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纪念“西安事变”8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吴持生的演讲：论述我党“双十二事变”后的“西安”情报与抗日统一战线

曲水留殇

伟大领䄂毛主席在延安机场（吴德峰摄）

豪公总座周恩来 双12在西安

中央分管交通局的任弼时 （中共“七大”书记之一）

1959年吴德峰戚元德夫妇 广州从化（邓颖超同志摄)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曾讲过，“我们不但要有地上军，而且还要有地下军，使两支军队配合起来才能把敌人打垮。”党的隐蔽战线主要包括党的“情报保卫”、“机要交通”等组织机构，我的父母亲吴德峰、戚元德同志长期在周恩来和任弼时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从事隐蔽战线工作。根据工作需要，经常以各种角色去开展完成各类艰巨任务。

1963年吴德峰中央组织部《干部履历表》存件节选

时我父亲正任中共中央外交部对外联络局局长。“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副主席即召集我父亲和李克农等同志开会研究形势、对策。依据当时国际、国内相应出现的各种情况，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分析认为，南京国民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派飞机轰炸西安，是唯恐天下不乱，推波助澜、扩大事态，趁机取代蒋介石在南京政府中的控制权力。如果何应钦这一阴谋实现，则对中国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更为不利。而英、美及亲英、美的四大家族代表宋子文、孔祥熙则急于化解事态、和谈解救蒋介石，这对我们争取国民党、团结全民族实现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和取得世界反法西斯国际战线的援助、支持是极为有利的。中共中央顾全大局，明确决定按“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接受张、杨二将军邀请，派周副主席率代表团去西安协商和平解决“事变”问题。

周副主席命我父母带肖佛先同志及长征出生的三女儿岷生等人，立即出发赶赴延安飞机场随他同机去西安，时因张学良将军派到延安专机是一架小飞机，我父亲陪周副主席乘机先走了，我母亲、岷生、肖佛先及周副主席的两位副官等改乘军用卡车到西安。

蒋介石回南京后形势有变，蒋介石将送他回去的张学良将军当即扣押、软禁，（这一点周副主席早有先知先觉，一再劝阻张将军不必亲自恭送蒋回南京，张未听劝阻私自陪同蒋回南京的），同时还发表了所谓“对张、杨训词”，说在西安答应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停止内战等条件是他被“反动派”包围压力所为，并漫骂攻击我党和东北军、西北军及爱国民众。因此现有的和平局面可能再次被打破，国民党的反动势力很快会卷土重来。周副主席根据毛主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精神，决定趁当时的混乱局面，指示我父亲留在西安负责组织、领导秘密情报工作，守护延安大门，受周副主席直接领导（周副主席1937年组织领导成立了“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兼任主任。1939年初，中共中央将“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和“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合并改为“中共中央社会部”）。我父母重新制装，从六国饭店搬进西安兴隆居住，周副主席到兴隆巷指示、指导工作时，再三对我父母强调，在西安搞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指出西安是守护陕甘宁边区，中央所在地延安的门户，也是设防敌人进攻我们的前哨，是斗争最尖锐的前沿，是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我们情报的及时、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和边区人民的安危，关系到战争胜负的决策。

当时党在西安的秘密机构除了党中央垂直领导、我父亲任负责人的秘密情报组织外，还有“陕西地下党省委”（后简称“陕西省委”），杨清同志（欧阳钦）任省委书记，公开的组织机构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后简称“西安八办”），伍云甫、周子健同志先后任办事处主任，林老(伯渠) 、董老(必武) 先后任办事处中共中央代表。三者任务分工明确、三足鼎立，是相辅相成、协作一体作战的。

1938年吴德峰（右）、伍云甫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欧阳钦、蔡纫湘夫妇在西安

1939年董必武（右）、林伯渠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吴德峰

邓颖超抱岷生

任健生抱岷生，右叶剑英

拱之、戚元德

我父亲化名吴铁铮，河南信阳人，以《工商日报》记者身份报了户口，肖佛先同志则以勤杂听差的远房穷亲戚身份与我父母同住，我母亲开始仍以家庭主妇太太的身份掩护驻守机关。情报组即无机构名称、也无人员任职任命，（“吴德峰情报系统” 是区分后人称的），为安全无专设电台（利用“西安八办”或策反敌人和社会外围关系的电台）。

