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仰革命圣地延安

揚子船夫

延安凤凰山是党中央、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937年1月13进驻的第一驻地。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以及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洛川会议、六届六中全会等许多重要会议，作出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移等重大决策，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日战争，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作了充分准备。1937年1月至1938年11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此居住。在此居住期间，毛泽东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反对自由主义》等著作，还会见了白求恩、卫立煌等许多中外人士。1938年11月20日，日本侵略军飞机多次轰炸延安，延安旧城受到严重毁坏。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等领导同志随即迁往延安城西北的杨家岭。杨家岭是中共中央的第二个驻地，距延安西北约两公里处，1938年11月至1947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共中央机关在此住居，在此期间毛主席党中央领导指挥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和大生产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于1942年在此建成中央大礼堂，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中央大礼堂隆重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解放战争进行了充分地思想准备、组织准备。

杨家岭原名五家坡，一个只有五户杨姓人家住居的地方。杨兆是北宋著名将领杨业二十三代嫡孙，他在清朝嘉庆年间，考中进士，并在官场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其后人为纪念他，将五家波改为楊家陵。毛主席到达杨家陵了解情况后改名为杨家岭。杨家岭在延河对岸，这里地势偏辟，树木丛生，遮天蔽日，窑洞都座落在在山沟里，树荫下，窑洞上方有绿色植被覆盖，非常隐蔽。在抗日战争的三年里，日寇投下了1000多枚炸弹轰炸延安，却一次也没有炸到杨家岭。事实证明，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英明，党中央毛主席在这里一住就是五年。我们步行来到杨家岭，一条宽阔的柏油公路逶迤于苍翠的森林之中，感觉这里空气含氧量很高，行进在空气清新道路上，神清气爽，道路平整干净，两边山脚下修饰得非常漂亮，＂革命旧址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大幅标语赫然耸立在路边，它警示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从哪里来，同时，它又提示我们应该向何处去。我在此停留片刻，拍下了这张照片。十一月应该是不冷的日子，但是进到杨家岭山谷之中后感觉气温突然下降了好几度，不觉打了个寒战，浑身一紧，我感紧加快脚步，跟上团队，几分钟之后，我们来到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物前，＂中央大礼堂＂。

＂中央大礼堂＂是自力更生的产物，是自己设计，自行建造。它外形比较朴素简约，内部结构也比较简单，就象五六十年代农村中大会堂，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唯一场所。进到会场后排环视四周，正前面上方：＂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大型标语横贯东西。标语下方大红横幅上写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台中央摆放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大礼堂旁边还悬掛着七大召开时大幅照片，有一幅照片是毛主席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那种神情俱备的光辉形象，那时毛主席还不到五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颠峰状态，他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洪亮的把党中央声音传递到大会堂的每一角落，刻在每一个代表的心坎里。他的报告激起了代表们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我似乎也沉浸在这次代表大会的热烈氛围中。大会堂里人头攒动，大家纷纷举起相机、手机拍摄会场的原始风貌，纷纷在会堂里留影、合影，充分体现出广大游客对共产党毛主席的热爱与崇敬。也充分体现了大家对这座有着纪念意义的建筑倾注着留念与思考。

