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泾浜英语 才是上海话

南北河

我们都知道，上海在1843年开埠之前，是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当时的上海县很小，人口也很少。后来的上海人，其实是外来的。那么，上海人到底是从哪来的？

答案是：80%的上海人，是从江苏、浙江两地来的。其中，宁波人最多，其次为绍兴人、苏州人、苏北人、安徽人、广东人，等等。

浦东川沙古镇

佛罗伦萨小镇

1948年上海总人口有498万，其中宁波人有100万，占比20%，也就是说在1948年，每10个上海人有2个宁波人。然而，这还不算，在过去这70多年来，又源源不断有宁波人迁入上海，所以一般认为，正宗的老上海人当中，大概有30%左右是宁波人或者宁波人的后代。这个毫不奇怪，它符合经济规律：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人们多数都是就近谋生的，80%的上海人来自于毗邻的浙江、江苏，和80%的香港人来自于广东省，和80%的湖南人来自江西省等等类似的现象，其实是同一个道理：经济规律使然。总之，上海人的祖先，80%是江浙两省的人，其中又以宁波人为最多。

松江醉白池

松江方塔园

事实上，不但上海人是外来的，就连“上海”这块地皮，也是比较新的。上海这块土地，在远古时代，原本是没有的。在6000年以前，上海只有今天的青浦、松江、金山这三个地区，基本成陆，注意：是“基本成陆”。也就是说，即使在6000年前，青浦、松江、金山这三块地皮，仍然有一部分，处于海水浸泡、半浸泡的滩涂状态。直到3000年以前，也就是我们的周朝时期，嘉定、闵行、奉贤这三个地区，也才逐渐基本形成陆地，注意是“逐渐基本形成陆地”，也就是说，即使在周朝时期，嘉定、闵行、奉贤这三块地皮，也仍有一部分处在滩涂状态。

法华镇

武康路

周朝的时候，宝山、长宁、普陀、静安、浦东、徐汇、虹口这些地方，还在海平面之下，也就是说，还是浅海，换句话说，如果你穿越时空，回到周朝的上海市中心，你会发现，这里其实是一片浅海。沧海桑田。上海市中心的这块土地，其实是在过去这2000到3000年间，逐步形成的。

那么，也许你会打破沙锅问到底：为什么会“逐步形成”呢？是什么推动了上海市区这片土地的形成呢？答案是：长江出海口淤泥的堆积。就是因为长江淤泥长年累月的堆积，把上海市中心的土地，“拱”了起来，是长江水的力量。可以清楚地说，没有长江，就没有上海。

上海建制

上海一些老人家，应该都还记得“一市三治”的说法。在清末民国时期，上海长期处于“一市三治”的状态，也就是说，在旧社会的上海，同时存在三个政府，它们是：

第一个政府：法租界，由法国殖民者统治，通行法国殖民者的法律，由法国巡捕房管理治安。

第二个政府：公共租界，由英国殖民者组织的“工部局”统治，通行英国殖民者制定的法律。

第三个政府：华界。也就是清政府“上海县”的辖区。

所以在清末和民国，上海其实是一个畸形的城市，它同时拥有三个政府，是个很复杂的系统。这就是为什么当年的上海，存在一些这三个政府都不愿意管的灰色地带，这些灰色地带，就产生了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黑帮势力。

五原路

高邮路

鲜为人知的是：正宗老上海人当中有一部分，是广东人的后代。虽然没有准确的统计，但是多方抽样数据显示，正宗老上海人祖籍广东的，应该在5%到9%之间。历史爱好者可能会很敏感地想起以下这些人：

阮玲玉：民国时期上海影星，籍贯广东香山（今中山市）。

刘丽川：清末时期上海小刀会起义领袖，也是广东香山人。

郑观应：晚清时期居住在上海的思想家，《盛世危言》的作者，也是广东香山人。

胡蝶：民国时期上海影星，籍贯广东鹤山，也是广东人。

那么，这就有趣了：广东离上海一千多公里，遥远得很呢，交通非常不方便啊，不符合经济规律啊，为什么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会有那么多的广东人和广东人后代呢？答案很有趣。

原来在鸦片战争之前，大清对外实施的是“一口通商”政策，也就是说，所有的外贸交易，都限定在广州，这就是为什么在鸦片战争之前，几乎所有的买办，都是广东人。

广富林遗址

泰晤士小镇

说到这里，顺带科普一下什么叫“买办”。买办就相当于今天外企里的中国籍经理。在鸦片战争之前，外国商人在广州聘用了大量懂英语的人，帮这些洋商购买物产、办理各项事务，所以，叫“买办”，也就是今天的外企员工。言归正传，鸦片战争之前，外贸限定在广州，洋商的买办，几乎清一色都是广东人，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开埠，洋商们认为：上海的贸易便利度，比广州高太多，于是，洋商如过江之鲫，纷纷迁徙到上海去了。

