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煤矿院发小们勾起的回忆（一）—北京记忆、移居河南

安逸

我们这帮北京煤矿院发小，都为五零后，生于北京，长于北京，父辈是同事，我们是发小，少年移居河南，至今或居于郑州，或居于北京，或在其他城市。如今，在微信群，在生活中，保持着联系，保留着回忆～ 🕰北京记忆🕰 西城区德胜门外六铺坑，后九条三区四号楼（如果没记错的话），是我在北京出生和长到13岁的地方，我记得公交车坐到后九条下车，先往西再往北步行一段距离，路过安德路中学，然后到那一大片院子，我家那座楼挨着人定湖公园…… 地图查到的几个记忆中的地点 2019年，六铺坑二巷通往三区的大门，曾经我们就是从这里一次次走过～ 杨平说如果不来河南本不相识，其实想想在北京我还是知道几位发小的，不能算认识，只是知道。我家跟刘宏伟、刘建伟家应该住一个楼，不在一个单元，我还知道胡晓蓓甚至远远见过，但没说过话，好像对张慧玉阿姨家、朱传耀家也有印象…… 父亲在北京煤矿院工作，母亲的工作单位是北京图书馆，就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文津街馆址。 我跟弟弟年龄差8.5岁，儿时的我也算是独生子女了，小时候，大姨从四川来北京帮着父母照管我，文革期间，因为顾忌到家庭出身不好怕惹麻烦，大姨回了四川，我就进了母亲单位附近的后海幼儿园，那是全托幼儿园，周一家长送去，周末儿童车——带“车厢”的人力三轮挨家挨户把小孩儿送回家。记得因为母亲不敢骑车带人，每周一都是推着坐在自行车后座的我步行去幼儿园，再加上后来跟着母亲上班的一年多，久而久之那段街上的很多人都认识我们母女俩了～去百度地图查了一下，从后九条到后海幼儿园步行大约有2.6km，走路得四十分钟。 父亲在北京煤矿院门前与同事们的合影 母亲在北京图书馆与同事们的合影 2024.5的原北京图书馆大门，发小去京特意拍给我看的，说起来，我多年多次去北京，却从来没特意去访过记忆中的地方～ 我小候就很宅，性格也很闷且胆小，最多在楼下跳个皮筋抓个拐，记得有一次在楼下地上坐著玩呢，突然觉得头晕，然后看见楼里人纷纷跑出來——地震了，应该是1966年邢台地震波及到北京。 去的最多的公园不是近在咫尺的人定湖，而是动物园，在后九条站坐27路公交车，这个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我的生日月是十一月，北京对九月一号后出生的上学年龄严格限制，导致我有一段幼儿园不收、学校也不收的时光，那段时间我就只能每天跟着母亲上班——那时的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目录室是母亲每天上班的地方，在没有电子化的年代，目录室里一排排高高的深咖色目录卡木柜、安静的环境，没事时母亲就给我读书，午休时母亲的同事偶尔会带着我翻墙到隔壁北海玩儿……那真是一段不知愁滋味的美好时光，至今难忘，以致后来考大学时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图书馆专业，没能如愿是有一些可惜的。 文革时见过企图打砸抢的红卫兵冲击北图，母亲那时候挺热血，还试图讲理来着，我却被吓得够呛。煤矿院大院里见过红卫兵把被游街人（是煤矿院的一个院长，姓什么已经想不起来了）父母的骨灰盒挂在人家脖子上游街，然后给扔到下水道里了……大庆小学上小学时记忆最深刻的事也是跟文革有关：某天到校，到处贴满某某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标语，是一位历史老师自杀了……有一天我家邻居突然闯进一帮人来抄家，还走错跑我家来过……现在想想那个时期，人性泯灭，恶行横行的事情太多了。 那时候父亲经常出差，时时离开北京在外地停留几个月（常去河南的煤矿），1970～1971年母亲在下放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期间，就把两岁的弟弟和11岁的我留在北京交给保姆照管，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我还记得经常跟发小们端着锅去食堂打饭～再后来就把我们送去了母亲四川老家交给大姨照顾了，在四川呆了一年，再回到北京已经满口四川话了。 