从大会堂参观出来，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石碑，石碑上面刻着出席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和候补代表的姓名，我仔细地流览了一下代表名单，有熟悉的姓名，也有不熟悉的姓名，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全国121万党员。“七大”选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从此，毛泽东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七大还把犯了严重错误的王明选进了中央委员会，这是毛主席又一英明决策，在选举过程中毛主席始终強调团结的方针，要团结犯了错误做了检查，又愿意改正的同志，不能一犯错误就把人家推开，干革命总是人多好。通过反复做工作，团结了王明等几个犯了错误的同志，让他们在自己的岗位发挥作用。团结使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中共也成为仅次于苏共的世界第二大党。七大是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杨家岭的简陋的窑洞里住了五年，和大家一样吃糙米饭，南瓜饼、穿粗布衣，写下了《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共产党人发刊词》、《纪念白求恩》、《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等光辉著作。据统计，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159篇文章中就有112篇写于延安，其中就有40篇写于在杨家岭这个侠小的窑洞里。在此期间，逐渐形成并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向八路军一二〇师的干部作了一次重要的报告，留下了这张珍贵的老照片。在照片中，主席穿着一身补丁摞补丁的衣服，然而他的神采飞扬，精神状态非常出色。这展现了信仰、意志、自信的力量。他心怀天下贫苦百姓，牵挂着黎民苍生，勇于为之斗争到底。回顾如今，可以看出这身补丁摞补丁的穿着，并没有减损他的威严，反而为他增添了分数！毛主席的演讲不仅仅局限于对个人生活的启迪，更涉及了对国家和社会的深刻思考。他以深邃的眼光审视着时代的发展，为国家和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演讲中，他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只有团结一心，共同努力，才能战胜困难，取得胜利。这种强调集体力量的观念，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无疑为士兵们树立了一个共同的信仰，让大家在困境面前更加坚定、更加勇敢。同时，毛主席的演讲还涉及到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追求。他强调我们要深入社会各个角落，了解人民的需求，为人民服务。这种强调人民至上的理念，为当时的社会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动力源泉。毛主席的言辞让人们认识到，只有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公平与正义。在整个演讲中，毛主席始终注重实际，鼓励年轻人深入生活，了解百姓疾苦。他认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更好地为社会做出贡献。这种实践至上的态度，也在当时为八路军第120师的年轻干部树立了榜样，使他们更加注重实际行动，为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息。毛主席的演讲，不仅是一场振奋人心的盛宴，更是一次对个人、国家和社会价值观的深刻探讨。他的言辞朴实却富有智慧，不仅唤醒了人们对幸福的向往，更为当时的社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这场演讲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对我们当下生活的启迪。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或许可以从毛主席的言行中找到一些珍贵的启示，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追求真实的幸福。团结奋斗，追求公平正义，注重实践，这些理念依然在当下有着深远的意义。毛主席的演讲不仅在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生动的画卷，勾勒出一个坚定、团结、进取的时代精神。在这个时代的长河中，让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为自己和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这张老照片是周恩来同志在延安时，受毛主席委托去抗大讲马克思主义课路上因马受惊而而摔伤胳膊后与少奇同志的合照。因延安医疗条件简陋，未能治瘉。毛主席多次劝说才周恩来同志去苏联医治，周恩来同志都没同意，后来毛主席说，你去苏联治病同时肩负着重大任务，周副主席才同意去苏联，因耽误太久，也未能治好。但是周恩来同志出色的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重要任务。从此以后周恩来同志就带着半残的手臂南征北，或在南京，或在武汉，或在重庆，与国民党进行不懈的斗争，回到延安后协助毛主席指挥全军作战，更是夜从继日，费寝忘食，他灵活的战略战术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和认可。也为全军指战员所尊敬。

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安娜。1946年8月，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前的小石桌旁，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针对当时流行的“恐美病”，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向世界发出了中国共产党庄严的声音。同时通过记者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共产党，介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全世界的影响。

在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外国人慕名来到延安，中国共产党也随即开始了“半独立性的外交”工作。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踏进了中国红色区域的大门。7月15日，毛泽东请斯诺到他的窑洞里谈话。他们的谈话范围很广，内容极其丰富。正是在这种涉及面甚广的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的关系，第一次面向一名外国人论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外交政策。红色区域的大门终于敞开了。