可是，洋商们多年合作的广东买办，彼此早已建立了信任，合作又愉快，割舍不下，于是，洋商们把这些广东买办，拖家带口的，带到上海来了，继续雇佣。

在开埠之初，上海的人口，主要是这三个地方来的人：宁波人、江苏人、广东人。安徽人那还是后来的。其中广东人当中，又以香山人最多。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开埠后，随大流从广东迁徙到上海谋生的广东人，并非个个都是买办，还顺带了许多生意人。例如小刀会首领刘丽川，广东香山人，他原本是做糖茶生意的，他是跟着洋商和广东买办的大潮，去的上海。此外，还有一些“十三行”的广东商人，也跟着去了上海，再者，还有一些潮州商人，他们也去了上海，而且还垄断了上海的当铺业。

史料显示，开埠头10年，上海已经有广东人8万，其中，香山籍的，就超过了2万。有趣的：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起义领袖刘丽川是广东香山人，而刘丽川的敌人：当时的上海道台，吴健彰，也是广东香山人。

吴健彰本人其实就是广东人移民上海的缩影。这人很有意思，他不是读书人出身，吴健彰早年在省城广州卖鸡，后来学了英语，给洋商当买办，上海开埠之后，吴健彰随大流，去上海做买办，此人在上海官瘾发作，花钱买了个“候补道员”，当时叫做“捐官”，然后，小刀会起义，刘丽川把这个吴健彰给逮了，关押起来，戏剧性的是，吴健彰越狱成功，搬来救兵，打败小刀会，杀了刘丽川。

静安寺

上海话是怎么形成的？

假设我们穿越时空，回到1842年的上海，和上海县的老百姓，讲上海话，人家其实基本上是听不懂的，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答案是：因为在1842年当时，根本就没有“上海话”这个东西。上海话，也是在上海开埠之后，在岁月的长河里，逐步形成的。鲜为人知的是，上海县在开埠之前，上海百姓讲松江话。

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大量的宁波人、苏州人涌入上海，彻底颠覆了上海的人口结构，几股移民同时到达一个地方，方言发生“杂交”现象，所以呢，上海本土的松江话，和宁波话、苏州话等江浙方言融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上海话。举个典型的例子，上海话的“阿拉”（我），其实就是来自于宁波话。

番禺路（邬达克故居）

番禺路（上生新所）

历史爱好者都听过一个叫“洋泾浜英语”的东西。所谓“洋泾浜英语”是个什么鬼呢？所谓“洋泾浜”，就是上海开埠初期的一条河，这条河在上海县城以北，曾经是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界河，后来这条河在1914年，被租界当局填平了，变成了路，就是今天的延安东路。

因为在清末时代，“洋泾浜”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界河，这里的洋人最多，和洋人打交道的上海人也最多。当时上海人从小也没学过英语，所以依照上海话的语法习惯，拼凑英语单词，生拼硬造出来的一种“上海式英语”，因为在“洋泾浜”附近讲得最多，所以带“洋泾浜英语”的上海话才是真正的“上海话”，很多上海俚语就是英语译音。比如：水门汀，司必令，斯迪克，法兰盘，华丝，考克。打开斯，翻司．塌招斯，搓拉三，等等太多老上海人已习惯运用“带洋泾浜英语的上海话”，“新上海人”学不好上海话，区别也就在这里。

举个例子，清末的上海人说：

Twenty four dollars one month, eat you, sleep you.

其实上海人想表达的是“24块钱一个月，吃你的住你的”，也就是“24元/月+包吃包住”的意思，但是从英国人听起来，好像是要吃他的肉、和他发生性关系。实在是令人哭笑不得。只不过当时的英国人也习惯了，能懂，能理解，也就算了，他们来中国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纠正上海人的英语，他们才懒得纠正你，也不较真。

嘉定古镇

千灯古镇

上海为什么叫上海？

事情是这样的：吴淞江有许多支流，古时支流叫“浦”。当时有“十八大浦”：小来浦、盘龙浦、朱市浦、松子浦、野奴浦、张整浦、许浦、鱼浦、上澳浦、丁湾浦、芦子浦、沪渎浦、钉钩浦、上海浦、下海浦、南及浦、江苎浦、烂泥浦。

