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掉“永固”锁

老兮头 9074603

一张55年前的照片-作者-1969年5月摄于上海 1971年，深秋。
班里又抽走几个知青去机务排“高就”——开拖拉机，还是那副该死的300度眼镜，使我与这样的好事绝了缘，只好老老实实地续我的农工班长履历。首批补充进来的是两个原籍北京的刑满释放人员，一个姓赵，50多岁，定性是坏分子，据说只是做过点不大的坏事；另一个姓袁，63岁，连里交代：此人曾是“一贯道”的道首，属“历史反革命”。他们都是那个年代的危险分子，因中苏边界形势吃紧，从地处前线的劳改农场被转移到33团的。
　　后背微驼的老袁头，通红的长脸布满皱纹，几乎埋没细小的眼睛，嘴边光溜溜没有一根胡子，一身黑棉袄棉裤，扎紧的两个裤口使肥大的棉裤突然收缩，整体造型古怪，像大号的东北老太。他把一个硕大的行李卷放到地上，在通往里屋的门边探头探脑，一副样板戏里典型的阶级敌人模样。
　　“班长，我住哪？”他小心翼翼地问。 作者家里拍的唯一的全家照-摄于1969年5月 我平生第一次被称为“长”，虽然那声音是从敌对分子的嘴里吐出来的，心里却甜丝丝的。在我们17连，连长、指导员都只是“老郭”、“老赵”，更何况职务最小的班长。我警惕的目光突然柔和起来，但一看到他那肥大丑陋的红鼻子和身上间歇挥发的酒气，又把眉头一皱，“装”了起来：
“那我得考虑考虑。”
　　老赵头的老婆在丈夫“新生”以后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老赵语），从北京来了北大荒，因而分了家属房。老袁头没有那福分，家小都固守北京，不肯相随，孤身一人，自然只能和我们为伍。那年代“反革命”的形象是最凶最恶的，纵然是“历史”，也仍然给人明火执仗的感觉。加上我满脑子的《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的句子，神经极为敏感。五班由于知青减少，宿舍被调到一栋草房中的一套小屋，前屋一铺大炕，可放5个铺位，还空着1位。我不知“一贯道”为何物，但身边躺着个“反革命”显然比当时大家经常声讨的“赫鲁晓夫”要可怕得多。夜深人静时万一……
　　老头也许看透了我的心思，爽快的说：“班长，我还是睡后屋吧，夜里也好给你们看着火，添添煤不是。” 辽宁-大连-星海公园-我们那批赴黑龙江的知青是1969年5月12日先从上海乘船到大连-转乘火车到虎林县迎春镇 所谓后屋，是套在前屋里边的的厨房，又黑又脏，堆着我们的箱子、杂物，加上一个砖砌的火炉和一堆煤，实在难以住人。冬天炉缝里一旦泄漏出煤气，老头这一百多斤就算永远留给北大荒了。
我犹豫地吐露出这种顾虑，可那老头却满不在乎：“没关系，今天班长您给个假，我收拾一下，准行。”
既如此，我求之不得。
下班后，当我再一次走进小屋，旧貌变新颜了：箱子被整齐地摆放到新钉的木架上，煤堆换成了一个煤桶，窗左侧搭了个板铺，铺与炉子间用小木方搭了个牌楼式的隔断，上面贴着白晃晃的报纸，中间一块旧布作“门”。掀开“门”只见老头盘腿靠墙，正打坐在铺中央，歪着脑袋打呼噜哩。看着小里屋的巨变，我感受到了老头极强的生存能力。
晚上，该熄灯了，我望着连接里外屋的门出神。它原来的作用是隔断煤灰和万一泄漏的煤气，现在似乎应另有一番作为。我悄悄地和身边的“铁头”（我上海五十五中学的同学朱铁军）商量：“为了安全，那门应该锁死。”
“铁头”显然也不想在可能的“阶级报复”中误了卿卿性命，连连称是，可随即他突然又哈哈大笑：“那老头夜里不能出来尿尿还不得憋死？”
　　“那好办，把尿桶让给他，咱们弟兄就直接推开门往外放吧！”
　　我话音未落，炕上4条汉子一起放肆地大笑起来。 作者（左1）在北大荒的大豆试验田里 从那天晚上起，从我的旧牛皮箱上挪用的“永固”牌挂锁就夜夜保卫着我们的安全。炕洞里的火也从此彻夜不熄，一直烧到天亮。

