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海一粟的美篇

苍海一粟

我的两年回乡生涯

1968年9月，响应毛主席“知青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我回到了子长县瓦窑堡城中村——城关镇向阳生产合作社（向阳社）。

破灭的希望之梦

回到农村劳动第一次考验就是挖茅粪，担茅粪，送粪。六十年代末的中国农村生活水平普遍困难，而地处陕北黄土高原的农民生活更是在少吃没喝的困境中熬煎，向阳社社员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吃了上顿没下顿，呑糠咽菜，靠国家政府的少之又少的救济粮勉强度日，喝着稀汤汤，吃着棉蓬窝窝头，（是一种榨过油料的渣子）谈不上营养价值，能填饱肚皮就很不错了。可是劳动强度不减，生产任务繁重，秋季积肥是当前重中之重。我的任务是担茅粪，下茅坑挖茅粪，道不是我怕臭嫌脏，而是茅坑里空空如也，十个茅坑九个空，挖茅粪的人比ba屎的人都多，即使有也是一点点稀尿水水，真恨不得等人家拉一坨屎，加进自己的茅罐，也是一种莫大的幸运和满足。因为那个年代人们普遍吃不进多少主食，（市民每月供应商品粮27.5斤），再加上城郊所有农村都要积肥种地，那时化肥还没有广泛使用，昂贵的价格哪个生产队可以承受得了？因此，在瓦窑堡开展了一场“抢粪大战”。可想而知，挖茅粪是何等艰难的一项任务！送粪更是我的一大难题，一个堂堂的高中毕业生，除了担着茅罐走街串巷，还要拉着粪车走城过街，为了顾及自己的虚荣心，往往是让我的同伴在街上拉，等过了街道，在人烟稀少的村道上我宁愿多拉一段也心甘情愿，同时也很感激同伴的照顾和理解。

体力劳动的开始是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一课。可是婚姻的改变却是我人生道路的致命的打击。在学校期间和同院的邻居家杨润梅订立婚约，可以说是青梅竹马，门当户对，情投意合，她相貌虽然不是非常出众，但性格温柔，两根又粗又长的辫子惹人瞩目，况且又是延安无线电厂一名国企工人，邻里的人们都给我们投去了既是羡慕又是妒忌的目光。可是，随着我的回乡劳动身份的变化，年关将至，结婚的大事也提到了我们的议事日程。虽然我们俩对我回乡劳动有过讨论，杨对我有过承诺，如果我真要回乡，她愿放弃工作和我一起同甘共苦，可是真的回来了，如何面对，如何选择，是摆在杨面前的一道难题。当我提出结婚时，她再没有当初的坚定态度，而是推辞，等待我有工作后再做定夺。就这样，一桩甜美的婚约当即解除，一个美丽梦想彻底破灭。从此，各奔东西，不相往来。

不平凡的1969年

1969年的春节，通过媒妁之言我和杨家园则的农村姑娘魏亮结婚。父母为我们买了九斤猪肉，操办了两桌酒席，在正月初五，用自行车把新媳妇迎回了家。从此，打算过上了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农民生活。

给生产队山上送饭是一桩得心应手的美差。除了每天挣劳动工分10分外，还有空余时间给家里干点活。天还没亮，我就要拿着粪筐和拾粪铲子，绕城一圈，赶天亮以前就拾满一筐子粪，为自己今年自留地准备积攒肥料，再把家里的水瓮的水担满。自己狼吞虎咽吃完饭，便开始从东到西，或从西到东，挨家挨户寻饭，每去一家都是一罐照着人影的稀米汤，十里路上有一颗米，四到五个棉蓬窝或者麻渣片再加一点咸菜。每次大约十到十一份，收集完就得立即送往距城十里之远眼巴巴等着填饱肚子的那几个受苦的庄稼汉那里，，张家沟，郭家坪，瓷窑卯子，石板岩，张家卯子，玉则湾，向阳社的土地遍及城郊山山洼洼。送饭这差事，时间性强，劳动强度大，只要饭上了担子，就不能歇息，必须一鼓作气，不到目的地，不能停留。

在所有的农活中，我除了不会捉犟犁地外，其他农活都可以干，只是不太精通罢了。排粪是农活中最累的一种，就是要在胸前挂上一篼子粪，在牛犁地开始前，把和种子搅拌均匀的混合粪按照合理的距离排列有序地撒在地上，周而复始，不能把牛工耽误下，就算是排粪的好把式。