肖佛先

陈仰山与张珍夫妇

陶斯咏

罗青长

蹇先佛

高英夫妇

竞存学校教员戚元德(右穿白旗袍者)

戚元德(回首)高英(桌后)肖佛先

1939年夏，邓妈妈抱伍绍祖和吴持生

戚元德 吴志坚 张纯清

我父母搬到了曹家巷12号居住时，同住的有陈养山、陶斯咏、张珍等夫妇、蹇先佛（扮作吴德峰三妹）、罗青长 (化名文子平，扮作吴德峰表弟，先后以杨虎城38军中尉书记官等身份协助我父亲工作) 、于忠友（化名曹吉仁，负责机要译电）、接任机要译电的是岳良、肖佛先等同志。此时我父亲以38军高参的身份出现，我母亲以竞存学校任教员身开展工作。

陈忠经

熊向晖

申 健

戴中溶

姚警尘

成子慎

王应慈

“双十二事变”后，全国上下同仇敌忾，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得人心，蒋介石被迫抗日，在中央和周副主席直接领导下，在“陕省委”和“西安八办”的大力协同配合下，我们西安情报队伍，采取了革命的两面手段和策略，打进去或拉出来，启用或借助国民党党阀朱家骅与二陈内斗及各种千丝万缕的老关系，派遣、安插、发展社会各阶层新关系，在国民党的党、政、军、特、宪等心脏要害部门和学校、交通、邮政、银行、报社等重要行业都安插有我们的党员或革命的同路、同情人。我父亲在西安情报工作时，直接、间接领导或有工作关系往来的同志和民主人士、革命志士还有（按姓氏笔画排）王昭贤(王应慈)、车向忱、申健(申振民)、成子慎、肖德 (师应三)、刘抗、宋志远、宋绮云(杨虎成的秘书)、杜斌丞、李敷仁、李馥青(杨哓初夫人)、杨晓初、杨明轩、陈建晨、韩卓如、候林斌、姚警尘、熊向辉、霍建台、戴中溶等等同志、同路人、战友。

吴德峰 1 9 4 0年7月9-19日“当前抗日统一战线新形势、策略与工作”会议记录

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曾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的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并重点提出“西安事变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把内战变成了抗战。杨虎城是个民族主义者，是爱国的，不愿做亡国奴。杨虎城部队和我党的关系前前后后不断，时间是比较久的。前有魏野畴，后有李子洲，南汉宸。共产党给国民党办干部学校还是不多的。抗日战争时期，三十八军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 前叙时我西安情报系统的成员大多都与三十八军有千丝万缕切不断的联系与关联，我们不少的同志当时就直接在三十八军任职，甚至职务升至高级将官不乏其人，充分体现了我党统一战线工作在西安情报工作中的认真执行贯彻的作用威力和丰功伟绩。1945年、1946年，38军之十七师和55师先后起义，组建了西北民主联军38军，成为我党革命的生力军更是我党统一战线英明决策和胜利成功的巨大呈现！对于长期与我党义无反顾合作的国民党17路军中的追求真理的爱国将领和民主人士：杨虎城、赵寿山、孔从洲、杜斌丞、宋绮云等诸多先辈英烈在抗日战争及反对蒋介石独裁的统一战线斗争中可歌可泣的大无畏奉献精神和英雄事迹我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怀念，是我们中华民族两岸炎黄子孙应牢记、弘扬、学习的不朽榜样、楷模！