1944年2月16日，驻华外国记者联盟直接上书蒋介石，要求国民党政府允许外国记者到陕北及延安访问。几天之后，蒋介石出人意料地批准了外国记者的请求。12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并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毛泽东畅谈国际国内形势，并对记者们说，要战胜日本法西斯，中国必须实行民主。以后，毛泽东还抽空与一些外国记者进行深入的个别交谈。在谈话中，毛泽东除比较详细地介绍中国的抗战形势和中共的各项基本政策外，还根据每个记者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讲了一些问题。例如，向苏联记者普罗岑柯谈了中共的组织和发展等；向美国记者史坦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方针，主张中国与美苏都保持友谊的关系，以便使中国在战后能成为美苏之间的一座桥梁。毛泽东有一段著名的话——“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也是在同史坦因谈话时讲的。外国记者还到晋绥抗日根据地和其他一些地方考察采访。经过几个月的访问，记者们发现边区是一个与国民党统治区完全不同的新天地。根据亲身经历，他们每人都写了不少描述根据地斗争生活的生动报道。特别是福尔曼写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和史坦因写的《红色中国的挑战》，是两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书。夏南汗神甫也认为边区是好的，国民党想利用他反共，没有成功。外国记者访问的结果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此后国民党当局重新对边区实行了新闻封锁。1944年七八月，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分两批派遣美军观察组18人抵达延安。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自接见并设宴招待。美军观察组有关人员通过访问，写了许多调查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美军观察组这样评价延安人：“延安使得美国人不可思议的有三点。一是延安人对金钱不感兴趣，美国飞机经常往返印度、重庆和延安，延安没有一个人托过飞机乘务员带外面花花世界的任何东西。二是延安人待人接物不尚虚文，和一般中国人爱讲面子的传统不一样。三是延安人没有开口要美援。”美军观察组团长驻华美军司令部包瑞德上校后来也回忆说：“许多人，包括我本人，对延安共产党政权基本上持赞赏态度的一个原因是，那里的一切事物所具有的外貌是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倾向于赞同的。在重庆，我们所到之处都能看见警察和卫兵；在延安，我所见到的任何地方，包括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都没有一个卫兵。在毛泽东朴素简陋的住处前面，即或有什么人在站岗，这对于一个偶然的过路人来说，也是不显眼的。”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周恩来的在延安时期发生了很多感人至深的的故事。其中＂三用大衣＂令人印象深刻。至今这件翻领、有腰带可系结的深褐色皮大衣静静地陈列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中，它的主人是周恩来。这件制作精良的大衣，在革命战争年代，功能远远超出了简单的避寒与美观，被称为“三用”大衣，彰显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1940年，周恩来将这件皮大衣从苏联带回，在延安时期一直随身携带，时常穿着。1946年，周恩来就是穿着这件皮大衣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在会上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确定了民主改革的总方向，见证了党的统一战线的胜利。1947年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转战陕北，途中，周恩来夏天把大衣作雨衣来挡雨，晚上将大衣作被子来保暖，冬天再让大衣回归“本色”来御寒，“三用”大衣之名由此得来。1949年“进京赶考”后，皮大衣结束了它陪伴主人征战南北的任务，周恩来先把它送给邓颖超穿到1956年，后又交给卫士长成元功保存。1964年8月5日，这件跟随周恩来24年的皮大衣终于完成使命，赠送给了延安革命纪念馆，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周恩来的这件“三用”大衣，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革命精神和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

我凝望朱德总司令这张骑在马上的旧照片，一位指挥千军万马南征北战，朱德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故事让人钦佩不已。1942年的冬天,天气特别冷,朱德睡的土炕上, 铺的灰布棉褥子已经缝补过多次了,一张狗皮褥子上面的毛也快磨光了。于是,警卫员等到部队换发被服的时间,向朱总司令建议换条新的褥子。可朱德却说:“现在我们的条件差,棉花很缺，我的褥子还可以凑合着用,咱们把褥子里的棉花取出,再换些麦草秸装进去,这样不就又松软又暖和了吗?”警卫员只好照朱总司令想的办法做,用他的津贴买了些麦草秸装进去,重新缝补好。朱总司令就睡在麦草秸铺设的褥子上过冬。春节刚过不久,警卫员烧炕时,由于放的柴火多了点，就把麦草褥子烤着了，烧开几个大洞，连狗皮褥子也烤焦了。借此机会,警卫员再次请求朱总司令换条新的。但朱德还是不肯答应。他说: “现在敌人封锁我们,用一尺布也要花很大代价,我们能节省就节省,我的褥子还能将就用····度过这段困难就好了。”就这样,朱总司令一直睡在麦草秸的褥子上,直到1943年底,大生产运动后期,边区经济条件好转,才将那条麦草秸褥子更换了。 朱总司令这种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作风使他身边的战士深为感动,大家纷纷效仿,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成了延安时期党政军民的传家宝。

