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大洲过春节（下）

烟雨樵夫

作者：王殊

历任苏皖边区教育厅编审室编审，华东野战军卫生部医学院教员，新华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记者，新华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分社记者，新华社国际部南亚组副组长，新华社驻巴基斯坦、几内亚、加纳、马里、古巴、联邦德国分社记者，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参赞、大使，《红旗杂志》总编辑，外交部副部长，驻奥地利大使兼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正文

南美洲春节匆匆溜过

我在南美的厄瓜多尔度过了1962年的春节，与其说是度过，还不如说匆匆从我身边溜过去了。

1961年底我从非洲回到北京后，总社要我立即参加由老前辈梅益同志率领的新闻代表团访问拉丁美洲。代表团要参加1962年1月1日在哈瓦那举行的古巴解放三周年纪念大会，并且进行一周的访问，然后再去智利和巴西。

我国记者协会鉴于当时拉美各国除了古巴以外同我国都没有外交关系，平常来往也不多，所以要我们多去几个国家。我们离北京前听到厄瓜多尔发生了军事政变，比较开明的阿罗塞门纳就任了总统，就用代表团名义发了一个电报给他，希望得到签证前去访问。

瓜亚基尔风光

我们刚刚到了哈瓦那，厄瓜多尔使馆就电话告知总统欢迎我们访问，要我们去办理签证。我们结束在古巴的访问后，在1月下旬乘飞机经过巴拿马到了厄瓜多尔最大的海港瓜亚基尔。

厄瓜多尔赤道纪念碑

我们到后很谨慎，也有些紧张。因为就在几个月前，我国青年代表团应邀前去访问，在机场就被警察扣留送进了监狱，经我代表团一再交涉，邀请单位也提出严重抗议并且要发动群众游行，警察第二天才把代表团放出来并驱逐出境。

我们拜访了一些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并且参观了市容和一些旅游景点。我们在瓜亚基尔住了三天，没有发生什么事，就在新华社当地的报导员罗曼的陪同下乘飞机去东北安第斯山高原上的首都基多，快到目的地时看到了安第斯山的一座活火山在夜空中一片火光冲天的壮观场面，令人惊叹不已。

我们在基多的宾馆吃过晚饭后，正在梅益同志的房间里商量这里的安排和拜会阿罗塞门纳总统的事，忽然有一个中年男子敲门进来，从口袋里拿出他的证件，说他是警察局的便衣警察，要检查我们的护照。我们说我们是应总统邀请前来访问的，而且有厄瓜多尔驻哈瓦那使馆发给的有效签证，在瓜亚基尔机场上已检验过了，如果他还有什么疑问，可直接同总统府联系。

他不听，一定要看我们每个人的护照。他拿了我们的护照后，说要到外面的电话间去请示警察局的领导。我们怕他把护照拿走了不还，我和另外一个同志也跟了他到电话间去。他打了好几个电话，最后说他的领导同意还给我们护照，连一声“抱歉”也没有说就走了。

当然，我们也很难弄清这件事是警察局有意制造的还是个别人的胡作非为。罗曼劝我们不必过于担心，但我们相约在基多的三天里要提高警惕，不给这些便衣警察任何借口。

第二天，总统秘书忽然来电话通知，总统不是在首都基多而改在瓜亚基尔接见我们，也没有说明原因。

当时在首都又盛传要发生军事政变，看来总统受到的压力很大，他能否接见更使我们的访问蒙上了阴影。我们第三天傍晚乘飞机回到了瓜亚基尔，令人高兴的是，总统按预定时间友好地接见了我们，对我们的来访表示欢迎，希望加强两国之间的接触和往来。

总统本来是个很健谈的人，但我们可以看出他这次谈话非常小心谨慎，不想谈实质性的问题。我们很理解他的处境，这次接见也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我们本来准备好的一些问题也没有提，一个多小时后就告辞出来。当天晚上我们就乘飞机去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上了飞机坐定之后，我们中有一个人说：“啊哟，春节过去了。”我们才想起前几天是春节。这些天来大家工作和思想都有些紧张，把春节忘得一干二净了。