母亲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 我和弟弟在四川跟亲戚家孩子合影 在北京煤矿院大院里比较亲密的玩伴是范丰和同住一层楼的王苏娅，范丰应该是比我高一年级，王苏娅同级，离开北京时还在颐和园和天安门合影留念，现在照片还在，伊人不知何处了～范丰父亲后来还曾来河南煤矿院出过差，恢复高考后我还听说过她们俩分别考上了北京的院校，再后来就没消息了。 这是2024.5发小去北京寻旧专门给我拍的，二楼是我家曾经的住处 1972年春节后，林彪搞的战备疏散波及到父亲单位，我们一家离开了北京，移居河南，从此也开启了我和铁路的不解之缘，甚至可以说与中国铁路一起成长～ 离开北京前全家在颐和园留影 离开北京前跟儿时玩伴王苏娅合影留念 离开北京前跟儿时玩伴范丰合影留念 🕰移居河南🕰 新密安家 1972年，全家离开北京移居河南，那时的搬家可是连家具都搬的，可过程我已经全无记忆，连坐火车的过程也不记得了，儿时坐火车的记忆只有北京去四川走宝成铁路时那连绵不断的山洞和宝鸡站阴沉沉的天～～ 记得的是初到河南住在郑州现已不存的金水饭店，现在网上都找不到它的老照片了。一起到郑州的肯定不是我们一家人，但我不记得还有谁家了，也许有我们群里的发小？ 金水饭店住了一阵就到了那时的新密矿区（县）安家，看到杨平写的回忆记得那么多细节，我只能惭愧加尴尬的说，记得真不多了。 刚去住的旧房不记得位置了，新平房我家在最后一排，南墙外放炮炸石头还被飞石砸坏过窗户玻璃，李京说，吉佳玲父亲还拿相机拍过飞石的现场作为证据，再后来放炮炸石总会提前喊“放炮了！”～ 我家东邻是胡晓蓓家，西邻是朱传耀家，再往西走有吉佳玲家、田老师家，前排正对着应该是周曼家，杨平家和陈平家都在前排～而那房子的厨房是在屋外面的。 2016年春节，我和弟弟曾去新密寻旧，凭着记忆找原来的大院，寻问过旁边看门的，那看门的说他在那儿住二十多年了，不太清楚，弟弟当时就说：才二十年？我四十年前就在这儿住过了，看门的一脸惊讶问我弟：那你多大岁数了？哈哈哈！ 从这里进去就是我们住过几年的新密大院了 原来大门的位置 新密大院，物不是人也非 　　 新密大院记忆里印象深刻的几件事：手工做蜂窝煤、学挑水、大门口的人头。 在北京从没见过手工做蜂窝煤，在这儿体验到了，对大人来说是很辛苦的一件活计，对孩子来说就是新奇好玩了；学挑水（因为停水需要挑水吧？）也是从新奇开始，能从不近的距离顺利挑一担水回家还挺得意的感觉；大门口的人头不知道还有发小记得不？我和弟弟都记忆深刻，据说是被狗叼来的，放在了大门口铁门的正中，当时还来了警察过来勘现场，我们跑去看了后晚上吓得睡不着觉～ 另外在新密我家出过一件大事：弟弟爬汽车把胳膊摔骨折了，在当地没接好就跑去北京积水潭医院重接，最后还是没接好，虽然不影响功能但胳膊肘现在都是歪的。去北京看病张慧玉阿姨还曾帮忙提供住处。 可惜在新密没有留下什么影像，那个年代，大家都没有留下几张照片～ 我记得就是从这走下去挑水的，只是土坡变成了水泥路 在新密矿小插班我应该没跟哪位发小同班吧？几班？仍然不记得了😅 杨平发的新密矿小三好学生合影我弟看了还很诧异，他以为我们到了新密就直接上中学了呢。 我们在矿小插班上学应该有一年左右，矿小升矿中，正赶上73年邓小平恢复工作，所以“小升初”进行了考试并张榜（那年的历史事件：工农兵大学招生实行了文化课考试并诞生了“白卷英雄”张铁生），我只记得自己第七，前面以男生居多，具体是谁不记得，原来前三里面有两位是我们发小，许建民和杨平厉害了！ 这条上学来回的路不知道走过多少次，路边没有现在的高楼，我当时很喜欢溜墙边走～ 升入矿中后，记得学校搞了个女子班，是一开学就到女子班还是过了一阵已经记不清了，从那时起我就跟胡晓蓓成同班同学了，其它发小暂时应该没同过班。 矿中记忆最深刻的是学军，居然有实弹射击，虽然是小口径步枪，也有女同学吓哭了，我清楚的记得我三枪打了27环，作为近视眼已经很不错了。 再一个印象深的是在新密看电影，露天电影那个场地，旁边是电影院，罗马尼亚电影“爆炸”上映时我一天看了三场…… 要是没有杨平找来的这张合影，新密就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了，这里面可有咱们煤矿院不少发小呢。 