其中，十八大浦里面的“上海浦”，就是后来“上海县”得名的渊源。再后来，上海县演变成大都市上海。

金泽古镇

新场古镇

英国殖民者为何瞅中上海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选择在上海这个地方，建设了租界，随着时光流逝，上海逐渐演变成了远东第一国际大都市。为什么英国人会瞅中上海呢？

上海是什么地方？答案是：长江出海口。整个长江流域的物产，都可以顺江而下，运到上海来，然后在上海滩集中交易，然后由英国人装船出海，运回英国，或者运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去贩卖，赚转手费。

英国人控制上海，就控制了中国物产最丰富的长江流域的商机。同理，英国人运来的货物，在上海转船，溯江而上，可以迅速地、经济地运达武汉、重庆、宜昌等一系列的内陆商业城市，非常便利。举两个具体的例子：

具体例子之一：清末时期，大清主要供出口的生丝，是产于浙江省湖州南浔镇附近的“辑里丝”，这里离上海显然更近（南浔到上海只有120公里），交通更方便，生丝从湖州南浔到上海，到达很快，节省运费、时间。

具体例子之二：当年英国人从大清采购茶叶，主要是采购浙江、安徽、江西等省的茶，这几个都是长江流域的省份，茶叶从水路运到上海，非常方便，比广州方便多了。

而以前那个外贸老中心广州，相比之下，实在是太太太太太不方便了，运输成本高昂，旷日持久，这就是为什么当年英国殖民者不惜发动战争，也要迫使大清废除“广州一口通商”的国策，因为它直接触犯了英国人的商业利益。通过一个小小的上海，洋人就可以挖掘大半个中国的物产、资源和财富。

这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初，英国人把上海建设成了远东第一大都市，而不是香港。在清末时代和民国时期，香港只是一个普通的城市，上海才是大都市，你回到1935年一看，香港是根本比不了上海的。英国人真正在乎的，是上海，而不是香港，英国人当年投资下注最多的地方，也不是香港，而是上海。

从1950年开始，英国人和其他西方人，在上海不受欢迎了，所以从那时开始，资本开始撤离上海，并逐渐集中到香港。所以，后来香港才逐渐取而代之了。

罗店宝山寺

七宝寺老街

那近代史上的上海租界，是怎么来的呢？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英国侨民可以居住在上海。当时的上海道台宫慕久，根据英国人的要求，商谈之后，把上海县黄浦江河滩上的一块地，划给英国人当租界。

当时，宫慕久和英国人签订的开辟上海租界的条约，名叫《上海租地章程》，签署于1845年。这份《上海租地章程》，有这样的文字：“……为晓谕事：前于大清道光二十二年奉到上谕内关：英人请求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许其通商贸易，并准各国商民人等挚眷居住事，准如所请，但租地架造，须由地方官宪与领事官体察地方民情，审慎议定，以期永久相安……”

可见，原来是道光皇帝要求宫慕久在安排英国人聚居上海的时候，要小心，不要闹出什么问题来，要求“永久相安”。道光皇帝“永久相安”四个字，说得轻轻松松，但是落到地方官的肩膀上，变成了沉甸甸的政治任务，当时宫慕久认为：把英国人和中国人隔开、互不往来，这样才能“永久相安”。也就是说，上海租界的出现，一方面源于英国殖民者的要求和压力，另一方面也跟清政府的颟顸无能，有很大的关系。

徐家汇源

上海的“徐汇区”，又叫“徐家汇”。这个地名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明朝著名的大学者徐光启，曾经在这个地方，建了农庄和别墅，住了下来，从事农业科学实验，而且，著书立说。

徐光启逝世之后，也是安葬在这里，他的后裔，也在此繁衍生息，再后来，后代多了起来，逐渐成了一个小镇，叫做“徐家厍”（念shè）。

加上这个地方是蒲肇河、肇嘉浜、法华浜3条河流汇合之处，所以有了“汇”字，所以呢，“徐家厍”逐渐喊成“徐家汇”。再后来，叫“徐家汇区”，简称“徐汇区”。

南翔古猗园

三种人涌入上海让上海失去上海的“腔调”

作者：bobzhou 于 2024-9-13 21:02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什么是上海人真正的“腔调”。

上海人讲规矩。西方的工业革命把工人组织起来了，人与人的合作是密集型的，没有严格的制度，工人就无法开展工作。在商业文明里，守规矩就是守法，与宗族、官僚的权力相比，他们更看重规矩，人人依法办事，权力自然就是没有用的，因此，上海人讲规矩，不拍马屁，他们更相信规矩和自己的能力。

