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源流考

益顺

　　祠堂起源于周代以前的天子及诸侯的家庙，代表祭祀的最高贵的场所以及最高仪式，祭拜者须具有最高贵的身份，因此，除了天子与诸侯，士大夫及以下的普通民众被禁止设立祠堂。“祠堂”一词，最早见于《楚辞》的《天问》中，屈原被流放到汉北后，见“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1]。这时的祠堂还没有进入民间，只有被授与官爵者才有资格建祠堂祭祀祖先。汉代的《礼记·王制》中记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可见到了汉代时期，普通老百姓还是没有资格建立祠堂。清朝钱大昕的《钱氏祠堂记》是这么解释“祠堂”一词的：“祠者，祭之名。”“祠于堂，谓之祠堂。”。而《说文解字》关于“堂”的解释便是“殿也。从土，尚声。”顾名思义，祠堂就是指古代用于祭祀先祖或者先贤而特意建成的房屋或者场所。

祠堂的产生，一方面是刚需，人们有祭祀祖先的需要，“报本之礼，祠祀为大”（《史记》）；慎终追远，保持血脉传承。另一方面，祠堂代表宗族的荣耀，是身份的象征，“名宦巨贾，豪门望族，均建祠堂，以显其本，以祭其祖”。再者，不管是宗族祠堂抑或是纪念先贤的祠堂，都有教化后人的作用。“大抵谨名分、崇爱敬，以为之本。至其施行之际则又略浮文务本实，以窃自附於孔子从先进之遗意。诚愿得与同志之士熟讲而勉行之。庶几古人所以修身齐家之道，谨终追远之心，犹能够复见，而於国家所以崇化导民之意，亦或有小补云。”（朱熹·《家礼》）。据史料记载，我国最早出现的民间祠堂当属西汉时期的“文翁祠”。据《汉书·循吏传·文翁传》记载：文翁（公元前187年-前110年）于汉景帝末年任蜀郡守。文翁首创地方官学，招收平民子弟入学，使儒家文化得以在蜀中推广与普及。后来，汉武帝将文翁的办学模式作为教育制度在全国推行，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推行的公办学校教育制度。除了兴办教育，文翁还关心民生，励精图治，深受蜀地民众拥戴，最终逝世于蜀中。《辞源》中【祠堂】的出处是这样描述的：《汉书·文翁传》：“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2]

　　“魏晋隋唐世家大族式的家族组织瓦解，代之而起的是新兴的庶族地主，他们通过科举考试或商业活动而崛起，重新构建了以祠堂、家谱、家规、族田为主要特征的近世家族制度”[3]。宋代的理学家们对祠堂的建设与祭祀礼仪进行理论上的研究与探索，使这一时期的祠堂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理学家张载和程颐率先提出设立宗子、家庙和家法等构想。“立宗子”是指在家族中以嫡长子作为宗子，由嫡长子负责祭祀祖先、统管全族事务，“言宗子者，谓宗主祭祀”[4]，宗子的弟兄们则被称为“别子”、“支子”或“庶子”。“立家庙”是指“士大夫必建家庙，庙必东向，其位取地洁不喧处。设席坐位皆如事生，以太祖面东，左昭右穆而已。男女异位，盖舅妇生无共坐也。姑妇之位亦同。太祖之设，其主皆刻木牌，取生前行第或衔位而已。”，“士大夫常祭高祖以下的近四代祖先，而且可以祭祀始祖和先祖”[5]。“立家法”是指由族长统治族人、执行家法的权力，从而使整个家族组织完备、纪律严明，便于管理。

与祠堂的兴建及祠堂制度的制定相伴随，同时也出现了民间修订族谱与制定家训的风气，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欧苏谱例”与司马光的《温公家范》。“欧苏（欧阳修与苏洵）谱例”“以图表标世系，以志、纪记人物，以例、记发议论”，[6]“首世系，次讳字，次婚姻，次子嗣，凡祖宗之德行、品望、功业、文章，悉载于谱，故族递衍而不乱，祖德常传而不朽。”[7]，伦理秩序按图索骥，一目了然。其中，“欧阳氏谱图每图仅谱五世，即上至高祖，下止玄孙，此图玄孙则为下图高祖，以此类推……五世亲尽，亲尽则迁，故另为一图。”[8]，已满五代的子孙就要从宗子之族分出，作为一个家族的分支，另建祖庙。族谱最直接反映该宗族及其成员的历史，它是通过对该宗族的祠堂组织、职能机构、血缘、世系、祭祀活动、宗规家训、宗族田产、恤义学等基本内容，作多方面的完整历史记载，使同族人明根论辈，重在维系族众的血缘联系。

