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二）

简单乐活

青年时期的数次过年，恐怕是历史上最特别的，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经历了。

随着时代的变迁，过年喜庆吉利的红，被革命的红海洋所取代，传统的年味逐年变淡。

1967年，我和另一个同班女生莉莉“大串联”，慕名来到所谓“一月风暴”的发源地——上海

我俩在上海呆的时间不长，却恰逢春节。同院系的老学员，上海师姐俞月娟那时回家探亲过年，热情邀请我俩去她家吃年夜饭。我俩傻乎乎的，不懂客气地应邀前往。来到一个老电影里见过的上海典型的弄堂。师姐家住在一栋小楼房的一层， 二楼和三楼的亭子间各住一家人家，年夜饭的矮桌就设在楼梯下的过道，楼上住家上上下下进出门户，自自然然地不断从饭桌旁走过。这种场景毫无家庭，私人空间可言，我和莉莉以前从未见过， 惊得我俩面面相觑，目瞪口呆。年夜饭品种繁多，非常丰盛，小盘子摆了满满一桌子。不同于北方的大盘海碗，每个盘子里的菜品非常精致漂亮，却只有一点点，不够全桌每人一筷子的量！具体菜品我不懂，现在几乎毫无印象了，只依稀记得有几片烧肉，甜甜的，几片藕片，也甜甜的。饭碗很小，很秀气。我俩注意到，米饭只有一小桶，估计全桌大人，孩子十来个，平均每人不到一小碗的量。我俩正值年少，身高体壮，饭量很大。虽然少不更事，听不懂上海方言，也能强烈感受到主人的热情，同时也表现出对艰难生活的哀叹和无奈。主人不知费了多少精神，集中了多少财力，（恐怕更难的是挤出微薄有限的票券。）才好准备出这样一桌盛宴，并慷慨邀请我们这样以前素未谋面的北方女汉子共进年夜饭！感动之下，我俩小心翼翼地用筷子尖夹一点菜，吃了一碗半米饭，好像还喝了汤——填缝儿，混个水饱。大师姐家的住房非常狭窄逼仄，大人和孩子的床连成一长条，之间用一个布帘隔开。后来看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时，我不禁又和师姐家的住房条件做对比，拥挤窄小，附近没有公厕，每天早上倒马桶……这就是当时众多的上海工人阶级的生存环境！当时工人阶级的名头响亮，地位颇高，但生存条件如此恶劣，令人震惊不已！

在沪那段时间，我俩也曾拜访了另一个上海师哥的家。师哥来自于干部家庭，家里宽敞明亮，有西式卫生间，木地板锃明瓦亮。据说原来是上海某资本家的住所。原住户哪去了？不得而知。

上海老弄堂。

全家共进餐的场景

后来我毕业后分配到湖北。接下来的几个春节，大都在军营里度过。1970年度过的第一个春节最革命化。在“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的口号下，春节被列为“破四旧”（即1966年夏提出的：破除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之列，不得放假，只能额外“调剂休息”半天，洗洗衣服，打扫卫生。好像食堂杀了猪，加了餐，略微改善了伙食？印象不深了。

但是春节这个“旧风俗习惯”的力量终究还是太强大了！接下来的几个春节部队还是放假了。每年我们部队已婚成家的老同志，都会邀请我们这些“单身汉”去赴家宴。令人十分感动，没齿不忘。有参谋长朱晓轩夫妇，科里的樊顺祥夫妇，郭斌榕夫妇，李显朝夫妇，郑秀通夫妇，郭寅发老科长，胡延年夫妇，张荷珍夫妇，还有其他科室单位的林正谦夫妇，李资辉夫妇，李和华……等等等等。我们在这些老同志家里享受过极其美味的湖北菜，我最爱吃的，终生难忘的几样家庭菜式是：红菜苔腊肉炒年糕，桂花汤圆糊米酒，粉蒸肉，珍珠圆子，糯米糍粑……

冬春湖北特有的红菜苔。据说林彪每年都要求专门空运最好的湖北红菜苔到他北京毛家湾的住所。

有人说，湖北唯一能打败热干面的就是这个桂花糊米酒。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