上海人最平等。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生意场上，童叟无欺。上海人不会恃强凌弱，没有等级观念，住在同一个阁楼里，教书先生和码头工人同样会被人尊重，被人礼遇，否则，就是流氓，就是恶人。

上海人很守时。工业化把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庸。工厂三班制，上班的工人必须准点到车间接班，不然，机器就会空转。因此，工业化了的人会特别守时，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性格上的“文化自觉”。

上海人守信用。商业文明的灵魂是“信用”，“契约精神”是必备的素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商业文明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契约精神已经成了民间做人做事的“信用”，因此，上海人一般不会“吹牛，说大话”，那会让人看不起。上海人一般也不会轻易承诺，一旦承诺了，就一定会守信用，按规矩办事，即使是因为客观原因没有做成这件事，他也会给你一个解释。如果失信，他们会脸红。

上海人真精明。在商业文明里，精明不是小气，不过是精打细算，是一分一毫的进出，都必须有根有据，一定不能浪费。他们不肯吃亏，也不让你吃亏；因为你没吃亏，他就不会吃亏。做生意，上海人先计算对方的收益，你有利可图，我才能有所收益，这就是上海人真正的精明。

上海人太自律。因为讲规矩，守信用，就必须自律自强，任性散漫，放荡不羁，是对商业文明的破坏，也是对自己的伤害。上海人不想占别人的便宜，是因为不想让别人占自己的便宜。他们宁愿自己忍着，也不占你的便宜。客观上，形成了上海人做人做事的边界感，分寸感。自律，既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一种性格上的隐忍，大家都要守规矩。

上海人真正的“腔调”，是商业文明的产物，相对传统的农耕文明，有一定的进步性，包容性和先进性。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移民上海的外地人被这种强大的“海派文化”所浸染，所改造，逐渐变成了真正的上海人，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海派文化”，形成了上海人不同于其它地方的地域文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出去的中国人多了，进来的外国人也多了，中国人逐渐接受了西方的商业文明，开始理解上海人，羡慕上海人，学习上海人了，他们将上海的“海派文化”视为一种积极的，文明的，商业社会必须的先进文化。

遗憾的是，近些年来，上海人真正的“腔调”的群体性格，正在被吞噬，被异化，被湮没，上海“沦陷”了。

有人总结：有这样三种人涌入了大上海，影响了上海人的群体性格。

一是空降上海的外地领导，据悉，上海有十六个区，只有一个区的领导是上海人，他们的行政话语权，影响了上海人“海派文化”的群体性格。

二是暴富了的外地老板，他们来上海开公司，赚大钱，招收了大批员工，他们多是“老板意识”，少有平等、尊重、协商、相互依存的现代管理思想。

三是大学毕业留在上海的外地年轻人，为了赚钱，买房买车，立足上海，他们非常努力，非常勤奋，但是，他们的生存经验只是来自家乡父辈的阿谀奉承、委曲求全和人情世故，缺乏上海人法治、平等、独立、自我的现代理念。

仔细关注一下身边的人和事，确实发现，这个总结是比较准确的。

某个外地空降来的领导，习惯了抓政绩，看台账，要数字，甚至把辖区内的一家文化馆改成了菜市场。只要乌纱，不看事实。上海人说他：呒没腔调。

在上海，某老总听不懂上海话，认为在他面前说上海话，就是排外，明令禁止上海人在公司里说上海话。他拒绝上海文明，不如移民上海的前辈们，能够自觉融入上海，推进了上海文明的进步，自己也成了真正的上海人。上海人称这种人是：憨大（愚蠢）。

某君大学毕业，留在上海，当了领导，但他缺乏大上海的大格局，更不懂上海的商业文明，制定高指标、严要求打压员工，创造政绩，提高自己的威望。上海老领导建议：指标不要定得太高，让员工们跳一跳就能够得着，要给员工以希望，这样有利于提高积极性和自信心，但是，某君不听，为把员工压得喘不过气来而得意洋洋。这样的领导，上海人叫：拎不清。

某公司老总，父亲在老家县城当局长，他特别相信权力，以权压人，不讲规矩，随意加班加点，侵占员工的法定假日。人事任免以“熟人，听话”为标准，单位“内卷”十分严重，公司里人人自危，有工作能力，有客户资源的上海人，都走了。上海人称他：土皇帝，巴子。

上海新开的一家“咖啡店”，招收员工，明目张胆地规定不要上海人，网友分析，因为老板害怕上海人讲规矩，不听话，不会拍马屁，而外地的打工者听话，好管，这是什么思维逻辑？上海人说：打自己耳光。

这样的故事，发生在上海，而且正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