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沙朔雪 风过留痕（1）

扁舟一叶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1970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内蒙古察右后旗工作。

分到后旗的第一年，到农村劳动锻炼。冬闲期间，我从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老兄那里，借来唐诗宋词，抄满两个日记本。向他问了问有关诗词格律的事，似懂非懂。就自作主张，动手练习。

本文是多年间与察右后旗有关的几篇习作。积习抛难尽，残编只自珍。不揣浅陋，请指正。

一、雪夜

1970年冬。

大六号三道沟村

疾风扫塞北，大雪满山川。

陋室书声晚，孤灯犹未眠。

我和老路在三道沟村。老路北京医学院毕业，村民经常请他去看病。有时三更半夜，我成了小跟班。家兄是医生，给我寄来了《赤脚医生手册》，《中医入门》等书籍。我一边学习一边跟着老路实践。每天看书，又读又背。出门看病回来，赶紧看书，同老路讨论，向他请教。

看书累了，我找到一个休息放松方法，就是朗读英语。

我的高中英语课文，早已烂熟于心。朗读时不用过脑子，瞄一眼张嘴就来。有的课文幽默有趣，读完哈哈大笑。有的课文，叙事极为形象，比如 “I want some more”（再给一点吧）这一课，是英国小说《雾都孤儿》的一节。

这一课说的是，孤儿院里的孤儿，因为饥饿，把饭碗刮得光闪闪的（shining）。

饥饿的孩子们抓阄推选一个人向管理员再要点稀粥，瘦弱的奥利佛（Oliver）抓到了，他不得不可怜巴巴的对胖大的管理员说“先生，再给点吧（Sir ， I want some more）”。

朗读次数多了，台词就背熟了。我和老路一人一句，对话表演。我们绘声绘色表演一番，自娱自乐。学习医书的烦累，很快就放下了。油灯常常亮到半夜。

二、送别选调知青

在大六号公社，我们也算知青，与各队知青经常一起活动，慢慢熟悉起来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有的成了很好的朋友。那时开始选调知青回城镇工作。我为他们离开农村而高兴，也因为从此离别而惆怅。

《浣溪沙·大六号火车站送别选调知青》1971.6

满目风光楚楚新，

长笛起处悵离分。

频频挥手友情深。

风雨潇潇涤翠柳，

山川默默送芳云。

隔山隔水盼佳音。

三、分薄缘浅 运蹇事乖

1974年春

苍茫平野阔 寂寞蓬茅霜

征雁随风远 幽思竞夜长

曾惊芳草碧 空叹露华香

辗转春山静 凄清万里光

这首诗是“离婚”后写的。

我和对方，相识时间不长，我怕夜长梦多，极力催促，于是匆匆领了结婚证。领证后不久，对方决定不再选择我。结果又办了“离婚”手续。我们没有共同生活过。

这件事，很让人烦恼一阵子。

事情是这样的，1972年有热心人给我介绍对象。集宁市下乡知青，刚刚从农村抽调到察右后旗一个工厂。文革开始时上初中一年级，比我小五岁。家在集宁市，父亲是搬运工人，母亲操劳家务，家中还有奶奶和弟弟。

三八节女工放假，与那位姑娘见面。

我是文革前一年，1965年高考，考入北京农大。国内其它农业院校，都是本科学制四年，只有北京农大学制五年。

我1970年毕业。别人称我们这一类人是“大学生”，但自己知道，知识上名不副实，可是名义上货真价实。

文革中毕业的几届大学生，毕业几年后，拿的还是本科“实习工资”46元，但在当时的青年人中，仍属于高收入的人群。

我出身不好，好不容易有人给介绍一位有工作的对象，当然很高兴。

当时，我虚岁26，已是大龄。我提出应该快点结婚，对方同意。

过了两星期，3月22日，就到白音察干镇政府领了结婚证。只是领证，没有典礼。

姑娘大度，没要彩礼，我仅送给她一块上海表，七尺卡其布。

姑娘年龄小很单纯，初出茅庐，想得太简单。我的生活习惯，家庭经济状况，都不甚了了。

我父母在河北农村，六十年代生产队尚可自给，后来生产队的工值每况愈下，七十年代，劳动一年，口粮都拿不回来。

家兄是医生，有家庭孩子。正在我和这位姑娘“领证”时间前后，由于一些原因，家兄遇到一些事情，生活变得拮据。

当时，堂上椿萱，身处困境；同枝棠棣，迹近穷途。我责无旁贷，常常捉襟见肘。

家兄的状况，一年后才有转变。文革后家兄任医院院长，直到退休。至今八十多岁，仍然每周三次，上半天班。

此外，我从小在农村，个人没有好习惯，不修边幅，经常衣衫不整。虽然进城上了学，但积习难改，形象不佳。

工作单位是农业局推广站，常年在农村东奔西跑。那时候有个段子，调侃基层农技人员：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拾破烂儿的；一问，才知道是推广站的。可见我们这类人是多么狼狈了。