二
　　收获的季节秋冬相连，是北大荒农业的一大特色。进入12月份，天越来越冷。人工放倒的大豆被集成小堆，一排排地直连天际。在团里，我们17连当时还不是农业“主力”，没有配备康拜因（牵引式联合收割机）。团修理连为十七连“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6.18型”自走式康拜因只是上过一次报纸，从来没有像模像样地玩过一天活。脱谷全仗那台已有一大把年纪的大型脱粒机。因此，每当秋收，都要用履带式拖拉机牵引大爬犁装割下的大豆，在大田里营造若干个集中的脱粒点。
　　那是一个冷得教人无法忘记的夜晚，狂风怪叫着掀起地上的积雪漫天翻卷，雪粒射到脸上，连冻带打，像被传说中的“黑瞎子”带刺的长舌舔了皮肉，疼。天气预报说几日内还有更大的雪，为了使大豆田里那“一颗颗射向帝、修、反的子弹”不被大雪埋上、冻住，我们只好日夜奋战。那天，正是我们五班轮到夜班，大家坐在拖拉机牵引的木爬犁上，慢吞吞地向5号地进发。天实在太冷，还没等拖拉机爬上公路，我们9人一个个先后被冻下了爬犁。“步兵”蜷缩着身子，以头上戴的各式羊皮帽或狗皮帽顶着刀子一样的风，像败兵那样七零八落地拖着或者扛着杈子跟着拖拉机走着，老袁头则是一溜小跑，仍落在最后。 作者（居中）和17连的战友在图书室 这种天气干活不用鼓劲，谁都会“革命加拼命”，否则会有冻死的危险。一个通常要五六杈才能搬走的豆堆，现在两个人喊着“一、二、三”就翻上了爬犁。在拖拉机后灯的强光下，老袁头也奋力扛着叉着大豆杆的杈子，在大豆堆和爬犁间颤巍巍地迈着小步，走近了可以看到他狗皮帽子上厚厚的冰霜和满脸被冻出的眼泪和鼻涕。
爬犁上的豆堆越来越高，拖拉机喘着粗气在风雪中艰难地爬行。我感到往日“只要用力干活就会暖和”的经验主义失灵了，任你“拼命干革命”，严寒还是狞笑着撒下无数细密的尖刺，扎进每个人的骨头，直刺心里。
真是不到北大荒不知地球冷呵！
“大胖，你看！”铁头喊着我儿时的小名，实际上，此时我被补丁摞补丁的棉袄包裹的一身瘦骨，也在风雪中瑟瑟发抖。
顺着他的指向望去，只见爬犁旁边老袁头用尽力气举一杈大豆，没等他攒够上甩的劲，愤怒的风就把满杈的豆秆儿剥离得一干二净，老头举着空杈子在发愣。
“好几下都是这样，老头干不动了！”
　　“咱们都快受不了了，何况一个老头！”我走上前去大喊一声：“老袁头！”
　　“到！” 今日北大荒（网络照片） 灯光下，那张平日里完全靠酒精烧红的老脸几乎变白，冰霜下的一双老眼努力眨巴着不知所措。此时此刻，我突然奇怪地想起了我爷爷。老袁头63岁，快赶上我爷爷的年纪了，这副老相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原本应是个儿孙绕膝、安享天年的老人呵，却在北大荒冰天雪地、狂风肆虐的黑夜，和我们这群同样来自大城市的十七八岁的大孩子奇妙地结合。他显然已丧失了干这种活的能力，但不干活在这里是要被冻死的呵！历史上的罪责已经让他付出了代价，现在他作为我们一名广义的“俘虏”，是否应当给予“宽待”呢？我努力寻找着“宽待”的理由和方式。
“老袁头，你回去烧火吧！”我凑近他耳朵大声喊道。
烧火，是农工班的惯例。下班前两小时先派个人回去烧火炕、火墙，逢夜班则可提前到半夜吃了夜班饭就开始烧火。北大荒的寒冬，这是“待遇”啊，当然不该轮到老袁头这样的“敌对分子”享受。再说上班不到两小时就派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回去烧火，也是一种出格的安排。
“这……”老头大概以为听错了。
“去吧，回去把炕烧得热点，再给大家多烧点热水。”我和气地说。
“班长，这……这怕不合适吧？”他有点为难。
“看你这老头，这活你还能干得动吗？回去！回去！”风雪中我有点不耐烦，冲他挥了挥手。
　　“班长，你还是让别人回去吧，我……”
　　“混蛋，叫你回去你就回去，啰嗦个屁啊！”我狠狠地骂道。