这是延安时期最普通的小油灯，普通百姓家家都有，这样的小油灯我们老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还在用。在杨家岭、枣园革命领袖们同样用这样的小油灯办公、开会、写电报稿、起草文件、卷写文章。开一个中型会议也就点一盏汽灯。毛主席在延安，用这盏油灯下写下了《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112篇文章，来指导中国革命，指导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度过多少不眠之夜。我们今天捧读毛主席四卷合订本，才知道四卷雄文却是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窑洞里诞生的。这里说一个真实的故事。1939年毛主席为了赶写《新民主主义论》已经几夜没合眼了，主席身边的卫士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又没什么好办法。这时大家都向王来音挤了挤眼。原来主席特别喜欢王来音。王来音会意，走到主席跟前，坚决地说：“主席，你该睡觉啦！”伸手把桌上的煤油灯端起来，放在主席睡觉的炕头上。毛主席无可奈何地笑了，放下毛笔，缓慢地站起身来说：“好吧，我马上就睡。你这个小鬼，快去休息吧。”“不，我要等你上了炕才走。”王来音坚持着。在朦胧的灯影中，我们隔窗望见主席高大的身躯走向炕边。见主席在炕上躺下了，王来音高兴地从窑洞里跑了出来。王来音成功了，大家才安心地去睡觉。第二天早晨，我一醒来，听到同志们正在谈论：“咳，主席昨夜又没有睡觉…”“看他睡下，我才走的嘛！”王来音着急而又有些委屈地申辩着。＂你刚回来，主席就坐起来了！”毛主席就是这样写成《新民主主义论》的。

在杨家岭革命旧址中，有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建筑物——中央大礼堂。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党121万党员。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走进中央大礼堂，里面的陈设仍然保持着70多年前的风貌。主席台正中是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会场后面墙上，悬挂着“同心同德”4个大字；两侧墙上悬挂4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标语；靠墙边插着24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24年奋斗的历程；插红旗的“V”字形木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在主席台的正上方，悬挂着一条引人注目的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是啊，中国共产党自从有了毛主席的领导，我们党领导红军胜利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在延安窑洞里毛主席闭门九日，撰写出五万多字的《论此久战》，一经发表，震惊了全国，连蒋介石也赞不绝口。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抗日根据地如雨后春笋一般，如晋察冀、陕甘宁、晋绥、晋冀鲁豫、山东、江苏、皖东等。这些根据地成为抗日的主战场之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延安窑洞里，毛主席坐在油灯下，昼夜兼程，奋笔疾书，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连发二十多封电报。毛泽东把工作重点放在为中央军委给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起草的一封电报上。电报内容是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和作战方法，要林彪“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集中主力先“歼灭锦州”之敌；同时晓谕林彪：今年九月至明年六月间的十个月内，你们要准备进行三次大战役……并指示说：你们应当注意：(一)确定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毛泽东是从全局出发，他需要的不是一般的胜利，而是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他需要的也不是东北一个战场上的胜利，而是不使敌军入关而增加华北或淮海战场上的压力，是要全歼东北之敌进而围歼华北之敌和夺取淮海战役的全面胜利！为此，毛泽东先后发了二十多封电报，一再说服林彪，严令其暂撤对长春的重兵围困，除留以1个纵队和7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之敌外，以6个纵队和1个炮兵纵队、1个坦克营围攻锦州，另以2个纵队配置于锦州西南的塔山、高桥地区，3个纵队配置于黑山、大虎山、彰武地区，分别阻击由锦西、葫芦岛方向和沈阳方向救援锦州的敌军，务必全歼锦州之敌！10月10日，毛泽东又给东北野战军的林彪发去了电报，再一次强调了强攻锦州的必要性和进一步坚定林彪的决心。电报最后说：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10月14日，林彪在毛泽东的二十多次电令下，终于下令强攻锦州。经过31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了锦州守敌，俘获了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第6兵团司令卢浚泉以下十余万人。解放锦州这是一个大胜利！此刻的毛泽东，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哼唱起京剧《空城计》，＂我在城楼观山景……＂这只是三年解放战争中的一个缩影。