后来听说，她厂里的闺蜜，见我粗俗凌乱，家庭条件又不好，话里话外，说的大概都是“鲜花插在牛粪上”。

两个月后，有一次，这位姑娘说，和我领证后不久，接到一个回话，回话的那个人，曾经有人给介绍过，彩礼手表给得全全的，家中一切都能准备停当，那个人的条件比我好多了。

我听后，立刻火冒三丈了，以致最后有了“离婚”结局。我一直都认为她应负完全责责任。现在人老了，经常反刍陈年旧事。我当时的做法，难道没有不妥之处吗？

孔老夫子的学生曾子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每天反省三次，这是圣人做的事，小小的我做不到，但一辈子了，反省一下自己，还是必要和可能的。

她说这种话，有两种可能。一是或许意欲分手，试探性表达；二是对我的一种表白。潜台词是，我为你牺牲了好多，你应该加倍珍惜我。

我当时最好是表示理解，发誓要一辈子对她好。如果是第一种情况，或许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逆天转命，平安度过危机。如果是第二种情况，也可以促进了解，最后白头到老亦未可知。

可惜，生活没有如果。我不解风情，不知道从不同角度分析。又一向自卑，马上一跳三尺，认为她看不起我，想另攀高枝。我说你想走就走，没人拦着你。可惜领证了，绳子栓上了，认命吧。说了不少伤人的话。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也是有儿有女的人。如果我的二十岁女儿，碰到一个没有一点体谅之心的男人，受到这样的言语伤害，会做什么决定呢，大概也会决绝，不再回头。

现在我再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觉得应该真诚的对她说对不起。

从我本人来说，不但家庭出身不好，家庭经济不行，还穷横穷横的。综合这些原因，这位姑娘一定觉得我绝非良配，就不愿和我见面了。不久，直接提出离婚。

在七十年代，离婚，对于一个姑娘来说，名声不好，是极大伤害。这个姑娘毅然决然，不顾这些了。

当地习俗，领结婚证，只是有了官方认定的婚姻关系，还不算人们认可的结婚。只有举行了“典礼”， 即请客办结婚仪式，共同生活，才是真正的结婚。我没有走到“典礼”这一步。

我好不容易逮着个有工作的媳妇，当然不想放手。也说了些道歉的话，但姑娘去意已决。

拖了一年多，最后还是办了离婚手续。她做事地道，把手表和七尺布早就封存了，当场还给我。

婚姻选择，“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无所谓对错。我本人运蹇事乖，我与这位姑娘，分薄缘浅，此事画上了句号。

但对于我来说，这场只是领了结婚证，没有举行“典礼”，没有一丝一毫共同生活的 “结婚”，就这么不光彩的黯然结束了。

1974年，春耕开始了，我又抽调到机关干部组成的“学大寨工作队”，到一个偏远的小村庄工作。

经历了“离婚”，就像霜打的茄子，有些沉闷。失眠，睡不着。“辗转春山静，凄清万里光”。本节开头的这首诗，就是在那个小村庄写的。

离开我的那位姑娘，后来结婚回到集宁市。集宁市是乌兰察布盟首府。乌盟（与内地的地区同级），下辖十六个旗县和一个县级市。京包线、集二线两条铁路在集宁交汇。是当地的中心城市。人口虽然只有十几万，但在塞外，也是“大地方”了。

她结婚的对象是家中独子，年岁相当，根红苗正，家境殷实，因祸得福，祝贺她。

题外话：离婚了，我灰头土脸狼狈不堪。但还有人给介绍对象。1974年五一，有人给介绍一位中学老师。集宁二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下乡知青，1971年选送到内蒙古师范学院师训班学习，然后分配到中学任教。她和我同岁，都是虚岁28。我说我很穷，她说，不怕，不至于要饭。

察右后旗首府白音察干，是一个塞外小镇，人口不多。这位中学教师和我那位“离婚”的对象，同是集宁市下乡知青，她们互相认识。知道我徒有“二婚”之名，不计较此事。

参加工作以来，我努力工作。全旗的农牧业病虫害预测预报，在文革中被打乱了，给生产造成很大损失。在领导的支持下，我主持恢复了这项工作，维护了在农牧业生产。曾被乌盟农业局评为全盟农业技术先进工作者。