按群里大家认出来的发小标记了名字 这张也是新密期间留下来的，应该是秋珍姐毕业下乡前去照相馆拍的，算是我们“德胜门外”群里人最多的一张了吧 搬家到郑州 1975年，煤矿设计院搬往郑州，新密大院的发小们在郑州转入了不同的学校，我跟胡晓蓓、刘建伟插班在一中778班（还是刘建伟去的晚一些？），杨平在772班，许建民也在一中我是记得的，但不看杨平的回忆真不知道还转了一次学，还有低一年级的周曼、朱传耀也在一中。 一中记忆深刻的是几件事：发型区别人群、学工、学农、1976年 我和胡晓蓓插班后因为当时留的发型，被班上不愿学习的那拨认成同类，后来跟一些女同学熟悉后被提醒我们才知道还有这回事，说“混社会”（其实这是现在的词儿）的多梳两个低把子发型，那时是很莫名的。而现在，刻板印象虽然常有，但追求个性化已是潮流了。 学工去过煤矿，有一天还穿上矿工服戴着矿灯乘罐笼车下到了采矿作业面，那个作业面低矮到必须蹲着移动，幽闭恐惧症的人肯定受不了，但井下的饭是真不错，一个饭盒里面是切成几块儿的白面馒头，还有菜～体验过下井后还去食堂帮厨—包饺子来着。学工还去过二砂，为了夜班跟同学一起往返而学了自行车，比起杨平你们几个，我学车够晚。 学农在闫洞，那会儿真的认为自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应该多多在农村锻炼，对学农非常积极的投入，我跟胡晓蓓还带着妹妹、弟弟去过闫洞，小孩子真不怕走，现在想想，真挺远的。 1976那年先后经历了几位国家领导人的离去，我记得大家都在操场听广播，哀乐一起，真情实感的悲哀。 毕业时778班团支部和老师合影 七十年代还有件“大事”，就是我和胡晓蓓的第一次“旅游”（我是第一次，晓蓓是不是？），真得感谢宋老师和田老师的超前意识，在“旅游”还不被人广而所知时，就带我们去实践行万里路了。 那次去了南京、镇江、无锡、苏州、杭州、上海，还记得当时晚上住过澡堂，得八九点以后澡堂清场关门才能进去睡觉休息，全程吃住行游一个人的费用我记得是三十多块。 第一次旅游的照片 本想找张那时候一中大门的老照片，可惜网上遍寻不到。这是77年毕业时的778班，但那会儿胡晓蓓转学了，班里煤矿院发小只剩我和刘建伟。 在一中的高中两年，就不像北京、四川、新密，相处过的同学记得的很少，一中两年的同学有些成为了一辈子的朋友，一直到现在仍然经常相聚的那种。 一中高中毕业证书还保留着 1977年7月高中毕业，那一年下乡政策可以留老大了，我父亲说留下一个算一个，等弟弟下乡还有好多年不知道啥情况呢！真是有幸言中，第二年上山下乡就结束了，而我就成了留城待业青年。这事还有后续呢：因为没下乡，我后来的工龄是从1982算起的，在分房子时吃了点小亏嚯嚯。 高中毕业后在设计院办公楼工地打小工我有印象，暑假建家属楼打小工印象很淡，一天给几毛钱来着？不记得了，用铁掀挖土来着我是记忆深刻……要是跟我们（我也算大土木专业）行业的年轻人说，他们都不敢相信那时候是人工挖基坑呐。 留城证和待业证居然还在 现在有句话常被拿来说个人命运“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头上也许是一座山”～ 我觉得，我们下放到河南也算是那粒沙吧，虽然没到大山压头的地步，但这个下放肯定是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的。 从我家来说，我跟弟弟都未成年，未来是什么样还不好说，但母亲武大图书馆学专业毕业，在北图工作，如果留在北京，专业发展不说，至少也是高级职称退休，可到河南院图书室工作，退休时也只是个中级职称，母亲有大学同学在郑州市图和河南省图，都曾想调她过去，但设计院不放人，加上在设计院工作便于照顾家里，所以我觉得我家来河南，母亲的牺牲最大。 其实林彪搞的战备疏散从69年就开始了，71年林彪折戟温都尔汗，73年初就揭批林彪反党集团了，我们下放的时间点感觉也是踩了个疏散的尾巴吧。 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后果，无法改变的事情可以改变心境，我们这些从北京出来的发小们至今还能聚在一起，忆忆童年少年，聊聊曾经现在，嗯，就很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