2008年9月和原17连战友刘继维（左侧。时任黑龙江省人大常委、黑龙江省“台联”主席、省图书馆副馆长）在原团部（即854农场场部）

老头立即愣在这暴风雪的夜里，眼睛里又分泌出两颗老泪——这次好像不仅仅是冻的。看着他用肮脏的黑袄袖去抹，我爷爷弯腰驼背、拄着拐杖的影子又奇怪地和这老头在一起重迭，该死的鼻子阵阵发酸。记得两年前，在上海香港路外虹桥码头被“欢送”来北大荒时，几千父老和兄弟姐妹惊心动魄的合哭声中我都忍住的眼泪，此刻一下子涌了上来。北大荒如此严寒的冬夜啊，却在悄悄地调和当时严酷的阶级斗争，温热了我们被火红的年代几乎冻僵的人性。
　　老头自然是回去了。从那以后一直到我离开五班，凡遇风雪严寒，不管白班、夜班，老头干脆就被留在宿舍，逢恶劣气候“烧火”就成了他的“专利”，班里的人谁也不争、不抢。 作者夫妇（左侧）和刘继维夫妇（右侧）在原北大荒“建设兵团”33团17连（时称854农场17队） 除夕之夜，我们高高兴兴地从食堂领回了面粉和饺子馅，从小卖店买回两瓶“北大荒”。老头知道我们嫌他脏，很知趣地在黑屋子里哼着小调替我们烧着水。不知春节前刚拉回来的煤好，还是老头特别卖力，那炕和火墙滚烫滚烫，屁股下不垫东西根本坐不住。等饺子出锅时，我们4条汉子早已脱尽了衣服，光着膀子准备开吃。老头一手攥着1瓶酒，一手捧着塑料袋包装的花生米，来到前屋。
“这阵子班长和大伙挺照顾我的，我心里明白……”老头真是老小孩，一说话就动感情，又去擦他那昏花的老眼。“我心里很感激，总想谢谢大家，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这酒和花生米是老伴邮来的，大伙儿要是不嫌弃就放这儿。”
　　我眼睛一亮：“北京二锅头！”那花生米更是好几年未曾见得的稀罕之物啊，可我嘴上却毫无底气地说：“不用、不用，你自己留着吃吧”想着指导员在大会上批评知青和“劳改新生”一起喝酒的事，我有些犹豫。
　　“大伙儿要信不过我，我先喝一口。”老头说着就要咬瓶盖。老家伙以为我们怕他在酒中下毒不敢喝呢。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总部所在地-作者在知青纪念碑下 看着他的窘样，我突如其来地想表达某种不容置疑的信任，一把夺过酒瓶，朝老头嬉皮笑脸地说：“你老头的嘴真的这么喝上一口，我们可真不原意再喝了！”老头当然明白我的意思，尴尬地站在一边呵呵傻笑。
　　“弟兄们，喝！”然后，我指指后屋，友好地示意，“老头，你还是回你的屋里慢用吧。”
　　不知道是“二锅头”把我们灌迷糊了，还是老头真诚的举动彻底冲淡了我们的革命警惕性，那一晚我的那把永固牌挂锁居然没有就位，并且，此后再也没有上过岗。 作者夫妇在佳木斯市-松花江畔 1998年4月4日

2024年2月9日修改

（此文原载《昨日风雨路》，哈尔滨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被收入《上海文史资料选集》2006年第一期《上海儿女在黑龙江》，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后被作者收入散文随笔集《对人类文明的诚意》，红旗出版社2012年4月北京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