这位中学教师，文革前完整的初中和高中教育，文革中的知青生活和在内蒙师院师训班的经历，可能使她在选择对象时，把对方的工作情况和学历看成非常重要的因素。她不在乎我是一个别人不要的“废弃物”

我冥顽不化，仍打算早定大局。这位老师没有拒绝。三个月后我们闪电结婚，领证和典礼同一天办成。

结婚后共同生活，我才知道两个人由于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的差异，对同一问题，经常会有不同看法和不同处理意见，免不了磕磕碰碰。我也学乖了。有时对方生气了，她说，找来找去，还是找了个漏油灯。这个时候，我就不敢炸毛了。只好讪讪的陪笑，努力干活，让她消气。就这样互相磨合，她也能容忍我的种种不堪，假以时日逐步改造，生儿育女，按部就班过日子。

我们的两个孩子，分别在国外和国内做了医生。

不知不觉，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

四、武川听北京农大二位老师讲课

1974.11

流年如梦雪如烟

雪满阴山识不凡

事理洞明倾四座

风光别样我重看

1974年冬季，自治区农业厅在武川县举办全区农业技术培训班，时间一个多月。请到了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讲课。其中有我在北京农大学时的老师：周明牂教授和他的助手谢以铨，裘维蕃教授和他的助手狄原渤。

周明牂，昆虫学家，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北京农大一级教授。历任北京农业大学植保系系主任，兼任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副所长。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裘维蕃，植物病理学家，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博士，北京农大教授。八十年代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1965年入学，66年开始文革时，是低年级，没听过他们的课。

文革几年中，只见过他们上台弯腰低头挨批，没见过他们正经八北讲课。后来，他们都分到我们班，参加运动，一起到农田劳动，和他们非常熟悉。

他们都出身富家，再加上在美帝留学经历，当时被归为“反动学术权威”。

我虽是学生，文革中被赋予的使命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但我并非根红苗正，和这些“权威”一起干活，从未以“革命小将”自居，亦无“横眉冷对”之举，相安无事。

1969年中苏珍宝岛之战后，上街游行声讨苏修。我突发奇想，向周教授问询如何用英语喊口号。

他随口说出：

“Down with new Tzar（打倒新沙皇)”，

“Down with social-imperialism （打倒社会帝国主义）”，

“Down with Soviet Revisionism （打倒苏修）”。

这个 “Tzar （沙皇）”，是个冷僻单词，经他一说，我几十年没忘。

二位老师在武川讲的是内蒙的几种农业病虫害。把发生危害特点，历来研究进展，预防和治理方法，讲得清清楚楚。几个小时滔滔不绝，条理分明，引人入胜，一百多位学员，全神贯注。课堂安静极了。

他们带有辅助讲课的幻灯片。但武川县找不到幻灯片放映机。电影院已经不用这类东西了，武川中学的幻灯机，早就被学生造反砸烂了。也不能回呼市去取。公路穿越阴山山脉的大青山山区，海拔从一千多米到两千米。山路崎岖，上上下下，绕来绕去，俗称十八盘。大雪封山，吉普车也不能走。

此时教授的助手大显身手。配合讲课，图形曲线随时跟进。那些昆虫和植物病菌的图像，黑板上落笔即成，简洁明了，令人赞叹。

谢以铨老师八十年代英年早逝，小说家霍达的纪实文学《国殇》写过他。狄原渤老师后来升任教授，曾出任中国驻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

诗中的“雪满阴山”是环境，“事理洞明倾四座 风光别样我重看”，是所见所感。经过这一回，对以前自以为熟悉的老师，有了新的认识。北京农大的教授，绝非浪得虚名，他们的助手，也是各有绝技。

文革后，我报考周先生的研究生。

我们这一届，1965九月初开学，1966年六月开始文革，上课不到一年，时间一到，就算毕业了。自知基础不足。考还是不考，有些纠结。

毕业工作后，自学、多次参加培训、田间地头实干。十年磨剑，霜刃未试，岂甘韬光灭影？

《曹刿论战》中有促人奋进的话：“夫战，勇气也。”，“忠之属也，可以一战！”。于是走上考场，并被录取。

考分当然上线。但录取原因还可能有互相熟悉的因素，知道我会踏踏实实的做事。还有，在 “知识无用论”甚嚣尘上的年代，我居然热心英语，可能加深了老师对我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