产物。技术性的官僚作风表现为形式主义、官腔、追求表面交代、刻板应付、推诿责任等。这种现象不仅可能在一切社会体制中的政府机关存在，且如教会、公司、乃至学校等大型机构中也可能存在。但真正的官僚政治，当做一个社会体制看的典型的官僚政治，却只在任何社会的某一历史阶段存在——君主专制阶段。

君主专制政体将有关行政事物的立法权集中在君主手中，由其颁布的命令成为法律依据。由于君主不能事事躬亲，就必然要委任官吏。这些被委任的各级官吏为了切身利益，也就必然要对君主唯命是从。在这种情况下，官僚或官吏就不是对国家或人民负责，而只是对君主负责。君主的语言，变为他们的法律，君主的好恶，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他们只要把对君主的关系弄好了，或者只要把对上级的关系弄好了，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的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而一味图以自利了。所以，在专制政治出现的瞬间，就必然会把政治权力把握在官僚手中，也就必然会相伴而赍来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是专制政治的副产物和补充物。

公元前1122年兴起的周朝，是一种分田禄制的领主经济封建制度形态。在这种制度下，每个封建贵族视自己管辖的领地和民众为私人财产，有独立倾向。秦统一中国后，施行并天下、号皇帝等革新政策，废除了封地制度，剥夺了贵族的特权地位。由商鞅变法开始的地主经济得到发展，取代了领主经济成为主导经济形态。秦始皇把政治、经济大权集于一身，成了国家的化身，“朕即国家”，至富、至贵、至尊，受其治权的各级官僚都得仰其鼻息，“用命受上赏，不用命受显戮”。

中国二千余年的的专制官僚政治就这样在地主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由秦国奠定基础。这种政治经济模式不仅改变了中国封建制度和官僚政治形态，也改变了官僚之间的社会阶级厉害关系。这种厉害关系使他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把命运牢牢的拴在一起。帝王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既是地主的领袖，又是官僚的首领，而他以下的各种各色的官僚、士大夫，则又无异是一些分别利用政治权势侵渔人民的小皇帝。这样绝对支配权利愈神圣、愈牢固，他们托庇它、依傍它而保持的小皇帝的地位，也就愈不可侵犯和动摇了。

02

中国官僚政治的基础

中国官僚政治的发展受两方面影响：一是田制税法的变革，二是科举制的采行，这两方面的大成就推动中国古典封建专制官僚制向着更高阶段的发展。

封建社会的权力是建立在田制税法上。为了巩固官僚政治统治，加强经济基础、扩大中央经济权力至关重要。而田制税法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税法关系到各级官僚与地方豪强、门阀之间如何分配剩余农产品的经济利益，这也导致内部矛盾频发，每个王朝都充满争斗。田制税法不但体现着了支配阶级对被支配阶级的剥削榨取深度，同时也体现了支配阶级内部对于榨取物的资源分配情况。

加强精神控制，是巩固官僚政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任何一个统治阶级总要把自己的文化思想当作社会的文化思想。中国官僚政治具有延续性、包容性和贯彻性这三种特点。通过吸纳和运用有利于长期统治的文化思想，将其贯彻到社会各个方面，构建了一张天罗地网般的体系。其中，儒家文化作为官僚政治的精神支柱至关重要。

封建社会重阶级名分，君权国家重一尊威权。老子主张无名无为，不利于干涉；墨家创兼爱，重平等，尚贤任能，尤不利于专制。惟独孔学，严等差，贵秩序，与人民言服从，与君主言仁政，以宗法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从而达巩固君权的目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最符合帝王统治人民的要求。狡猾者遂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

官制设计是官僚政治组织核心问题。官制的设计有三原则：

1.培养对专制君主和其他揽权者的敬畏心态，确保心悦诚服；

2.保持各官僚势力间平衡，避免势力突出引发的风险；

3.既要使全体人民能“安分守己”“听天由命”，接受官僚统治，又要使他们当中的优异分子“有机会、有志望参加统治”。

马克思曾说：“一个统治阶级越是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引过来，它的统治就会越是巩固，越是险恶”。

科举制的设立有选贤任能的目的，但科举制度最大的目的就是要“使人的思想拘囚于一定的范式中”，使人的意志集中到一定目标上—— 追求官员地位，而非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

03

中国官僚政治是如何阻碍社会进步的

应当承认，专制官僚政治在早期是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上也有过许多鼎盛时期。

但长远的看，官僚政治形态对中国社会的阻滞作用是全面的：

官僚政治的核心在争权夺利：

官僚既然不是对国家或人民负责，而只是对君主负责。那么只要与君主的关系弄好了，下级官吏只要与上级官吏的关系弄好了，他就可以为所欲为的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一味图其私利了。上上下下的主要精力自然都放在关系学上，工于心计。让君主最放心不下、睡不着觉的是怎样摆平官僚内部关系，平息不断地宦海风波。

