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齐：心中的俱乐部

绿皮火车

多年以前，沈报院落对面有一处建筑，简陋，陈旧，欢乐，至少我认为它欢乐，它的名字也有个“乐”，全称：沈阳日报俱乐部。多年后，我学会“俱乐部”的英文写法CLUB，也知道CLUB前面加NIGHT（夜晚），就叫“夜总会”。夜总会现在是中性词，当年给人的印象却是纸醉金迷，魔光谍影，爵士乐，高跟鞋。而俱乐部——我爸我妈单位的，则安全，可靠，充满让人放心的美好气息，外加一股淡淡的油漆味、尘土味。往地面掸水清扫时，尘土味浓了起来，让人想起洒水车经过的宽阔街道。

这个俱乐部给我的记忆首先是小人书。什么叫心花怒放？见到小人书铺了一桌子一地，心花就怒放。免费与否，忘记了，内部的书，内部的小孩儿，看一本也按行市收取一两分钱？想来不会。看管俱乐部大门的，是一位姓邱的鳏寡老人，嗓音严厉，不大讲情面，我们私下叫他：秋鸭梨。对不起了，邱大爷。听说他晚年就住在报社收发室里面的小屋，一直住到告别人生。

俱乐部还经常放电影，不对号入座，长长的木条椅，能容三四个人，椅背耷拉一块细长木板，支起来能当小桌，开会记录。我不关心记录，我关心支撑木板的三角形木块，感觉它像军人的手枪套。

看得最多的是苏联片，有一部《青年时代》，彩色的，一男一女，男的西装，女的布拉吉，互相认为，彼此可以亲如一人，于是接吻，地点在碧绿的田野。突然希特勒的飞机呜呜飞来，轰炸，扫射，幸福到此结束。变幻的光影中，报社职工和家属神态安详，目不暇接，不少小孩还傻乎乎地张着嘴，仿佛要把电影吃进肚子。大家丝毫不曾设想，有一头凶猛的“运动怪兽”，几年后也要扑上身来。

除夕夜尤为难忘，那是俱乐部一年里最好玩的时刻，因为有游艺晚会，有灯谜。报社读书人多，制谜和射覆的高手也多。印刷厂排字和校对的师傅，天天跟方块字打交道，猜起谜来，并不输于编辑记者。大家辛苦了一年，此时混在一起，其乐融融。

我和六七岁的弟弟刘嘉陵也挤在人群中，我们喜欢智慧，更喜欢奖品。眼见灯谜一条一条被人拿下，我们抢不上槽，干着急。幸亏我们有一个了不起的父亲，乐于充当我们的后盾。

父亲通常不去俱乐部，而是在家写稿，或者和母亲包饺子，听电子管的收音机。

那时没有电视，没有春晚，一些后来出了名的小品演员，还散落在辽宁的山区平原当小孩或者婴儿。

收音机主要播《白毛女》，回回过年播这个，又喜兴，又辛酸——

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哎哎哀哀，扎呀扎起来。

这时我，或者我弟，冒着寒风，穿过几条街，喘着粗气，哈着白汽，撞开家门，把默记在心的谜语报给父亲。父亲当时并不老，也就四十一二，头发密，胡茬硬，酒量好。但我们觉得，他已经比较老了，因此比较厉害，说出的答案，十拿九稳，剩下的一个，更稳。

比如：“岛”，打一国名。我爸说，“海地。”

“虹”，也打一国名。我爸说，“以色列。”

我爸纯正东北口音，管以色列叫：以“腮”（读第三声）列。腮就腮，无碍大局。我们跑回现场一说，果然正确，得奖！

奖品很奇特，是冻梨，花盖梨，秋子梨，冻得黑黢黢的，铁球般坚硬，可充作没羽箭张清之兵器。但我们视之若美味珍馐，票证年代，艰难时节，冻梨赛仙桃。揣回家，放凉水中“缓”，不久即可“缓”出亮晶晶的冰壳，壳中物已然酥软，酸甜。

九十年代客居纽约，有一位东北籍的国民党老兵，在华人报纸上写了篇文章，不说刀不说枪，单说家乡冻梨，娓娓的，幽幽的，说得我眼窝发热，真想找上门去，跟老人家交流一番。我们那时，猜中一个谜，奖励几只梨？记不得了，只记得自家盆内，一个挨一个，满是圆滚滚、滴溜溜的冰壳，灯光一晃，异彩纷呈。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的猜谜水平逐年提高，可惜他只教我们破解游戏中的谜语，没教我们破解人生的谜语。这个太难，他自己，他那时的无数成人，也都无力破解，大家轰轰烈烈，浑浑噩噩，大步流星，踉踉跄跄，从阳光明媚的谜面，走向雨暴风狂的谜底。那个让我度过幸福时光的俱乐部，一度贴满标语和大字报，成为让父亲低头低头再低头的场所。

今天，沈报俱乐部已被拆得无影无踪，曾经“俱”过的“乐”没地方去，丝丝缕缕，藏在心中。

（摘自《北京文学》杂志）