1969年毛主席在天安门与吴德峰同志握手说：德峰同志你也老了，你是我的老战友了，你要交好革命的班，把过去的工作经验传下去。

1965年全国省市自治区工会主席会议毛主席接见代表与戚元德同志亲切握手交谈。

1945年吴德峰、戚元德携子女持生、曙生在杨家岭后沟中央交通局窑洞前合影 

从中央来讲对我父亲的工作确实是非常支持和信任的，每一次我父亲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毛）主席、周副主席等同志都要专门找他谈话，反复了解研究问题。（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当我父母和罗表叔等同志的面表扬过西安秘密情报工作说，“西安的情报工作是我党的情报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要发勋章首先发给你们……。” 1939年“中特委”对吴德峰情报系统的评价是“除延安外，西安是情报 工作最有成绩的地方”；“1940年4月25日和28日，吴德峰回延安报告工作时，中央社会部”部务会议的评语是：“西安工作成绩很大”“情报价值要以西安为最好”。我父母经常告戒我们兄妹说，西安的情报工作是在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等同志直接领导下的秘密情报组织，该组织是由许多的优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进步人士参与支持的党的秘密组织团体。我们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都是在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直接领导关怀、指挥下取得的，是与‘陕西省委’、‘西安八办’的大力支持与协同配合分不开的，在人力物力上他们给我们开了很多绿灯、创造了不少好条件，特别是陕西省委欧阳钦同志向我们输送、推荐、介绍了不少好的干部和关系。这些成绩也是与全体情报工作人员共同努力奋斗分不开的。

曾三

王中

罗青长

我父亲1940年6月回延安再度调任中共中央交通局长（对外保密公开名称“中央农委”）继任“西安情报系统”组织领导人除罗青长（1941年调回延安后任延安中央情报部第一室主任等职）外，还有曾三、王中、程之平、王世坚等。我们“西安情报系统”潜伏深入敌后情报工作，从1936年建立坚持至全国解放战争胜利从未间断，战果累累均记入我党情报史册有据可查，是谁也不能否定、篡改、取代和伪造、磨灭的！功劳与成绩应属整个战斗集体而不是哪一个人可以单独自我标榜和吹虛的，我父亲常教育我们兄妹说，“对于牺牲的烈士我们是幸存者、对于永远不能公开暴露自己政治面目、真实姓名的无名英雄我们则是幸运者，我们和人民要永远怀念他们，纪念学习他们为党、为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的大无畏牺牲精神！”

今天到会的诸多老师朋友多是社科界学术研究有成的专家老师，我虽年过八十又二岁，但第一次荣幸参加社科界学术讨论大会，因时间关係我的论述未能展开详述，加之学术研讨本人资历浅和水平有限，上述发言请诸位专家老师朋友不吝赐教指导提高。谢谢大家！

附：吴德峰戚元德同志及吴持生简介：

吴德峰：1896年6月21日出生于湖北保康县一户官僚地主大房产主家庭，辛亥革命曾任学生军班长， 1914年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参与组织領导学潮， 1924年经陈潭秋、董必武介绍入党，奉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先后当选湖北省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军事部长，武汉市国民政府常委兼公安局长。在中共党内先后任湖北省常委、军事部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工农革命军总司令，鄂南、赣西南、赣北特委书记等职，参与领导两省三地秋收起义暴动。中央交通局創始人之一是两任局长，二方面军保卫局长，中央对外联络局长，西安情报系统负责人，长期参与组织领导隐蔽战线工作。解放后先后任郑州市委书记，武汉市市长，国务院政法办副主任，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政法学会会长等职。是七大、八大代表，四届人大、三届政协常委。 1976年在京逝世。

1976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讣告及中组部拟订的参会中央及国家领导人名单共60人：中央政治局（3人）人大副委员长（5人）国务院副总理（2人）政协副主席（1人）最高法院院长（1人）人大常委（22人）

华国锋、叶剑英、宋庆龄、刘伯承、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郭沫若、聂荣臻、陈云、张鼎臣、蔡畅等中共中央及国家领导人花圈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汪东兴同志主持追悼会王震同志（左起）江华、王震、姚连蔚、邓颖超、徐向前、李先念、汪东兴、李井泉、胡厥文，余秋里，沈雁冰

戚元德： 1905年生于湖北省汉口市一个城市贫民家庭，1926年参加革命，1928年经陈潭秋、吴德峰介绍入党，曾先后任中共中央军委机要科长，二方面军保卫局支部书记等职，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解放后先后任中原、中南妇委书记，武汉妇联主任，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女工部长，中直机关党委书记，是一届全国妇代会执委、三届人大代表。 197 4年在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