做官发财，徇私舞弊，贪污成风

在专制官僚政治体制下，做官必定有实权实利，个人及家属的财产都能得到保护和增长。做官和发财就像一个徽章的两面。

一个为官僚所把持操纵的社会，本来就没有什么法度可言，要说有，也是有关人民对于他们的义务的规定，或有关官僚相互之间的权利的规定。在缺乏真正法度的情况下，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不可避免。

贪污不仅是官僚政治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维护官僚政治的必要条件。因为“专制官僚社会统治者对其臣下，或其臣下对于僚属所要求的只是“忠实”，不是“清廉”，至少两者相权，宁愿以不清廉保证“忠实””，所以“聪明的统治者，往往不但破格赐赠，以结臣下的欢心，甚或鼓励贪污侵占，以隳野心者的壮志”。

官、商、高利贷者、地主四位一体的集权的或官营的经济形态，严重侵蚀和消融工商资本

官僚政治以地主经济为基础，官僚与地主自然就是一体的。大官僚即为大地主。

虽然中国古代有过重农抑商的政策，但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农产品的流转无可避免，商业不可或缺。以地租和赋税形式存在的农业劳动剩余，也需要转化为商品，这就不可避免的会使商人、官吏和地主发生密切关系。特别是当商人和高利贷者发迹致富后，就会令官吏刮目相看，相互就结合的更加紧密。商人可以买田兼做地主，也可以买官做官，官吏也爱经商和放高利贷。

这样一来，商业就加大了对一切生产者的剥削和欺诈，使农业和手工业都隶属于它，手工业既无资本积累也无技术革新可提升为工业。阻碍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

官僚政治的“现代化”中，官僚资本阻碍现代工业发展

自唐宋时期开始，中国社会经济虽然缓慢进步，但直到清代中叶前后，在诸多丧乱之中，也不无艰难地孕育出一些新的生产力，工商业、金融业都有一定规模的发展，然而，农工结合体这种生产方式的广泛存在成为了发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业的致命障碍。

封建社会的统治关系对经济因素的进步起到了消极的作用，导致其转化为附庸，所以各种进步因素很难自发形成足够强大的力量，以突破既定的社会统治关系。辛亥革命后成长起来的新官僚政治更加强化，很快在全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官僚经济形态。特别在抗战过程中，国民党新官僚政治机构成了领导抗日工作的中枢机构，国民党官僚们借抗日名义大发国难财。在战火中，“一部分有权有势的人，强制另一大部分人，为民族、为战争贡献出他们的生命和仅有的财产，而强制者自己，却不但藉此保全了生命、财产，且还藉此获得了发财和扩大权势的机会”。

新官僚政治还通过财政金融体系迅速发展和壮大官僚资本，垄断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战后，这种趋势更为恶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原本脆弱的民族资本工商业经过战争重创，更加难以复兴和发展。

而且帝国主义历来就不支持中国走工业化道路，不希望中国强大起来，他们更愿意扶持官僚政治走老路。

诸如此类的原因，使中国长期停滞在地主经济与官僚政治的统治上。这是中国过去二千年只有王朝更迭的政变而始终未出现社会革命的基本原因

04

两千年的循环

官僚政治制度内生性的矛盾导致了两千年循环的出现：

每个王朝的官僚统治最初都以培育剥削的源泉（劳动大众）为目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向全社会施加压力，使农民承受着沉重的经济和社会负担，这导致了一系列无法解决的矛盾：

首先，“以农立国”的封建社会是不能让商业、高利贷业的活动过于猖獗的。但实际情况却是此类活动愈演愈烈，官吏也参与其中。结局就是商人、高利贷者吞并农民田产，从而动摇社会的根基。

其次，贪污的盛行导致官僚统治机构内部的松懈和混乱，影响了整个体系的运转。

另外，农民是在土地上生根的，一切伦常教义，一切"安分守己"、“安土重迁”的大道理，是要以他们能继续在土地上生存下去为基础的。一旦他们因为压迫榨取而失去土地，成为漂泊的流浪者，所有的社会思想的羁绊就再也无法约束他们了。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虽然在不同朝代发生，但根源大致相同。因此，“官逼民反”的“官”，并不是特定的某个官员，而是整个官僚统治体系。他们的反抗主要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不是纯粹的政治原因。因此，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变革并未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根本性改变。

05

官僚政治的覆灭

辛亥革命的伟大成就，不在它推翻了满族统治，而在它同时还至少在形式上推翻了数千年的专制统治。然而，旧的官僚政治被推翻后，却为新的“中华民国”官僚政治所取代，贪污腐败依然存在。

1950年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彻底铲除了地主经济，官僚政治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虽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其腐臭还会熏染少数人，但已经到了它灰飞烟灭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