毛主席和他的菜地。1939年为了解决边区政府的财政困难，中央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央带头在驻地种菜，解决食堂蔬菜供应问题，由于毛主席实在太忙，就没有给毛主席分荒地，毛泽东不悦地说：“大生产人人有责，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我怎么能例外呢？咱们不是有原则吗？干部要带头，当然也包括生产带头。”停了停，他又说：“中央机关一定要把生产搞好，这有经济意义，更有深远的政治意义。领导干部既要组织好生产，又要以身作则带头生产，这是有重大影响的。”警卫参谋无奈地向机关生产委员会作了汇报。生产委员会就在主席住的窑洞下面，划分了与大家面积相同的一块菜地。毛主席坚持带头种菜，在窑洞里工作累了之后，就扛起锄头刨地开荒，还恢谐的说：这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这是最好的休息方式。荒地开好后，撒上种子，栽上菜苗，主席出身农家，灌溉，浇水、施肥样样都在行，到了收获的时候，主席亲自送到食堂过秤，问收菜员，还差多少，按规定每人每年要交365斤，主席年年都超额完成。主席还用自己种的菜招待来访的民主人士。还风趣的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民主人士无不点头称赞。主席还把自己种的辣椒作为回礼送给斯大林同志。

延安，举世闻名的中国革命圣地。从1935年到1948年，党中央毛主席在这里领导和指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奠定了新中国的基础，谱写了辉煌的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我们走进杨家岭、枣园，那一孔孔依山而建的窑洞，看到标注在墙上的＂毛泽东旧居＂、＂周恩来旧居＂、＂刘少奇旧居＂、＂朱德旧居＂、＂任弼时旧居＂……走进窑洞里，简陋得不能再简单的家具，硬板床由于年久已经发黑，粗糙的木椅斑剝脱漆，小马灯和小油灯放在一个木柜上，小马灯是夜间岀行之用，因为领导人不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夜间有事互相商量用灯照明。在朱德的窰洞里我摸着床上的垫被，是高低不平的，解说员解释说：有一天因为卫士烧坑时火太旺，把坑上褥子烧坏了，朱总司令不允许换新的，就割了一些干茅草填充上……走进周恩来的窑洞，看见一幅周恩来同志认真办公的照片，这张照片反映周恩来同志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参观结束后回程的路上，挂在中央大会堂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八个大字总是巡廻在我的脑海里；毛主席在延安窰洞里与民主人士黄炎培谈历史周期率，让人难以忘怀。黄炎培说：从古至今，仿佛有一种使人腐化堕落，使精神变质，使政权更替的无形力量，使得历史兴亡盛衰呈现出一种循环往复的周期性。一部中国历史，“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希望“中共诸君找出一条新路”。毛主席明确指岀：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先生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一问一答，构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窑洞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给出的第一个答案。70多年过去了，两位政治家的对话言犹在耳、振聋发聩。“共产党会不会重蹈前人的覆辙”的考问，也留给后人诸多思考和警示。还有那副矗立杨家岭马路的大幅标语：革命旧址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书。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中指岀：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