三个“冒牌教授”西德过春节

1969年11月，新华社领导通知我在年底之前赶到西德首都波恩去，接替项前同志担任常驻记者，因为他在那里检查身体，发现患了癌症，要很快回国来开刀。几个月前，周总理要求新华社尽快恢复从“文革”开始以来记者都已回国参加“革命”、工作几乎完全停止的国外分社。

任德国大使期间的王殊

我知道领导要派我再去国外工作，但没有想到要去西德。当时两国还没有建交，我不懂德文，也不熟悉德国问题，困难是会很多的。我马上做各方面的准备，经过巴黎办好签证赶往一线。

我在维也纳工作了近6年，除了担任驻奥地利的大使外，还兼任我国驻联合国维也纳组织的大使，其中最重要的是国际原子能机构。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部大楼

这个近些年来显得越来越重要的机构是在1957年成立的，任务一是开展和平利用原子能，二是防止核扩散。第三世界希望大国帮助他们和平利用原子能，而美国的主要兴趣是在防止核扩散、保持核垄断的地位，因此内部争吵很多。

我国是在1984年6月参加该机构的，我担任了首任驻该机构的代表。回国后，部内要我担任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所长，从而开始了学者的生活。

我在多年担任驻外记者和驻外大使时，曾到过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等四大洲，没有去过大洋洲。研究所的工作主要是同北美、西欧和苏欧的关系，我想今后到大洋洲的机会可能很少，甚至没有了。

不料，我到研究所以后不久，我国参加了亚洲太平洋合作会议。这是一个由学者、工商业者和研究人员三方组成的非政府组织，参加的有本地区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台湾是作为地区参加的。参加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合作委员会，一般都设在本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所里，因此，我国的合作委员会也设在我主持的研究所。

会长是曾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外交家、著名国际问题评论员宦乡同志，副会长有多位各界代表人士，我也是其中之一。合作会议每次大会结束时选出一个主权国家作为下届轮值国，在大约一年半的大会期间召开两三次理事会，另外还有几个专门委员会。

过了两年多，正好由新西兰担任轮值国，因此我有三次机会去新西兰参加会议。当时去新西兰一般都经过澳大利亚或日本，所以我也去过两次澳大利亚。理事会一般开会两三天。

台湾的代表是辜振甫老先生，他的夫人是我国早期的著名学者、翻译家严复先生的孙女。辜振甫先生是著名的工商业家和学者，我在担任副会长期间，每年同他一起开会两三次。

1993年4月27日，首次会谈前，汪道涵（右）与辜振甫握手。

他是一位很和霭和很有礼貌的老先生，后来被推选为台湾海基会的会长，合作会议开会的事就由他的侄子辜廉松代替了。他作为海基会会长，同我方的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在新加坡和上海举行了汪辜会谈，达成了著名的“九二共识”。他还访问了北京，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接见。不幸，他和汪老都先后去世了。

惠灵顿市容

在1988年初，我到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参加理事会时，正好赶上了春节。新西兰位于南半球，我们的春节在那里正是盛夏。惠灵顿是个人口很少、生活安静的城市，同最大的海港城市奥克兰不一样。我们住的旅馆周围当时只有几家很小的中国饭店，老板是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来的华人，而且可能是由于新西兰盛产有名的牛羊肉，所以几乎家家门口都标明有涮羊肉火锅。

除夕晚上，我们穿了短袖衬衣到一个比较干净一些的小店去吃涮羊肉。开始时大家都觉得新西兰的羊肉很好，又白又肥又嫩，可是吃了一阵，感到味道不怎么样，比北京的涮羊肉差得多。我们中有一个人最早发现，说新西兰的羊肉一点羶味也没有。吃涮羊肉羶味太大当然不好吃，可是一点没有羶味也一样不好吃，没有什么羊肉的味道了。

我们虽然饱餐了一顿，仍感到很遗憾，吃得没有很过瘾。我们都知道，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生产的牛羊肉质量很好，只是没有羶味，以后再去那里只吃红烧羊肉，不再吃涮羊肉了。不过，这次吃没有羶味的涮羊肉火锅过春节，却常常记在我们的脑海里。至此，我五大洲也走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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