除了《温公家范》，司马光还撰写了《居家杂仪》《训俭示康》等家训名篇，对后世制订族规、管理族人与教育后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族谱与家训作为祠堂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使祠堂制度形成更完善的体系。

　　南宋理学家朱熹在博览群书、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祠堂之制”，并强调祭祖礼仪的重要性，“然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固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礼云。”“君子将营宫室, 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 为四龛, 以奉先世神主。”[9]。

宋代基本上确立了统一的祠堂制度与祭祀的规范，成为后世建设祠堂、管理家族、祭拜祖先、教育子孙后代的核心内涵。一个完整而成熟的祠堂含义、形式及建制至此确立下来，后世建祠多依循宋制。祠堂大致可分为二大类：姓氏祠堂（即宗祠族姓祠堂）、历史名人祠堂（即历史名人纪念专祠）。宗族祠堂主要分为三类：一，宗族总祠：包括大宗祠、祖祠或者宗祠。二，支祠或分祠：包括宗祠、家庙、房祠、公祠。宗族公祠有别于社会公祭的先贤祠，是祭祀宗族分支创始祖的祠堂，通常以姓氏、人名、名号或地域名称+公祠，如：叟祖公祠、白坭中社公祠等。三，家祠：家祠则是各小房祖祠即私厅。祠堂里有供设祖先的神主牌位。大殿正中设正龛，左右各设配龛。一般的家祠正龛往往是供奉从现在的长辈算起的考（父辈）、祖（辈）、曾祖（辈）、高祖（辈）四世的神主，五世后则将神主迁到配龛上去。始祖是百世不迁的，永远摆在正龛上。

　　宗族祠堂最大的特征是：内部设有神主堂，供置祖先的神主牌位，并且龛前都有香炉、烛台等祭器；四周壁上有绘画、浮雕，柱上有祠联、楹联，横梁或壁上悬挂匾牌，资料一是歌颂祖先德业，二是宣传积善积德；祠中大多都有戏台、厢房，以供娱乐热闹之用；正门外绘上刻上尉迟恭和秦琼二将士作为护门神。

历史名人祠堂是官方或民间建立的纪念性祠堂，堂中有名人塑像或画像供后人瞻仰；陈列名人有关的研究资料、著述和文物等；历史名人专祠大多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名人专祠虽然在数量上无法与姓氏宗祠相比，但在历史意义上却在宗族祠堂之上，大多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明朝洪武年间，以《朱子家礼》为基础编成的《大明集礼》在祭祖的身份限制上进一步放宽，民间祭祀从可祭祀二代增为祭祀四代，更大地推进了宗法制度的完善。民间宗祠真正合法化的契机是明嘉靖年间的“推恩令”，明世宗嘉靖皇帝因皇位继承权的争议，借“大礼议之争”，破例追封其亡父的帝王谥号，建“献皇帝庙”，以此来表示自己是以嫡子的身份继承大统的。嘉靖十五年（1536年）十月礼部尚书夏言上疏《请定功臣配享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建议嘉靖皇帝在官民祭祖方面放宽政策，“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乞诏天下臣工立家庙”，“乞诏令天下，使大小庶官皆得拟而为之”[10]。这是对民间宗族祭祀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史称“推恩令”。 “推恩令”打破旧制的束缚，使此前的品官家庙逐渐庶民化，直接推动了民间祠堂建设的蓬勃发展[11]。