阴历的六月，骄阳似火。黄家山后山的石板岩，社员们你挣我抢开始了一场夏粮归仓的割麦劳动，天不亮出工，到晌午时分，镰刀擦擦响，汗水湿衣裳，肚皮紧贴着肚皮，饿的心发慌。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才正真懂得了小学课本学的那首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刻体会和含义。就要收工了，每个社员都要给自己整理好一背割好的麦子，返程送回场里。我赤着脚踩着滚烫的山间小路，背上背着沉重的麦捆，艰难地汗流浃背还要快速的往回跑，慢了脚烧的受不了。我和魏亮回到家里，时间已经过了晌午，我瘫软在炕上，她为我们做饭，两个人吃了足足一升白面。（因为当年夏粮丰收），是我一生中记忆吃的最饱也是最多的一次。

我和魏亮是在开春季节被父母另出，新立家门。一升米，一升玉米糁糁，一个小木柜，一面大锅。住的窑洞也是租赁樊家（樊老虎家每年13元），从此，过上了独立自主小生活。

随着夏粮的丰收，生产大队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副业，购买了一台加工米面的钢磨，用来给附近居民和社员加工粮食，收取每斤2分钱的加工费，做为生产大队的副业收入。磨房的地址在南门李福堂和石德梅原来家之间的门面房。当时我既是大队的会计，又是磨房的出纳。工作一丝不苟，不敢半点马虎。和我一起在磨房的有袁大高，王海源，刘建胜，他们都忠实吃苦能干，特别是王海源，力大无比，一麻袋玉米麦子，轻而易举抱起放下，启动柴油机时不用拧开减压阀就能摇动机器旋转，里里外外是磨房的一把好手。

磨房传来了不幸的消息

时值端午前后，磨房的生意红红火火，前来加工粮食的市民络绎不绝。轰鸣的柴油机声和钢磨滚动的声音突然戛然而止，汪涛的手被钢磨辊子砸了，不幸的消息在满大街不胫而走！左手被砸的血肉模糊，立即跑到附近的城关镇医院（现在的中医院）检查，做为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号啕大哭，央求医生把手指保留住，在他的苦苦哀求下，医生做了保守的治疗，把三个受伤的手指（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全部缝合暂时保留。

受伤的当天下午，生产队的领导张崇德亲自端来一脸盆白面，送到汪涛家中，进行了探望和安慰。当时的一盆白面也是相当不轻的礼物了，安慰算工伤先好好治疗。几天来，天天去医院换药打针，换药时，护士总是生硬把纱布用力猛扯，换一次药，生血糊糊直淌，眼泪珠珠直流，天天换药，天天如此，青霉素当时就算特别好的消炎药了，可是一个礼拜了，受伤严重的中指一直不见好转，伤口化脓感染。就这样天天去医院换药打针，快三个月了，还是没有好的迹象。妻子魏亮也是愁眉不展，她就从自家自留地里摘了一点红豆角角，送给了同院居住的在县医院上班的张智兰大夫婆姨家里，并把我的伤情告诉张智兰大夫，不料他很同情，并让第二天去县医院找他。

县医院当时在祁家湾的窑洞大院里，上面一排窑洞和西侧一排平房都是住院病房，下面的薄壳窑洞是医生治疗室和办公室。第二天我如约而至，张智兰大夫要来一瓶生理盐水，把我受伤的手指浸泡在药水里，等被包扎的纱布和伤口浸泡的柔软松弛时，他用镊子和剪刀把纱布小心翼翼地解开，把伤口里边的浓液全部粘净，把腐烂的旧肉一点一点用医用剪刀清理干净，然后敷上用消炎药浸泡好的纱布条，最后包扎好。三天后再去换药，炎症消了，伤口里生出了新的肉芽。不到一个星期，伤口奇迹般的痊愈了。我非常感激张智兰大夫的医术和高度负责的精神，不是他的出手相救，恐怕我的右手中指难以保留。还有一件事让我非常佩服，同年腊月，魏亮生罢女儿后整整四十五天产后身上出血不止，办法想尽都未凑效，无可奈何，又去向张智兰大夫求救，他只给开了一味中药，花了七分钱买了一包益母草，水煎服三顿，像神仙一般，像灵丹妙药一样，彻底治愈。从此，我对张智兰大夫佩服的五体投地，也对知识渊博人肃然起敬。