明清以来，在宗族文化发展和富商大贾的推动下，祠堂逐渐遍布全国。随之而来，由祠堂产生的祠堂文化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走向成熟。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清政府大力尊崇儒学、突出儒家的礼治教化思想的地位，用以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重建晚清的社会文化秩序。除了呼吁重新尊崇儒学外，清朝统治者将恢复礼制作为维护统治、挽救时局的根本方法，重视教化，以礼制、风化改变民心，达到恢复和巩固封建礼治的目的，曾国藩认为“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12]。因此，需要恢复礼制才能使人民遵纪守法，归正社会秩序。崇儒复礼之政展现出清朝统治者自上而下恢复社会稳定的需求，这种需求体现到群众基层组织上，便是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宗族活动的增加，进而使祠堂建造活动再度兴盛。

　　鸦片战争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与洋务运动的刺激下蓬勃发展，珠江三角洲也聚集了一些缫丝、机器、火柴等新兴行业，广东作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最早诞生地，通过兴建民族资本企业大大推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财富的积累也为此时祠堂建造活动的兴盛提供了雄厚的经济保障[13]。此时财力雄厚的同姓非血缘宗族为实现“学而优则仕”的共同理想，大力发展合族祠，合族祠的规模宏大，多数兼具宗族议事、祭祀和书院的功能。清末大型祠堂建筑不断兴建，小型祠堂建筑数量频增，祠堂的形制日趋完善，珠江三角洲广府地区迎来封建社会中最后一次祠堂建造高峰[14]。

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在全国开办新式学堂。由于国家财政有限，清政府号召地方宗族将祠堂的私塾改为新式学堂，各地方宗族纷纷响应号召，有些地方甚至以宗族小祠堂为基础，扩建成为学校，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整个民国时期。民国时期，由于社会秩序混乱，生活动荡不安，在新的社会制度与文化思想的冲击下，传统的宗法制度逐渐衰退，祠堂建筑的兴建活动也逐渐减少。

　　解放后，祠堂作为封建社会压迫人民的象征，被人民政府充公，绝大部分被改作其他用途。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批的祠堂当作“四旧”被破坏。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华人华侨寻根问祖，溯本追源愈来愈风行，全国各地民间更为重视，许多祠堂被归还地方宗族或者被地方宗族赎回，许多宗祠迎来新建和修复，族谱得以续修或重修。也有一些被作为国家文化遗产被保护起来，祠堂原有的传统文化价值被重新整理并进行新的功能开发，例如，广州的陈家祠既作为旅游景点，又作为地方传统文化艺术的教育基地。珠三角地区的龙狮文化及地方武术、潮汕地区的英歌舞及潮州音乐，作为祠堂文化的重要内容，被吸纳成为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受到当地学生的欢迎，既可以使学生强身健体，又能使学习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现在的宗祠已经不具有“宗族主义”的负面作用，对寻根问祖、缅怀先祖、激励后人、互相协作有着积极的意义，特别是对于加强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提出“传承振兴民族民间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美丽乡村”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各地的祠堂建设与重光更是进入一个新的高潮。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中国人对自已的传统文化表现出越来越自信，人们自发地参与到文化振兴的行动当中。祠堂是家族文化的支点，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从小处看只是地方的小家文化，放大了就是民族国家文化，所具备的尊敬先人、崇扬贤德、教化后人、凝聚人心的作用，与建设和谐社会一脉相承，不谋而合。家和则国和，族兴则国兴。祠堂里的祖训族规，那些教人学好向善、爱国兴家的内容，是具有永恒的价值的。

[1] [东汉]王逸:《楚辞集注》卷3《天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49.

[2]文翁 开创地方官办学堂的世界先河[J]2020-07-10.20200710四川日报

[3]吴倩.宋代儒者与宗族重建之关系探[J]《思想战线》2022年第2期

[4]张载：《经学理窟·宗法》，《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59页。

[5]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第一，《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52页。

[6]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1页。

[7]《兴化戎氏重修宗谱》戎廷锡序，转引自徐梓：《家范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2页。

[8]常建华：《宗族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2页。

[9]朱熹：《家礼》卷第一，《朱子全书》第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875 页。

[10] 常建华著. 明代宗族研究[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02.

[11]陈勃文.徽祠记②｜民间祠堂是如何兴起的[J]澎湃新闻 12-26 11:07

[12] 科大卫著；曾宪冠译. 明清社会和礼仪[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08.

[13] 李龙潜著. 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06.

[14] 赖瑛. 珠江三角洲广府民系祠堂建筑研究[D]. 华南理工大学,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