在经过疗伤以后的日子里，身体也渐渐恢复，我还在磨房，一切如故。转眼之间，已是秋收的季节，今年风调雨顺，迎来了难得的好收成。社员们喜气洋洋，庆贺劳动换来的丰收成果。我的自留地是在陈家洼的七星石，一块谁种都吃不上的石籽地，可是在我和魏亮的精心耕耘和付出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产丰收。平均一株玉米杆上结两穗一尺多长的玉米棒子，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庄家人就盼个好光景。今年的冬天，既获得了粮食的丰收，又喜得了女儿的降临，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1969年的冬天，气候异常寒冷，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肆无忌惮，横扫千里，人们忙于砍柴买炭，贮备过冬的物资。国际形势非常紧张，苏联修正主义在我边界蠢蠢欲动，城关镇由苏文礼镇长主持召开了下属各基层民兵连长紧急会议，一方面进行实弹射击练习，提高警惕，时刻准备对付来犯之敌，另外派我去县武装部组织的学习战场俄语蒙语喊话，做为一个民兵连长，大队团支部书记，我深感责任重大，紧绷战备弦，时刻跟党走，既要抓住农田基本建设，又要反修防修不松懈！

一九七零年的三月，春光明媚，阳光灿烂。社员们经过一个漫漫的冬天的休生养息，又在筹划着新的一年如何再夺丰年？

我被大队抽到常年基建队当队长，任务就是率领两个小队抽来的年轻女子和媳妇为主力，二十来个人，长年整地，修梯田，打坝。从张家沟的铁路壕到史家林坪，从郭家楼到西门坪，基建队的任务就是整地，修地，把一块块优质的平展展的高产田，奉献给大队，为集体经济的发展贡献我们的青春汗水，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描绘出更加美丽的规划蓝图。基建队的工作受到住队干部的有力支持，当时的城关镇党委书记杨如青就亲临现场，和青年基建队员一起劳动，挥汗如雨，无所顾忌。住队干部还有王进仁，曹富山，李万福等，他们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那中纯朴的鱼水般的干群关系真让人留恋。在那个苦干实干加巧干，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岁月里，那种为群众服务的公仆身份，不计名利，不计报酬的奉献精神，永远铭记在社员群众的心里。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的思维逻辑，价值取向都是非常朴素简单，吃饱穿暖就是最大的满足，看一场电影就是精神上的莫大享受。

时光如梭，光阴似箭。

两年的回乡劳动经历了突如其来的变故，遭遇了难以想象的打击，陷入了无法抗阻的困境。那种学生时代理想的美好生活之梦被现实的无情打的粉鬼扬碎！每一次不可预测的意外，丰富了人生的阅历，磨练了做人生意志。是未来人生道路的铺垫，是做人良知的基石。

八月的陕北，山山川川到处到处披上了绿色的绒装，绿油油的庄稼，在微风吹动下，犹如绿色的波浪，预示着又是一个丰收的好年景。向阳大队基建队的这帮“铁姑娘”们，满怀信心，用愚公移山的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出力流汗，为吃饱肚子的好光景苦干实干加油干，小车不倒只管推，起早贪黑，披星戴月。

一个在子长招工的消息像一股春风传遍全县各个公社。交通部第二公路工程局第三工程处在子长拟招106名符合条件的上山下乡的插队知青和回乡知青以及复原军人。由县上分配指标，各公社大队推荐，8月中旬确定人员政审体检，下旬出发。县上给城关公社一个名额，公社给了向阳大队。大队把这唯一一个名额通知我。我要去当工人的喜讯立刻在全队传开，连公社的苏文礼镇长也找我谈话，他不太想放我去，他觉得我是基层的骨干，同时也是培养基层干部的好苗子，征求我的意见。我的观点是毅然决然出去闯一闯，青海优厚待遇的诱惑，农民身份的改变，争一口气，当一个公家的人。

公元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六号，我随同一起录用的106名新工，乘坐去延安的包车，离别了家乡，告别了父母妻儿，开始了去青海茫崖的远途旅程。从此，成了一名光荣的工人，扬眉吐气，踏上了人生的又一个新生活的征程……

苍海一粟

2022年7月21日于瓦窑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